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交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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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刚从树上跳下来的时候,他们是借助怎样的方式开始沟通,建立族群的?语言?手势?不,是舞蹈。我们深信人类社会的文明起源于手舞足蹈,并且,人类最初的社交活动也是从舞会的模式演变而来。莎乐美的“七层莎舞”被喻为地狱之王对人类欲望的极致考验;作为成人仪式的高中毕业舞会已等价于西方青年的另一次分娩;国家首脑招待各路嘉宾举办国宴的关键组成也是舞会……跳舞首先不是一种运动,而是礼仪,是社交,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社交方式,舞会比饕餮豪饮更健康、比声色欢场更高尚、比清茶薄烟更性感、比正襟危坐更优雅……这也是西方舞会模式在中国上流社会中,自民国以来迄今长盛不衰的根本。本专题试图厘清在当今中国的上流社会里,人们怎么跳舞、为什么跳、在哪里跳、穿什么跳……
  
  欧洲舞会传承
  “意味深长,虚幻不恃,讽刺嘲滑的场景,与音乐、舞蹈、诗意交织,构成贵族气息的画面。”—上世纪欧洲最有名望的社会名流之一Jean-Louis de Faucigny-Lucinge王子殿下(法国王室六大家族之一,绝代艳后玛丽王后和路易十六的外孙,家族至今保留欧洲贵族的生活方式,每年会在大运河上自15世纪留传至今的祖产宫殿中举行家庭聚会),对舞会写下如此形容。
  
  只是,瑰丽的梦想和派对是个奇妙世界,没有几个人可以笔墨精确形容。无论在哪一种语言里,“舞会”二字都令人联想到同一景象:华丽,和谐的时刻。舞会,给人的第一印象,自然是装潢美轮美奂的豪华宅第,其次是宾客的华衣美服,映照出典雅的艺术。舞会还是一个派对—因为每个人都盼望以主家的身份,款待一群显赫的贵宾。
  
  要为这个梦幻的词语寻找最精致的形容,非法国莫属。路易十四曾将凡尔赛宫举办奢华的巴黎舞会编纂成典;玛丽王后则较为低调,只是戴上舞会面具逃离王宫,到巴黎的化装舞会上翩翩起舞;到了第二帝国时期,舞会更幻化为华尔兹和硬纱裙旋绕的世界,让人感官波动。
  
  到了20世纪,舞会极尽讲究,在舞会来到前的几星期,宾客已经无暇顾及身旁的大小事项,一门心思都放在舞会当日的打扮上,务求尽善尽美。芸芸舞会常客中,Etienne de Beaumont伯爵更是将舞会的精髓升华至另一高峰的表率,就连Raymond Radiguet笔下著名小说《伯爵的舞会》,也是以他为蓝本—直至1949年以前,他位于Masseran大街上的别馆,一直是浮华舞会的热门场地。
  
  要了解这些,也许最好的参考就是电影。最金碧辉煌的电影都曾向舞会致敬,只消回想《浩气盖山河》(The Leopard)、《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窈窕淑女》(My Fair Lady)中的几个画面,自会明白。
  
  中国也有跳舞
  张爱玲曾说“中国是没有跳舞的国家”。我觉得并非如此。吕布正是通过一场被设计好的舞会而被貂蝉迷得失魂落魄;曹植正是通过一次仅能走七小步的诗词歌赋机会保住残喘的兄弟之情与生存安稳;李白正是因为能歌善舞才被唐玄宗赏识;陆小曼的一支舞勾起徐志摩的怜香情欲……
  
  舞会,被许多有着文艺情怀的人士怀念。上世纪三十年代是穿着西服旗袍、叼着西洋香烟、洒着诱惑香氛在舞池里肆意寻欢的纵情年代;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穿着喇叭裤、留着爆炸头、扛着收录机在公共场合彻底奔放的舞动时代;甚至上世纪毛泽东领导了大红大紫的普天同庆时代……
  
  究竟何时何地,城市人群在情意表达方面变得庸俗不堪?因为互联网及电脑细致入微的普及,造成语言沟通及文字书写障碍。像是《我心唱响》、《中国达人秀》之类的电视综艺节目,也只有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空前精神隔绝的社会才会如火如荼。石田衣良“池袋西口公园”系列中描绘日本现代青年人枯燥乏味的城市生活,人走在街上好似幽灵云游,不仅双目无神,人人都享受着自闭症的快感,发小间及陌生男女们约个会、求个欢、自个杀甚至表达自己征服世界的梦想,都必须通过敲击键盘才能完成。中国现时社会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迈进,在机械式生活蔓延至人类生存本能时,我们再去探讨什么原因造成人们想回到过去其乐融融的社会生活,已毫无意义。
  
  当我们看到身边朋友通过举办舞会派对来沟通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需求,是应报以羡慕的热眼,抑或怜悯自己、他人与社会缺乏肉体与精神世界间丰富的欢愉已久,久到乃至遗忘?
  
  跳舞,过去在各种扭曲人性的意识形态中,一直与生活作风糜烂挂钩,“舞”与“女”或“男”的组合总令人产生情色构想。而今天早已不合实际情理。令男人略感欣慰的是,跳舞这回事儿,自古以来一直就是以男人主导,不管是体育赛事还是皇族社交舞会,报幕员都会先报男性的名字,这与全球畅行的“女士优先”礼仪有所差异。
  
  不管是中年危机,青春期躁动,退休后失落,舞动自己的身体都是人类生存本能之根源。行走、奔跑、拥抱、性冲动、安睡……其实都是舞蹈的一部分。说人生如戏,不如说,人生就像一场舞会。
  
  舞王
  
  探戈 19世纪,大量西班牙和非洲移民涌入阿根廷,把民间舞蹈探戈诺舞,带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由于居无定所,妓院、酒吧成了他们纵情声色、借酒浇愁的主要场所。后来,探戈舞传入欧洲,被皇室们大力推崇,从而成就了今天的探戈。
  
  邱金运:玩味闷骚的“探戈帮”
  台湾商人邱金运Charles在2008年3月成立了上海“探戈帮”—致力于引入阿根廷探戈的文化传播教学机构,至今已培训了一千多名各行各业的探戈爱好者。夫妻俩因探戈相识而走到一起,曾共同赴阿根廷进行采风。他们像炒更赶场般出席世界各地的重要舞会(Milonga)和节庆,与各路大师切磋技艺。
  
  2011年国庆节期间,Charles与夫人Vivian迎来了探戈人生的里程碑—他俩一手策划,持续五天的上海国际探戈节吸引了亚洲各地数百名探戈爱好者纷至沓来。这次盛会花费近百万人民币—为的仅仅是“以舞会友”。来自五湖四海陌生的俊男靓女在此集结,时快时慢的节奏,欲进还退的舞步,左顾右盼的眼神,为的便是擦出心情火花,为情感释放增添绚烂前戏。
  
  探戈舞会一般开始于夜晚九点,舞瘾极重的爱好者早早便到,近百人喝着啤酒,聊着各自经历。他们各自带着辎重,男士们的舞鞋、正装以及多套衬衣,女士们的多套性感晚装及高跟鞋。当音乐响起,舞池中央陆续走入婀娜女子及俊俏男人。“探戈是一种闷骚的舞蹈。”如Charles所言,男女双方都在玩味对方的感觉和姿势,力求在全新组合时发挥出更多身体间相互灵动的可能,而且还不能让对方一眼看穿。几曲完毕,双方都已大汗淋漓,休息片刻,换上新衬衣,洒上诸如“带情绪的”SCENTLINE香氛,寻找坐待邀请的新猎物,用眼神示意,双方点头再随着悠扬乐声在舞池中汇聚。嗅觉、色彩、情感在此连接一起。
  
  用张爱玲的话来说“他们的跳舞带一点凄凉的酒意,可是心里发空,再也灌不醉自己,行动还是有许多虚文,许多讲究。永远是循规蹈矩的拉长了的进攻回避,半推半就,一放一收的拉锯战,有礼貌的淫荡”。
  
  国标舞 国标源于各国的民间舞蹈,是在古老的民间舞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由于国标舞对舞姿, 舞步要求非常严格。 所以,出现了要求相对低一些的交谊舞,它保持了国标舞各种舞种的风格,但比较随意。 尽管如此,交谊舞依然有自己的要求,这样才能体现各个舞种的风格, 才能洒脱自如。
  
  潘小夏:欢欣雀跃地投资
  中投圣泉投资管理企业的创始合伙人潘小夏,展现了投资家的另一面—舞蹈家。他曾任美国纳斯达克(NASDAQ)中国区主席及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在美国生活期间,他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新泽西罗格斯州立大学报了两个舞蹈班学习国标,通过两年训练,闯入东岸地区国标银牌比赛十二强。“在舞蹈课上,老师往往要求学生的第一要素就是有自信。尤其是交谊舞中的男方,担当的是领舞的重任,控场全在于那一个手势的暗示之间,自信更是无可或缺。”
  
  谈起未来计划,潘小夏用国标做了个类比,企业和投资人的关系就好像国标舞中配合的男女舞伴,男生是领舞的,要引领方向和路线,可是中心却是女伴,让女伴(企业),展现最美最好的姿态,赢得资本市场、客户、股东的青睐和掌声。
  
  袁岳:复活青春岁月
  零点调查的老板袁岳被人们称为是最会跳舞的企业家,他曾在2008年第二季《舞林大会》上崭暂露头角。在南京大学读书时,袁岳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周末校园舞会中接触交谊舞。到了研究生期间,他的舞艺已经日臻牛气,其中尤以快华尔兹、探戈、中四、小拉最为出彩,鲜有可相匹伴舞的舞伴。
  
  到北京工作后,他常去北京各校跳舞,认为“清华的舞功甚浅,北大、人大不错,北师大、中政大马马虎虎”,在舞场上还常常创新舞技与其他陌生舞者一较高下,迪斯科也小有尝试。他在自己工作所在地的国家司法部创办了午餐后的舞蹈训练班,这也成了他在机关同事中影响力快速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跳舞甚少,但偶尔有同行聚会、会议联欢、旅行消闲,也会蹦迪、跳莎莎,偶尔体会这种剧烈运动的乐趣。
  
  拉丁 拉丁舞有五个舞种:伦巴、恰恰、桑巴舞、牛仔舞、斗牛舞。它们分别起源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20世纪初期在英国被规范和发展并很快在许多国家流行起来;当时以社交、娱乐的形式在社交场所的酒吧非常盛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上海也非常流行。后来,经过英国皇家舞蹈教师协会的统一规范使其成为一种国际赛事。
  
  方俊:男人更要美和虚荣心
  上海男人方俊在水果生意上收获了资本之后,开始思考未来是继续与水果打交道,还是进修自己的爱好—跳舞。最终这位 “要为自己而活”的男人选择了舞蹈。某日,技有所成的方俊在英国看了几期综艺节目,不久之后《舞林大会》迅速走红国内。这个由方俊创造的全民跳舞公共平台最火爆时掀起了全国学舞热,国标舞俱乐部、舞蹈工作室遍地,方俊的方昭舞蹈工作室也火爆一时。方俊创造的平台教人们跳舞,还传递着一种时尚的文化潮流。
  
  “男人都爱美,不比女人差,还有虚荣心,比女人多的是梦想。”方俊如此评价日益增多的社会各界精英舞者,“前几天半岛酒店的老板还拜托我帮他安排跳舞的老师。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项不用被太阳暴晒的运动,既修身,又培养社交底气,最主要的是,跳舞可以提高个人素养。这给他们的发展带来更多机会。”在方俊看来,舞蹈显示了男人的控制力,“这是为男人设计的游戏,在英国社交季,所有的项目都是为男人准备的。打猎、赏花、赛艇、马术等,舞会也是如此。”他表示男性在作品表达上更能体现引领者的能力,所以在历届《舞林大会》上,跳得出彩的以及最后夺冠的,大都是男性。
  
  从事证券研究工作的戴维年届五十,已在方昭舞蹈工作室学习舞蹈一年多,现在他不仅能跳还能点评任何舞蹈比赛、表演,而最近他正在研究 “如何将西方舞蹈审美表达自己所获取的中国文化—内力外力协调以及阴阳调和”。另一位供职律师行业的查理,曾经的日常状况是见世界各地的客户、开车、应酬,在《舞林大会》的影响下,他也来到方昭舞蹈工作室,如今他感觉“肌肉紧致,生活也因此发生改变,精神特别好,走路形体越发年轻”。
  
  若要评价目前国内精英阶层对舞蹈、舞会的态度,从方昭舞蹈工作室的报名情况倒能略知一二,毕竟这是一项需要不菲报名费和大把练习时间的活动。舞蹈学习者从原来大多是女性的一面倒局面,发展到今天男人们趋之若鹜。很多男性都意识到了男女一起跳国标,在贴身的擦擦挨挨中,感情是多么容易升温。
  
  元媛舞会 (Debutante Ball)1780年发源于英国,当时名门千金年满十六周岁后,会在元媛舞会上觐见君主,并正式进入高级社交界,舞会也随着英国文化的强盛而传遍整个西方世界。如今,这一传统以非官方的形式得以传承,参与者从皇室后裔变成英国中产家庭的女儿,重心也由婚姻转移到慈善。
  
  周采茨:奢华来自于人
  2012年1月7日,京剧大师周信芳之女、社交名媛周采茨将有着悠久历史的“元媛舞会”首次引入亚洲,舞会在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内远东第一吧台边拉开帷幕。元媛舞会发起人周采茨十四五岁时初登香港社交舞界,问及谁是她最好的恰恰舞舞伴,周采茨笑言“当然是先生黄浩义”。她犹记得当年香港高级社交舞会的主办者和参与者都来自各大家族,对外很少宣传。而本次舞会从性质上看虽是私人舞会,但事前已在媒体做过相应宣传,对此周采茨认为:“不仅为了增加上海的社交氛围,也让各个阶层都有机会见识更多名人的生活。”之所以选在上海,是因为上海人一直对跳舞有高度的热情,具备举办舞会的基础。2003年,周采茨在上海定居之后,便把引入元媛舞会这一想法付诸实践,整个筹备过程中的所有环节她无不亲力亲为,从插花规格,到吃住行,配饰和服装。例如舞会请柬,320g重、4mm厚的外型让人感觉又轻又薄,但英国元媛舞会的请柬一直是250g,简单与奢侈并不冲突,“面子不在于这张请柬,而在于和谁一起”。
  
  要成为元媛,修养与素质更重要。这次参加舞会的13位元媛中10位来自英国中产家庭、1位来自荷兰,而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的两位名媛出自政治世家。虽然上海国际元媛舞会不收取“座位费”,但是元媛仍需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仅是服装首饰开销已不菲。舞会邀请了曾为戴安娜王妃、Kate Moss做造型的澳洲发型师Kim Robinson为元媛们造型,并提供了总价值6千万元的CHAUMET 镶钻皇冠。
  
  至于出席者应该如何着装,周采茨显示出她严厉的一面:“要和国际接轨,就要接足,礼仪和着装上必须做足!”参加元媛舞会,男士首选的服装应该是白领结“White Tie”,夜间所穿的大礼服可以说是最正式的男士礼服,因为细节繁复才以“白领结”作为代称,并非在一般正装打上个白领结那么简单。白领结晚装通常用黑呢料裁制,上衣前胸只到腰部,因此也称Cutaway, 后背中分,长度垂到膝后,也就是燕尾服。大礼服里面要穿两角翘起的硬领衬衫(Stiff Front Shirt with Wing Collar),搭配法国式回褶袖口(French Cuff),并搭配袖扣,衬衫外头要穿白色凸花棉背心(White Waistcoat)。其它配饰包括皮革或棉质白色手套、白色横领结,脚上穿黑丝袜与漆皮鞋。舞会的规格高不高不是看装潢怎么考究,而是男士的燕尾服,清一色燕尾服的场面最完美。
  
  在周采茨看来,举办上海国际元媛舞会一方面提升上流社会的整体礼仪,另一方面增加名利场的谈资。元媛舞会将会每年定期举行,然而现在最让她着急的是找不到合适的中国大陆女孩,至少在她过去一年面试的二十几位人选中没有符合标准的,“哪怕连个擅长包饺子的都没有。”
  
  
  舞场
  
  北京 风从上京来
  “花容雪貌、玉骨冰肌、腰脚熟练、身手灵活”加之“色彩缤纷,姿态婀娜”,令到民众“偷看妙舞,如蛾附火,如蚁附膻”。《北洋画报》曾经这样渲染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平的舞场盛况,当时各种流行的交际舞舞法,如“两步舞之狐步舞”、“三步之华思尔舞”、“四步之登高舞”等都为时髦阶层津津乐道。跳舞与男女平等、社交公开、妇女剪发一起,被视为都市新思潮和新生活的体现。当时的舞场交际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白宫舞场就是当时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们在北平的社交娱乐的高级场所之一。而东长安街使馆区和位于这一带的涉外高档饭店内均设有舞场,如法国人开办的北京饭店和外国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后来涉外的中西式及中式饭店,也仿效西人饭店开办舞场。甚至解放战争时期,延安、西柏坡也有舞场。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里,中南海中,西楼大厅、勤政殿、居仁堂、怀仁堂、紫光阁都举办过舞会,唯有春耦斋环境最好。春藕斋位于颐年堂旁边,室内装潢甚为雅致,前后有莲池围绕。对于这种西方式的男女成对交谊舞,毛主席曾明确表示:跳舞有好处,但要少,以不影响工作为原则。当时还产生了当代中国最早的专业舞伴—中央警卫团的文工队队员,舞曲大多是广东音乐、民歌或电影插曲。1977年的北京大学提倡思想解放,要求哲学系学生带头组织舞会,开了北京大学校园舞会的风气之先。20世纪90年代 大学校园“扫舞盲”运动的兴起,大学舞会社交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人际社交场所。
  
  新世纪,北京的社交舞蹈也朝着高端化、精英化的方向发展。参与社教舞蹈的一般都是白领、海归和有素质的高端人群,社交舞蹈正成为一种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文|敬悦)
  
  台湾 与浪漫无关的舞榭
  台湾早期酒场舞榭里的“舞女”,只卖笑不卖身;伦巴、恰恰、探戈样样得精通,酒量不含糊,歌声也须具备,周旋在“黑美人大酒家”、“新加坡舞厅”,以及北投温泉区那卡西走唱餐厅里的日式榻榻米上。这些女流之辈,每天送往迎来的可都是些政商巨贾,如果口风不够紧,还恐遭玛丽莲·梦露式的红颜薄命。至于华尔兹呢?就留给那些洋派的富商太太小姐们吧!在1960年代的台湾,民风保守传统而低调,即使名流们想寻欢作乐,也只能往备有暗门可供逃跑的欢场钻。那是个没有狗仔的年代,新闻媒体也仍属一言堂,男人们怕的不是媒体,而是捉奸的太座以及政风处长官。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七零年代末期仍能看到。
  
  来到1980年代的台湾,人民的口袋不断肥硕,出国见过世面的人多了,开始在名流圈兴起“私人招待所”模式,在泡沫化经济时代,昨天的巨贾一不小心就沦为今日阶下囚,于是白天在电视里哭嚎着“我会勇敢面对责任,请银行团不要雨天收伞”的大老板们,晚上就在自家大楼的神秘招待所里,将掌控他生死权的官员和银行家请来享用盛宴,席间当然少不了影视明星作陪,在那卡西伴奏乐师所营造的欢闹气氛下,有人唱着歌,有人翩翩拥舞,有人则涎着脸寻求高人指引一条生路。
  
  舞榭文化在台湾,少了些文人墨客的浪漫爱情故事,因为所费不赀,只有暴利行业的商人才花得起呀!多的却是政商挂钩见不得光的利益输送,为台湾经济写下闹剧般嘲讽又哭笑不得的一页。(文|江映瑶)
  
  香港 马照跑,舞照跳
  “马照跑,舞照跳”是指香港“回归”后,市民的生活方式不会被过多改变。显而易见,跑马和跳舞在香港人生活中的地位。舞会文化渗透省港澳还得从“十三姨”和“十三行”时代说起,那时洋人与国人只是在生意往来时才发生接触,西式舞会是洋人答谢宾主双方的例牌套路。有一群留洋归国分子,成为这两拨利益集团的桥梁,起到文化交融不冲突的催化作用。而真正流行开去社交舞会风潮,很大程度上来自上海的“舞厅文化”。
  
  20世纪初的香港,到处洋溢着“夜上海”的味道。为避乱世,许多上海的达官贵人纷纷移居香港。发展至1960年代,香港的舞厅文化红极一时,由亚洲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生动反映了那个年代的舞厅文化。
  
  而属于社交性质的舞会,正体现了香港的殖民文化,当时的婚礼或其它重要晚会,通常在郊外的无敌豪宅或市区内大酒店举办,以主办方夫妇领舞,跳一段华尔兹或狐步以拉开序幕。这点从邵氏的TVB所拍各类电视剧中就能窥见一斑,香港导演拍本港题材影片,只要提及香港上流社会,自然要以舞会的场景来描述,此乃极致。像是《纵横四海》中周润发、张国荣和钟楚红这仨雌雄大盗来到社交舞会找寻目标,瞄准的正是那些自以为有点小权力和社会地位的中层职员,向往过上体面生活、换了面具就不是原来自我的虚荣心。(文|李晓英)
  
  上海 雅华贵与东方灵动
  上海的百乐门曾是“远东第一乐府”,少帅张学良时常光顾;陈香梅与陈纳德的订婚仪式就在此举行;徐志摩是常客;卓别林夫妇访问上海时也曾慕名而来;陆小曼、陈香梅、唐薇红等当年的名媛贵族是舞池中的明星……他们传达的正是上海滩最典型的气质。开埠后的上海,以英租界为核心的市中心逐渐形成,不仅礼查饭店、英国总会、汇中饭店、一品香饭店、大华饭店等设有自己的舞厅,独立经营的舞厅、社交场所也层出不穷,西藏路上的高峰、远东、爵禄、逍遥、大新、锅台、米高梅、维也纳,南京路上的大都会、仙乐斯、维也纳、丽都、云裳、大东、国泰,再加上洋人豪宅中的舞厅—如犹太四家族之一的E.L埃兹拉的私宅,就有一个可容纳150人共舞的舞厅,整座城都洋溢着律动。
  
  老上海还有一类专门向洋人开放的娱乐社交高级场所—“西人总会”,这些总会是实行会员制的俱乐部,主要对本国侨民开放,即使是“高等华人”,要想入内也极难。其中英国总会资格最老、势力最强,所以名字起得很大—上海总会,又叫上海俱乐部,位于外滩3号,即现在的华尔道夫酒店。只接受男性会员,会员的社交生活总是排得满满的,其中社交舞会和赛马,无疑是最重要的内容。“交际舞会多得让人应接不暇”,1937年2月的英文报《字林西报》有这样的描述:“天天忙得不亦乐乎,你得匆匆带上假面舞会的道具,参加慈善募捐会,还得挤时间安排一些小型的茶会、鸡尾酒会等。”
  
  今日上海的社交舞会虽不如往日气候,不过总有一些人还有理想。像是周信芳的小女儿周采茨,从香港回来定居后,每年必然要偕同巾帼圆桌基金举办“五月慈善舞会”。而今年初在她举办中国首个元媛舞会之后,相信社交舞会又会在当地有所热崇。时至今日,人们只要一提到上海,除了“东方不夜城”的美誉,依旧会立即想到周璇那熟悉的旋律:“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乐声响,歌舞升平。”想到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中的那个百乐门头牌舞小姐—千万上海滩新贵的追逐目标,曾引发了多少关于上海滩的遐想和迷恋。(文|符哲琦)
  
  
  舞妆
  
  简单地说,在西方贵族传统里,男士的舞会着装可以分为White Tie和Black Tie两种。甚至对最高级别的舞会来说,前者也显得过于正式,White Tie装扮的男士出现在譬如国宴、皇家会议等严肃场合也并无不妥。
  
  除非舞会参与者来自贵族或上流显要社会,一般很少在邀请函上看到White Tie字样。White Tie是最正式的男性舞会着装准则,比如英国皇家宫廷贵族们的打扮,维也纳歌剧舞会、诺贝尔颁奖典礼晚宴及皇室晚宴。
  
  穿戴White Tie必须在18点以后,此前的造型则统称为“Morning Dress”。在White Tie场合,男士必须穿上燕尾服、白色马甲、白色领结,白色衬衫及漆光亮面的皮鞋,而且这些细节不能更改。当他与女士们跳舞时,也可以戴上白色手套。如果他是外交官,他可以在外套上别上代表国家颜色的胸针。
  
  如果用Formal(正式)及Semi-Formal(非正式)来区别,那 Black Tie就是真正的Formal了,对男士们来说就是替换了White Tie 的燕尾服。如果邀请函上注明Black Tie Optional,这又代表男士们最好能穿燕尾服出席;如果邀请函上写着 Black Tie Preferred,则代表邀请方希望你穿着标准的Black Tie,此时如果是如果你以半正式打扮出席,难免显得格格不入。女士出席Black Tie场合,最好也最安全的选择就是裙摆到地的晚礼服,裙摆上的分叉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别过于性感。至于礼服的面料,可以是波纹皱丝织、雪纺薄纱、丝绸、缎子、棉缎、人造丝、天鹅绒、蕾丝等等。如果选择戴手套,记得用餐时除下。(文|周觅云)
  
  
  2012年初,首届“上海华尔道夫国际元媛舞会”正式举行,由此揭开了中国社交圈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帷幕。
  
  左图:作为整个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舞会在西方皇室红白喜事中一直占据着不容替代的位置。
  
  2009年1月21日,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携夫人米歇人出席就职舞会。
  
  追溯民国时代,上海百乐门舞厅是中国最早接纳西方舞会文化的所在。
  
  说到社交舞会的着装礼仪,不能不提珠宝品牌梵克雅宝带来的风格示范,即使是在上个世纪,梵克雅宝舞会风格也是奢侈与趣味的绝佳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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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黄海波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十年了。这一年,他才喜获丰收。继《媳妇的美好时代》成为“国民老公”的余味后,他带领着《永不磨灭的番号》的兄弟们点燃了新一轮收视热潮。这还不算,他还在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里打了一回“国际酱油”,告诉大家保卫南京的铁血士兵是个什麼样儿。  我只能三十分地努力  黄海波是童星出身,十二三岁就开始演电影在张元导演的处女作电影《妈妈》中,他演了一个弱智的小男孩,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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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香港贺岁片,黄百鸣的名字会自然而然浮现在众人脑海,那位总是在银幕上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有些书卷气又有点小狡猾的男人,首开了香港家庭喜剧贺岁的先河。在香港电影低靡的那段时间里,黄百鸣淡出影视圈转而推动公司上市,16年后他又带着《叶问》系列、《花田喜事》回归银幕,在2012年的贺岁档他又推出《开心魔法》、《八星抱喜》等作品。此刻,他不仅在向世人证明他是一位于娱乐圈来说的全能人士,更是一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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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完美的科学狂人?他特立独行,又具有某种特殊的社交魅力;他理性冷静,又懂得在适当的场合抛出一个冷幽默;他甚至还能出得厅堂、入得厨房。没有?不要紧,我们来为你打造一个。    科学松鼠会的创始人姬十三曾经说过,因为自己和科学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少不了经常被人问及许多让自己非常头疼,且难以回答的问题—比如,“你觉得自己是个科学怪人吗”?在常人眼里,一个科学狂人是怎样的?顶着爱因斯坦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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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是车水马龙的名人,他坐着,我蹲着。跟他说话已经很费劲,他的听力远远不如他的脑力灵光。姚晨被人簇拥着走到他面前,弓腰,“袁老师,我是姚晨。”他缓慢地看着这位在另一个领域更为风云的女士,“姚晨是谁?你是干什么的?”  就为了这个一面之缘的老头,和朋友争了半天,说来真是有些操蛋。在我看来真理之所以是真理,似乎是因为它没有年龄和资历的限制,就如同人们质疑袁隆平一样,没什么不可以。但他却坚持认为,如果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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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夫,颁白者劳心,尊长者尽瘁。”看着2012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礼中微佝偻的白芳礼老人,朋友冒出了这么一句,眼泪儿差点下来。作为一个极理性的人,他很少对“感动”这些大字眼儿有什么感受,但执念于“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的儒家梦想,他对老人的努力,却颇有感触。于是,想到另一位更著名的老人——袁隆平,更有几分凄楚涌起,刚刚获得“马哈蒂尔科学奖”的他最近又成了热词,但也许没有^知道,他的听力已经很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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