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养生大师”张悟本到最近的“神医”胡万林，近年来，中国的伪科学大师层出不穷，有人将这种现象归咎为国民科学素质欠佳。诚然这是事实，但中国不光“大师”多，非科学的说法也广泛流行，诸如催熟香蕉致癌、微波炉辐射致病、转基因食品让人绝育等，这些说法不仅是老百姓聊聊而已，甚至还登上了某些发行量极大、代表主流声音的媒体。
　　仅仅用科学素质低很难解释这些精英媒体也被蒙蔽的现象。因为记者可能犯一些错误，但主流媒体对于信息传播应该存在多重纠错机制，这些机制同时失灵，除了科学素质欠缺，更有全社会在信息流通中所体现出来的劣币驱逐良币机制。
　　我们可以看看西方国家是如何传播重要的科学信息的。在信息发布的源头，主流科学界基本上遵循着“nopaper， no news”的原则，也就是说，值得公众关注的科学信息，如果不首先在主流科学期刊上以论文形式发表，是不会拿来与媒体交流的。而在论文发表后，科学家则会受到鼓励将成果与公众交流或者向媒体发布。媒体记者不仅仅要根据科学新闻的难易程度进行再次编辑，还要请教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同行，对研究内容再次进行评议，确保更大的准确性。
　　但媒体要求发稿时效性怎么办？西方科学界与科学传播界在多年磨合后，建立了限时禁发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限时禁发指的是事先发布重要研究成果给注册记者供学习和请同行评议，但新闻界不能在论文发表前报道。媒体记者按照上述程序完稿后，往往还会有资深的科学编辑负责把关。如果碰到像“催熟香蕉致癌”这种“重大”问题，不少媒体会请教经常联系的科学家，确保刊登出来的内容的科学性。
　　上述的科学信息传播机制并不仅限于主动信息发布。当一些并非来自主流科学界的科学性内容确实事关重大、吸引眼球，让媒体不得不报道时，媒体往往要寻求主流科学界的看法，同时也要明确强调，这些重大声明并未经过已经发表的研究的检验。
　　2011年美国发生过的一起事件可以为证。当时，美国普渡大学一位知名的农业科学家Jon·Huber给美国农业部长写信，指出占美国经济作物的绝大多数的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与一些植物菌病有关。美联社等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引述了多位科学家要求Huber拿出证据的呼吁，但是Huber始终无法提供证据。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过程，没有因为这个消息充满眼球效应而仅做单方报道，而是力求采访涉事者的多名同行，反映科学共同体的主流意见。
　　检讨西方信息传播机制，政府、科学界、媒体和产业界，每一个环节都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信息生产者，按照基于证据、言责自负、同行评议和观点多元化的游戏规则传播着信息。对于积极信息，这一体制会形成层层背书，不断强化传播效力，对于劣质信息，虽然不能杜绝其产生，但其在社会上的传播也会遇到多重“拦截”。
　　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在信息发布的起点，多年来一直是政府一支独大，科学界自主发布信息少之又少，科学界在多数时候都给人以附和政府的形象，其本来具有的基于科学证据的独立性往往丧失殆尽；对于劣质信息，始作俑者们既有信息发布的动力，又有商业利益的支持，而基于证据、多方评议原则的缺失，往往让媒体确保信息准确的能力严重受限，很多市场化媒体甚至有意消费和透支官民对立情绪，在科技、环境、健康等领域，驳斥政府和专家们的“真实的谎言”，往往会赢来一片叫好声。
　　要改造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信息发布机制，其关键在于形成畅通的正面信息发布机制，通过信息生产各环节的自律，形成劣质信息的审核机制。政府应该设立各种奖惩制度来鼓励科技界人士投身传播工作，媒体机构也应当通过培训以及实践磨练，引进和确立已经在西方科学新闻领域施行的诸多信息生产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