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劳动力蓄水池现状及其对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

来源 :中国人口科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jinmeng79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章估计并描述了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劳动力蓄水池的规模、职业结构和空间分布情况,发现劳动力蓄水池呈空间非均衡分布,沿海地区无论规模还是专业化程度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文章利用微观企业数据,构建计量模型检验劳动力蓄水池对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结果显示:(1)劳动力蓄水池状况对新建企业选址有显著影响,企业倾向于选择劳动力蓄水池总量规模大、供需结构匹配度高、工资水平低的城市;(2)工业化程度高的地区、技术水平要求高的产业受供需结构匹配度影响更强烈,工业化进程推进、产业结构提升将进一步凸显供需结构匹配的重要性;(3)其他控制变量也影响企业选址,但不同行业的关注点各有侧重。轻工业重市场,重工业重资源,高技术产业重地价。
其他文献
清朝继承了中下级官员应守文据法的体制传统,但自清中后期以降,州县官的司法实践偏离制度规定日益明显.审案只要有助于息讼止争,维持社会稳定,地方官多未守文据法,没有太多动力将所有命盗重案纳入审转复核流程.行政治理角色决定了地方官僚阶层缺乏"规则之治"的思维.衙门受制于司法资源不足、人口剧增带来的审案压力,多数案件之勘验、审理和解送难以遵照制度要求.地方官通过构建同上级的私人关系,规避了层层监督和严格司法责任.因此,地方衙门司法实践与制度之间存在较大背离.
科场罢考是清代士子群体特有的一种抗议方式.由于康熙年间清政府对科场罢考案重视程度不够,致使康熙朝晚期罢考事件多发.然而,随着雍正、乾隆两帝对罢考态度的趋严转变,管控力度的加强,以及相应律例的适用与升级,科场罢考问题在雍乾时期得到快速而有效的控制,这展现出清前期朝廷对基层管控的有效性和针对科场罢考问题的"宽严之变".
期刊
文章利用在浙江省杭州市制造业企业中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调查数据,介绍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政府培训参与情况,分析了政府培训对农村转移劳动力产生的效果。文章通过对政府培训和个人培训的比较发现,政府培训和个人培训的参与率均在10%左右;相对于个人培训,政府培训明显存在着培训时间短、培训费用少的问题。政府主导的培训既不能帮助农村转移劳动力改变他们的技能状况,也不能提升他们的工资水平,而个人培训却是一种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文章认为,目前政府培训制度存在着实际覆盖率低、投入少和实用性差等问题,要使政府主导的培训发挥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了加强西北防务和巩固统一,在天山北部地区设置驻防八旗,建立起完备的防务体系.伊犁索伦营作为新疆驻防八旗的组成部分,其构成是多元的,由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兵丁组成,在军政合一的八旗组织下,和睦相处,共同生活,担负着戍边屯垦的使命,对巩固新疆的统一,保持当地社会的稳定,加强西北边界的防务,以及发展当地农牧业生产,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依据满文档案,并参考相关汉文文献,就索伦营的设置背景、兵丁来源、建制沿革、生计维系、驻防任务五个方面作一论述.
本文是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三封察合台文求药信(一封由浩罕伯克额尔得尼于乾隆二十八年呈递清廷,两封由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分别于嘉庆七年和十二年呈递清廷)的初步研究.本文首先翻译了三封书信的文本,并对其中的医药、疾病名称等内容做了较为详细的注解.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三封求药信所反映的文化现象进行了讨论,指出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欧亚大陆中部的政治变迁及民族分合,为诸如哈萨克和浩罕等中亚突厥语族民众的文化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得其文化面貌中出现了各种文化因素(包括欧亚草原游牧社会的固有传统、基于伊斯兰教的中
清朝是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俄罗斯官方得知清朝平定准噶尔时投向俄罗斯的厄鲁特人脱逃之事,且可能前往旧卫拉特游牧地,尔后又得知其中有叛逃清朝之舍楞等人.这一突发情况引发了清朝内部是否收纳的争论,清朝如何决策应对,则来源于对土尔扈特等部是否东归及东归意图的判断,而此问题又需要通过各种消息来解决.本文从清朝对东归消息的获得渠道出发,分析其如何对各种消息进行辨别并适时给出合理的应对策略,指出乾隆帝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考察了留居额济勒河之人再次东归传言的始末.
人口统计的方法和技术是帮助人们从数量上分析和认识人口现象的有力工具。但是,倘若运用不当,即使是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也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甚至会成为谬误的护身符。近年来,人口研究中误用或滥用统计分析方法的现象经常出现,并已影响到人口统计的严肃性和人口分析的准确性。文章以新近采用P/F比方法检验中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生育数据的一项研究为例,具体说明如果统计方法使用不当,特别是若无视方法内在包含的前提假定,便会得到误导性的结论。因此,人口研究中应当谨防方法的误用与滥用。
清代在郡县与藩部之间的圈层过渡地带常常通过设置"厅"的方式进行治理,山西与内蒙古交界的归绥地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清朝对这一蒙汉杂处地带的治理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探索过程,可分为理事、分辖、统合、兼辖、抚民、建省等六个阶段,厅制亦因应形势而变迁,生动展现了郡县制是如何逐步向边疆拓展的.这一过程并非直线式的,它受到国家整体行政制度的约束,也受到区域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厅制应被放在具体时空环境中理解其不同时期的样态.
清朝统一新疆后,在回疆地区实行"恤回"政策,以期怀柔与德化回人,乾隆帝坚持不渝的严禁"苦累回人"的施政要求,正是清朝推行德政以化回人政策的典型表现.严禁"苦累回人"是乾隆帝回疆施政的重要指导思想,它的产生不仅是重建回疆统治秩序的迫切需要,亦是在回疆治理中贯彻民本思想,维护满洲形象及巩固回疆统治的客观需求.乾隆帝在轸恤回人生计、力促官员廉洁施政、规范办事大臣与伯克关系及严惩回疆官员贪腐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又是其宣扬德政以构建回人的清朝国家认同,将回疆地区纳入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的政治实践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