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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上的《前后赤壁赋》
文/蔡国声
葫芦在民间又称之大吉，即大吉大利的意思。而用葫芦制成的品皿如瓢、勺、碗、盆之类，包括草虫盒，葫芦节扎，葫芦雕刻等等多类工艺美术品也都大受欢迎，能入古玩艺术品的收藏之列。甚至连用陶瓷、珐琅、竹木牙角等材料制成的葫芦造型亦是各呈其巧。于是葫芦制作的各门各派、时代风格和地区风格产生了。
图中是一对甘肃兰州刻葫芦，系现代名家骆石华先生所作赤壁赋。图文并茂、造型奇特，能玩赏于掌股之中，堪称刻葫芦艺术中的精品。
说起甘肃兰州的刻葫芦，早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甘肃兰州有个民间艺人叫王鸿平，在葫芦上刻画古装人物侠士、秦腔脸谱等。刻画之后，刮去表皮上剩余的空白部分，使葫芦分成两色，丰富了画面的效果，这是兰州刻葫芦的始创阶段。嗣后，经过不断的改进，在刻制的过程中加入了刮、晒、磨等加工工序，以特制的钢针和刀具在葫芦的表皮镌刻并涂以松墨，画面出自“芥子园”等画谱。兰州刻葫芦以笔墨、刀法并重，驰誉京津，成为人们手中的玩物。兰州刻葫芦除创始人王鸿平外，名手相继有李文斋、王德山、王云山、阮光宇、骆石华等人。
该对葫芦造型奇特，呈现圆珠状，大小若健身球，皮质光滑细嫩。呈色如老桔的黄杨木，亦如煮熟之鸡蛋黄色，匀润光洁。显然是经过严格的挑选。其上作苏东坡夜游赤壁图，一只刻的前赤壁赋，另一只刻的为后赤壁赋。正面是平面微雕刻画，其布局精微，线条粗细浓淡如国画中的白描，明暗、远近一任自然。其图案线条细如发丝，尽管不加渲染，亦层次井然，章法上有晚清之山水人物画风味。背面有整篇的前后赤壁赋全文，用单刀隶书刻成，结体匀称扁方，蚕头燕尾，圆润秀美，有汉隶中“曹全”“史晨”（碑）的风韵和书卷之气。该葫芦属平面微雕的范畴，对于平面微雕来说，无论是雕刻家还是书画家，必须要有深厚的书画底蕴和临摹功夫。同时雕刻时须平心静气，心无旁骛。雕刻往往在夜深人静时，奋战数小时，一气呵成。
该对葫芦精品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刻葫芦者，是因为上面有浓厚的书卷气、扎实的中国书画和文学根基，微雕者不是为小而小。以小媚世者，粗看之叹为惊世骇俗，多看之则索然无味，味同嚼蜡。一般的兰州刻葫芦题材皆是晚清戏文，古装人物，而东坡夜游赤壁则是千古不朽的文学名著。将它搬上兰州刻葫芦的舞台当是一个不可小嘘的转折，即兰州刻葫芦的民间艺术开始走上了民间艺术与文人、书画家相结合的艺术道路。
编辑：刘超
人见人爱康青花
卢伟帅
“吆！这只康熙青花瓷罐真不错！”笔者一见眼前那只制作精细，如亭亭玉立般少女那样令人心仪的青花瓷罐，不由得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康青花瓷罐高27厘米，口径12厘米，腹径为18厘米，底圈外撇，直径达15厘米，为较大器形的瓷罐。该瓷罐器身为青花满绘通景式山水人物图：在那群山环抱的山林间，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有依山势而建的水上亭榭；山石近水处，面对碧波荡漾的江水，两位知己在谈吐间倾诉自己的满腹经纶，又似陶醉在远离尘世后的怡然。这一种幽雅美丽的景致，以画面的形式真切地道出了人们寻求悠然闲逸生活的真谛。
纵观整个画面，不仅布局合理，而且构图精巧，看上去气势恢弘，并且在重山叠嶂中展现飞瀑流泉的山野景色，更有那“渔夫泛舟”与“文人漫游”共存的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象。使画面既展示了构图繁复的程式，又体现了笔法灵活的特点。尤其是画中山石采用清代康熙朝流行的斧劈皱法绘成，层层涂染，阴阳相背，使山石质感明显，人物神态自若，线条硬朗流畅，艺术格调高雅，既造就了一幅典型的康熙山水图，又完成了一幅韵味十足的文人画。
青花罐上的画出自晋《莲社高贤传》：“远法师居东林，其处流泉匝寺，下入于溪，每送客过此，有虎号鸣，因名虎溪。后送客未尝过。独陶渊明与陆修静至，语道契合，不觉过溪，相固与大笑”。此类画面笔者在康熙朝的各种瓷器上见过，如笔筒、棒槌瓶等。清代之所以流行此画，暗示文人高士相聚之乐。
在瓷器上绘山水图最早是在金、元时期的磁州窑瓷器上，到了明代晚期景德镇窑则开始广为流行。到了清代无论厅堂还是坊间，盛行不衰。康熙青花是继明永乐、宣德青花之后制作质量最高的品种。可以这样说：康熙青花是清代青花瓷器中最为优秀的。《陶雅》说：“雍乾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窑。然则青花一类，康青虽不及明青花之美者，亦可以独步本朝矣”。由此可见，康熙青花在当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本文所介绍的这只青花瓷罐，不仅画面清新宜人，而且青花发色鲜丽，色调青翠，成色稳定，釉色白中泛青，柔和淡雅，胎骨细腻坚实，康熙青花大多使用国产浙江料，但笔者以为，本瓷罐上面的青花颜料使用的可能是极为纯净的国产料：云南珠明料，它呈纯蓝色，享有“宝石蓝”的美誉。加上分水法的运用，使青花能分出五色，营造了一种色调浓淡深浅总相宜的氛围。
因此，我们能在瓷罐上清楚地分辨出山水画的浓淡层次感。所以，收藏界对康熙时期烧造的青花器评介很高。
编辑：刘超
神秘的人头彩陶瓶
文/陈百华
本文介绍的这只新石器时期马家窑文化的人头彩陶瓶是该文化时期的佼佼者，其艳丽纹饰的构思、绘画艺术的表现、造型技法的工艺等方面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先人工匠的聪明才智和超人一筹的艺术天分。
这是一只极为罕见和珍贵的人头彩陶瓶，它采用镂刻、塑雕加彩绘等工艺把人的脸部五官的比例及神情表现得均匀恰当、富有活力，特别是那双炯炯有神、向天仰望的一双眼睛更是生动传神。而器身上的红黑相间的纹饰又增添了这只彩陶器庄重与神奇的色彩，更令人注目的还有圆塑的人头顶上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简洁的彩色图案，其流畅的笔法绘出的是一个可以使我们产生丰富想像的变化“寿”字纹，尽管那个时期还可能没有发明这等文字。
中国的古陶特别是新石器时期各个文化类型的彩陶器，呈现给我们后人的是绚丽多样、千姿百态的风格：或秀美；或绚丽；或明快；或柔和；或刚健；或精致；或粗犷。无论是何种特色，但它总是有一个表达内涵的主题思想，从中向我们透露的就是当时社会、生活和思想等等信息。这只人头彩陶瓶不只是简单的人形，实际带有直接取法葫芦的造型特征。在我们所见的古陶器中，直接取象仿造植物的器型很多，而以葫芦造型的也有不少。葫芦是当时广泛种植并在古陶器诞生前就大量使用的天然容器。闻一多先生认为伏羲女娲与（夸包）（夸瓜）实是葫芦的化身，“至于为什么以始祖为葫芦的化身，我想是因为瓜类多子，是子孙繁殖的最妙象征，故取此相比拟。”
在远古时代的彩陶上绘就的鱼纹以及用葫芦作为陶器的造型等，都是比附和崇拜繁殖力旺盛的巫术实践和主题表现的象征，并有着明显的生殖崇拜的痕迹。古时仿葫芦型制作的陶器除了用于瓮棺葬的瓮钵盆以外，主要器形都是人们生活所需的炊具和食具。这其中蕴含的是一个普遍的巫术信仰，意欲通过葫芦状的饮食器皿的使用，将其旺盛的繁殖力传递和生长于人类身上。
另外，人形陶器也可能是一种象征性的替代物，她替代的不仅是人，更主要的也许是神或是被神化的图腾、巫术道具等。据有关考古资料记载，人形陶器始于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的“人首口瓶”。众多陶罐和陶壶的器形被人格化，在马家窑文化遗存中尤为显见。其造型类似人头并将两耳下部器形拉长及内收，体现对称均衡的美感。从甘肃地区已发现的不少以陶器造型来塑造和表现人体的方面观察，当时似乎已产生了对人类自身的某种崇拜意识，也许有着由图腾崇拜向人格神的祖先崇拜过渡的意义。
我国原始社会晚期是装饰艺术空前繁盛的时代，因此联想到本文所述的这只人头彩陶瓶上的纹饰，笔者一直坚信是蛇形象生纹，但翻阅众多资料发现当时的象生纹仅限蛙纹、人纹和鱼纹，没有蛇纹的发现记载，所以对于这一点笔者虽有自己的主见，但又怕误人误己，真的不敢也不应妄下定义，还是采用时间换空间的稳妥方法，等待历史掀开神秘面纱的那一天吧。
编辑：刘超
姿态横生扇面画
颜文扇面画赏析
文/玲珑
这是一幅名为《野趣自高森》的扇面画：浓浓的秋意伴随着湖光山色留下一片盎然，碧波荡漾的水面上一叶扁舟载着一对情侣泛游其间，乡间小路，茅屋、石桥、树木，展现了江南农村的田野风光和农家生活的温馨与和谐，那种“谁不忆江南”的怀旧情怀顿时呼之欲出。而用透视法作的整个画面则洋溢着其乐融融，野趣横生的风味，深深地吸引了文人雅士的目光。
它是著名油画家颜文先生1947年的作品，颜文（1893-1988）出生于苏州一个画家家庭，自幼受到艺术熏陶，1912年自行试制油画颜料创作出第一幅油画《石湖串月》。1919年发起组织苏州美术赛画会，为我国现代美术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美术展览会。1952年，颜文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浙江美术学院前身）副院长。教书育人的同时继续致力于油画艺术的研究和创作，他的作品构思精巧，刻画真实、细致，色彩明快，善于以西方的表现手法融以民族的精神，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对透视学、色彩学、解剖学的研究也卓有建树，著有《美术用透视学》、《色彩琐谈》等论著。
扇子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最早的扇子是用鸟的羽毛做的，被称作“羽扇”。所以，今天的“扇”字中就有个“羽”字。以后人们又制作出轻便、美观的团扇、绢扇、丸扇等，并开始在扇面上书写一些字、画。使扇子成为一个色彩缤纷的天地。据说，明永乐年间流行纸折扇，文人墨客纷纷将得意之作画在扇面上，明清以后，扇面饰以名人字画最为流行，扇面书画作为书画艺术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因其轻巧便捷，颇受书画家、文人乃至百姓的喜爱。而且，扇画之清逸、诗文之雅秀、扇骨之精致，被雅玩者称为扇之“三绝”，令人玩味无穷。成为融书画、工艺为一体的美术工艺品。在书画投资中，很长时间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一手卷，二册页，中堂第三，条屏第四，楹联第五，扇面第六，因而扇面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不为市场所重视。但是从去年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情况来看，扇面却令藏家刮目相看。
颜文的扇面画正是在这种市场背景下走向社会的。而且他作为第一代油画家中对透视学研究最为深入的一位画家，其扇面画有他的特点和艺术价值。一般地来说，品评画意，最看重的就是那用线条笔墨构成的作品间蕴蓄的文化积淀和人生情味。《野趣自高森》这幅扇面画正好不缺乏这些元素，画面着重写实，结构合理，笔法细腻，具有浓郁的东方气息和人文景观。更由于作者对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等研究精深，因此，他在作品中注重远景和近景的光色变化，近景颜色明朗浓艳，远景光线明晦错综，整幅作品是作者的精心佳作，是用手中的笔一笔一笔地堆塑起来的，因而产生了高低不平的立体感。柔和迷离的光线让人看不清远方景物的轮廓，虽然没有用坚实的轮廓线进行细部描绘，但仅仅用色彩的勾点就准确生动地表现了景物的特点，反映了画家对光源的敏感度和捕捉能力，以及注意统一由画面构成的主次关系、明暗对比和画面主体的强化，体现了糅合东西方作画艺术的精华。
赏阅这盈尺墨宝，那舒缓有致，收放自如的仪态，恰似苏子瞻在《答谢民师书》中称道其诗文之美那样：“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咫尺之间再现自然情趣，《野趣自高森》确实是一幅颇见功力的好画。
编辑：刘超
文/蔡国声
葫芦在民间又称之大吉，即大吉大利的意思。而用葫芦制成的品皿如瓢、勺、碗、盆之类，包括草虫盒，葫芦节扎，葫芦雕刻等等多类工艺美术品也都大受欢迎，能入古玩艺术品的收藏之列。甚至连用陶瓷、珐琅、竹木牙角等材料制成的葫芦造型亦是各呈其巧。于是葫芦制作的各门各派、时代风格和地区风格产生了。
图中是一对甘肃兰州刻葫芦，系现代名家骆石华先生所作赤壁赋。图文并茂、造型奇特，能玩赏于掌股之中，堪称刻葫芦艺术中的精品。
说起甘肃兰州的刻葫芦，早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甘肃兰州有个民间艺人叫王鸿平，在葫芦上刻画古装人物侠士、秦腔脸谱等。刻画之后，刮去表皮上剩余的空白部分，使葫芦分成两色，丰富了画面的效果，这是兰州刻葫芦的始创阶段。嗣后，经过不断的改进，在刻制的过程中加入了刮、晒、磨等加工工序，以特制的钢针和刀具在葫芦的表皮镌刻并涂以松墨，画面出自“芥子园”等画谱。兰州刻葫芦以笔墨、刀法并重，驰誉京津，成为人们手中的玩物。兰州刻葫芦除创始人王鸿平外，名手相继有李文斋、王德山、王云山、阮光宇、骆石华等人。
该对葫芦造型奇特，呈现圆珠状，大小若健身球，皮质光滑细嫩。呈色如老桔的黄杨木，亦如煮熟之鸡蛋黄色，匀润光洁。显然是经过严格的挑选。其上作苏东坡夜游赤壁图，一只刻的前赤壁赋，另一只刻的为后赤壁赋。正面是平面微雕刻画，其布局精微，线条粗细浓淡如国画中的白描，明暗、远近一任自然。其图案线条细如发丝，尽管不加渲染，亦层次井然，章法上有晚清之山水人物画风味。背面有整篇的前后赤壁赋全文，用单刀隶书刻成，结体匀称扁方，蚕头燕尾，圆润秀美，有汉隶中“曹全”“史晨”（碑）的风韵和书卷之气。该葫芦属平面微雕的范畴，对于平面微雕来说，无论是雕刻家还是书画家，必须要有深厚的书画底蕴和临摹功夫。同时雕刻时须平心静气，心无旁骛。雕刻往往在夜深人静时，奋战数小时，一气呵成。
该对葫芦精品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刻葫芦者，是因为上面有浓厚的书卷气、扎实的中国书画和文学根基，微雕者不是为小而小。以小媚世者，粗看之叹为惊世骇俗，多看之则索然无味，味同嚼蜡。一般的兰州刻葫芦题材皆是晚清戏文，古装人物，而东坡夜游赤壁则是千古不朽的文学名著。将它搬上兰州刻葫芦的舞台当是一个不可小嘘的转折，即兰州刻葫芦的民间艺术开始走上了民间艺术与文人、书画家相结合的艺术道路。
编辑：刘超
人见人爱康青花
卢伟帅
“吆！这只康熙青花瓷罐真不错！”笔者一见眼前那只制作精细，如亭亭玉立般少女那样令人心仪的青花瓷罐，不由得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康青花瓷罐高27厘米，口径12厘米，腹径为18厘米，底圈外撇，直径达15厘米，为较大器形的瓷罐。该瓷罐器身为青花满绘通景式山水人物图：在那群山环抱的山林间，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有依山势而建的水上亭榭；山石近水处，面对碧波荡漾的江水，两位知己在谈吐间倾诉自己的满腹经纶，又似陶醉在远离尘世后的怡然。这一种幽雅美丽的景致，以画面的形式真切地道出了人们寻求悠然闲逸生活的真谛。
纵观整个画面，不仅布局合理，而且构图精巧，看上去气势恢弘，并且在重山叠嶂中展现飞瀑流泉的山野景色，更有那“渔夫泛舟”与“文人漫游”共存的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象。使画面既展示了构图繁复的程式，又体现了笔法灵活的特点。尤其是画中山石采用清代康熙朝流行的斧劈皱法绘成，层层涂染，阴阳相背，使山石质感明显，人物神态自若，线条硬朗流畅，艺术格调高雅，既造就了一幅典型的康熙山水图，又完成了一幅韵味十足的文人画。
青花罐上的画出自晋《莲社高贤传》：“远法师居东林，其处流泉匝寺，下入于溪，每送客过此，有虎号鸣，因名虎溪。后送客未尝过。独陶渊明与陆修静至，语道契合，不觉过溪，相固与大笑”。此类画面笔者在康熙朝的各种瓷器上见过，如笔筒、棒槌瓶等。清代之所以流行此画，暗示文人高士相聚之乐。
在瓷器上绘山水图最早是在金、元时期的磁州窑瓷器上，到了明代晚期景德镇窑则开始广为流行。到了清代无论厅堂还是坊间，盛行不衰。康熙青花是继明永乐、宣德青花之后制作质量最高的品种。可以这样说：康熙青花是清代青花瓷器中最为优秀的。《陶雅》说：“雍乾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窑。然则青花一类，康青虽不及明青花之美者，亦可以独步本朝矣”。由此可见，康熙青花在当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本文所介绍的这只青花瓷罐，不仅画面清新宜人，而且青花发色鲜丽，色调青翠，成色稳定，釉色白中泛青，柔和淡雅，胎骨细腻坚实，康熙青花大多使用国产浙江料，但笔者以为，本瓷罐上面的青花颜料使用的可能是极为纯净的国产料：云南珠明料，它呈纯蓝色，享有“宝石蓝”的美誉。加上分水法的运用，使青花能分出五色，营造了一种色调浓淡深浅总相宜的氛围。
因此，我们能在瓷罐上清楚地分辨出山水画的浓淡层次感。所以，收藏界对康熙时期烧造的青花器评介很高。
编辑：刘超
神秘的人头彩陶瓶
文/陈百华
本文介绍的这只新石器时期马家窑文化的人头彩陶瓶是该文化时期的佼佼者，其艳丽纹饰的构思、绘画艺术的表现、造型技法的工艺等方面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先人工匠的聪明才智和超人一筹的艺术天分。
这是一只极为罕见和珍贵的人头彩陶瓶，它采用镂刻、塑雕加彩绘等工艺把人的脸部五官的比例及神情表现得均匀恰当、富有活力，特别是那双炯炯有神、向天仰望的一双眼睛更是生动传神。而器身上的红黑相间的纹饰又增添了这只彩陶器庄重与神奇的色彩，更令人注目的还有圆塑的人头顶上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简洁的彩色图案，其流畅的笔法绘出的是一个可以使我们产生丰富想像的变化“寿”字纹，尽管那个时期还可能没有发明这等文字。
中国的古陶特别是新石器时期各个文化类型的彩陶器，呈现给我们后人的是绚丽多样、千姿百态的风格：或秀美；或绚丽；或明快；或柔和；或刚健；或精致；或粗犷。无论是何种特色，但它总是有一个表达内涵的主题思想，从中向我们透露的就是当时社会、生活和思想等等信息。这只人头彩陶瓶不只是简单的人形，实际带有直接取法葫芦的造型特征。在我们所见的古陶器中，直接取象仿造植物的器型很多，而以葫芦造型的也有不少。葫芦是当时广泛种植并在古陶器诞生前就大量使用的天然容器。闻一多先生认为伏羲女娲与（夸包）（夸瓜）实是葫芦的化身，“至于为什么以始祖为葫芦的化身，我想是因为瓜类多子，是子孙繁殖的最妙象征，故取此相比拟。”
在远古时代的彩陶上绘就的鱼纹以及用葫芦作为陶器的造型等，都是比附和崇拜繁殖力旺盛的巫术实践和主题表现的象征，并有着明显的生殖崇拜的痕迹。古时仿葫芦型制作的陶器除了用于瓮棺葬的瓮钵盆以外，主要器形都是人们生活所需的炊具和食具。这其中蕴含的是一个普遍的巫术信仰，意欲通过葫芦状的饮食器皿的使用，将其旺盛的繁殖力传递和生长于人类身上。
另外，人形陶器也可能是一种象征性的替代物，她替代的不仅是人，更主要的也许是神或是被神化的图腾、巫术道具等。据有关考古资料记载，人形陶器始于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的“人首口瓶”。众多陶罐和陶壶的器形被人格化，在马家窑文化遗存中尤为显见。其造型类似人头并将两耳下部器形拉长及内收，体现对称均衡的美感。从甘肃地区已发现的不少以陶器造型来塑造和表现人体的方面观察，当时似乎已产生了对人类自身的某种崇拜意识，也许有着由图腾崇拜向人格神的祖先崇拜过渡的意义。
我国原始社会晚期是装饰艺术空前繁盛的时代，因此联想到本文所述的这只人头彩陶瓶上的纹饰，笔者一直坚信是蛇形象生纹，但翻阅众多资料发现当时的象生纹仅限蛙纹、人纹和鱼纹，没有蛇纹的发现记载，所以对于这一点笔者虽有自己的主见，但又怕误人误己，真的不敢也不应妄下定义，还是采用时间换空间的稳妥方法，等待历史掀开神秘面纱的那一天吧。
编辑：刘超
姿态横生扇面画
颜文扇面画赏析
文/玲珑
这是一幅名为《野趣自高森》的扇面画：浓浓的秋意伴随着湖光山色留下一片盎然，碧波荡漾的水面上一叶扁舟载着一对情侣泛游其间，乡间小路，茅屋、石桥、树木，展现了江南农村的田野风光和农家生活的温馨与和谐，那种“谁不忆江南”的怀旧情怀顿时呼之欲出。而用透视法作的整个画面则洋溢着其乐融融，野趣横生的风味，深深地吸引了文人雅士的目光。
它是著名油画家颜文先生1947年的作品，颜文（1893-1988）出生于苏州一个画家家庭，自幼受到艺术熏陶，1912年自行试制油画颜料创作出第一幅油画《石湖串月》。1919年发起组织苏州美术赛画会，为我国现代美术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美术展览会。1952年，颜文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浙江美术学院前身）副院长。教书育人的同时继续致力于油画艺术的研究和创作，他的作品构思精巧，刻画真实、细致，色彩明快，善于以西方的表现手法融以民族的精神，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对透视学、色彩学、解剖学的研究也卓有建树，著有《美术用透视学》、《色彩琐谈》等论著。
扇子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最早的扇子是用鸟的羽毛做的，被称作“羽扇”。所以，今天的“扇”字中就有个“羽”字。以后人们又制作出轻便、美观的团扇、绢扇、丸扇等，并开始在扇面上书写一些字、画。使扇子成为一个色彩缤纷的天地。据说，明永乐年间流行纸折扇，文人墨客纷纷将得意之作画在扇面上，明清以后，扇面饰以名人字画最为流行，扇面书画作为书画艺术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因其轻巧便捷，颇受书画家、文人乃至百姓的喜爱。而且，扇画之清逸、诗文之雅秀、扇骨之精致，被雅玩者称为扇之“三绝”，令人玩味无穷。成为融书画、工艺为一体的美术工艺品。在书画投资中，很长时间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一手卷，二册页，中堂第三，条屏第四，楹联第五，扇面第六，因而扇面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不为市场所重视。但是从去年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情况来看，扇面却令藏家刮目相看。
颜文的扇面画正是在这种市场背景下走向社会的。而且他作为第一代油画家中对透视学研究最为深入的一位画家，其扇面画有他的特点和艺术价值。一般地来说，品评画意，最看重的就是那用线条笔墨构成的作品间蕴蓄的文化积淀和人生情味。《野趣自高森》这幅扇面画正好不缺乏这些元素，画面着重写实，结构合理，笔法细腻，具有浓郁的东方气息和人文景观。更由于作者对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等研究精深，因此，他在作品中注重远景和近景的光色变化，近景颜色明朗浓艳，远景光线明晦错综，整幅作品是作者的精心佳作，是用手中的笔一笔一笔地堆塑起来的，因而产生了高低不平的立体感。柔和迷离的光线让人看不清远方景物的轮廓，虽然没有用坚实的轮廓线进行细部描绘，但仅仅用色彩的勾点就准确生动地表现了景物的特点，反映了画家对光源的敏感度和捕捉能力，以及注意统一由画面构成的主次关系、明暗对比和画面主体的强化，体现了糅合东西方作画艺术的精华。
赏阅这盈尺墨宝，那舒缓有致，收放自如的仪态，恰似苏子瞻在《答谢民师书》中称道其诗文之美那样：“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咫尺之间再现自然情趣，《野趣自高森》确实是一幅颇见功力的好画。
编辑：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