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政治发展模式反映的是政治生活的总体样态。政治发展不存在普遍的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领域的变革塑造了政治发展富有特色的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在制度载体、价值目标、轴心机制和动力结构等方面都彰显了自身特色。中国政治模式的成长集中体现了政治发展的自主性、渐进性和有效性的基本逻辑。
关键词：政治发展模式；价值选择；政治制度；有效政治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０9）０1－００22－07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深刻地改写了政治生活的基本逻辑。中国政治领域的变迁反映了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更多地积累了特殊的经验，体现了特有的价值，形成了特色的道路。由此，可以将中国政治发展所呈现出来的总体样态称之为政治发展的一种模式。它与传统中国和他国政治模式都不同，是经过改革开放长期实践和反复探索，符合中国历史与国情，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在制度载体、价值目标、轴心机制和动力结构等方面都体现了中国特色。这种政治模式的成长体现了政治发展的自主性、渐进性和有效性的逻辑。探讨改革开发以来中国政治生活变革所建构起来的政治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政治发展模式及其基本特征
政治发展模式是“二战”后兴起的政治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根据政治发展理论对政治发展模式的整体设计，政治发展模式是指，由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动力、政治路径及政治文化等多重要素共同建构的，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政治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基本样态。这些要素既相互作用、彼此制约，又各具有独立性，分别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以不同的方式规定着政治发展模式。
不同国家政治生活运行所体现的样态，如果具有鲜明的相似性，就属于一种政治发展模式，如果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就属于不同的模式。政治发展模式反映的是政治领域变迁的总体样态。它具有如下基本规定性：
（一）整体连动性
从静态看，政治模式是一个复合性的范畴，它描写的不只是政治生活的某个层面，而是政治系统运行的整体状态；从动态看，任何政治模式的建构与变迁，都必须在政治领域多重要素有机连动的基础上才能完成，任何要素的缺失或偏废都可能影响政治系统的运行和政治发展的总体状况。
（二）历史继承性
“各国的发展必然要遵循各自的历史轨迹。”[1］(p．526）任何政治模式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具有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原生形态。它是政治模式生成的基点。后继政治生活的变迁必定要对这种原生形态进行扬弃，汲取和发扬其合理成分，形成政治发展模式的自身特色。那种完全照搬他国政治模式的做法，在理论上错误，实践中也没有成功的范例。
（三）相对稳定性
“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物，而不是故意的目的的产物。”[2］(p．6）这决定了政治模式的制度框架在一定时期内应保持稳定性。相反，政治模式在短时间内的频繁变动，势必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导致社会震荡，该模式的合法性也会因此而流失。当然，如果政治模式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制度创新就会应运而生，政治模式的重构或转型就必然来临。
（四）普遍共生性
现代政治发展模式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不同政治模式往往都蕴涵着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性元素，如人民主权的思想和原则、法治的原则与成果、由宪法和法律确认的民主制度、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等，都体现了人类对政治生活规律的深刻体认。同时，不同发展模式彼此之间的相互渗透、借鉴、融合、交流和影响往往构成了政治模式发生与发展的亮丽景观。
（五）复杂多样性
由于政治发展受到历史传统、民族精神、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等的影响与制约，政治模式会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阿尔蒙德认为：“由于各国的气候、土壤、面积和居民职业、性格、风俗习惯等等的不同，从而导致了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差异，由此也决定了各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差异。”[3］(p．330）学者们从理论上对复杂多样的政治模式进行了类型学考察，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在《比较政治学》中提出的“五种模
式”；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确指的“三种模式”等。
二、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特色
政治模式的特性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着不同国家政治生活变化的基本状况。根据比较政治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变革所呈现出来的总体样态，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些特色从整体上构筑了新时期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
（一）价值选择的特色
价值是政治模式的灵魂和政治发展的导航器。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变革，都承载着不同的价值选择。这是因为，一方面价值选择具有时空规定性，受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态的影响而不断变化和重组；另一方面，多元价值具有不可通约性，不同价值之间、同一价值内部的不同要素之间通常体现为张力关系，甚至会发生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宪政结构体现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原则，规定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性质与方向。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曾就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评判标准：“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4］(p．213）三十年的政治发展以这些准则为指南，形成了与他国政治发展不同的特有的价值序列，诠释着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
这种价值选择最主要的体现为：
一是强调经济与民生。新时期执政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发展成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5］(p．194），是变革政治的根本宗旨。虽然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政治发展的根本价值指向始终没有改变，无论政治体制改革、政府机构精简，还是民主政治建设都以推动经济和保障民生为出发点。
二是突出稳定与和谐。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曾经的政治动荡与社会混乱告诫中国人民：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因此通过健全制度实现政治稳定，依靠完善法治推进社会和谐，体现了新时期政治发展的基本价值诉求。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也积淀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恒久主题。
三是坚持社会主义。主要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历史转折时期、发展关键时刻，曾多次在国内外、党内外出现过思想认识的混乱，提出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执政党和政府始终鲜明地强调“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把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四是走向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新时期的政治发展始终坚持人民民主的原则，在实践中探索了一条中心增量、边缘突破和多元建构的发展路径。中心增量是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边缘突破是指基层民主自治的兴起及基层政权的体制创新所形成的发展态势；多元建构是指选举民主、宪政民主、党内民主、协商民主等多种形式的有序发展。这些发展路径共同建构着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
（二）制度载体的特色
政治制度是政治发展模式的本质体现。政治制度的现实运行能力决定着政治发展的水平，政治制度的结构和功能体现着政治发展的特色。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治发展，体现了探索性、实践性和创造性，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架构。这些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的稳定性、自主性和适应性不断提升，塑造了富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
根据十七大报告的阐释，中国特色的政制架构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等。用传统比较政治理论，已经难以充分解释这些政治制度。它们体现了如下特殊性：
第一，区域代议和精英代议相结合的代议制度。世界各国的代议制度在形式上通常包括一院制和两院制。而中国的代议制度，既非一院制也非两院制，是宪法一院制和政治两院制的统一，是区域代议和精英代议的结合。根据宪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议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代议制度，体现了区域代议的特征。然而现实政治过程中，虽然政治协商会议不具有国家政权机构的性质，却体现了精英代议原则，发挥着相当强的“代议”作用：由各界别精英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对国家和区域公共事务的讨论、提案影响着中国政治的实际运行。两种代议制相结合，共同构成了富有特色的代议政治。
第二，非竞争的合作型政党制度。比较政治学理论中，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制度通常包括两类：独占政权的垄断型政党制度和各政党法律地位平等的竞争型政党制度。中国政治发展所塑造的政党制度既非垄断型也非竞争型，而是自成类别的非竞争的合作型政党制度。《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种政党制度的现实运作，坚持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体现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基本机制，显示了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多重性的国家结构形式与制度。传统意义的国家结构形式一般包括权力流向由上而下结合紧密的单一制和权力流向由下到上结合相对松散的联邦制。中国政治发展已形成了独特的国家结构形式，这主要体现为三种制度：典型的单一制地方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特别行政区制度。其中单一制的地方制度具有主导性。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形式。
（三）中轴机制的特色
中轴机制通常包括原理和结构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任何政治发展模式都有其现实展开的中轴原理，它就是规定政治模式性质、主导政治模式走向、彰显政治模式特色的轴心。比如美国政治的“三权分立与制衡”原理，就是其发展模式最鲜明的特征。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清楚地表明，其中轴原理是，中国共产党由领导-革命党向领导-执政党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所包含的执政党同现代民主与法治的结合，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换言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的三大支点，共同构成了其现实运行的轴心，体现了中国特色。应该说，新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进步就是这种轴心原理现实生成的结果，未来的政治发展也取决于该原理的合理展开。
政党政治与民主和法治的结合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但这种结合的形式与效果在世界各国都表现得不尽相同。与西方政治发展所获得的理论和成例不同，中国政治模式的中轴原理正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其内在逻辑关系中，人民当家作主是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决定着政治发展的性质；依法治国是政治发展的基本方略，规范着政治发展的形式；党的领导构成了政治发展的保障，是政治发展的有效力量。理论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关系可以转换为党权、民权、政权和法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三者”的有机统一也就体现为以上“四权”亲和关系的有效形成与现实展开。其中，党的领导是关键，是该中轴原理得以展开和实现的中轴结构。因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所以，“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4］(pp．380，381）。
具体而言，党权与民权的有机统合对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根本影响，其取决于执政党“民主政党”的建设。民主政党不仅意味着党内民主的有效发展，更主要的体现为执政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的提高。因此，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就成为必要的选择。
其次，党权与法权的和谐对接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其取决于执政党“法治政党”的建设。法治政党最根本的标志是，党的组织特别是领导人要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与手段行使权力，确保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实现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最后，党权与政权的良性互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具有全局影响，其取决于执政党“责任政党”的建设。责任政党的关键在于，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全面有效地推进思想理论、执政能力、党内民主和反腐倡廉等方面的建设，使党真正成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与中坚力量。这三方面的综合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虽然党的建设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继续推进，才能从根本上确保中国政治模式中轴机制的运行，激活其生命力。
（四）动力结构的特色
政治发展模式通常具有起支撑作用的主体和动力结构。比较政治理论表明，现代化早发国家的政治发展体现了内生逻辑与自主特征，其原生态的政治变革一般以公民社会的成熟和中产阶级的成长为动力结构。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原生次序通常被破坏，虽然其公民社会成长的意义也非同寻常，但政治现代化的动力结构往往具有特殊复杂性。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强大的政治支持和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历史表明，只有共产党才有能力领导并推进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有能力制定切实可行的政治发展与体制变革方案，包括发展方向和目标的确定、发展策略和方式的选择、发展速度和规模的调控等，来保障政治发展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比较而言，早发国家的政党通常是现代化变迁的产物，共产党则是现代化的领导者、推动者，是中国政治模式的动力结构。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任何构想如果脱离这个前提与现实，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共产党作为政治发展的动力结构，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最大特色。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动力作用最主要地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
一是转移政治权力。长期的计划体制塑造了“集权政治”，这规定了新时期以权力转移为特征的政治发展逻辑。这种转移在宏观上主要在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展开，集中体现为执政的共产党主动向国家政权体系和社会体系持续不断地输送权力，公共权力由执政党向国家和社会两大领域转移。权力的转移重新配置了政治结构，激发了社会自主性，为构建成熟的现代政党、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二是整合政治资源。中国超大规模社会的政治生活走向现代化需要强大的政治资源作支撑。但政治资源只有在被政治体开发、拥有和整合的情况下，才能从弥散状态转化为现实力量。新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资源总量迅速增长，而共产党则利用自身的历史威望、执政地位和组织网络承担了充分开发、利用和整合政治资源的任务。很大程度地优化了政治资源的配置、激活了政治资源的能量，提升了政治体系的能力，推动了政治的有效发展。
三是扩大党内民主。实践表明，什么时候党内民主正常、活跃，社会主义民主就发展得快而好；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压抑、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就必定受到挫折。共产党的发展决定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走向。十三大报告就提出：“从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的，易于见效的途径。”近些年来，党内民主发展迅速，从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改变党内选举候选人提名方式、扩大差额选举比例，到健全完善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发挥党委会全体会议作用、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健全党内监督机制等方面都加大了改革力度，制定了相应规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线，它不仅对人民民主具有示范和推动作用，而且有利于提高共产党民主领导和民主执政的水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保证。诚然，党内民主建设还存在很大的空间有待拓展。
三、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成长逻辑
新时期中国政治领域变革所塑造的发展模式，其实践成长遵循了自主性、渐进性和有效性的基本逻辑。换言之，正是政治发展的这些逻辑从根本上建构了中国政治发展富有特色的总体样态。
（一）自主性的逻辑
自主性是发展政治学的基本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具有阶级性，在本质上“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6］(p．172），同时，国家还是代表公共利益的“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7］(p．84），“国家代表了一种普遍性，反映普遍的利益和意识”[8］(p．285），具有社会自主性。相反，“凡充当某一特定社会团体——家庭、宗族、阶级——的工具的政治组织便谈不上自主性”[9］(p．19）。事实上，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自主性还有另一个向度，即随着人类历史由“民族史”走向“世界史”，民族国家融入全球化之后，受到各种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影响或压力条件下的自主性问题。自主性的这两个向度在实践中共同规定着当今民族国家的政治模式。
历史与逻辑表明，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模式，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必须与其历史和国情相适应，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政治模式。政治领域的依附性发展鲜见成功的先例。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期内，中国政治发展游离于自主性，教条地挪用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带来了空前灾难和沉重教训；前苏联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丧失了自主性，成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牺牲品，导致国家分裂，经济大幅度滑坡；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偏离了自主性，或者成为军人政治的“玩偶”，或者复制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因“水土不服”而上演了一出出的“民主”闹剧，结果更是经济衰退与社会动荡。事实胜于雄辩，教训应该汲取。
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4］(p．156)）。这必然对旧有的利益结构形成冲击，因此处于改革场域中的不同个体和群体，都会对这种改革表达不同的意见与主张，甚至施加种种压力。具体而言，大凡历史转折时期、发展关键时刻，政治发展就面临着诸多压力和艰难选择。这些压力既有合理的，如一些关心国家前途的人对加快改革的各种倡议；也有不合时宜的，如一些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出的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逆流。既有来自内部的，如改革过程中既得利益者对持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抵制；也有来自外部的，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推行的“和平演变”；既有来自保守主义者对改革方向的批评；又有激进主义者要求改革一步到位的呼声，等等。
面对政治发展中的各种压力，中国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始终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借鉴人类政治发展的优秀成果，更要坚持自主性。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别改革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认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江泽民则指出，执政党的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政治制度，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历史背景、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水平。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共产党更是践行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民本政治”，胡锦涛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照抄别国的政治制度模式。实践中，执政党和政府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权与主动权，根据中国国情自主地选择政治发展的路径与方式，规划政治发展的方案与目标，健全政治发展的机制与动力，自主地调控着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
当然，政治变革中的自主性选择未必都尽善尽美，仍存在很多有待改进和完善之处，甚至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的自主性在明显下降”[10]。但总体而言，正是坚持了政治发展的自主性逻辑，才塑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价值、政治结构、政治功能等，保障了新时期政治大发展与大稳定的基本格局。
（二）渐进性的逻辑
常态社会的政治发展通常表现为政治改革，这种改革包括两种路径。亨廷顿说：“对于一个志在对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一系列重大变革的改革者来说，理论上有两种大战略可供选择。一种是尽早地把所有的目标公诸于众，然后尽量争取逐个实现，以图尽可能有所收获。另一种是所谓藏而不露的战略，隐匿自己的目标，把改革分开来实现一事一办。前者是一种全面的、“斩草除根”的，或曰闪电站的战略；后者则是一种渐进的“枝节”的、或费边式的战略。”[9］(p．318）闪电式和渐进式两种政治改革逻辑的差异性规定了它们与政治模式之间的不同关系。政治改革的实质不是要变更现实的政治权力，而是对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完善，目的在于创造新的政治秩序。政治模式的建构主要得力于渐进性的政治改革，因为这样的改革通常能够体现实践探索性和创新性，而创新恰恰是新政治模式成长的根本所在。相反，像前苏联的闪电式变革可能会破坏一种已有的政治生活模式，但很难建构起一种持续稳定的新模式。
告别“革命”后的中国，改革成为推动政治发展的基本共识。但人们就如何推进政治改革的认识则存在争议。一些不切实际的人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按照预先设定的目标与道路去进行，他们所设定的目标与道路实际上就是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与道路。但政治改革不同于政治革命，其面临的最大挑战往往是，现行政治体制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推行改革所依赖的组织手段；政治改革者既是改革的动力，又是改革的对象。因此，改革者既要适应政治发展的需求不断变革自身，又要谨防急速或彻底的变革，否则就会使自己失去推动和驾驭改革的资格与能力，导致改革走向失败。
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坚定地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之路，被形象地描述为“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改革主要是以现有的条件为基础，以现实的问题为导向，在现实的可能中不断试错和探索，在改革存量积累的基础上进行政治体制的增量改革。
渐进性逻辑蕴涵了政治生活的深层智慧，反映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特征和规律。邓小平曾多次对此进行过阐释，如1986年他就指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一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4］(pp．176．177）1987年他又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4］(p．252）“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4］(p．199）这些都是对中国政治发展基本规律的深刻体认，明确地注解了政治领域变革的渐进性逻辑。
而且，中国超大规模的社会要走向现代化，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提出了现实诉求。“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4］(p．284）甚至有学者指出：“对于正在从事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来说，政治稳定与政治民主同样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稳定往往被置于优先地位。”[11］(p．204）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选择能够建构政治秩序的渐进式路径。
渐进式的政治改革彰显了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基本特色，政治领域的变革也因此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并初步成就了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模式。但在当前需要关注渐进性改革的限度与条件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在现有政治制度框架下对具体政治体制和体制内权力结构进行适度调整的改革路径，其生命力的持久性问题。在我们看来，这种改革要持续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其一，现有政治制度框架必须具有一定的容纳性，能够包容因社会经济结构深刻变革而产生的政治需求与挑战。其二，执政党必须具备自我调整能力和在实践中的学习能力，能够不断地吸取经验和教训，驾御和调控改革。
其三，政治改革必须能够解决现实的社会政治危机，有利于维持和巩固执政党的政治地位，增强其政治资源与合法性。
这些条件中，政治制度的容纳性可以为政治变革提供广阔的空间；执政党的能力可以为政治变革造就强有力的主体；政治改革化解危机的实效性可以为政治变革提供持续的动力。三个条件互为因果，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中国政治模式的未来样态。
（三）有效性的逻辑
对有效政治的追求是贯穿人类历史的一个恒久主题。政治的有效性是指，现实政治能够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有效作用，并创造完善的秩序与和谐的生活。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失误所带来的危害相比，政治失效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这是因为，政治发展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时具有致命性，政治发展一旦失败，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如果政治危机导致经济与社会动荡，轻则会使国家治理失效，导致大幅侵蚀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使其停滞或倒退；重则会使国家解体，甚至摧毁现有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体系。因此，创造有效政治是任何执政党和政府都必须承担的使命。
就政治发展模式而言，有效政治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因为，一种政治模式的现实运行只有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与支持，才具有合法性和稳定性，而政治有效性可以充分地传递给广大民众以政治模式的经验性信息。这恰是政治模式稳固成长的最佳条件。如果一种模式的政治发展能够有效地作用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那它就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可而生存下来；相反，一种无效的政治，由于得不到民众的认同通常会被抛弃。另外，那些全盘照搬他国模式的政治生活，一样会因有效性不足而丧失民众基础，也难于成长起来。
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严格遵循有效政治建设的基本逻辑，而是将政治生活纳入“革命化”的轨道，多次发动了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体制造成了全面冲击，整个政治体系因此而失效，难于有效作用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生活流弊丛生，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陷入了严重危机。正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就以变失效政治为有效政治为基本行动起点，而政治有效性在实践中的提升又与社会的转型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社会的急剧转型造成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些“转型效应”对政治生活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任何社会所出现的任何形式的转型发展都离不开权威、秩序和活力这三大基本要素。权威力量的存在是转型发展的前提，秩序是转型发展的保障，社会与民众的活力是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没有权威力量，转型发展就无法展开；没有秩序基础，转型发展就必然陷入无序与危机；没有社会活力，转型发展就无法持续进行。”[12]这种认识很是精当。新时期的中国社会转型与有效政治创造都围绕着权威、秩序和活力三大要素而展开。一方面，权威、秩序与活力的内在统一推动了社会转型，对政治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发展又有效地作用于经济与社会，推动了社会的转型。权威、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统一，在推动社会转型的同时，也创造了有效政治和适合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
当然，有效的政治并不一定是至善政治，理想和至善政治在实践中也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政治。应该说，三十年的中国政治发展是富有成效的，社会生产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社会总体的和谐、稳定、开放、自由，人民团结、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政治稳定等都是明证。未来中国政治模式的建构仍应以有效政治为基本逻辑。
参考文献：
［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英］密尔．代议制政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王邦佐，等．新政治学概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9］［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
［10］孙立平．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裂变［J］．天涯，2006，（2）．
［11］徐勇自选集［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12］林尚立．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对中国三十年政治发展的反思［J］．公共行政评论，2008，（1）．
［责任编辑：段志超］
关键词：政治发展模式；价值选择；政治制度；有效政治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０9）０1－００22－07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深刻地改写了政治生活的基本逻辑。中国政治领域的变迁反映了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更多地积累了特殊的经验，体现了特有的价值，形成了特色的道路。由此，可以将中国政治发展所呈现出来的总体样态称之为政治发展的一种模式。它与传统中国和他国政治模式都不同，是经过改革开放长期实践和反复探索，符合中国历史与国情，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在制度载体、价值目标、轴心机制和动力结构等方面都体现了中国特色。这种政治模式的成长体现了政治发展的自主性、渐进性和有效性的逻辑。探讨改革开发以来中国政治生活变革所建构起来的政治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政治发展模式及其基本特征
政治发展模式是“二战”后兴起的政治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根据政治发展理论对政治发展模式的整体设计，政治发展模式是指，由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动力、政治路径及政治文化等多重要素共同建构的，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政治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基本样态。这些要素既相互作用、彼此制约，又各具有独立性，分别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以不同的方式规定着政治发展模式。
不同国家政治生活运行所体现的样态，如果具有鲜明的相似性，就属于一种政治发展模式，如果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就属于不同的模式。政治发展模式反映的是政治领域变迁的总体样态。它具有如下基本规定性：
（一）整体连动性
从静态看，政治模式是一个复合性的范畴，它描写的不只是政治生活的某个层面，而是政治系统运行的整体状态；从动态看，任何政治模式的建构与变迁，都必须在政治领域多重要素有机连动的基础上才能完成，任何要素的缺失或偏废都可能影响政治系统的运行和政治发展的总体状况。
（二）历史继承性
“各国的发展必然要遵循各自的历史轨迹。”[1］(p．526）任何政治模式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具有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原生形态。它是政治模式生成的基点。后继政治生活的变迁必定要对这种原生形态进行扬弃，汲取和发扬其合理成分，形成政治发展模式的自身特色。那种完全照搬他国政治模式的做法，在理论上错误，实践中也没有成功的范例。
（三）相对稳定性
“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物，而不是故意的目的的产物。”[2］(p．6）这决定了政治模式的制度框架在一定时期内应保持稳定性。相反，政治模式在短时间内的频繁变动，势必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导致社会震荡，该模式的合法性也会因此而流失。当然，如果政治模式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制度创新就会应运而生，政治模式的重构或转型就必然来临。
（四）普遍共生性
现代政治发展模式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不同政治模式往往都蕴涵着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性元素，如人民主权的思想和原则、法治的原则与成果、由宪法和法律确认的民主制度、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等，都体现了人类对政治生活规律的深刻体认。同时，不同发展模式彼此之间的相互渗透、借鉴、融合、交流和影响往往构成了政治模式发生与发展的亮丽景观。
（五）复杂多样性
由于政治发展受到历史传统、民族精神、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等的影响与制约，政治模式会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阿尔蒙德认为：“由于各国的气候、土壤、面积和居民职业、性格、风俗习惯等等的不同，从而导致了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差异，由此也决定了各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差异。”[3］(p．330）学者们从理论上对复杂多样的政治模式进行了类型学考察，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在《比较政治学》中提出的“五种模
式”；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确指的“三种模式”等。
二、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特色
政治模式的特性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着不同国家政治生活变化的基本状况。根据比较政治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变革所呈现出来的总体样态，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些特色从整体上构筑了新时期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
（一）价值选择的特色
价值是政治模式的灵魂和政治发展的导航器。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变革，都承载着不同的价值选择。这是因为，一方面价值选择具有时空规定性，受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态的影响而不断变化和重组；另一方面，多元价值具有不可通约性，不同价值之间、同一价值内部的不同要素之间通常体现为张力关系，甚至会发生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宪政结构体现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原则，规定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性质与方向。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曾就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评判标准：“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4］(p．213）三十年的政治发展以这些准则为指南，形成了与他国政治发展不同的特有的价值序列，诠释着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
这种价值选择最主要的体现为：
一是强调经济与民生。新时期执政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发展成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5］(p．194），是变革政治的根本宗旨。虽然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政治发展的根本价值指向始终没有改变，无论政治体制改革、政府机构精简，还是民主政治建设都以推动经济和保障民生为出发点。
二是突出稳定与和谐。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曾经的政治动荡与社会混乱告诫中国人民：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因此通过健全制度实现政治稳定，依靠完善法治推进社会和谐，体现了新时期政治发展的基本价值诉求。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也积淀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恒久主题。
三是坚持社会主义。主要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历史转折时期、发展关键时刻，曾多次在国内外、党内外出现过思想认识的混乱，提出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执政党和政府始终鲜明地强调“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把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四是走向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新时期的政治发展始终坚持人民民主的原则，在实践中探索了一条中心增量、边缘突破和多元建构的发展路径。中心增量是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边缘突破是指基层民主自治的兴起及基层政权的体制创新所形成的发展态势；多元建构是指选举民主、宪政民主、党内民主、协商民主等多种形式的有序发展。这些发展路径共同建构着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
（二）制度载体的特色
政治制度是政治发展模式的本质体现。政治制度的现实运行能力决定着政治发展的水平，政治制度的结构和功能体现着政治发展的特色。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治发展，体现了探索性、实践性和创造性，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架构。这些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的稳定性、自主性和适应性不断提升，塑造了富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
根据十七大报告的阐释，中国特色的政制架构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等。用传统比较政治理论，已经难以充分解释这些政治制度。它们体现了如下特殊性：
第一，区域代议和精英代议相结合的代议制度。世界各国的代议制度在形式上通常包括一院制和两院制。而中国的代议制度，既非一院制也非两院制，是宪法一院制和政治两院制的统一，是区域代议和精英代议的结合。根据宪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议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代议制度，体现了区域代议的特征。然而现实政治过程中，虽然政治协商会议不具有国家政权机构的性质，却体现了精英代议原则，发挥着相当强的“代议”作用：由各界别精英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对国家和区域公共事务的讨论、提案影响着中国政治的实际运行。两种代议制相结合，共同构成了富有特色的代议政治。
第二，非竞争的合作型政党制度。比较政治学理论中，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制度通常包括两类：独占政权的垄断型政党制度和各政党法律地位平等的竞争型政党制度。中国政治发展所塑造的政党制度既非垄断型也非竞争型，而是自成类别的非竞争的合作型政党制度。《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种政党制度的现实运作，坚持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体现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基本机制，显示了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多重性的国家结构形式与制度。传统意义的国家结构形式一般包括权力流向由上而下结合紧密的单一制和权力流向由下到上结合相对松散的联邦制。中国政治发展已形成了独特的国家结构形式，这主要体现为三种制度：典型的单一制地方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特别行政区制度。其中单一制的地方制度具有主导性。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形式。
（三）中轴机制的特色
中轴机制通常包括原理和结构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任何政治发展模式都有其现实展开的中轴原理，它就是规定政治模式性质、主导政治模式走向、彰显政治模式特色的轴心。比如美国政治的“三权分立与制衡”原理，就是其发展模式最鲜明的特征。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清楚地表明，其中轴原理是，中国共产党由领导-革命党向领导-执政党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所包含的执政党同现代民主与法治的结合，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换言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的三大支点，共同构成了其现实运行的轴心，体现了中国特色。应该说，新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进步就是这种轴心原理现实生成的结果，未来的政治发展也取决于该原理的合理展开。
政党政治与民主和法治的结合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但这种结合的形式与效果在世界各国都表现得不尽相同。与西方政治发展所获得的理论和成例不同，中国政治模式的中轴原理正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其内在逻辑关系中，人民当家作主是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决定着政治发展的性质；依法治国是政治发展的基本方略，规范着政治发展的形式；党的领导构成了政治发展的保障，是政治发展的有效力量。理论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关系可以转换为党权、民权、政权和法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三者”的有机统一也就体现为以上“四权”亲和关系的有效形成与现实展开。其中，党的领导是关键，是该中轴原理得以展开和实现的中轴结构。因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所以，“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4］(pp．380，381）。
具体而言，党权与民权的有机统合对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根本影响，其取决于执政党“民主政党”的建设。民主政党不仅意味着党内民主的有效发展，更主要的体现为执政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的提高。因此，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就成为必要的选择。
其次，党权与法权的和谐对接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其取决于执政党“法治政党”的建设。法治政党最根本的标志是，党的组织特别是领导人要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与手段行使权力，确保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实现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最后，党权与政权的良性互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具有全局影响，其取决于执政党“责任政党”的建设。责任政党的关键在于，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全面有效地推进思想理论、执政能力、党内民主和反腐倡廉等方面的建设，使党真正成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与中坚力量。这三方面的综合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虽然党的建设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继续推进，才能从根本上确保中国政治模式中轴机制的运行，激活其生命力。
（四）动力结构的特色
政治发展模式通常具有起支撑作用的主体和动力结构。比较政治理论表明，现代化早发国家的政治发展体现了内生逻辑与自主特征，其原生态的政治变革一般以公民社会的成熟和中产阶级的成长为动力结构。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原生次序通常被破坏，虽然其公民社会成长的意义也非同寻常，但政治现代化的动力结构往往具有特殊复杂性。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强大的政治支持和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历史表明，只有共产党才有能力领导并推进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有能力制定切实可行的政治发展与体制变革方案，包括发展方向和目标的确定、发展策略和方式的选择、发展速度和规模的调控等，来保障政治发展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比较而言，早发国家的政党通常是现代化变迁的产物，共产党则是现代化的领导者、推动者，是中国政治模式的动力结构。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任何构想如果脱离这个前提与现实，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共产党作为政治发展的动力结构，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最大特色。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动力作用最主要地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
一是转移政治权力。长期的计划体制塑造了“集权政治”，这规定了新时期以权力转移为特征的政治发展逻辑。这种转移在宏观上主要在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展开，集中体现为执政的共产党主动向国家政权体系和社会体系持续不断地输送权力，公共权力由执政党向国家和社会两大领域转移。权力的转移重新配置了政治结构，激发了社会自主性，为构建成熟的现代政党、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二是整合政治资源。中国超大规模社会的政治生活走向现代化需要强大的政治资源作支撑。但政治资源只有在被政治体开发、拥有和整合的情况下，才能从弥散状态转化为现实力量。新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资源总量迅速增长，而共产党则利用自身的历史威望、执政地位和组织网络承担了充分开发、利用和整合政治资源的任务。很大程度地优化了政治资源的配置、激活了政治资源的能量，提升了政治体系的能力，推动了政治的有效发展。
三是扩大党内民主。实践表明，什么时候党内民主正常、活跃，社会主义民主就发展得快而好；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压抑、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就必定受到挫折。共产党的发展决定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走向。十三大报告就提出：“从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的，易于见效的途径。”近些年来，党内民主发展迅速，从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改变党内选举候选人提名方式、扩大差额选举比例，到健全完善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发挥党委会全体会议作用、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健全党内监督机制等方面都加大了改革力度，制定了相应规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线，它不仅对人民民主具有示范和推动作用，而且有利于提高共产党民主领导和民主执政的水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保证。诚然，党内民主建设还存在很大的空间有待拓展。
三、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成长逻辑
新时期中国政治领域变革所塑造的发展模式，其实践成长遵循了自主性、渐进性和有效性的基本逻辑。换言之，正是政治发展的这些逻辑从根本上建构了中国政治发展富有特色的总体样态。
（一）自主性的逻辑
自主性是发展政治学的基本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具有阶级性，在本质上“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6］(p．172），同时，国家还是代表公共利益的“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7］(p．84），“国家代表了一种普遍性，反映普遍的利益和意识”[8］(p．285），具有社会自主性。相反，“凡充当某一特定社会团体——家庭、宗族、阶级——的工具的政治组织便谈不上自主性”[9］(p．19）。事实上，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自主性还有另一个向度，即随着人类历史由“民族史”走向“世界史”，民族国家融入全球化之后，受到各种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影响或压力条件下的自主性问题。自主性的这两个向度在实践中共同规定着当今民族国家的政治模式。
历史与逻辑表明，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模式，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必须与其历史和国情相适应，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政治模式。政治领域的依附性发展鲜见成功的先例。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期内，中国政治发展游离于自主性，教条地挪用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带来了空前灾难和沉重教训；前苏联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丧失了自主性，成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牺牲品，导致国家分裂，经济大幅度滑坡；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偏离了自主性，或者成为军人政治的“玩偶”，或者复制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因“水土不服”而上演了一出出的“民主”闹剧，结果更是经济衰退与社会动荡。事实胜于雄辩，教训应该汲取。
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4］(p．156)）。这必然对旧有的利益结构形成冲击，因此处于改革场域中的不同个体和群体，都会对这种改革表达不同的意见与主张，甚至施加种种压力。具体而言，大凡历史转折时期、发展关键时刻，政治发展就面临着诸多压力和艰难选择。这些压力既有合理的，如一些关心国家前途的人对加快改革的各种倡议；也有不合时宜的，如一些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出的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逆流。既有来自内部的，如改革过程中既得利益者对持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抵制；也有来自外部的，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推行的“和平演变”；既有来自保守主义者对改革方向的批评；又有激进主义者要求改革一步到位的呼声，等等。
面对政治发展中的各种压力，中国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始终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借鉴人类政治发展的优秀成果，更要坚持自主性。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别改革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认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江泽民则指出，执政党的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政治制度，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历史背景、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水平。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共产党更是践行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民本政治”，胡锦涛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照抄别国的政治制度模式。实践中，执政党和政府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权与主动权，根据中国国情自主地选择政治发展的路径与方式，规划政治发展的方案与目标，健全政治发展的机制与动力，自主地调控着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
当然，政治变革中的自主性选择未必都尽善尽美，仍存在很多有待改进和完善之处，甚至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的自主性在明显下降”[10]。但总体而言，正是坚持了政治发展的自主性逻辑，才塑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价值、政治结构、政治功能等，保障了新时期政治大发展与大稳定的基本格局。
（二）渐进性的逻辑
常态社会的政治发展通常表现为政治改革，这种改革包括两种路径。亨廷顿说：“对于一个志在对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一系列重大变革的改革者来说，理论上有两种大战略可供选择。一种是尽早地把所有的目标公诸于众，然后尽量争取逐个实现，以图尽可能有所收获。另一种是所谓藏而不露的战略，隐匿自己的目标，把改革分开来实现一事一办。前者是一种全面的、“斩草除根”的，或曰闪电站的战略；后者则是一种渐进的“枝节”的、或费边式的战略。”[9］(p．318）闪电式和渐进式两种政治改革逻辑的差异性规定了它们与政治模式之间的不同关系。政治改革的实质不是要变更现实的政治权力，而是对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完善，目的在于创造新的政治秩序。政治模式的建构主要得力于渐进性的政治改革，因为这样的改革通常能够体现实践探索性和创新性，而创新恰恰是新政治模式成长的根本所在。相反，像前苏联的闪电式变革可能会破坏一种已有的政治生活模式，但很难建构起一种持续稳定的新模式。
告别“革命”后的中国，改革成为推动政治发展的基本共识。但人们就如何推进政治改革的认识则存在争议。一些不切实际的人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按照预先设定的目标与道路去进行，他们所设定的目标与道路实际上就是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与道路。但政治改革不同于政治革命，其面临的最大挑战往往是，现行政治体制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推行改革所依赖的组织手段；政治改革者既是改革的动力，又是改革的对象。因此，改革者既要适应政治发展的需求不断变革自身，又要谨防急速或彻底的变革，否则就会使自己失去推动和驾驭改革的资格与能力，导致改革走向失败。
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坚定地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之路，被形象地描述为“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改革主要是以现有的条件为基础，以现实的问题为导向，在现实的可能中不断试错和探索，在改革存量积累的基础上进行政治体制的增量改革。
渐进性逻辑蕴涵了政治生活的深层智慧，反映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特征和规律。邓小平曾多次对此进行过阐释，如1986年他就指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一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4］(pp．176．177）1987年他又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4］(p．252）“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4］(p．199）这些都是对中国政治发展基本规律的深刻体认，明确地注解了政治领域变革的渐进性逻辑。
而且，中国超大规模的社会要走向现代化，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提出了现实诉求。“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4］(p．284）甚至有学者指出：“对于正在从事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来说，政治稳定与政治民主同样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稳定往往被置于优先地位。”[11］(p．204）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选择能够建构政治秩序的渐进式路径。
渐进式的政治改革彰显了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基本特色，政治领域的变革也因此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并初步成就了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模式。但在当前需要关注渐进性改革的限度与条件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在现有政治制度框架下对具体政治体制和体制内权力结构进行适度调整的改革路径，其生命力的持久性问题。在我们看来，这种改革要持续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其一，现有政治制度框架必须具有一定的容纳性，能够包容因社会经济结构深刻变革而产生的政治需求与挑战。其二，执政党必须具备自我调整能力和在实践中的学习能力，能够不断地吸取经验和教训，驾御和调控改革。
其三，政治改革必须能够解决现实的社会政治危机，有利于维持和巩固执政党的政治地位，增强其政治资源与合法性。
这些条件中，政治制度的容纳性可以为政治变革提供广阔的空间；执政党的能力可以为政治变革造就强有力的主体；政治改革化解危机的实效性可以为政治变革提供持续的动力。三个条件互为因果，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中国政治模式的未来样态。
（三）有效性的逻辑
对有效政治的追求是贯穿人类历史的一个恒久主题。政治的有效性是指，现实政治能够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有效作用，并创造完善的秩序与和谐的生活。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失误所带来的危害相比，政治失效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这是因为，政治发展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时具有致命性，政治发展一旦失败，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如果政治危机导致经济与社会动荡，轻则会使国家治理失效，导致大幅侵蚀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使其停滞或倒退；重则会使国家解体，甚至摧毁现有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体系。因此，创造有效政治是任何执政党和政府都必须承担的使命。
就政治发展模式而言，有效政治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因为，一种政治模式的现实运行只有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与支持，才具有合法性和稳定性，而政治有效性可以充分地传递给广大民众以政治模式的经验性信息。这恰是政治模式稳固成长的最佳条件。如果一种模式的政治发展能够有效地作用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那它就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可而生存下来；相反，一种无效的政治，由于得不到民众的认同通常会被抛弃。另外，那些全盘照搬他国模式的政治生活，一样会因有效性不足而丧失民众基础，也难于成长起来。
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严格遵循有效政治建设的基本逻辑，而是将政治生活纳入“革命化”的轨道，多次发动了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体制造成了全面冲击，整个政治体系因此而失效，难于有效作用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生活流弊丛生，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陷入了严重危机。正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就以变失效政治为有效政治为基本行动起点，而政治有效性在实践中的提升又与社会的转型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社会的急剧转型造成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些“转型效应”对政治生活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任何社会所出现的任何形式的转型发展都离不开权威、秩序和活力这三大基本要素。权威力量的存在是转型发展的前提，秩序是转型发展的保障，社会与民众的活力是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没有权威力量，转型发展就无法展开；没有秩序基础，转型发展就必然陷入无序与危机；没有社会活力，转型发展就无法持续进行。”[12]这种认识很是精当。新时期的中国社会转型与有效政治创造都围绕着权威、秩序和活力三大要素而展开。一方面，权威、秩序与活力的内在统一推动了社会转型，对政治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发展又有效地作用于经济与社会，推动了社会的转型。权威、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统一，在推动社会转型的同时，也创造了有效政治和适合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
当然，有效的政治并不一定是至善政治，理想和至善政治在实践中也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政治。应该说，三十年的中国政治发展是富有成效的，社会生产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社会总体的和谐、稳定、开放、自由，人民团结、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政治稳定等都是明证。未来中国政治模式的建构仍应以有效政治为基本逻辑。
参考文献：
［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英］密尔．代议制政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王邦佐，等．新政治学概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9］［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
［10］孙立平．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裂变［J］．天涯，2006，（2）．
［11］徐勇自选集［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12］林尚立．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对中国三十年政治发展的反思［J］．公共行政评论，2008，（1）．
［责任编辑：段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