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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抗日战争中，我党秉持民族大义，结合根据地实际和抗日战争进程，在政治上注重与国民政府的友好合作，在军事上重视与国民党军队的密切配合，在精神上重视与国民党共同塑造民族丰碑，形成了民族统一战线；以多种形式突出抓好学生、民众和干部为主体的国防教育，不断激发广大军民的爱国情感；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情况下，与西方阵营达成必要的谅解和妥协，与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订立战略同盟及军事互助协定，通过有效的外交动员积极寻求抗战的国际支持；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了战争困难，通过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为支持长期抗战夯实了国防经济基础；重视搞好双拥工作，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拥军政策，搞好抗属的抚恤工作，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使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而形成了全民族抗击日寇的洪流，有效弥补了武器装备的缺陷，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国防动员；国防教育；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E26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2-0082-06
在伟大抗战这部波澜壮阔的宏篇史诗中，边区和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作为整个国防斗争的一部分，在抗击敌伪、争取战争胜利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之所以能够抗击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1]，不仅因为人民军队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不怕牺牲的优秀品质，还在于我党能够放手发动群众，主导了汪洋大海般的人民战争。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我党坚持一面进行国防斗争、一面加强国防建设、一面搞好国防动员，把根据地乃至国际国内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大限度地于聚焦于抗战之中，为最终战胜敌寇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一、重视国共合作，积极营造团结抗战的文化氛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铁蹄蹂躏我大好河山，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我党秉持民族大义，摒弃前嫌，极力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39年春，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两党同仇敌忾，两军共赴国难，共同抗击日寇，谱写了团结御侮的新篇章。
一是注重与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友好合作。1937年7月，我党在《抗战宣言》中指出，“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抵抗日寇侵略”！之后，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愿同国民党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8月25日，中共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1938年7月，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议上，我党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案》，强调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更加亲密团结”“更加友好合作”。1940年以前，延安追悼阵亡将士集会时，都把中华民国国旗和孙中山遗像悬挂于主席台中央，旁边为林森、蒋介石、毛泽东、朱德的肖像，努力营造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气氛[2]。
二是重视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密切配合。1937年8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最高会议，我党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出席，共谋抗战大计，确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打击日军，共产党军队在敌后牵制日军的军事斗争方针。从此，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在华北、华东、华中战场并肩战斗，痛击日寇。在忻口战役中，八路军出动1.9万人，115师在晋西北收复了多座县城，120师发动雁门关战役歼敌800余人，129师奇袭阳明堡机场击毁敌机24架，有力配合了16万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在太原保卫战中，阎锡山请周恩来出席作战会议，确定由周恩来和卫立煌一起在太原城内指挥战斗。太原失守后，卫部被日军围困，八路军115师阻击2 000余日军使其脱险。卫立煌盛赞八路军是“复兴民族最精锐之师”，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和彭德怀称“八路军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淞沪会战时，上海地区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发动上海各界组成战地服务团，给国民党军最有力地配合。台儿庄战役中，白崇禧、李宗仁基本上运用了周恩来提出的作战方针和斗争策略。徐州会战时，八路军、新四军牵制日军5个师团，中共苏鲁豫皖特委还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支前工作。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两次指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在历次重大战役上，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与我军敌后战场形成相互牵制之势，对日军形成了战略反包围，有力改变了正面战场的不利局面。
三是重视共同塑造民族丰碑。为铭记革命先烈，塑造民族丰碑，坚定抗敌意志，激发抗战精神，抗战期间，我党不仅隆重举行了“追悼左权将军等抗日阵亡将士大会”“彭雪枫将军追悼大会”，而且在延安举行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暨追悼抗日战争阵亡将士大会”“抗战一周年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缅怀在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国共将士。在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李桂丹等国民党将领为国捐躯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他们致敬，英烈的感人事迹在根据地广为传诵。国民党著名将领张自忠、戴安澜、王铭章等将军殉国后，毛泽东等人专门题写了挽联，并派代表参加了国民政府的公祭仪式。据统计，抗战时期，我党先后21次开展向国民党英模致敬学习和纪念活动，而国民政府也先后50余次通令嘉奖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英雄事迹。
二、加强国防教育，不断激发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
抗战时期，我党始终把国防教育作为一项经常性的思想工作抓好落实，为振奋广大军民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民族精神，争取抗战全面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要做好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所谓教育上的国防准备，就是国防教育。1938年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强调“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把“创造与发展了国防教育的模范”作为重要经验进行总结，会议还通过《发展国防教育，提高大众文化，加强抗战力量案》，推举成仿吾、徐特立等29人组成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届执委会[3]184。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确定了 “以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教育儿童，培养中华民族优秀的后代；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人民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实行干部教育，培养抗战人材”的教育方针，从此，边区群众性的国防教育活动在干部教育、民众教育和儿童教育中轰轰烈烈地展开。 一是搞好学生教育，以民族精神培养新后代。在学校教育上，我党主要通过改进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教授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内容，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1938年3月6日，边区教育厅要求各根据地小学实行军事化管理，增加队列、射击、战略战术等学习内容，教导学生学会游击战法，对少年儿童进行 “五不”教育，提高防奸自卫意识，并将课程的重点放在统一抗战的政治教育上。陕北公学还成立国防教育研究会，增设国防教育系，负责培养中小学国防教育师资力量，陕甘宁边区2/3的小学教师参加了国防教育研究班和课程班。到1944年，边区的6所高等学校、5所师范学校、6所职业学校、752所普通小学和55所完小，都实行了“学习与抗日、建设相结合，教育与政治、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强化了学生的国防意识和斗争能力[4]。
二是开展民众教育，提高群众民族觉悟与政治水平。毛泽东指出，边区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向人民进行抗战政治动员，把抗日战争的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使每个士兵、每名群众都明白为什么要抗日，如何才能取得抗战胜利。抗战初期，由于政治动员不够深入，民众的爱国热情没能充分激发，无法形成全民族抗击日寇的洪流。只有动员全国百姓，才能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有效弥补武器的缺陷，克服一切战争困难。为此，毛泽东反复强调“动员群众要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而且一次不够，必须经常动员”。从1938年开始，边区广泛开展了各种补习学校，通过识字组、戏剧、歌咏、体育和创办通俗报纸等形式普及国防教育。1940年1月，各根据地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军民誓约”运动，各游击队、义勇军、自卫队和人民群众一起，边生产、边打仗、边学习，进行抗战动员，传授抗敌技能，随时随地对群众进行国防教育[5]。我党还注重用革命文艺作品教育激励群众。1937年8月，作家丁玲、吴奚如和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等在延安成立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抗日前线采访，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各根据地纷纷成立剧协分会，广大文艺界人士以音乐为武器，通过文艺作品激发抗战热情。《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胜利进行曲》等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以激昂的节奏擂响了奋进救亡的鼓点，成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的精神粮食和内在动力[6]167。
三是重视干部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抗日干部。在创设干部学校上，重点发展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大学等抗战干部摇篮。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著称的抗日军政大学成为全国人民心中的抗战堡垒和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熔炉。到1938年底，有1.5万名爱国青年进入抗大学习。之后，中共中央把抗大分散到各抗日根据地办学，把国防教育课堂搬进了民族自卫战争的最前线。国防教育还在边区普通学校深入推进。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创立，确定了“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的教育宗旨，广泛传授抗战理论知识、民众运动和文化工作业务知识。为提高教育质量，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五所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设立国防教育科，领导学校国防教育工作。赖传珠、罗炳辉、陈伯钧等同志既是学员，也是军事教员，在从延安到延长200多里的野战课堂上，亲自教授进攻、防御、侦察等课程，使培养的干部既懂政治和经济，又懂军事。
深入持久的国防教育，使根据地人才济济。据统计，抗日军政大学及12个分校，共培养10余万名干部；陕北公学从1937年成立到1939年合并于延安大学前，共培养1万多名干部；边区中学、师范学院先后培养了5 000多名干部[6]88。新四军创办的各教导队，也培养了5 000余名干部。同时，良好的国防教育，也使广大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热情高涨。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只有4.5万多人，新四军仅1.03万人。1940年年底，除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外，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展到50万人。到抗战结束，我军已发展到127万人，民兵260多万人。
三、注重外交动员，积极寻求抗战的国际支持
我党的抗战外交舆论工作在摸索中前进，经历了从反对欧美一切帝国主义到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抗战初期，由于理论上不成熟，我党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的决议》中指出，“欧美国家与日本一样，在侵略本性方面是一致的，应积极揭露其丑恶行径，给各帝国主义国家以沉重打击”。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错误领导，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重新评估国际形势，提出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和国家，组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强调“要与一切反日的国家、党派和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订立同盟关系”。后来又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订立战略同盟及抗日军事互助协定。1936年7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阐明了我党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指出日本不仅威胁中国，也威胁世界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爱好和平国家的共同敌人。
芦沟桥事变后，尽管日本与欧美等主要帝国的矛盾没有完全激化，但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改变了东亚地区的政治力量对比，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不仅联合意识形态一致的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也注重重新审视与欧美等国的关系，努力促成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联合。1944年7月至1945年6月，我党邀请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参观访问，使美国政府了解了根据地的真实情况，认识到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作用，使中国抗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尊重。
我党始终把与苏联的外交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积极寻求苏联的抗战支援。苏联不仅为我党培养了大批干部，还从经济上支持我党的抗日战争。为维护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苏联虽未公开援助人民军队的武器，但始终没有停止对根据地的武器支援。1937年12月21日，5辆满载苏联物资的军车，经新疆国际公路和国际航线运抵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2月16日，又向根据地支援了16车武器。之后，王稼祥还从莫斯科带回30万美元的抗战经费[7]。1940年1月，经我党、苏联以及新疆军阀盛世才私下商讨，运送36辆卡车军火到延安[8]。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斯大林两次提出支援根据地武器，请求八路军到外蒙边境牵制日军，并提供两个师的新式武器。但为维护全国统一战线，毛泽东拒绝了该提议[9]。 在我党的外交努力下，一批批国际主义战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参加抗战。先后有16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记者、医生、科技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来到延安，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以生命代价为中国抗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发展国防经济，努力打牢抗战的物质基础
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我党不仅创造了政治、军事奇迹，在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也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国防生产，充实抗战力量，参加战时生产，供给战争，改善人民生活”。1939年1月，毛泽东发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要求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开展大生产运动 ，以“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建立国防经济基础，支持长期抗战”。
边区大生产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1938年至1940年为休养民力，保障自给阶段，机关、学校掀起了农业生产热潮。1941年至1942年是渡过难关，争取自给阶段。1941年，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解放区陷入了无粮吃、无衣穿、无经费的困境，大生产运动由农业向工商业拓展。到1942年，军队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商业收入占自给总收入的68%。从1943年开始，是实现丰衣足食，建设革命家园阶段。在伙食方面，保证每人每月2.5斤肉，每人每天1斤蔬菜，6到7钱食用油；在日常用品方面，衣食住行物品能够按标准供给，实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10]。
1938年，边区留守兵团“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分别到槐树庄、张村驿、大风川、小风川、豹子湾等地军垦屯田。1939年10月，党中央把在晋西北抗日前线的359旅调回陕北保卫党中央，朱德总司令为359旅选择了南泥湾这个“屯田”及防务区。从1940年3月起，359旅开始了垦荒、种田、养猪等农副业生产活动，兴办了制鞋、纺织、木工、造纸、肥皂等工厂。到1943年底，该旅在南泥湾开荒种地26万亩，每年产粮3.5万石，棉花5万斤，蔬菜590余万斤，养猪5 000余头，牛800余头，羊8 000余只，创造了在贫瘠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的奇迹[11]。各抗日根据地以359旅为榜样，一面战斗，一面生产。1943年，晋绥、北岳、太行、太岳、胶东和皖中等6个根据地，扩大耕地600余万亩，生产的粮食能自给3个月，蔬菜能供应全年。
大生产运动还在广大学校和群众中轰轰烈烈地展开。延安大学成立生产委员会，建立了缝衣、制鞋、牙刷、焊工、木工和纺织工厂，开辟了农场和菜园，组织学生饲养家禽家畜。为提高生产效益，根据地还注重发挥不同人员的劳动能力，开展生产劳动互助活动和生产竞赛活动，把多个自然村农户的全部人力、畜力组织起来，组建各种形式的变工队和扎工队，进行互助合作，先后涌现了450余个生产模范村、模范乡和1 270余名劳动模范[12]。
在重点发展农业的同时，边区的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也十分活跃。先后建立了2 个炼油厂、11个造纸厂、2个肥皂厂、12个被服厂、8个工具厂、4个印刷厂、3个陶瓷厂、23个纺织厂等77个公营工厂，职工达12 000余人。另外，私营工业也有一定发展，组建了50家私营纺织厂、48家私营造纸厂、12家煤炭和盐业公司[13]。到1943年，边区的棉纱、布、铁、纸及其他日用品基本能够自给。边区还举办了30余次农业展览会、工业展览会，进行土产输出，换取必需品输入[3]88，69。光华商店、盐业公司、南昌公司、土产公司、永昌公司等商业网点遍布城乡业，方便了军民的生产生活。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城乡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1940年以后，根据地克服了种种灾荒，度过了艰难岁月，为广大军民打击日寇、抗击伪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五、搞好双拥工作，为打赢战争注入精神动力
我党抗战时期的双拥工作主要体现在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和搞好抗属的抚恤工作上。为服务抗战斗争，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拥军政策，广泛开展双拥活动，使抗日将士免除了后顾之忧，稳定了军心，推动了抗战深入持久地进行。
1941年冬，毛泽东召集肖劲光、莫文骅等留守兵团的领导，座谈军政军民关系问题。在1942年开展的整风运动中，我党把双拥工作作为重要议题，检讨了军政军民关系上存在的问题。1943年1月，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分别作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同时公布了《拥军公约》和《拥政爱民公约》等12项规定，并修订了《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调整军政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抗属离婚处理办法》等法规。春节前夕，军地双方发出《开展拥军运动月的工作指示》和《关于拥政爱民月的工作指示》，通过相互加强走访慰问，增进感情[14]208，264。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同志率先垂范，给当地人民拜年，给老人祝寿，与老百姓一同饮酒猜拳，看戏娱乐，谈心交心，亲如一家。边区政府领导还亲自给抗属送年货，打扫院子，使抗日军人家属深受感动。部队也给群众送贺年卡，组织秧歌队、腰鼓队和宣传队，到党政机关和群众中进行表演和宣传，教唱《拥政爱民歌》和《拥军歌》。边区每个城镇和乡村都捐献现金、物品劳军，延安、绥德、庆阳等城市的商人还举行了拥军义卖，各地都举行了春节拥军会议和军民联欢会，老百姓把好面、好肉、好菜置办成美食佳肴款待军人，请部队的同志到家里做客。1941年入冬，边区界牌乡万镇公所动员120名妇女，给驻军缝制棉衣1 500套，延川县的妇女赶制了2 600多双鞋慰劳留守部队[14]201-202。
边区政府还把总政治部编写的《八路军英雄和模范》《留守兵团英雄和模范》《战斗在晋西北的英雄们》《战斗在冀中平原的英雄们》《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等书发到各乡镇，广泛宣传人民军队的英雄事迹。赵一曼、杨靖宇、左权、彭雪枫、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刘老庄八十二烈士、马本斋等民族英雄以及民兵英雄爆炸大王李勇、神枪手李殿冰，少年英雄王璞、温三郁，人民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李杏阁等平民英雄的事迹家喻户晓，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抗战将士的拥戴之情。 1941年8月以后，边区双拥运动的成功经验向各抗日根据地推广和普及，从根本上改善了军政军民关系，使军政军民团结得到空前巩固和加强，形成了军民一致、万众一心克服困难，服务抗战的巨大力量，激发了广大群众支前抗战的积极性，有的送儿郎参军，有的捐钱捐物，有的加入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递送情报，救护伤员，转运物资。
我党还注重把对军烈属的抚恤工作作为一件经常性的抗战动员工作抓好落实，坚持物质救济与精神鼓励并重，在生活上想方设法地解决困难，确保抗属生活不低于一般群众；在政治上积极提升社会地位，使抗属得到应有的尊重。如《陕甘宁边区优待抗属工作细则》特别规定，“人民代表会议应分配烈属相应名额，在公开活动场合，烈属坐前排”[15]。
1937年，陕甘宁特区政府颁布《抗日军人优待条例》，明确了抗日军人的各种待遇：公家发给费用乘坐轮船、火车、汽车；子弟读书免纳一切费用；公家供给伤病休养费用；本人及家属免纳一切捐税；家属居住的公房免纳租金[16]238。同时规定了抗日军人的安置问题：“服务5年以上，年满45岁者可退职休养，公家补助其终身生活；本人不愿退伍，应得特殊优待，民政厅发给特别优待证书。”“抗日军人因战争受伤残废得入残废院休养，一切生活费用由政府供给；不愿居残废院者按年发给终身抚恤费。”1940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抚恤暂行办法》规定：“阵亡或在战争中病故者，暂发给其直系亲属抚恤金20元。因革命致残者，一等残废每年发给抚恤金30元，二等每年20元，三等每年12元。”[17]
除以法规政策规范优抚工作外，边区政府还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搞好抚恤工作。1941年春节前夕，边区政府压缩开支，挤出62 000多元，对延安附近的抗属进行了慰问。绥德地区的群众自愿捐米116石，钱4 400多元，专门用于支援无力生活的抗属，并经常帮助抗属砍柴、背炭、磨面。[18]
在生产上帮助抗属代耕代收是边区群众参加最多的拥军活动。1941年3月5日，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在给各县的指示信中指出，代耕是优抚工作最中心的方式，要求代耕队按时耕种、收割，务使代耕地收获量不低于一般耕地，抗属生活不低于一般群众[16]238。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各阶层群众纷纷自愿组成代耕小组、代耕分队、代耕总队，用各种方式为抗属服务。到1943年，边区所属的21个县中，抗属13 114户，各级代耕组织代耕地46 418户，收获代耕粮7 574石[19]。
边区政府的优待和尊重，边区群众的帮助和照顾，深深感动了广大抗属，他们不仅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在前线的家人奋勇杀敌，而且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使边区一度出现了征兵热。1941年2月边区下达征兵通知仅半月，就提前完成了3 500名新兵的征集任务[1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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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毫〕
[关键词]国防动员；国防教育；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E26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2-0082-06
在伟大抗战这部波澜壮阔的宏篇史诗中，边区和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作为整个国防斗争的一部分，在抗击敌伪、争取战争胜利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之所以能够抗击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1]，不仅因为人民军队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不怕牺牲的优秀品质，还在于我党能够放手发动群众，主导了汪洋大海般的人民战争。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我党坚持一面进行国防斗争、一面加强国防建设、一面搞好国防动员，把根据地乃至国际国内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大限度地于聚焦于抗战之中，为最终战胜敌寇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一、重视国共合作，积极营造团结抗战的文化氛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铁蹄蹂躏我大好河山，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我党秉持民族大义，摒弃前嫌，极力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39年春，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两党同仇敌忾，两军共赴国难，共同抗击日寇，谱写了团结御侮的新篇章。
一是注重与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友好合作。1937年7月，我党在《抗战宣言》中指出，“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抵抗日寇侵略”！之后，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愿同国民党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8月25日，中共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1938年7月，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议上，我党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案》，强调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更加亲密团结”“更加友好合作”。1940年以前，延安追悼阵亡将士集会时，都把中华民国国旗和孙中山遗像悬挂于主席台中央，旁边为林森、蒋介石、毛泽东、朱德的肖像，努力营造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气氛[2]。
二是重视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密切配合。1937年8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最高会议，我党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出席，共谋抗战大计，确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打击日军，共产党军队在敌后牵制日军的军事斗争方针。从此，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在华北、华东、华中战场并肩战斗，痛击日寇。在忻口战役中，八路军出动1.9万人，115师在晋西北收复了多座县城，120师发动雁门关战役歼敌800余人，129师奇袭阳明堡机场击毁敌机24架，有力配合了16万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在太原保卫战中，阎锡山请周恩来出席作战会议，确定由周恩来和卫立煌一起在太原城内指挥战斗。太原失守后，卫部被日军围困，八路军115师阻击2 000余日军使其脱险。卫立煌盛赞八路军是“复兴民族最精锐之师”，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和彭德怀称“八路军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淞沪会战时，上海地区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发动上海各界组成战地服务团，给国民党军最有力地配合。台儿庄战役中，白崇禧、李宗仁基本上运用了周恩来提出的作战方针和斗争策略。徐州会战时，八路军、新四军牵制日军5个师团，中共苏鲁豫皖特委还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支前工作。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两次指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在历次重大战役上，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与我军敌后战场形成相互牵制之势，对日军形成了战略反包围，有力改变了正面战场的不利局面。
三是重视共同塑造民族丰碑。为铭记革命先烈，塑造民族丰碑，坚定抗敌意志，激发抗战精神，抗战期间，我党不仅隆重举行了“追悼左权将军等抗日阵亡将士大会”“彭雪枫将军追悼大会”，而且在延安举行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暨追悼抗日战争阵亡将士大会”“抗战一周年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缅怀在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国共将士。在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李桂丹等国民党将领为国捐躯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他们致敬，英烈的感人事迹在根据地广为传诵。国民党著名将领张自忠、戴安澜、王铭章等将军殉国后，毛泽东等人专门题写了挽联，并派代表参加了国民政府的公祭仪式。据统计，抗战时期，我党先后21次开展向国民党英模致敬学习和纪念活动，而国民政府也先后50余次通令嘉奖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英雄事迹。
二、加强国防教育，不断激发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
抗战时期，我党始终把国防教育作为一项经常性的思想工作抓好落实，为振奋广大军民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民族精神，争取抗战全面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要做好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所谓教育上的国防准备，就是国防教育。1938年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强调“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把“创造与发展了国防教育的模范”作为重要经验进行总结，会议还通过《发展国防教育，提高大众文化，加强抗战力量案》，推举成仿吾、徐特立等29人组成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届执委会[3]184。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确定了 “以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教育儿童，培养中华民族优秀的后代；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人民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实行干部教育，培养抗战人材”的教育方针，从此，边区群众性的国防教育活动在干部教育、民众教育和儿童教育中轰轰烈烈地展开。 一是搞好学生教育，以民族精神培养新后代。在学校教育上，我党主要通过改进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教授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内容，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1938年3月6日，边区教育厅要求各根据地小学实行军事化管理，增加队列、射击、战略战术等学习内容，教导学生学会游击战法，对少年儿童进行 “五不”教育，提高防奸自卫意识，并将课程的重点放在统一抗战的政治教育上。陕北公学还成立国防教育研究会，增设国防教育系，负责培养中小学国防教育师资力量，陕甘宁边区2/3的小学教师参加了国防教育研究班和课程班。到1944年，边区的6所高等学校、5所师范学校、6所职业学校、752所普通小学和55所完小，都实行了“学习与抗日、建设相结合，教育与政治、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强化了学生的国防意识和斗争能力[4]。
二是开展民众教育，提高群众民族觉悟与政治水平。毛泽东指出，边区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向人民进行抗战政治动员，把抗日战争的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使每个士兵、每名群众都明白为什么要抗日，如何才能取得抗战胜利。抗战初期，由于政治动员不够深入，民众的爱国热情没能充分激发，无法形成全民族抗击日寇的洪流。只有动员全国百姓，才能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有效弥补武器的缺陷，克服一切战争困难。为此，毛泽东反复强调“动员群众要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而且一次不够，必须经常动员”。从1938年开始，边区广泛开展了各种补习学校，通过识字组、戏剧、歌咏、体育和创办通俗报纸等形式普及国防教育。1940年1月，各根据地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军民誓约”运动，各游击队、义勇军、自卫队和人民群众一起，边生产、边打仗、边学习，进行抗战动员，传授抗敌技能，随时随地对群众进行国防教育[5]。我党还注重用革命文艺作品教育激励群众。1937年8月，作家丁玲、吴奚如和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等在延安成立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抗日前线采访，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各根据地纷纷成立剧协分会，广大文艺界人士以音乐为武器，通过文艺作品激发抗战热情。《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胜利进行曲》等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以激昂的节奏擂响了奋进救亡的鼓点，成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的精神粮食和内在动力[6]167。
三是重视干部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抗日干部。在创设干部学校上，重点发展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大学等抗战干部摇篮。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著称的抗日军政大学成为全国人民心中的抗战堡垒和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熔炉。到1938年底，有1.5万名爱国青年进入抗大学习。之后，中共中央把抗大分散到各抗日根据地办学，把国防教育课堂搬进了民族自卫战争的最前线。国防教育还在边区普通学校深入推进。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创立，确定了“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的教育宗旨，广泛传授抗战理论知识、民众运动和文化工作业务知识。为提高教育质量，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五所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设立国防教育科，领导学校国防教育工作。赖传珠、罗炳辉、陈伯钧等同志既是学员，也是军事教员，在从延安到延长200多里的野战课堂上，亲自教授进攻、防御、侦察等课程，使培养的干部既懂政治和经济，又懂军事。
深入持久的国防教育，使根据地人才济济。据统计，抗日军政大学及12个分校，共培养10余万名干部；陕北公学从1937年成立到1939年合并于延安大学前，共培养1万多名干部；边区中学、师范学院先后培养了5 000多名干部[6]88。新四军创办的各教导队，也培养了5 000余名干部。同时，良好的国防教育，也使广大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热情高涨。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只有4.5万多人，新四军仅1.03万人。1940年年底，除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外，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展到50万人。到抗战结束，我军已发展到127万人，民兵260多万人。
三、注重外交动员，积极寻求抗战的国际支持
我党的抗战外交舆论工作在摸索中前进，经历了从反对欧美一切帝国主义到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抗战初期，由于理论上不成熟，我党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的决议》中指出，“欧美国家与日本一样，在侵略本性方面是一致的，应积极揭露其丑恶行径，给各帝国主义国家以沉重打击”。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错误领导，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重新评估国际形势，提出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和国家，组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强调“要与一切反日的国家、党派和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订立同盟关系”。后来又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订立战略同盟及抗日军事互助协定。1936年7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阐明了我党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指出日本不仅威胁中国，也威胁世界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爱好和平国家的共同敌人。
芦沟桥事变后，尽管日本与欧美等主要帝国的矛盾没有完全激化，但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改变了东亚地区的政治力量对比，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不仅联合意识形态一致的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也注重重新审视与欧美等国的关系，努力促成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联合。1944年7月至1945年6月，我党邀请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参观访问，使美国政府了解了根据地的真实情况，认识到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作用，使中国抗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尊重。
我党始终把与苏联的外交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积极寻求苏联的抗战支援。苏联不仅为我党培养了大批干部，还从经济上支持我党的抗日战争。为维护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苏联虽未公开援助人民军队的武器，但始终没有停止对根据地的武器支援。1937年12月21日，5辆满载苏联物资的军车，经新疆国际公路和国际航线运抵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2月16日，又向根据地支援了16车武器。之后，王稼祥还从莫斯科带回30万美元的抗战经费[7]。1940年1月，经我党、苏联以及新疆军阀盛世才私下商讨，运送36辆卡车军火到延安[8]。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斯大林两次提出支援根据地武器，请求八路军到外蒙边境牵制日军，并提供两个师的新式武器。但为维护全国统一战线，毛泽东拒绝了该提议[9]。 在我党的外交努力下，一批批国际主义战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参加抗战。先后有16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记者、医生、科技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来到延安，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以生命代价为中国抗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发展国防经济，努力打牢抗战的物质基础
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我党不仅创造了政治、军事奇迹，在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也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国防生产，充实抗战力量，参加战时生产，供给战争，改善人民生活”。1939年1月，毛泽东发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要求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开展大生产运动 ，以“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建立国防经济基础，支持长期抗战”。
边区大生产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1938年至1940年为休养民力，保障自给阶段，机关、学校掀起了农业生产热潮。1941年至1942年是渡过难关，争取自给阶段。1941年，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解放区陷入了无粮吃、无衣穿、无经费的困境，大生产运动由农业向工商业拓展。到1942年，军队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商业收入占自给总收入的68%。从1943年开始，是实现丰衣足食，建设革命家园阶段。在伙食方面，保证每人每月2.5斤肉，每人每天1斤蔬菜，6到7钱食用油；在日常用品方面，衣食住行物品能够按标准供给，实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10]。
1938年，边区留守兵团“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分别到槐树庄、张村驿、大风川、小风川、豹子湾等地军垦屯田。1939年10月，党中央把在晋西北抗日前线的359旅调回陕北保卫党中央，朱德总司令为359旅选择了南泥湾这个“屯田”及防务区。从1940年3月起，359旅开始了垦荒、种田、养猪等农副业生产活动，兴办了制鞋、纺织、木工、造纸、肥皂等工厂。到1943年底，该旅在南泥湾开荒种地26万亩，每年产粮3.5万石，棉花5万斤，蔬菜590余万斤，养猪5 000余头，牛800余头，羊8 000余只，创造了在贫瘠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的奇迹[11]。各抗日根据地以359旅为榜样，一面战斗，一面生产。1943年，晋绥、北岳、太行、太岳、胶东和皖中等6个根据地，扩大耕地600余万亩，生产的粮食能自给3个月，蔬菜能供应全年。
大生产运动还在广大学校和群众中轰轰烈烈地展开。延安大学成立生产委员会，建立了缝衣、制鞋、牙刷、焊工、木工和纺织工厂，开辟了农场和菜园，组织学生饲养家禽家畜。为提高生产效益，根据地还注重发挥不同人员的劳动能力，开展生产劳动互助活动和生产竞赛活动，把多个自然村农户的全部人力、畜力组织起来，组建各种形式的变工队和扎工队，进行互助合作，先后涌现了450余个生产模范村、模范乡和1 270余名劳动模范[12]。
在重点发展农业的同时，边区的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也十分活跃。先后建立了2 个炼油厂、11个造纸厂、2个肥皂厂、12个被服厂、8个工具厂、4个印刷厂、3个陶瓷厂、23个纺织厂等77个公营工厂，职工达12 000余人。另外，私营工业也有一定发展，组建了50家私营纺织厂、48家私营造纸厂、12家煤炭和盐业公司[13]。到1943年，边区的棉纱、布、铁、纸及其他日用品基本能够自给。边区还举办了30余次农业展览会、工业展览会，进行土产输出，换取必需品输入[3]88，69。光华商店、盐业公司、南昌公司、土产公司、永昌公司等商业网点遍布城乡业，方便了军民的生产生活。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城乡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1940年以后，根据地克服了种种灾荒，度过了艰难岁月，为广大军民打击日寇、抗击伪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五、搞好双拥工作，为打赢战争注入精神动力
我党抗战时期的双拥工作主要体现在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和搞好抗属的抚恤工作上。为服务抗战斗争，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拥军政策，广泛开展双拥活动，使抗日将士免除了后顾之忧，稳定了军心，推动了抗战深入持久地进行。
1941年冬，毛泽东召集肖劲光、莫文骅等留守兵团的领导，座谈军政军民关系问题。在1942年开展的整风运动中，我党把双拥工作作为重要议题，检讨了军政军民关系上存在的问题。1943年1月，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分别作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同时公布了《拥军公约》和《拥政爱民公约》等12项规定，并修订了《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调整军政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抗属离婚处理办法》等法规。春节前夕，军地双方发出《开展拥军运动月的工作指示》和《关于拥政爱民月的工作指示》，通过相互加强走访慰问，增进感情[14]208，264。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同志率先垂范，给当地人民拜年，给老人祝寿，与老百姓一同饮酒猜拳，看戏娱乐，谈心交心，亲如一家。边区政府领导还亲自给抗属送年货，打扫院子，使抗日军人家属深受感动。部队也给群众送贺年卡，组织秧歌队、腰鼓队和宣传队，到党政机关和群众中进行表演和宣传，教唱《拥政爱民歌》和《拥军歌》。边区每个城镇和乡村都捐献现金、物品劳军，延安、绥德、庆阳等城市的商人还举行了拥军义卖，各地都举行了春节拥军会议和军民联欢会，老百姓把好面、好肉、好菜置办成美食佳肴款待军人，请部队的同志到家里做客。1941年入冬，边区界牌乡万镇公所动员120名妇女，给驻军缝制棉衣1 500套，延川县的妇女赶制了2 600多双鞋慰劳留守部队[14]201-202。
边区政府还把总政治部编写的《八路军英雄和模范》《留守兵团英雄和模范》《战斗在晋西北的英雄们》《战斗在冀中平原的英雄们》《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等书发到各乡镇，广泛宣传人民军队的英雄事迹。赵一曼、杨靖宇、左权、彭雪枫、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刘老庄八十二烈士、马本斋等民族英雄以及民兵英雄爆炸大王李勇、神枪手李殿冰，少年英雄王璞、温三郁，人民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李杏阁等平民英雄的事迹家喻户晓，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抗战将士的拥戴之情。 1941年8月以后，边区双拥运动的成功经验向各抗日根据地推广和普及，从根本上改善了军政军民关系，使军政军民团结得到空前巩固和加强，形成了军民一致、万众一心克服困难，服务抗战的巨大力量，激发了广大群众支前抗战的积极性，有的送儿郎参军，有的捐钱捐物，有的加入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递送情报，救护伤员，转运物资。
我党还注重把对军烈属的抚恤工作作为一件经常性的抗战动员工作抓好落实，坚持物质救济与精神鼓励并重，在生活上想方设法地解决困难，确保抗属生活不低于一般群众；在政治上积极提升社会地位，使抗属得到应有的尊重。如《陕甘宁边区优待抗属工作细则》特别规定，“人民代表会议应分配烈属相应名额，在公开活动场合，烈属坐前排”[15]。
1937年，陕甘宁特区政府颁布《抗日军人优待条例》，明确了抗日军人的各种待遇：公家发给费用乘坐轮船、火车、汽车；子弟读书免纳一切费用；公家供给伤病休养费用；本人及家属免纳一切捐税；家属居住的公房免纳租金[16]238。同时规定了抗日军人的安置问题：“服务5年以上，年满45岁者可退职休养，公家补助其终身生活；本人不愿退伍，应得特殊优待，民政厅发给特别优待证书。”“抗日军人因战争受伤残废得入残废院休养，一切生活费用由政府供给；不愿居残废院者按年发给终身抚恤费。”1940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抚恤暂行办法》规定：“阵亡或在战争中病故者，暂发给其直系亲属抚恤金20元。因革命致残者，一等残废每年发给抚恤金30元，二等每年20元，三等每年12元。”[17]
除以法规政策规范优抚工作外，边区政府还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搞好抚恤工作。1941年春节前夕，边区政府压缩开支，挤出62 000多元，对延安附近的抗属进行了慰问。绥德地区的群众自愿捐米116石，钱4 400多元，专门用于支援无力生活的抗属，并经常帮助抗属砍柴、背炭、磨面。[18]
在生产上帮助抗属代耕代收是边区群众参加最多的拥军活动。1941年3月5日，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在给各县的指示信中指出，代耕是优抚工作最中心的方式，要求代耕队按时耕种、收割，务使代耕地收获量不低于一般耕地，抗属生活不低于一般群众[16]238。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各阶层群众纷纷自愿组成代耕小组、代耕分队、代耕总队，用各种方式为抗属服务。到1943年，边区所属的21个县中，抗属13 114户，各级代耕组织代耕地46 418户，收获代耕粮7 574石[19]。
边区政府的优待和尊重，边区群众的帮助和照顾，深深感动了广大抗属，他们不仅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在前线的家人奋勇杀敌，而且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使边区一度出现了征兵热。1941年2月边区下达征兵通知仅半月，就提前完成了3 500名新兵的征集任务[1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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