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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居住在台南的医生、诗人吴新荣得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虽早有预料，但心中还是一惊。次日清晨，他把日本强制摆放的“神棚”移开，摆上祖先神位，焚香祭拜：“日本已经投降，祖国得到最后的胜利。”随后他和几个朋友驱车去郊外，四下无人时，脱掉衣服直接跳进溪水里，大声欢呼。“要洗落十年来的战尘及五十年来的苦汗。”他在日记里写道。
吴新荣的兴奋是当时台湾民心的一个缩影。当时岛内各界都在举行光复庆祝大会。台湾报媒记录了当时的场景：“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
然而，就在这场欢庆浪潮之下，一股“台湾独立”的幽灵正在滋生蔓延。此后它不安分地游荡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繁盛于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最终归落于九十年代的岛内，至今仍在兴风作浪。
勾結日本，翻开“台独”活动史第一页
“现代意义上的‘台独’活动开端，是1945年的草山会议。”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当时台湾社会分布着少数具有浓烈“皇民情结”的士绅阶层。在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他们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灌输，甚至蔑称中国为“支那”。日本战败，台湾光复，为了保住现有利益和地位，他们选择与日本军方勾结，翻开了“台独”活动史的第一页。
1945年8月15日往后的一周内，日本驻台末任总督安藤利吉纠集以牧泽义夫、宫中牾郎为首的“主战派”军官与林熊祥、许丙等台湾亲日士绅，在台北草山（今阳明山）召开会议，密谋以残存的40万日军为后盾，在中国政府接受台湾之前成立“台湾自治委员会”，宣布“台湾独立”，妄图把台湾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8月22日，安藤最终慑于世界大局已定，无奈表示“日本军人只能听天皇的命令”。这场持续一周的闹剧草草收场，但也为后来日本与“台独”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埋下了伏笔。
短暂的“台独”阴谋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指示“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严惩“台独”组织。1946年7月29日，台湾省军事法庭以“共同阴谋窃据国土罪”将“台湾自治委员会”主要成员许丙、林熊祥等人处以重刑。1947年12月，“台湾省主席”魏道明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向外公开表明了国民党当局对“台独”的态度，他指出：“如果少数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600万台湾人民和4亿大陆人民将不惜为之流血牺牲。”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为稳固统治，强行推行土地改革。一些被剥夺土地的地主士绅由此产生怨恨，形成了另一股“台独”暗流。然而在国民党的严厉制裁下，“台独”势力在岛内难有立足之地，日本逐渐成为海外“台独”活动的中心。
“日本在台湾有50年的殖民统治，许多台湾中上层人士跟日本有密切联系，他们在日本读书、经商甚至移民。据我了解，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日本生活的台湾人有四五万人，有文化、有钱、亲日，这帮人对‘台独’是持同情和支持态度的。此外，一些不甘心的日本人对台湾还有很多想法，希望有一支‘台独’力量配合其对华政策。所以日本给大批‘台独’分子提供了政治庇护，乐见他们搞分裂活动。”李振广说。
1955年，在日本政府支持下，“台独”分子廖文毅在东京成立“台湾临时国民议会”。次年，他挂出“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招牌，发表“台湾共和国独立宣言”。日本一名外务省官员曾说：“我们可以等到下一代，台湾将成为另外一个国家，日本将自‘两个中国’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和最小政治冒险。”这番话暴露了日本花力气扶植廖文毅一伙的真实目的。
廖文毅曾在日据时期受日本人重用，台湾光复后，他的政坛之路屡受挫折。1946年，廖文毅在竞选“制宪国大代表”时因一票之差落选。自此，他对国民党政权心生不满，企图利用“台独”活动进行报复。
“廖文毅是典型的投机分子。”李振广说。“他擅长跟风，政策、路线、旗帜都是他吸引金钱和资源的工具而已。他抱美国大腿时，宣扬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还提出‘应准台湾脱离中国，而暂时由联合国托管’。1949年逃亡日本后，他的主张又带有强烈的‘皇民化台独’色彩。”
当时，廖文毅炮制“日本统治台湾有理论”，鼓吹日本使台湾“呼吸了现代文明”。他把所谓“国旗”设计成日本太阳旗右侧加一弯新月，平时讲日语，不称“大总统”，叫“大统领”，甚至连“临时政府”纪年都不用公历，而用日本“昭和”年号。然而，廖文毅的风光非常短暂，到了60年代，他的“台湾民主独立党”遭国民党潜入分化后处于崩解状态。1965年，廖文毅被国民党“招安”，放弃“台独”立场，返回台湾。1986年，他病卒于台北，终年76岁。
就在廖文毅一伙分崩离析之时，1960年，36岁的王育德看到“‘临时政府’徒有形式却欠缺实质与基础，内部派阀斗争激烈”，他虽是其中一员，但已认定“‘独立’运动绝对不可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于是决定另立门户，组织“台湾青年社”，后来壮大为“台湾青年独立联盟”（简称 “台青联”），成员多为战后台湾留日学生，该组织主导了60年代在日本的“台独”活动。
《台湾青年》是王育德创办的杂志，长期为其撰稿的不少作者实际上是冒充台湾人的日本人。王育德本人也撰写大量文章和专著，宣扬“台湾民族论”，叫嚣台湾人与祖国大陆的中国人并非同根同祖。他是“文化台独论”最早鼓吹者，力主“摆脱三民主义、儒教及汉字”，强调“台湾人必须将自己的母语闽南语，不能讲汉语”，从而建构所谓“台湾文化体系”。他还主张“台独冀望日本论”，强调“台湾独立”必须依靠日本。
同一时期，被捧为“台独理论大师”的史明和他创办的“独立台湾会”也相当活跃。史明原名施朝晖，出身士绅知识家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青年时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赴大陆参加抗日，但终因对中国革命的偏见而萌生“台独”理念。
1952年，史明偷渡日本，在日本反华势力支持下从事“台独”活动。1967年，他勾结一些在日“台独”人士成立“独立台湾会”，撰写大量专著，极力歪曲台湾历史，鼓吹“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民族主义”等谬论，还提出“主战场在岛内”的口号，派遣人员返台工作。 “史明作为‘台独’分子有几个特点，他不同于廖文毅之流，而是更加顽固。他还是自费搞‘台独’，不受资金的裹挟。另外，他算是‘台独’里的左派，做了很多研究，让他的理论看似更具一贯性，更具煽动力。”李振广说。
不过，到了60年代末期，随着中日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日本对“台独”势力支持力度减弱，在日活动的“台独”组织面临江河日下的颓势。
此外，李振广分析指出，由于长期资源分配的不均、人事地位的倾轧、理念诉求的差异等，在日活动的“台独”势力之间总是充斥着勾心斗角和权力矛盾。“用现在的话说，‘台独’组织也有严重的内卷化，这注定了其作鸟兽散的结局。”
“台独联盟”，在美刺杀蒋经国
1970年4月24日，纽约布拉萨大酒店，正在访美的蒋经国下车走近酒店正门，准备参加一场午宴。離他不远处，有几十人手持“台独”标语，正在抗议示威。“砰”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瞬间飞过蒋经国头顶，射入墙壁。开枪的男子准备冲进去打第二枪时，已被警卫擒住，另一名协助他行刺的男子也迅速被制服。事后调查发现，这两名男子分别叫黄文雄和郑自才，是“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简称“台独联盟”）的狂热分子。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先后出现多个在美“台独”组织。“一方面因为赴美留学的台湾学生迅速增加，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对多种政治主张容忍度较高，拥有‘台独’滋生的天然土壤。”李振广说。“此外，战后为了制约中苏，美国当然也有刻意扶植‘台独’势力的想法。”
1969年9月，各地“台独”骨干齐聚纽约，商讨整合力量，准备建立一个总部。1970年1月，“台独联盟”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台独”活动的重心由日本转移到美国，也标志着海外“台独”势力从分散走向联合。
“台独联盟”自称是一个“严密的革命组织”。“为防止敌人的渗透破坏”，组织运作严守三大原则：首先是分类原则，极机密讯息不留文件，亦不在电话中讨论，机密性讯息阅后即焚。其次是分散原则，重要名单及文件一向分散保管，没有人知道组织的全部机密。再次是伪装原则，为防止名单外泄，成员需要编造数套真假名册。
随着“台独联盟”的活跃，该组织逐渐成为“暴力台独”的典型代表。他们发表《台湾独立自救手册》，将矛头完全指向“蒋家统治阶级”，呼吁台湾人民“把他们喉扼，把他们命夺”，还详述了如何实行破坏行动，包括燃烧弹、炸弹的制造方法及投掷要点，暴露出海外“台独”运动的恐怖主义倾向。
除了刺杀蒋经国，“台独联盟”还有很多暗杀、暴力黑历史。1976年10月10日，“台湾省主席”谢东闵收到“台独联盟”成员王幸男寄的炸弹邮包，拆封时被炸断左手。1980年，“台独联盟”的暴力恐怖活动达到疯狂地步：1月，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洛杉矶营业处和芝加哥营业处被炸;2月，台湾军队政工系统头目王升之子王步天在加利福尼亚的住宅被炸;4月，《世界日报》纽约办事处和国民党旧金山总支部被烧，国民党高雄市长王玉云之子王志伟在洛杉矶的住宅被炸;10月9日台湾桃园慈湖水坝被炸;11月22日，“中兴号”客车、“国光号”客车被炸;12月，国民党在纽约的“侨选立委”曾燕山被殴。
1981年5月，接连进行上述恐怖活动后，美国加州司法部宣布“台独联盟”为暴力恐怖集团。在此压力下“台独联盟”虽有所收敛，但其暴力本质并未改变。1983年，“台独联盟”又用定时炸弹破坏了《中央日报》和《联合报》大楼。此后该组织还常常夸耀暴力恐怖活动是其“功德”之一。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对暴力抗争的反思，海外“台独”运动开始转向游说美国国会、加强国际联系的“温和路线”。1982年2月，蔡同荣、彭明敏、陈唐山等在洛杉矶成立“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以争取有利于“台湾住民自决”（即“台湾的前途必须由全体台湾住民共同决定”）的国际环境为宗旨，专门承担对美国国会游说的重任。
他们通过游说国会议员，使“台独”问题成为美国国会持续关注的重点议题，也使有关台湾所谓“民主”“前途”，尤其是“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法案被不断提及。他们还频繁向国民党当局施压，以达到解救“台独”分子的目的。因此，“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也被称为“台独”的“外交部”。
民进党从“大杂烩”走向“台独党”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批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民主改革、政治分权的“党外”势力登上政治舞台。在台湾，“党外”指的是民进党成立之前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无党籍政治反对派。他们通过参加各项公职人员选举，谋求“进入体制，改造体制”，并大量创办杂志，抢占舆论阵地，宣传“革新保台”、取消“党禁”“报禁”等政治主张。
在此过程中，“党外”一部分人以“争民主”为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台独”倾向。比如1983年，“党外”人士出于选举原因，也为了迎合岛内反对和平统一势力的需要，开始把“住民自决”作为共同政见发表，进而提出“民主、自决、救台湾”的口号。
与此同时，美国对台湾的“双轨政策”也在不断加强， 一方面支持台湾当局，另一方面也支持“党外”。当时美国驻台“大使馆”政治参事班立德与有“台独”倾向的“党外”人士施明德见面时明确表示，美国赞成“台湾独立”，“但这些话不能由美国人讲，应该你们自己去讲”。施反问：“这是你个人的立场，还是美国政府的立场？”班立德回答：“我个人没有立场。”
1986年，“党外” 势力突破国民党“党禁”，组成“台湾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这是1949年以来台湾政治发生的最大变化，此后，台湾政治开始向西方政党政治转型。
“民进党成立初期是一个反对国民党的‘大杂烩’。”李振广说。“既有主张统一的，也有主张‘台独’的，还有主张中间路线的。但随着‘台独’团体带着资金和支持者纷纷加入民进党，替换了民进党内结构，‘台独’逐渐成为党内主流了。” 1991年8月，民进党召开所谓“人民制宪会议”，通过了“台湾宪法草案”，主张废止“中华民国国号”，定台湾为“台湾共和国”;台湾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以“台湾共和国”名义加入联合国和国际社会。
同年10月，民进党“五大”通过新党纲，宣称“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暨制订新宪法，应交由台湾人民以全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台独党纲”的通过，标志着民进党变成地地道道的“台独党”。
在这种背景下，海外“台独”势力开始转变战略，采取“突破黑名单，争取返乡权”的行动。直到1992 年被捧为“台独教父”的彭明敏返台，海外“台独”组织主力均回到台湾。从此“台独”活动中心从海外转到岛内。
与此同时，民进党和海外“台独”势力的主从地位倒置，开始成为整个“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也成了祖国大陆“防独”“反独”斗争的主要对象之一。
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的“台独”路线图
李登辉是国民党和台湾当局第一个本省籍的最高领导人，具有浓厚的“皇民化”情结。他自称“22岁以前是日本人”，认为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加入国民党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还常常叹息“生为台湾人的悲哀”，扬言要做台湾的摩西（以色列人的民族领袖，率领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古埃及），带领台湾人“出埃及”。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作为第一顺位接班人的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上台后，他推动国民党本土化进程，打破外省籍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扶持独派，压制统派，并将所谓的“宪政改革”推上台面，加快“修宪谋独”步伐。
从1991年到2000年，李登辉主导6次“修宪”，其中1997年12月，第四次“修宪”的主要内容有：“总统”任命“行政院长”无需“立法院”同意，冻结“台湾省政府”功能，第十届“台湾省议员”与第一届“台湾省长”任期届满后不再办理选举。这导致岛内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出现根本性扭曲，而“冻省”更使“省”一级政府名存实亡，变相取消台湾省建制，为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提供法理基础。
1999年，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悍然抛出“两国论”，这是台湾当局第一次否认一个中国原则。他声称：“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协助李登辉起草“两国论”的人，就是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在执政过程中，李登辉与民进党沆瀣一气，甚至选择陈水扁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为台湾埋下祸根。
陈水扁是典型的“台独”激进分子，早在1998年他担任台北市长时，美国《华盛顿邮报》就评价过他：“这位年轻而有野心的市长，一心想将台湾独立于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共和国。”
2000年，陈水扁当选第一个政党轮替的民选领导人，自诩“台湾之子”。他是李登辉“两国论”的忠实继承者。2002年，他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与大陆，一边一国，要分清楚”，还鼓吹“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
陈水扁还在各个领域采取具体措施推动“渐进式台独”，全面“去中国化”。他推行“文化台独”，指使教育部门着手废弃汉语拼音、另行建立一套“台湾独立运用的拼音系统”。他任内的政府有大量“台独”分子，已然全面“绿化”。他竭力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多次推动李登辉访日、访美，每年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活动。此外，他大肆购买武器，主张“以武拒统”“以武护独”。
从2000年到2008年，从“台湾之子”变成“台湾之耻”，陈水扁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台湾。政坛内斗层出不穷，“黑金政治”愈演愈烈，台湾经济低迷不振，两岸关系陷入紧绷……以上种种，都已验证“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然而，2016年民进党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仍然不想回头。
李振广认为：“比起陈水扁的激进路线，蔡英文选择运用更柔性、隐蔽和欺骗的方式来推行她的‘台独’路线。”比如上任时，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是“维持现状”，但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维持现状”是幌子，“事实台独”是本质。
“修法台独”是蔡英文的大举动之一。但与李登辉的“修宪台独”不同，她不直接修改台湾地区体现“一中框架”的宪制性规定，而是对其他相关规定的具体内容进行逐步修改来持续推动“台独”。
2019年以来，蔡英文当局在“修法”方面动作频频，主要表现为“国安五法”和“反渗透法”，其直接影响是刻意将“亲中”与“卖台”联结，意圖切断两岸交流，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打击岛内统派人士和国民党。
与李登辉、陈水扁一样，蔡英文亲美也是人尽皆知，她时常在社交媒体上用英文向美方示好，攀关系、抱大腿。此外，4年来，台当局在对美军购项目上砸下约175亿美元。2020年，蔡英文仍在疯狂“囤货”，甚至曾在两周内促成3项美台军售案，花费至少47亿美元。
开展政党斗争和政治清算也是蔡英文推动“台独”的工具。上任以来，她一直推动所谓“内政改革”，提倡“转型正义”，成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简称“党产会”）和“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简称“促转会”）分别对国民党进行“抄家”和“去蒋化”“去孙化”等政治清算，最终目的还是“反中反统”。
2020年5月20日，蔡英文发表连任演说，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继续抱持顽固立场，仍旧回避两岸关系性质根本问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台独’是逆流，是绝路。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
吴新荣的兴奋是当时台湾民心的一个缩影。当时岛内各界都在举行光复庆祝大会。台湾报媒记录了当时的场景：“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
然而，就在这场欢庆浪潮之下，一股“台湾独立”的幽灵正在滋生蔓延。此后它不安分地游荡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繁盛于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最终归落于九十年代的岛内，至今仍在兴风作浪。
勾結日本，翻开“台独”活动史第一页
“现代意义上的‘台独’活动开端，是1945年的草山会议。”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当时台湾社会分布着少数具有浓烈“皇民情结”的士绅阶层。在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他们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灌输，甚至蔑称中国为“支那”。日本战败，台湾光复，为了保住现有利益和地位，他们选择与日本军方勾结，翻开了“台独”活动史的第一页。
1945年8月15日往后的一周内，日本驻台末任总督安藤利吉纠集以牧泽义夫、宫中牾郎为首的“主战派”军官与林熊祥、许丙等台湾亲日士绅，在台北草山（今阳明山）召开会议，密谋以残存的40万日军为后盾，在中国政府接受台湾之前成立“台湾自治委员会”，宣布“台湾独立”，妄图把台湾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8月22日，安藤最终慑于世界大局已定，无奈表示“日本军人只能听天皇的命令”。这场持续一周的闹剧草草收场，但也为后来日本与“台独”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埋下了伏笔。
短暂的“台独”阴谋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指示“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严惩“台独”组织。1946年7月29日，台湾省军事法庭以“共同阴谋窃据国土罪”将“台湾自治委员会”主要成员许丙、林熊祥等人处以重刑。1947年12月，“台湾省主席”魏道明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向外公开表明了国民党当局对“台独”的态度，他指出：“如果少数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600万台湾人民和4亿大陆人民将不惜为之流血牺牲。”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为稳固统治，强行推行土地改革。一些被剥夺土地的地主士绅由此产生怨恨，形成了另一股“台独”暗流。然而在国民党的严厉制裁下，“台独”势力在岛内难有立足之地，日本逐渐成为海外“台独”活动的中心。
“日本在台湾有50年的殖民统治，许多台湾中上层人士跟日本有密切联系，他们在日本读书、经商甚至移民。据我了解，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日本生活的台湾人有四五万人，有文化、有钱、亲日，这帮人对‘台独’是持同情和支持态度的。此外，一些不甘心的日本人对台湾还有很多想法，希望有一支‘台独’力量配合其对华政策。所以日本给大批‘台独’分子提供了政治庇护，乐见他们搞分裂活动。”李振广说。
1955年，在日本政府支持下，“台独”分子廖文毅在东京成立“台湾临时国民议会”。次年，他挂出“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招牌，发表“台湾共和国独立宣言”。日本一名外务省官员曾说：“我们可以等到下一代，台湾将成为另外一个国家，日本将自‘两个中国’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和最小政治冒险。”这番话暴露了日本花力气扶植廖文毅一伙的真实目的。
廖文毅曾在日据时期受日本人重用，台湾光复后，他的政坛之路屡受挫折。1946年，廖文毅在竞选“制宪国大代表”时因一票之差落选。自此，他对国民党政权心生不满，企图利用“台独”活动进行报复。
“廖文毅是典型的投机分子。”李振广说。“他擅长跟风，政策、路线、旗帜都是他吸引金钱和资源的工具而已。他抱美国大腿时，宣扬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还提出‘应准台湾脱离中国，而暂时由联合国托管’。1949年逃亡日本后，他的主张又带有强烈的‘皇民化台独’色彩。”
当时，廖文毅炮制“日本统治台湾有理论”，鼓吹日本使台湾“呼吸了现代文明”。他把所谓“国旗”设计成日本太阳旗右侧加一弯新月，平时讲日语，不称“大总统”，叫“大统领”，甚至连“临时政府”纪年都不用公历，而用日本“昭和”年号。然而，廖文毅的风光非常短暂，到了60年代，他的“台湾民主独立党”遭国民党潜入分化后处于崩解状态。1965年，廖文毅被国民党“招安”，放弃“台独”立场，返回台湾。1986年，他病卒于台北，终年76岁。
就在廖文毅一伙分崩离析之时，1960年，36岁的王育德看到“‘临时政府’徒有形式却欠缺实质与基础，内部派阀斗争激烈”，他虽是其中一员，但已认定“‘独立’运动绝对不可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于是决定另立门户，组织“台湾青年社”，后来壮大为“台湾青年独立联盟”（简称 “台青联”），成员多为战后台湾留日学生，该组织主导了60年代在日本的“台独”活动。
《台湾青年》是王育德创办的杂志，长期为其撰稿的不少作者实际上是冒充台湾人的日本人。王育德本人也撰写大量文章和专著，宣扬“台湾民族论”，叫嚣台湾人与祖国大陆的中国人并非同根同祖。他是“文化台独论”最早鼓吹者，力主“摆脱三民主义、儒教及汉字”，强调“台湾人必须将自己的母语闽南语，不能讲汉语”，从而建构所谓“台湾文化体系”。他还主张“台独冀望日本论”，强调“台湾独立”必须依靠日本。
同一时期，被捧为“台独理论大师”的史明和他创办的“独立台湾会”也相当活跃。史明原名施朝晖，出身士绅知识家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青年时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赴大陆参加抗日，但终因对中国革命的偏见而萌生“台独”理念。
1952年，史明偷渡日本，在日本反华势力支持下从事“台独”活动。1967年，他勾结一些在日“台独”人士成立“独立台湾会”，撰写大量专著，极力歪曲台湾历史，鼓吹“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民族主义”等谬论，还提出“主战场在岛内”的口号，派遣人员返台工作。 “史明作为‘台独’分子有几个特点，他不同于廖文毅之流，而是更加顽固。他还是自费搞‘台独’，不受资金的裹挟。另外，他算是‘台独’里的左派，做了很多研究，让他的理论看似更具一贯性，更具煽动力。”李振广说。
不过，到了60年代末期，随着中日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日本对“台独”势力支持力度减弱，在日活动的“台独”组织面临江河日下的颓势。
此外，李振广分析指出，由于长期资源分配的不均、人事地位的倾轧、理念诉求的差异等，在日活动的“台独”势力之间总是充斥着勾心斗角和权力矛盾。“用现在的话说，‘台独’组织也有严重的内卷化，这注定了其作鸟兽散的结局。”
“台独联盟”，在美刺杀蒋经国
1970年4月24日，纽约布拉萨大酒店，正在访美的蒋经国下车走近酒店正门，准备参加一场午宴。離他不远处，有几十人手持“台独”标语，正在抗议示威。“砰”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瞬间飞过蒋经国头顶，射入墙壁。开枪的男子准备冲进去打第二枪时，已被警卫擒住，另一名协助他行刺的男子也迅速被制服。事后调查发现，这两名男子分别叫黄文雄和郑自才，是“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简称“台独联盟”）的狂热分子。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先后出现多个在美“台独”组织。“一方面因为赴美留学的台湾学生迅速增加，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对多种政治主张容忍度较高，拥有‘台独’滋生的天然土壤。”李振广说。“此外，战后为了制约中苏，美国当然也有刻意扶植‘台独’势力的想法。”
1969年9月，各地“台独”骨干齐聚纽约，商讨整合力量，准备建立一个总部。1970年1月，“台独联盟”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台独”活动的重心由日本转移到美国，也标志着海外“台独”势力从分散走向联合。
“台独联盟”自称是一个“严密的革命组织”。“为防止敌人的渗透破坏”，组织运作严守三大原则：首先是分类原则，极机密讯息不留文件，亦不在电话中讨论，机密性讯息阅后即焚。其次是分散原则，重要名单及文件一向分散保管，没有人知道组织的全部机密。再次是伪装原则，为防止名单外泄，成员需要编造数套真假名册。
随着“台独联盟”的活跃，该组织逐渐成为“暴力台独”的典型代表。他们发表《台湾独立自救手册》，将矛头完全指向“蒋家统治阶级”，呼吁台湾人民“把他们喉扼，把他们命夺”，还详述了如何实行破坏行动，包括燃烧弹、炸弹的制造方法及投掷要点，暴露出海外“台独”运动的恐怖主义倾向。
除了刺杀蒋经国，“台独联盟”还有很多暗杀、暴力黑历史。1976年10月10日，“台湾省主席”谢东闵收到“台独联盟”成员王幸男寄的炸弹邮包，拆封时被炸断左手。1980年，“台独联盟”的暴力恐怖活动达到疯狂地步：1月，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洛杉矶营业处和芝加哥营业处被炸;2月，台湾军队政工系统头目王升之子王步天在加利福尼亚的住宅被炸;4月，《世界日报》纽约办事处和国民党旧金山总支部被烧，国民党高雄市长王玉云之子王志伟在洛杉矶的住宅被炸;10月9日台湾桃园慈湖水坝被炸;11月22日，“中兴号”客车、“国光号”客车被炸;12月，国民党在纽约的“侨选立委”曾燕山被殴。
1981年5月，接连进行上述恐怖活动后，美国加州司法部宣布“台独联盟”为暴力恐怖集团。在此压力下“台独联盟”虽有所收敛，但其暴力本质并未改变。1983年，“台独联盟”又用定时炸弹破坏了《中央日报》和《联合报》大楼。此后该组织还常常夸耀暴力恐怖活动是其“功德”之一。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对暴力抗争的反思，海外“台独”运动开始转向游说美国国会、加强国际联系的“温和路线”。1982年2月，蔡同荣、彭明敏、陈唐山等在洛杉矶成立“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以争取有利于“台湾住民自决”（即“台湾的前途必须由全体台湾住民共同决定”）的国际环境为宗旨，专门承担对美国国会游说的重任。
他们通过游说国会议员，使“台独”问题成为美国国会持续关注的重点议题，也使有关台湾所谓“民主”“前途”，尤其是“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法案被不断提及。他们还频繁向国民党当局施压，以达到解救“台独”分子的目的。因此，“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也被称为“台独”的“外交部”。
民进党从“大杂烩”走向“台独党”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批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民主改革、政治分权的“党外”势力登上政治舞台。在台湾，“党外”指的是民进党成立之前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无党籍政治反对派。他们通过参加各项公职人员选举，谋求“进入体制，改造体制”，并大量创办杂志，抢占舆论阵地，宣传“革新保台”、取消“党禁”“报禁”等政治主张。
在此过程中，“党外”一部分人以“争民主”为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台独”倾向。比如1983年，“党外”人士出于选举原因，也为了迎合岛内反对和平统一势力的需要，开始把“住民自决”作为共同政见发表，进而提出“民主、自决、救台湾”的口号。
与此同时，美国对台湾的“双轨政策”也在不断加强， 一方面支持台湾当局，另一方面也支持“党外”。当时美国驻台“大使馆”政治参事班立德与有“台独”倾向的“党外”人士施明德见面时明确表示，美国赞成“台湾独立”，“但这些话不能由美国人讲，应该你们自己去讲”。施反问：“这是你个人的立场，还是美国政府的立场？”班立德回答：“我个人没有立场。”
1986年，“党外” 势力突破国民党“党禁”，组成“台湾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这是1949年以来台湾政治发生的最大变化，此后，台湾政治开始向西方政党政治转型。
“民进党成立初期是一个反对国民党的‘大杂烩’。”李振广说。“既有主张统一的，也有主张‘台独’的，还有主张中间路线的。但随着‘台独’团体带着资金和支持者纷纷加入民进党，替换了民进党内结构，‘台独’逐渐成为党内主流了。” 1991年8月，民进党召开所谓“人民制宪会议”，通过了“台湾宪法草案”，主张废止“中华民国国号”，定台湾为“台湾共和国”;台湾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以“台湾共和国”名义加入联合国和国际社会。
同年10月，民进党“五大”通过新党纲，宣称“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暨制订新宪法，应交由台湾人民以全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台独党纲”的通过，标志着民进党变成地地道道的“台独党”。
在这种背景下，海外“台独”势力开始转变战略，采取“突破黑名单，争取返乡权”的行动。直到1992 年被捧为“台独教父”的彭明敏返台，海外“台独”组织主力均回到台湾。从此“台独”活动中心从海外转到岛内。
与此同时，民进党和海外“台独”势力的主从地位倒置，开始成为整个“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也成了祖国大陆“防独”“反独”斗争的主要对象之一。
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的“台独”路线图
李登辉是国民党和台湾当局第一个本省籍的最高领导人，具有浓厚的“皇民化”情结。他自称“22岁以前是日本人”，认为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加入国民党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还常常叹息“生为台湾人的悲哀”，扬言要做台湾的摩西（以色列人的民族领袖，率领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古埃及），带领台湾人“出埃及”。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作为第一顺位接班人的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上台后，他推动国民党本土化进程，打破外省籍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扶持独派，压制统派，并将所谓的“宪政改革”推上台面，加快“修宪谋独”步伐。
从1991年到2000年，李登辉主导6次“修宪”，其中1997年12月，第四次“修宪”的主要内容有：“总统”任命“行政院长”无需“立法院”同意，冻结“台湾省政府”功能，第十届“台湾省议员”与第一届“台湾省长”任期届满后不再办理选举。这导致岛内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出现根本性扭曲，而“冻省”更使“省”一级政府名存实亡，变相取消台湾省建制，为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提供法理基础。
1999年，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悍然抛出“两国论”，这是台湾当局第一次否认一个中国原则。他声称：“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协助李登辉起草“两国论”的人，就是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在执政过程中，李登辉与民进党沆瀣一气，甚至选择陈水扁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为台湾埋下祸根。
陈水扁是典型的“台独”激进分子，早在1998年他担任台北市长时，美国《华盛顿邮报》就评价过他：“这位年轻而有野心的市长，一心想将台湾独立于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共和国。”
2000年，陈水扁当选第一个政党轮替的民选领导人，自诩“台湾之子”。他是李登辉“两国论”的忠实继承者。2002年，他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与大陆，一边一国，要分清楚”，还鼓吹“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
陈水扁还在各个领域采取具体措施推动“渐进式台独”，全面“去中国化”。他推行“文化台独”，指使教育部门着手废弃汉语拼音、另行建立一套“台湾独立运用的拼音系统”。他任内的政府有大量“台独”分子，已然全面“绿化”。他竭力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多次推动李登辉访日、访美，每年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活动。此外，他大肆购买武器，主张“以武拒统”“以武护独”。
从2000年到2008年，从“台湾之子”变成“台湾之耻”，陈水扁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台湾。政坛内斗层出不穷，“黑金政治”愈演愈烈，台湾经济低迷不振，两岸关系陷入紧绷……以上种种，都已验证“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然而，2016年民进党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仍然不想回头。
李振广认为：“比起陈水扁的激进路线，蔡英文选择运用更柔性、隐蔽和欺骗的方式来推行她的‘台独’路线。”比如上任时，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是“维持现状”，但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维持现状”是幌子，“事实台独”是本质。
“修法台独”是蔡英文的大举动之一。但与李登辉的“修宪台独”不同，她不直接修改台湾地区体现“一中框架”的宪制性规定，而是对其他相关规定的具体内容进行逐步修改来持续推动“台独”。
2019年以来，蔡英文当局在“修法”方面动作频频，主要表现为“国安五法”和“反渗透法”，其直接影响是刻意将“亲中”与“卖台”联结，意圖切断两岸交流，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打击岛内统派人士和国民党。
与李登辉、陈水扁一样，蔡英文亲美也是人尽皆知，她时常在社交媒体上用英文向美方示好，攀关系、抱大腿。此外，4年来，台当局在对美军购项目上砸下约175亿美元。2020年，蔡英文仍在疯狂“囤货”，甚至曾在两周内促成3项美台军售案，花费至少47亿美元。
开展政党斗争和政治清算也是蔡英文推动“台独”的工具。上任以来，她一直推动所谓“内政改革”，提倡“转型正义”，成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简称“党产会”）和“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简称“促转会”）分别对国民党进行“抄家”和“去蒋化”“去孙化”等政治清算，最终目的还是“反中反统”。
2020年5月20日，蔡英文发表连任演说，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继续抱持顽固立场，仍旧回避两岸关系性质根本问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台独’是逆流，是绝路。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