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然而,如何推动,却有不同的路径选择。几十年的民主实践已证明,将不同的民主形式拆分开来,片面或单纯地推进某种民主形式,并不能发挥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协调发展的作用,反而阻滞了民主的整体推进、模糊了民主发展的要旨。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五年一届的中共中央委员会都有一次全会专题研究党建问题,应该说,中央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十分清醒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党内民主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建设好执政党,以便更好地领导人民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必须明确的是,在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党内民主建设必须结合人民民主建设一同进行,并且要以人民民主为核心,以人民民主带动和促进党内民主。否则,不仅党内民主难以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影响人民民主的发展。
　　早些年湖北等地农村选举村党支部书记时创造的“两票制”(即第一票是村民推荐票,第二票党员表决票),解决了一般村民无权参与党支部书记选举的问题,但从法律和党章规定看,这样做则有违规定,因为法律和党章并没有赋予非党员村民选举党支部书记的权利。可见,如果现行党政体制不作调整,单靠“两票制”是解决不了村民当家作主问题的。
　　最近河南省全面推行邓州农村创造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对村级重大事务实行党支部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内容和实施结果公开),获得高度肯定。但在实际工作中,如果农村的事情都按这套秩序来做,岂不是黄花菜都凉了吗?其实,农村的事情有两个秩序就够了:一是提议,二是决议。而要省掉上述其他秩序,必然涉及两委(支委会和村委会)关系问题,而这又关系到整个政治体制,不是乡村自己可以解决的。因此,基层民主改革的实践困境实际上已经倒逼上层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必须加快,否则就会拖基层民主改革的后腿。
　　近年来为了加强党内民主,许多地方正在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和党代会代表任期制,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建设使党代会和党代表运转起来,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如果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代会和党代表与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代表一样,都是常任和经常行使职权,那么,势必形成两个经常性的权力系统,造成权力的二元分割。这不仅会增加权力运行成本,而且可能架空人大,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局面。
　　如果不结合人民民主而过分地突出党内民主的意义,势必造成两种结果:一是人们将希望都寄托在执政党身上,以为执政党搞好了,整个国家就搞好了,这必然会给执政党带来难以承受之重。因为执政党毕竟不比国家政权,它只是一种政治组织,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如果执政党权力覆盖到全社会,势必影响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而且还会腐化执政党,使执政党成为矛盾的焦点和中心。二是执政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毕竟不是国家权力,执政党的主张只有经由国家立法机关经过法定程序制定為国家法律或法规后才能号令全国。如果跳过立法机关而直接号令全国,势必导致“以党代政”、“党在国上”的局面。而这样做又有悖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原则。必须明确,脱离人民民主单纯地发展党内民主,不但成效不彰,反而可能影响整个民主化进程。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促使人们对传统社会主义作出深刻反思。苏联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苏共背负了国家政权的职责,致使国家成了“党的国家”或“苏共国家”,国家民主(或称人民民主)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对此,俄罗斯共产党人在反思戈尔巴乔夫改革为什么失败时指出:“悲剧性的矛盾是,我们背负着‘苏共国家’这份逝去的历史时代的遗产就无法前进,无法发展,但是抛开它,则意味着我国及其社会由于失控危机和党机关中保守和‘疯狂’(反动)分子的反抗而有失去稳定的风险。”执政党凌驾于国家之上,致使国家被空置(有人说苏联只有党,根本就没有国家),一旦执政党出了问题,联邦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
　　实践已经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都很重要,都必须真正发展起来;但是,党内民主不能单独进行,只有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抓住人民民主这个本质和核心,中国式民主才能真正得到发展。
　　(作者系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