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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最近围绕西方民主理论的聚讼增多。分析与探讨当代西方的民主困境，已经成为势所必趋的研究课题。在全面透视西方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时，有两个民主理论范式是无法回避的，它们分置于民主理论的两翼：一个是力求批判现代性而倡导“精英民主”理论的萨托利，一个是延续理性启蒙而创建“话语民主”理论的哈贝马斯。二人可以说以有着几乎相同的社会经历与相同的时代任务，然而却造就了彼此相异的理论逻辑与相异的学术诉求。检视萨托利和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的歧变与差异、对接与耦合，有助于全面分析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实质，从而更好地厘清当代西方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危机。
关键词：萨托利；哈贝马斯；现代性危机；西方民主困境
作者简介：文长春，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哈尔滨 15008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正义的平等范式”（12YJA810015）；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西方正义理论的嬗变与批判研究”（16ZZD02）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8.03.004
当代西方社会民主乱象频发，有关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聚讼日益增多。毋庸质疑，民主在当代西方遭遇到空前危机，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就是，当代西方民主无论在理论层面抑或实践层面均出现了大问题，已然无法有效地解答其身处其间的社会政治现实。反思与检视西方民主理论困境，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作为民主思想肇始之地的欧洲大陆，始终是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的重镇。其中，萨托利与哈贝马斯更是其中的鲜明代表者，萨托利被誉为构建20世纪主流民主理论的“建筑师”，哈贝马斯则被誉为实践欧洲一体化的“民主斗士”。二人的理论各据民主理论的两端，正好形成了一对正反题，以二者的比较研究反观西方民主危局，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诠释视角。
萨托利少年时期的生活被法西斯统治所笼罩，他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其残酷的恐怖统治，正是源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怨恨，以及对当时意大利民主理论的切身体悟，萨托利开始反思民主的真正含义。这种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黑色记忆”影响了萨托利一生的民主观研究倾向，也成就了其民主观的研究主旨。同样，德国法西斯的暴行也对哈贝马斯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纳粹主义的恐怖统治成为其人生成长阶段的主要背景，对于法西斯主义的震惊成为贯穿其后所有作品的无法回避的知识语境。1哈贝马斯思考的主题是如何重塑现代性。
与哈氏相反，萨托利彻底否定与抛弃启蒙运动。因为在他看来，启蒙运动带来了令人生厌的、极权主义的现代性。萨托利痛恨它“在于支持并助长了极权主义权力扩张和渗透的技术的现代性”。2而从语义学上的批判则更为直接，极权主义将整个社会禁锢在权力机器之中，对非政治的生活进行政治的统治。这种极权主义的现代性导致的后果，就是“面临着人类集体生活中一切自发的、独立的、多样化的自主现象遭到毁灭，简言之，面临着一个国家把群众社会吞噬掉的庞大的政治兵营”。3现代性问题在萨托利看来就是理性的泛滥所致，他对现代性背后的理性主义进行鞭挞，“卢梭已燃起上千人的热情，边沁主义才说服了一个人”，“理性主义周游四方，经验主义足不出户。为什么？”萨托利指出：“在理性主义者的心里只有一个非人化的、与个人无关的法律形态。”4萨托利对民主持一种中和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 一方面“威胁着民主的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劣等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用错了地方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威胁着民主的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劣等的理想主义’，是‘至善论’”。5为了反对极权主义的现代性，萨托利的解决方案是寻求一种抛弃传统民主的新的统合，理性主义方法和经验主义方法倘能殊途同归，对双方都是幸莫大焉。
哈贝马斯则不以为然。在其理论视域里，现代性不是一个要批判与推翻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进一步推动与重构的问题。哈贝马斯首先指出，现代是一个开放的时间概念，而且是“彻底面向未来的”。6而现代意识离不开“理性”，现代性借助理性超越传统。哈贝马斯极力地肯定启蒙运动，他强调：“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方案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邏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的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日常的社会生活。”7哈贝马斯坚信，启蒙所遗留的问题必须通过启蒙来解决，他为现代性找到了新的奠基替代物，也就是所谓的“第三种民主模式”，这种民主是建立在交往前提之上，其优势在于可以预测政治进程的理性后果，它表现为广泛意义上的“话语模式”。8
如何证成民主的问题，就是如何证成民主的基石即共识的问题，这是民主理论形成的关键环节。萨托利与哈贝马斯在这点上都意识到了共识的重要性。萨托利强调：“为了拥有民主，我们必须建立一定程度上的人民统治。”9而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统治的人民”，因为选举能够达成民意，能够形成民主的共识基础。萨托利认为，共识不是实际的同意，不是主动的同意，我们称之为共识的现象就是接受的共识，即在消极意义方面的共识。因此，“共识—接受”有着不宜分开的、一般而明确的“共有”特征。萨托利为可能共有或可能一致的对象给出了清单：（1）终极价值，如自由和平等，它们构成了信仰系统；（2）游戏规则或程序；（3）特定的政府及政府的政策。这些对象分别可以转换为共识的三个层次：（1）共同体层次的共识，即基本的共识；（2）政体层次的共识，即程序的共识；（3）政策层次的共识，即政策共识。
萨托利指出，18世纪下半叶之前的共识理论，仍然是全体一致的共识论，而现在的共识只能是多元主义共识论。他强调现实的共识是在选举框架下，对于选举结果的同意，是一种策略型的共识，它不能考虑参与者的感受和权利，只能考虑对方的反应对其目的的影响。那么这种共识能否达成呢？萨托利通过公众舆论与民意共识之间的关系说明，人们的共识并不总是理性的选择，而更多的是一种感情气质方面的喜好所致，甚至是外力影响所致。萨托利清晰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发言权，那么人民的主权不过是空洞的主权。人民主权与公众舆论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说，舆论也必须是自由的。没有自由舆论的选择是空洞无意义的，“被统治者的舆论是一切统治的真正基础”。1萨托利认为，公众舆论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指“一群公众或数群公众的散乱思想（意见）状态同有关公共事务状况的信息流的相互作用”。2他注意到，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公众的散乱思想与公共信息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过程，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势力对势力、资源对资源、欲望对欲望的相互作用。 首先，精英阶层自上而下的煽惑。公共舆论是由精英阶层引导的，萨托利用多伊奇的瀑布模型来比喻这一过程，舆论以一种多阶梯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流淌，但是会被不同的水潭切断并且产生分流，也就代表了不同的声音。其中自上而下是经济社会精英—政治统治精英—大众传媒—舆论领袖—人民大众的水潭。尽管每一层次在流淌过程中，均产生了势力对势力、资源对资源、欲望对欲望的相互作用，但在每一空间或时间范围内，我们会发现各种势力或资源是不平衡的，它们不大可能相互抵消。其中大众传媒和舆论领袖的水潭的影响至关重要。其次，普通群众的舆论向上蒸腾。萨托利认为，应该注意普通群众中的“舆论蒸腾”，因为沸腾往往膨胀成强大的浪潮，舆论大潮可能是周期性的，其到来也无规律可言，不过一旦它们到来便会压倒上层，使其大惊失色，它们会留下深远的影响。再次，在这一过程中相关团体的认同。公众舆论的个人意见又产生于对不同特殊的或相关的团体认同——如家庭、同业团体、工作团体、宗教团体、种族团体、党派认同和阶级认同，萨托利特别指出，认同与知情与否并无关系。然而，即使如此，个人意见先于知情，可能公然蔑视实情，否认甚或拒绝知情。3萨托利据此认为，人们的“知情”愿望可能是最不可靠的愿望，从传播媒介获取的越多，受其操纵的潜在可能性越大。就政治选择而言，“政治选择可以说类似于文化爱好……它们都属于感情气质方面的事情，而不是‘理性的选择’”。4
尽管哈贝马斯与萨托利持有同样的观点，即都坚信公众舆论实现其功能需要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但是，二者的区别却是主要的而且明显的。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认为，“公众舆论”是作为公共领域范畴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指“以话语交往为基础的，所处公共领域空间内的社会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5首先，哈贝马斯认为，公众舆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公众舆论对于公共领域的公共事务具有“批判”“展示”“操纵”的功能，有利于公共权力的实施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其次，哈贝马斯认为，公众舆论是社会公众在就公共事务相互交流的过程中，遵循超越个人利益的原则而达成的一致共识。它不是基于狭隘的利己心理，舆论的主体并不代表某一精英阶层，它也不囿于势力不均的利益团体，而是基于每一个平等地自愿参与的公众，它具有“公共性”和“平等性”。再次，哈贝马斯认为，公众舆论具有理性的批判功能。因为公共舆论的程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种观点互相碰撞。此外，公共舆论的主体也是互动的关系，在维护自身观点同时也要互相批判。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公众舆论中的人是可以对公共事务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的。
与萨托利相同的是，哈贝马斯同样要面对价值世界的“诸神之战”所导致的现代性祛魅，而区别在于二者选择的解决方式不同。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所造成的这种分歧，完全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来协调和弥合。哈贝马斯主张，“通过实践的话语和理性的争论，交谈者对规范的有效性主张进行检验，最后在合理的推导基础上（即在理由的基礎之上）达成一种认为某些规范是正确的共识”。1显然，哈贝马斯认为的共识与萨托利的共识论差异较大。首先，这种共识是一种建构的共识。哈贝马斯的共识论是发生于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交往，是一种话语共识，并且这种交往自由依赖参与者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的原则，认为这种模式下的人们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一种直接的关系，而是一种建构和反思的关系。其次，这种共识是一种理性的共识。在哈贝马斯看来，真理性、正当性和至善性是共识必须具备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形式上的表决一致是一种带有策略性的欺骗”。2在对话过程中，对话者应该保持真诚，并对他者保持包容，不利用、不同化他人，必须尊重差异。如此才能使“每一个一致性都能够以合乎理性的方式通过新的论证而被再次置于问题之中，也就是说，置于流动之中”。3最后，这种共识是一种伦理的共识。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共识”，不仅仅要完成程序上的共识，而且要达成一种高阶共识，首先需要在道德层面达成共识，而普遍利益就是一种道德共识。哈马斯认为，共识的道德性与正当性只能源自于普遍利益而获得，而普遍利益只能由交往而被分享。“只要论证希望对利益的普遍性加以检验，而不是听命于一种关于表面上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趋向多元化，那么，决定论对实践问题处理的局限性就会被克服。”4
对民主奠基的公共舆论的不同认识，必然导致萨托利与哈贝马斯对于民主为谁的民主载体问题有着不同价值取向。基于对大众舆论与共识的分析，萨托利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引发人们思考：对于公共事务公众知道多少？其所知又有多大错误？抑或干脆一无所知？简言之，公众舆论的信息基础是什么？虽然证据堆积如山，回答却出奇地相似，那就是由最初的漫不经心，继而无动于衷，最后明显无知。可见，“冷淡症和非政治化是普遍的……仅仅有出自情绪和感情变化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而已”。5 萨托利分析列举了历史上的众多诊断与措施，指出公民既不知晓政治分歧所在，也不想知道政治措施及其后果，甚而对于无论哪个政党或政治团体的候选人主张也漠然无知。因此，萨托利坚信人民不可信，也无从找到适当的载体充当“统治的人民”，萨托利认为，在复杂庞大的现代社会，直接民主除了产生效率低下、权威贬值以及付出高昂成本之外不会有其他结果。
萨托利在反思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和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基础上，又结合了弗里德里希的“预期反应”原理，提出了“竞争-反馈式”的民主理论。从输入的层面看，少数的精英通过竞争选举获得政治权力；从输出的层面看，选举权会以反馈的方式让当选者留心选民的权力，精英们会受到因定期选举可能丢掉职位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就必须考虑民心的向背和民众的意愿。由此，主流的民主理论在萨托利这里衍变成选举民主，“人民是作为选民，亦即从选举权角度行使他们的权力”。6民主在萨托利眼中是“以竞争方式录用领袖的副产品”，民主就是一个在被选举出的少数精英之间相互竞争的选择系统。真正的民主就是选举精英的过程，萨托利认为民主不是选举政策，而是选举由谁来制定政策，因此现代民主只能是“被统治的民主”，其中的关键“并不在于被统治的多数能否亲自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而在于有效制约统治的少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民主“走向自己的反面——多数专制”。1萨托利进一步强调，精英民主并不与平等相悖，他说：“自由主义的平等本身的意图首先是——经由自由之路——推动良好的精英政治。”2 相较萨托利，哈贝马斯截然相反，他不但没有漠视公众舆论与人民的权利，而且主张借助民众的广泛而理性的沟通为民主奠基。在萨托利这里，民主与人民大众似乎是相悖离的，但是在哈贝马斯这里民主却要仰仗人民的理性判断。萨托利认为，人民的选择大多是非理性的选择，而哈贝马斯的民主所要依靠的恰恰是人民的理性选择。哈贝马斯没有像萨托利那样简单地依赖少数的精英，而是强调规范当且仅当“得到（或能够得到）所有受影响的参与者在他们能力范围内的认可”的情况下才有正当的合法性。3哈贝马斯指出，真正的共识只能来自于自由的论说，并指出论辩必须坚持以下规则：（1）所有具有道德言说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都是共识参与者；（2）所有话语主体都可以自由地质疑任何论断，坚守自己的意愿与主张；（3）不可以以任何方式强迫话语参与者放弃上述权利。哈贝马斯想要强调的是，“有效的规范必须得到所有相关的人的认同”。4与此同时，哈贝马斯认为，所有受影响的人都能够接受规范的后果及其带来的副作用。
哈贝马斯与萨托利不一样，他不需要依托选举民主。他需要的是商谈的过程。显然，他对于民主的理解是建立在理性的沟通与商谈基础上的，即一种建立在程序主义基础上的规范性民主模式。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是一种程序民主，强调民主政策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强调对其结果的关注。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形成过程“既不依靠自发运作的市场社会的力量，也不依靠有意运作的福利国家的措施，而是依靠产生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通过民主程序而转化为交往权力的交往之流和舆论影响”。5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突出了主体间的可对话可交流性，突出了可批判性和可讨论性，突出了程序和规则的合理性”。6话语参与者自由、理性而平等地参与商谈，才能达成共识。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萨托利瀑布理论中优势水潭的影响。 哈贝马斯强调，交往行为的核心是建立“主体间性”，而不是少数人的统治。如果说萨托利所谓精英民主是一种主体独白的统治，那么哈贝马斯所谓程序民主就是一种“主体间性”互动的统治。哈贝马斯以平等的、合理的主体间性结构，替代了萨托利所谓的“少数人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多数”这种关系。
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理性”的话语民主，“不仅是承认个人的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且认为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人可以通过沟通、对话的过程达到意见一致，产生共识”。7哈贝马斯注意到了萨托利所说的私利主义，并且认为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是互为前提的，而没有如萨托利那样敌视私利。并且，正是通过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之间的互动，哈贝马斯构建了权利的逻辑，法律形式体现的是私人自主的维护，商谈原则体现的是公共自主的表达，而真正的“民主原则是商谈原则和法律形式相互交叠的结果。这种相互交叠，我把它理解为权利的逻辑起源”。8可见，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就是合法性危机，而自主自律的公众基于话语沟通的交往行动，就能很好地解决合法性危机。
为化解现代性危机，萨托利和哈贝马斯基于不同的理论旨趣，分别构建了大相径庭的“精英民主”与“话语民主”。无论历史视域抑或理论逻辑，两种理论在解决现代性危机方面均告失败。
首先，萨托利民主实践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内在张力。就民主的主体而言，存在着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的张力。萨托利民主思想倾向于精英民主，对于大众民主显然秉持一种“排斥性”。他不担心民主是否体现了民意，而担心的是“多数人的专制”的出现。一方面，萨托利认为普通大众“漫不经心、无动于衷、信息不足、明显无知”，1并且认为这种状态不可改变。另一方面，即使民众关心政治，公众舆论也往往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团体利用和引导，这些集团能够在很大限度内改变甚至制造人民的意志。所以大众舆论不足信。实质上，萨托利的民主理论已经将大众与精英摆在两个完全对立的位置上，如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合法性无从谈起。萨托利民主思想认为，由人们意志达成的共识不是政治过程的驱动力，只能是它的产物。因此，民主也不再是指人民的统治，而只能是作为选贤举能的一种工具，人民仅仅拥有选择的权利。他甚至强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如“一切权力不属于任何人”。萨托利完全将人民主权抛到一旁而片面执着于精英权力，这无异于对民主思想釜底抽薪，致使其民主思想的合法性缺失。就民主的价值而言，存在着自由民主与平等民主的张力。基于精英主义的萨托利民主思想重视自由而轻视平等，萨托利认为“自由民主”是民主唯一的正当形态，通过比较自由与平等，他认为以自由为工具，少数和多数之间并不能彼此压制，而以平等为手段，少数与多数无形之中就给自己戴上枷锁，即“自由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颠倒成它的反面，而平等的原则却有这种可能”。2萨托利甚至断言，平等是一种太容易堕落的理想。它以恢复公正这一最纯洁的努力开始，却可能作为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的托辞告终。“越是相信平等易得，就越会使平等沦入这样的结局：要么贬值并自毁，要么自欺。”3萨托利尖锐地批评到，“把平等问题与自由问题混为一谈的倾向”，“平等是自由的形式；更糟的是这样的论点：平等是一种‘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自由’，尽管没有坚决地称其为‘真正的自由’。应当强调指出，所有这些说法中的真理成分都远远少于谬误成分”。4如果一个民主思想无法实现平等的理想，民主的意义与价值何在呢？为了自由而牺牲平等，就像为了平等牺牲自由一样，民主价值体系无法以阉割而苟存。
就萨托利与哈贝马斯而言，可以说相同的问题和任务、相反的路径和逻辑造成二者理论上的必然“交接“。萨氏理论与哈氏理论似乎构成了一对正反题，形式上似乎以哈贝马斯理论可以弥补萨托利理论的内在张力，“以协商民主化解精英民主的弊端”5似乎可行。其一，可以以话语民主的“包容性”弥补精英民主的“排斥性”。按照話语民主理论，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民主协商寻找在公共领域中的共识，并通过大众传媒聚合成舆论的“共振板”，进入权力中心的核心领域，转化成公共政策输出。精英民主排斥大众的政治参与，它认为大众中存在着政治冷漠、非政治化、自我利益、自我意识，而这些恰恰是话语民主需要吸收的因素，继而用一种理想的交谈和决策程序把它们聚合起来，从各自偏好中获得规范性的共识。其二，可以以话语民主的“价值性”弥补精英民主的 “工具性”。话语性民主强调“参与性”而非工具性的选举。话语民主整合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双重优势，为建立主体间的多面参与和理性的多维互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尝试，民主不再沦为选举精英的工具。在价值偏好的转换基础之上寻求多元价值的共识，从而实现多元主义的利益一致性。其三，可以以话语民主的“合法性”弥补精英民主的“危机性”。晚期的资本主义精英民主面临合法性危机的一个关节点就是公共领域的沦丧，哈贝马斯认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一个可以批判的事实，强权之下的顺从不配称“合法的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只能是重建公共生活实践领域，就是以理性批判和公共讨论基础之上的话语民主来重振公共领域，从而实现多元的价值合理性。 然而，哈贝马斯在理论形式上似乎可以弥补萨托利的理论弊端，其实从实质上而言，二者的命运却殊途同归，都不约而同地重新陷入他们曾极力跳出的现代性困境。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存在着先天的困境。首先，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并没有真正跳出意识哲学的范式，仍然是一种智识性设计，脱离了欧洲实际。英国脱欧公投的民主实践，可以说打碎了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智性设计”。英国脱欧公投实践不仅实证了欧洲民主的现实危机，而且揭示了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四大疑难，它无法纾解民主与资本主义现代性之间的矛盾。该理论以“后民族”结构形塑“超国家主体”，却无法超越民主的“国家容器”的主体限制；它以话语民主解决自由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却无法解决民主意愿形成的可行性与话语伦理的认知理性之间的矛盾。其次，过多地强调大众的自由参与，反而建构了一种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民主理论，实际运行当中大众的理性又不能保障，有可能导致民主主义的另一极端“民粹”主义。近期英国脱欧公投就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困境。它以话语民主奠基欧洲认同，却无法逃避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它以全民公投构设人类命运，却无法应对集体选择中的非理性与无意识。1再次，话语民主将共识或者共同利益这种一致性作为话语民主的目标，这使之具有排他性的特点，从而使个体利益受到忽视，这与民主思想声称要捍卫的“公民平等”的原则相悖。此外，哈贝马斯将理性的交谈与成功的交往诉诸于“理想的言语语境”，2但是在实际中却没有关于理想的言语语境的保障机制，会导致民主的形式主义。
余论：殊途而同归
话语民主和精英民主的历史交接面临许多困境。自由主义的极端发展，催生了片面的精英民主，而民粹主义的甚嚣尘上又为话语民主蒙上了阴影。究其根源，正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使然。随着西方“非主流民主思想”大行其道，随着欧洲“民粹主义”日渐势盛，对此种种危机，西方传统的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无论是通过萨托利的精英民主途径抑或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方式均无力解决，呈现捉襟见肘之态。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治愈社会的瘤疾。民主制的平等是空中楼阁，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或单是政治的基础上完成”。3可见，尽管二者的理论旨趣迥异，寻求民主的实践途径也相距甚远，但却面临着共同归途，那就是走向马克思的民主。
解铃还须系铃人，现代性问题必须从现代性方面去解决。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有关现代性的批判理论。马克思立足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深刻地反思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他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成就，也看到了现代性的问题所在。现代性的确“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4但更为主要的是，马克思关注的是现代性的另一方面，也即资本主义商品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工具化、利益化。“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1在马克思民主观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名称怎样、形式如何，都是残缺的、虚伪的民主。2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视之，现代性的病症无疑就是异化，而最大的异化无疑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是现代性的最大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代性异化进行了全面否定与扬弃，马克思指出，“无论是民主观念，还是民主制度都与其他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其本质都是为生产者服务的”。3资本主义民主并没有真正贯彻民主的本质要求，而只为统治阶级服务。就萨托利的精英民主而言，统治精英虽然将权力下放，但是实际话语权却还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民主大众而言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正义与平等。就哈贝马斯而言，虽然话语民主极力倡导主体间性，主张人们之间的平等对话，但是却无力摆脱话语权的分配问题，也无法解决“他者”的参与问题，更為重要的是，哈贝马斯的话语交往是一种局限于“精神层面”的交往。马克思深刻地揭露出，真正的交往不能是抽象的、脱离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交往。“马克思所说的交往与哈贝马斯的交往不同。哈贝马斯的交往主要局限于精神领域，以语言为本体。而马克思所说的交往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包括物质的，还包括精神的，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移民、文化等各个方面。交往作为生活实践的重要方面，成为人们之间物质和精神交换、交流的主要方式。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只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4西方社会的民主仅是从形式上实现了政治民主，但仅有政治解放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解放，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政治解放的同时，也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利所依据的旧社会制度的解体”。5
[责任编辑 付洪泉]
关键词：萨托利；哈贝马斯；现代性危机；西方民主困境
作者简介：文长春，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哈尔滨 15008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正义的平等范式”（12YJA810015）；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西方正义理论的嬗变与批判研究”（16ZZD02）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8.03.004
当代西方社会民主乱象频发，有关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聚讼日益增多。毋庸质疑，民主在当代西方遭遇到空前危机，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就是，当代西方民主无论在理论层面抑或实践层面均出现了大问题，已然无法有效地解答其身处其间的社会政治现实。反思与检视西方民主理论困境，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作为民主思想肇始之地的欧洲大陆，始终是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的重镇。其中，萨托利与哈贝马斯更是其中的鲜明代表者，萨托利被誉为构建20世纪主流民主理论的“建筑师”，哈贝马斯则被誉为实践欧洲一体化的“民主斗士”。二人的理论各据民主理论的两端，正好形成了一对正反题，以二者的比较研究反观西方民主危局，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诠释视角。
一、对于现代性的不同态度：批判与发展
萨托利少年时期的生活被法西斯统治所笼罩，他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其残酷的恐怖统治，正是源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怨恨，以及对当时意大利民主理论的切身体悟，萨托利开始反思民主的真正含义。这种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黑色记忆”影响了萨托利一生的民主观研究倾向，也成就了其民主观的研究主旨。同样，德国法西斯的暴行也对哈贝马斯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纳粹主义的恐怖统治成为其人生成长阶段的主要背景，对于法西斯主义的震惊成为贯穿其后所有作品的无法回避的知识语境。1哈贝马斯思考的主题是如何重塑现代性。
与哈氏相反，萨托利彻底否定与抛弃启蒙运动。因为在他看来，启蒙运动带来了令人生厌的、极权主义的现代性。萨托利痛恨它“在于支持并助长了极权主义权力扩张和渗透的技术的现代性”。2而从语义学上的批判则更为直接，极权主义将整个社会禁锢在权力机器之中，对非政治的生活进行政治的统治。这种极权主义的现代性导致的后果，就是“面临着人类集体生活中一切自发的、独立的、多样化的自主现象遭到毁灭，简言之，面临着一个国家把群众社会吞噬掉的庞大的政治兵营”。3现代性问题在萨托利看来就是理性的泛滥所致，他对现代性背后的理性主义进行鞭挞，“卢梭已燃起上千人的热情，边沁主义才说服了一个人”，“理性主义周游四方，经验主义足不出户。为什么？”萨托利指出：“在理性主义者的心里只有一个非人化的、与个人无关的法律形态。”4萨托利对民主持一种中和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 一方面“威胁着民主的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劣等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用错了地方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威胁着民主的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劣等的理想主义’，是‘至善论’”。5为了反对极权主义的现代性，萨托利的解决方案是寻求一种抛弃传统民主的新的统合，理性主义方法和经验主义方法倘能殊途同归，对双方都是幸莫大焉。
哈贝马斯则不以为然。在其理论视域里，现代性不是一个要批判与推翻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进一步推动与重构的问题。哈贝马斯首先指出，现代是一个开放的时间概念，而且是“彻底面向未来的”。6而现代意识离不开“理性”，现代性借助理性超越传统。哈贝马斯极力地肯定启蒙运动，他强调：“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方案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邏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的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日常的社会生活。”7哈贝马斯坚信，启蒙所遗留的问题必须通过启蒙来解决，他为现代性找到了新的奠基替代物，也就是所谓的“第三种民主模式”，这种民主是建立在交往前提之上，其优势在于可以预测政治进程的理性后果，它表现为广泛意义上的“话语模式”。8
二、对于共识的不同解读：质疑与推崇
如何证成民主的问题，就是如何证成民主的基石即共识的问题，这是民主理论形成的关键环节。萨托利与哈贝马斯在这点上都意识到了共识的重要性。萨托利强调：“为了拥有民主，我们必须建立一定程度上的人民统治。”9而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统治的人民”，因为选举能够达成民意，能够形成民主的共识基础。萨托利认为，共识不是实际的同意，不是主动的同意，我们称之为共识的现象就是接受的共识，即在消极意义方面的共识。因此，“共识—接受”有着不宜分开的、一般而明确的“共有”特征。萨托利为可能共有或可能一致的对象给出了清单：（1）终极价值，如自由和平等，它们构成了信仰系统；（2）游戏规则或程序；（3）特定的政府及政府的政策。这些对象分别可以转换为共识的三个层次：（1）共同体层次的共识，即基本的共识；（2）政体层次的共识，即程序的共识；（3）政策层次的共识，即政策共识。
萨托利指出，18世纪下半叶之前的共识理论，仍然是全体一致的共识论，而现在的共识只能是多元主义共识论。他强调现实的共识是在选举框架下，对于选举结果的同意，是一种策略型的共识，它不能考虑参与者的感受和权利，只能考虑对方的反应对其目的的影响。那么这种共识能否达成呢？萨托利通过公众舆论与民意共识之间的关系说明，人们的共识并不总是理性的选择，而更多的是一种感情气质方面的喜好所致，甚至是外力影响所致。萨托利清晰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发言权，那么人民的主权不过是空洞的主权。人民主权与公众舆论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说，舆论也必须是自由的。没有自由舆论的选择是空洞无意义的，“被统治者的舆论是一切统治的真正基础”。1萨托利认为，公众舆论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指“一群公众或数群公众的散乱思想（意见）状态同有关公共事务状况的信息流的相互作用”。2他注意到，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公众的散乱思想与公共信息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过程，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势力对势力、资源对资源、欲望对欲望的相互作用。 首先，精英阶层自上而下的煽惑。公共舆论是由精英阶层引导的，萨托利用多伊奇的瀑布模型来比喻这一过程，舆论以一种多阶梯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流淌，但是会被不同的水潭切断并且产生分流，也就代表了不同的声音。其中自上而下是经济社会精英—政治统治精英—大众传媒—舆论领袖—人民大众的水潭。尽管每一层次在流淌过程中，均产生了势力对势力、资源对资源、欲望对欲望的相互作用，但在每一空间或时间范围内，我们会发现各种势力或资源是不平衡的，它们不大可能相互抵消。其中大众传媒和舆论领袖的水潭的影响至关重要。其次，普通群众的舆论向上蒸腾。萨托利认为，应该注意普通群众中的“舆论蒸腾”，因为沸腾往往膨胀成强大的浪潮，舆论大潮可能是周期性的，其到来也无规律可言，不过一旦它们到来便会压倒上层，使其大惊失色，它们会留下深远的影响。再次，在这一过程中相关团体的认同。公众舆论的个人意见又产生于对不同特殊的或相关的团体认同——如家庭、同业团体、工作团体、宗教团体、种族团体、党派认同和阶级认同，萨托利特别指出，认同与知情与否并无关系。然而，即使如此，个人意见先于知情，可能公然蔑视实情，否认甚或拒绝知情。3萨托利据此认为，人们的“知情”愿望可能是最不可靠的愿望，从传播媒介获取的越多，受其操纵的潜在可能性越大。就政治选择而言，“政治选择可以说类似于文化爱好……它们都属于感情气质方面的事情，而不是‘理性的选择’”。4
尽管哈贝马斯与萨托利持有同样的观点，即都坚信公众舆论实现其功能需要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但是，二者的区别却是主要的而且明显的。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认为，“公众舆论”是作为公共领域范畴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指“以话语交往为基础的，所处公共领域空间内的社会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5首先，哈贝马斯认为，公众舆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公众舆论对于公共领域的公共事务具有“批判”“展示”“操纵”的功能，有利于公共权力的实施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其次，哈贝马斯认为，公众舆论是社会公众在就公共事务相互交流的过程中，遵循超越个人利益的原则而达成的一致共识。它不是基于狭隘的利己心理，舆论的主体并不代表某一精英阶层，它也不囿于势力不均的利益团体，而是基于每一个平等地自愿参与的公众，它具有“公共性”和“平等性”。再次，哈贝马斯认为，公众舆论具有理性的批判功能。因为公共舆论的程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种观点互相碰撞。此外，公共舆论的主体也是互动的关系，在维护自身观点同时也要互相批判。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公众舆论中的人是可以对公共事务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的。
与萨托利相同的是，哈贝马斯同样要面对价值世界的“诸神之战”所导致的现代性祛魅，而区别在于二者选择的解决方式不同。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所造成的这种分歧，完全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来协调和弥合。哈贝马斯主张，“通过实践的话语和理性的争论，交谈者对规范的有效性主张进行检验，最后在合理的推导基础上（即在理由的基礎之上）达成一种认为某些规范是正确的共识”。1显然，哈贝马斯认为的共识与萨托利的共识论差异较大。首先，这种共识是一种建构的共识。哈贝马斯的共识论是发生于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交往，是一种话语共识，并且这种交往自由依赖参与者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的原则，认为这种模式下的人们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一种直接的关系，而是一种建构和反思的关系。其次，这种共识是一种理性的共识。在哈贝马斯看来，真理性、正当性和至善性是共识必须具备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形式上的表决一致是一种带有策略性的欺骗”。2在对话过程中，对话者应该保持真诚，并对他者保持包容，不利用、不同化他人，必须尊重差异。如此才能使“每一个一致性都能够以合乎理性的方式通过新的论证而被再次置于问题之中，也就是说，置于流动之中”。3最后，这种共识是一种伦理的共识。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共识”，不仅仅要完成程序上的共识，而且要达成一种高阶共识，首先需要在道德层面达成共识，而普遍利益就是一种道德共识。哈马斯认为，共识的道德性与正当性只能源自于普遍利益而获得，而普遍利益只能由交往而被分享。“只要论证希望对利益的普遍性加以检验，而不是听命于一种关于表面上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趋向多元化，那么，决定论对实践问题处理的局限性就会被克服。”4
三、对于民主载体的不同取向：精英与大众
对民主奠基的公共舆论的不同认识，必然导致萨托利与哈贝马斯对于民主为谁的民主载体问题有着不同价值取向。基于对大众舆论与共识的分析，萨托利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引发人们思考：对于公共事务公众知道多少？其所知又有多大错误？抑或干脆一无所知？简言之，公众舆论的信息基础是什么？虽然证据堆积如山，回答却出奇地相似，那就是由最初的漫不经心，继而无动于衷，最后明显无知。可见，“冷淡症和非政治化是普遍的……仅仅有出自情绪和感情变化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而已”。5 萨托利分析列举了历史上的众多诊断与措施，指出公民既不知晓政治分歧所在，也不想知道政治措施及其后果，甚而对于无论哪个政党或政治团体的候选人主张也漠然无知。因此，萨托利坚信人民不可信，也无从找到适当的载体充当“统治的人民”，萨托利认为，在复杂庞大的现代社会，直接民主除了产生效率低下、权威贬值以及付出高昂成本之外不会有其他结果。
萨托利在反思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和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基础上，又结合了弗里德里希的“预期反应”原理，提出了“竞争-反馈式”的民主理论。从输入的层面看，少数的精英通过竞争选举获得政治权力；从输出的层面看，选举权会以反馈的方式让当选者留心选民的权力，精英们会受到因定期选举可能丢掉职位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就必须考虑民心的向背和民众的意愿。由此，主流的民主理论在萨托利这里衍变成选举民主，“人民是作为选民，亦即从选举权角度行使他们的权力”。6民主在萨托利眼中是“以竞争方式录用领袖的副产品”，民主就是一个在被选举出的少数精英之间相互竞争的选择系统。真正的民主就是选举精英的过程，萨托利认为民主不是选举政策，而是选举由谁来制定政策，因此现代民主只能是“被统治的民主”，其中的关键“并不在于被统治的多数能否亲自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而在于有效制约统治的少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民主“走向自己的反面——多数专制”。1萨托利进一步强调，精英民主并不与平等相悖，他说：“自由主义的平等本身的意图首先是——经由自由之路——推动良好的精英政治。”2 相较萨托利，哈贝马斯截然相反，他不但没有漠视公众舆论与人民的权利，而且主张借助民众的广泛而理性的沟通为民主奠基。在萨托利这里，民主与人民大众似乎是相悖离的，但是在哈贝马斯这里民主却要仰仗人民的理性判断。萨托利认为，人民的选择大多是非理性的选择，而哈贝马斯的民主所要依靠的恰恰是人民的理性选择。哈贝马斯没有像萨托利那样简单地依赖少数的精英，而是强调规范当且仅当“得到（或能够得到）所有受影响的参与者在他们能力范围内的认可”的情况下才有正当的合法性。3哈贝马斯指出，真正的共识只能来自于自由的论说，并指出论辩必须坚持以下规则：（1）所有具有道德言说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都是共识参与者；（2）所有话语主体都可以自由地质疑任何论断，坚守自己的意愿与主张；（3）不可以以任何方式强迫话语参与者放弃上述权利。哈贝马斯想要强调的是，“有效的规范必须得到所有相关的人的认同”。4与此同时，哈贝马斯认为，所有受影响的人都能够接受规范的后果及其带来的副作用。
哈贝马斯与萨托利不一样，他不需要依托选举民主。他需要的是商谈的过程。显然，他对于民主的理解是建立在理性的沟通与商谈基础上的，即一种建立在程序主义基础上的规范性民主模式。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是一种程序民主，强调民主政策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强调对其结果的关注。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形成过程“既不依靠自发运作的市场社会的力量，也不依靠有意运作的福利国家的措施，而是依靠产生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通过民主程序而转化为交往权力的交往之流和舆论影响”。5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突出了主体间的可对话可交流性，突出了可批判性和可讨论性，突出了程序和规则的合理性”。6话语参与者自由、理性而平等地参与商谈，才能达成共识。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萨托利瀑布理论中优势水潭的影响。 哈贝马斯强调，交往行为的核心是建立“主体间性”，而不是少数人的统治。如果说萨托利所谓精英民主是一种主体独白的统治，那么哈贝马斯所谓程序民主就是一种“主体间性”互动的统治。哈贝马斯以平等的、合理的主体间性结构，替代了萨托利所谓的“少数人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多数”这种关系。
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理性”的话语民主，“不仅是承认个人的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且认为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人可以通过沟通、对话的过程达到意见一致，产生共识”。7哈贝马斯注意到了萨托利所说的私利主义，并且认为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是互为前提的，而没有如萨托利那样敌视私利。并且，正是通过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之间的互动，哈贝马斯构建了权利的逻辑，法律形式体现的是私人自主的维护，商谈原则体现的是公共自主的表达，而真正的“民主原则是商谈原则和法律形式相互交叠的结果。这种相互交叠，我把它理解为权利的逻辑起源”。8可见，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就是合法性危机，而自主自律的公众基于话语沟通的交往行动，就能很好地解决合法性危机。
四、走出民主困境的尝试：张力与救赎
为化解现代性危机，萨托利和哈贝马斯基于不同的理论旨趣，分别构建了大相径庭的“精英民主”与“话语民主”。无论历史视域抑或理论逻辑，两种理论在解决现代性危机方面均告失败。
首先，萨托利民主实践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内在张力。就民主的主体而言，存在着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的张力。萨托利民主思想倾向于精英民主，对于大众民主显然秉持一种“排斥性”。他不担心民主是否体现了民意，而担心的是“多数人的专制”的出现。一方面，萨托利认为普通大众“漫不经心、无动于衷、信息不足、明显无知”，1并且认为这种状态不可改变。另一方面，即使民众关心政治，公众舆论也往往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团体利用和引导，这些集团能够在很大限度内改变甚至制造人民的意志。所以大众舆论不足信。实质上，萨托利的民主理论已经将大众与精英摆在两个完全对立的位置上，如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合法性无从谈起。萨托利民主思想认为，由人们意志达成的共识不是政治过程的驱动力，只能是它的产物。因此，民主也不再是指人民的统治，而只能是作为选贤举能的一种工具，人民仅仅拥有选择的权利。他甚至强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如“一切权力不属于任何人”。萨托利完全将人民主权抛到一旁而片面执着于精英权力，这无异于对民主思想釜底抽薪，致使其民主思想的合法性缺失。就民主的价值而言，存在着自由民主与平等民主的张力。基于精英主义的萨托利民主思想重视自由而轻视平等，萨托利认为“自由民主”是民主唯一的正当形态，通过比较自由与平等，他认为以自由为工具，少数和多数之间并不能彼此压制，而以平等为手段，少数与多数无形之中就给自己戴上枷锁，即“自由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颠倒成它的反面，而平等的原则却有这种可能”。2萨托利甚至断言，平等是一种太容易堕落的理想。它以恢复公正这一最纯洁的努力开始，却可能作为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的托辞告终。“越是相信平等易得，就越会使平等沦入这样的结局：要么贬值并自毁，要么自欺。”3萨托利尖锐地批评到，“把平等问题与自由问题混为一谈的倾向”，“平等是自由的形式；更糟的是这样的论点：平等是一种‘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自由’，尽管没有坚决地称其为‘真正的自由’。应当强调指出，所有这些说法中的真理成分都远远少于谬误成分”。4如果一个民主思想无法实现平等的理想，民主的意义与价值何在呢？为了自由而牺牲平等，就像为了平等牺牲自由一样，民主价值体系无法以阉割而苟存。
就萨托利与哈贝马斯而言，可以说相同的问题和任务、相反的路径和逻辑造成二者理论上的必然“交接“。萨氏理论与哈氏理论似乎构成了一对正反题，形式上似乎以哈贝马斯理论可以弥补萨托利理论的内在张力，“以协商民主化解精英民主的弊端”5似乎可行。其一，可以以话语民主的“包容性”弥补精英民主的“排斥性”。按照話语民主理论，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民主协商寻找在公共领域中的共识，并通过大众传媒聚合成舆论的“共振板”，进入权力中心的核心领域，转化成公共政策输出。精英民主排斥大众的政治参与，它认为大众中存在着政治冷漠、非政治化、自我利益、自我意识，而这些恰恰是话语民主需要吸收的因素，继而用一种理想的交谈和决策程序把它们聚合起来，从各自偏好中获得规范性的共识。其二，可以以话语民主的“价值性”弥补精英民主的 “工具性”。话语性民主强调“参与性”而非工具性的选举。话语民主整合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双重优势，为建立主体间的多面参与和理性的多维互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尝试，民主不再沦为选举精英的工具。在价值偏好的转换基础之上寻求多元价值的共识，从而实现多元主义的利益一致性。其三，可以以话语民主的“合法性”弥补精英民主的“危机性”。晚期的资本主义精英民主面临合法性危机的一个关节点就是公共领域的沦丧，哈贝马斯认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一个可以批判的事实，强权之下的顺从不配称“合法的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只能是重建公共生活实践领域，就是以理性批判和公共讨论基础之上的话语民主来重振公共领域，从而实现多元的价值合理性。 然而，哈贝马斯在理论形式上似乎可以弥补萨托利的理论弊端，其实从实质上而言，二者的命运却殊途同归，都不约而同地重新陷入他们曾极力跳出的现代性困境。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存在着先天的困境。首先，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并没有真正跳出意识哲学的范式，仍然是一种智识性设计，脱离了欧洲实际。英国脱欧公投的民主实践，可以说打碎了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智性设计”。英国脱欧公投实践不仅实证了欧洲民主的现实危机，而且揭示了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四大疑难，它无法纾解民主与资本主义现代性之间的矛盾。该理论以“后民族”结构形塑“超国家主体”，却无法超越民主的“国家容器”的主体限制；它以话语民主解决自由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却无法解决民主意愿形成的可行性与话语伦理的认知理性之间的矛盾。其次，过多地强调大众的自由参与，反而建构了一种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民主理论，实际运行当中大众的理性又不能保障，有可能导致民主主义的另一极端“民粹”主义。近期英国脱欧公投就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困境。它以话语民主奠基欧洲认同，却无法逃避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它以全民公投构设人类命运，却无法应对集体选择中的非理性与无意识。1再次，话语民主将共识或者共同利益这种一致性作为话语民主的目标，这使之具有排他性的特点，从而使个体利益受到忽视，这与民主思想声称要捍卫的“公民平等”的原则相悖。此外，哈贝马斯将理性的交谈与成功的交往诉诸于“理想的言语语境”，2但是在实际中却没有关于理想的言语语境的保障机制，会导致民主的形式主义。
余论：殊途而同归
话语民主和精英民主的历史交接面临许多困境。自由主义的极端发展，催生了片面的精英民主，而民粹主义的甚嚣尘上又为话语民主蒙上了阴影。究其根源，正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使然。随着西方“非主流民主思想”大行其道，随着欧洲“民粹主义”日渐势盛，对此种种危机，西方传统的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无论是通过萨托利的精英民主途径抑或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方式均无力解决，呈现捉襟见肘之态。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治愈社会的瘤疾。民主制的平等是空中楼阁，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或单是政治的基础上完成”。3可见，尽管二者的理论旨趣迥异，寻求民主的实践途径也相距甚远，但却面临着共同归途，那就是走向马克思的民主。
解铃还须系铃人，现代性问题必须从现代性方面去解决。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有关现代性的批判理论。马克思立足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深刻地反思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他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成就，也看到了现代性的问题所在。现代性的确“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4但更为主要的是，马克思关注的是现代性的另一方面，也即资本主义商品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工具化、利益化。“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1在马克思民主观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名称怎样、形式如何，都是残缺的、虚伪的民主。2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视之，现代性的病症无疑就是异化，而最大的异化无疑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是现代性的最大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代性异化进行了全面否定与扬弃，马克思指出，“无论是民主观念，还是民主制度都与其他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其本质都是为生产者服务的”。3资本主义民主并没有真正贯彻民主的本质要求，而只为统治阶级服务。就萨托利的精英民主而言，统治精英虽然将权力下放，但是实际话语权却还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民主大众而言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正义与平等。就哈贝马斯而言，虽然话语民主极力倡导主体间性，主张人们之间的平等对话，但是却无力摆脱话语权的分配问题，也无法解决“他者”的参与问题，更為重要的是，哈贝马斯的话语交往是一种局限于“精神层面”的交往。马克思深刻地揭露出，真正的交往不能是抽象的、脱离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交往。“马克思所说的交往与哈贝马斯的交往不同。哈贝马斯的交往主要局限于精神领域，以语言为本体。而马克思所说的交往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包括物质的，还包括精神的，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移民、文化等各个方面。交往作为生活实践的重要方面，成为人们之间物质和精神交换、交流的主要方式。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只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4西方社会的民主仅是从形式上实现了政治民主，但仅有政治解放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解放，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政治解放的同时，也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利所依据的旧社会制度的解体”。5
[责任编辑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