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依据认知语言学理论中的隐喻、转喻及原型理论，以汉韩英语言中的基本颜色词“红”为例，根据词典中汉英韩“红”的各种语义认知的典型程度，分析了汉英韩民族的文化心理图式及其成因。这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应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图式对语义认知及语义范畴扩展的影响。
关键词：颜色 语义认知 心理图式
一、汉英韩基本颜色词“红”的语义认知情况
现代研究表明，颜色是由物体发射、反射或透过一定光波所引起的视觉现象，亮度最强和最弱的颜色最容易被人感知，这是人眼视觉的一种基本特征。本文就是以最容易被人感知的焦点色之一的“红”色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汉英韩三种语言中的“红”的原型意义及词义扩展过程中受到哪些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
（一）根据《现代汉语词典》[1]（P563），“红”是指“像血的颜色”①；根据英语《牛津高阶英语双解词典》[2]，“红”为“火或血的颜色”；根据韩国的Essence Korean-English Dictionary[3]，“红”是指“像血或辣椒一样的颜色”。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在某一物体范畴中，原型具有凸显性，是最典型的成员[4]（P63），韩英汉三种语言中“红”都指某种具体事物“血”或其他事物的颜色，其原型意义基本一致。从词汇语义认知的角度看，词义是以原型意义为中心，通过不同范畴之间的投射关系（即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方式）来扩大词汇的意义，形成一词多义的现象。[4]各个民族是怎样在“红色”的原型意义上，通过自身经验在文化的影响下赋予“红色”各种相同或相异的隐喻意义？各民族的概念隐喻中，“红”的意义范畴是否相同？下面看一下这三种语言中“红”的现代语义认知范畴，其共性及个性可通过下表所列窥见一斑。
（二）“红”的语义认知共性和个性成因
1.由表1可见，汉英韩三种语言中基本颜色词“红”的原型意义都是用以指某种具体事物像火、血或辣椒等的颜色，并且，这种原型意义经过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方式都从颜色域投射到其他认知域，形成了以“原型意义”为基础的“红”的语义范畴，具有许多共同的语义认知范畴，如“喜庆、害羞、生气、革命”等。我们以为，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A.语言学家认为，人类的认知是对世界的经验进行组织，在概念的形成和推理过程中，人的生理结构、身体经验及感觉知觉能力和认知方式（图式结构、心理意象、隐喻和转喻等认知方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5]（P17）。而人类所具有的共同的感官生理机制决定了人类共同的感知经验和心理反应，从而决定了人类共同的思维定式，并形成有意义的概念和概念结构。即在认知新事物的过程中，人类习惯于将某一感官范畴的认知域引向另一感官范畴的认知域，来形象地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5]。具体到颜色认知上，人类视觉、感觉的共同生理机制和颜色本身的特点（焦点色、亮度）是人类形成颜色认知共性的基础。基本颜色词的范畴化和命名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是基本相同的。所以，当让人们指出基本范畴内最典型的颜色词或某一焦点颜色词的原型意义时，各种语言的所指基本相同。
B.文化交流的结果。尽管限于时间和能力，我们无法穷尽汉英韩“红”的每个语义的来源，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三种语言中“红”的语义受到了文化交流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我们是用“青楼”“窑子”等词指“红灯区”这一概念的，而“红灯区（red light district）”这一概念来源于欧洲，但现在已经成为各国“妓女集中地区”的代称。
2.受本民族历史、地理、文化、心理的影响，汉英韩3个民族中的红色语义也体现出了许多个性意义，如汉语中的“红脸”与中国的京剧文化相关；英语中的“red-taped”与英国古代官方的文件一般都用红带子捆起来有关；韩国语中的“红色谎言”，与红色在韩国语中有“严重、程度高”之义有关。尽管在各个国家中“红色”都与“革命、共产党”有关，但因为各国意识形态不同，因而所构成词汇的语义色彩差别很大：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红军、红色政权、红色根据地”那是“革命、先进”的代表；而对于与共产党执政的朝鲜对立的韩国来说，“???（赤色分子）”则表现出对“共产党”的恐惧和痛恨；而对于多党执政的英语来说，“The Red Army”则仅仅是某个政党的代称。所有这些都是各个民族文化所独有的意义，与该国的生活习惯或历史文化紧密相关。
二、从韩英汉基本颜色词“红”的语义典型性程度看其文化心理图式
上文对各个语言中“红”的语义共性和个性进行了列表式分析，但却无法看出每种语义在整个语义范畴中的典型性程度。因此，我们收集了三本词典中关于“红”的所有词汇，并按语义进行分类、汇总，做成图表，以分析各种语义的典型性程度及其所受民族文化影响。
（一）汉语“红”的语义认知情况分析
根据图表1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现汉词典中“红”的语义的典型性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原型意义、革命、成功、情感、喜庆=漂亮女性、奖励=世俗=媒人=色情=危险。很明显，原型意义所占比例最大，典型性程度最高，带有褒义色彩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位居第二。而带有贬义色彩的“色情”和“危险”在“红”的语义范畴中属于最边缘、最弱的语义。
右图是将其“红”的语义按照褒贬意义重新统计分类后得到的。可以看出，汉语“红”的语义中，32%的词汇含有褒义色彩，仅3%的词汇含有贬义色彩，这与我们后面所统计的英韩两种语言中的“红”的褒贬语义所占比重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可见，在汉民族心目中，红色的“褒义”色彩是凸显的，具有典型性。汉民族对“红色”的喜爱让其在将颜色域的认知经验投射到其他认知领域时，绝大部分都表示“向上的、积极的”意义。如：同是投射到经济域，在古代“红票”表示奖励，在现代“红利”表示利润，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股票体制尽管在组建过程中几乎全盘借用了西方的体制和术语，但在用颜色表示股票上升或下降时，却遵循了汉民族的传统爱好，即用红线表示上升，用绿线表示下降。而在英语中，“red cent（红钱）”表示很少的钱，“be in the red”则表示“赤字”。由此可以看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任何语言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都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其语义的扩展，新词的创造也必然受到一个民族文化价值观、历史传统、生存环境、生活经历和风俗习惯的影响[6]。 在所统计的词汇中，构成汉语“红”认知语义中贬义色彩的“色情”和“惩罚”的两种语义词汇的单词“红灯区”和“红牌”都不是汉语的固有词，而是在后来与他国的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应该分别来自英语“red light district”和“red card”。
（二）英语“red”的语义认知情况分析
与汉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英语中，除去原型意义，最具典型意义的语义是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危险”和“蔑视”。而带有褒义色彩的“喜庆”和“重要”却成为整个语义范畴中最不具典型性的边缘语义。
在图表2根据褒贬进行分类所统计的图表中，具有贬义色彩的“红”的语义所占比例达到了36%。由此可见，在英语民族的心目中，“贬义”是红色语义的主基调，具有典型性。这也许能解释以下两个有意思的现象：1.汉语中，“红”这种颜色在投射到人体域时，常常表现出“忠诚、正直”等褒义色彩，如京剧的“红脸”，表示对党对事业忠诚的“红心”；但在英语中“red skin（红皮肤），red neck（红脖子）、Red Indian”都是带有蔑视意义的。2.另一个鲜明的对比是，“红线”在汉语中常让人联想到喜结连理，表示男女双方有缘。但在英语中，与之对应的“red tape”却表示“繁文缛节，官僚作风”，据查，此义源于以前政府文件常用红色的带子捆缚。
（三）韩语“红”的语义认知情况分析：分为“有?”和“无?”两种情况
1.韩语“红”的语义认知情况（有?）
当我们将汉字词“?-”所组成的词汇包含在统计资料中时，除去原型意义外，“美丽、女人”成为最具典型性的语义，“情感”“喜庆”的语义则紧跟其后（关于情感的意义，我们在前面统计时，一直将其归到中性色彩中）。而右图也显示出，“红”的语义范畴中，语义的褒义色彩所占比重最大，具有典型性。如果我们不具体分析，就会将“美丽、喜庆”作为韩语“红”语义范畴中的典型成员，认为韩民族也是“尚红”的，从而得出韩汉两民族文化心理模式基本相同的结论。但再一深入调查，我们就会发现矛盾：众所周知，韩民族自古“尚白”，并以“白衣民族”自称。
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们仔细看了表示“美丽、女人、喜庆”等的韩语词语，“??，??，????，???，??，??，???”都是带有汉字词词头“?-（红）”的。于是，我们将带有汉字词词头“?”的词汇去除，只保留韩语固有词“??，???”组成的词汇，重新进行统计分析。
2.韩语“红”的语义认知情况（无?）
将汉字词“?-”组成的词汇去除后，我们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统计结果。在“红”的语义范畴中，表示“情感”的语义成为仅次于原型意义的典型性语义，具有贬义色彩的“严重、色情”也成为仅次于其后的语义成员。具有褒义色彩的“美丽、女人、喜庆、荣誉”等语义成员则从“红”的语义范畴中消失殆尽，贬义成为韩语“红”的语义的主基调。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统计结果，恰恰体现了人类语言学的认知规律。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会根据自身生理和心理经验不断认识新事物、扩大自身概念，由于人类相同的生理构造和感官经验为人类的共同认知奠定了基础。但同时，思维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民族心理、历史条件的影响，从而形成语义认知的个性[6]。
众所周知，中韩两国一衣带水，自古文化交流频繁，特别是韩国在1446年世宗大王在创立韩国文字以前，都是借用汉字来记录历史的，因此，韩国语中有一半以上都是汉字词。这些汉字词在进入韩国后，语义上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仍然更多地体现了汉民族的民俗风情。
“?”就是汉字“红”的音译，由“?-”词头组成的词汇基本都是从汉语直接翻译过去的，如：??（红颜），????（红裙子），??（红线）等。
随着中韩文化交流的加强，这些“?-”字头的词汇也进入韩国，随之也将汉语“红”语义范畴中的“美丽”“喜庆”色彩也传入了韩国。但是，这些表示“美丽、喜庆”的“?-”字头的语义仅仅限于该词，并不具备扩展的能力，不能算是韩民族“红”语义范畴的典型性成员。因为能体现汉民族文化心理的韩语基本颜色词“红”的固有词“??，???”的语义范畴中，我们没有找到像汉语“红”那样具有褒义的词汇。
由此可见，虽然“红”的语义在汉英韩三种语言中都同时具有褒贬色彩，但“红”所凸显的色彩是不同的，除了原型意义外，所凸显的语义色彩截然不同：汉语中的“红”表现出了强烈的褒义色彩，而韩语和英语中的“红”的主基调则是贬义的，由此可以窥见两国文化心理之差异，也足以发现“文化”是如何影响了“思维”去认知世界。
三、结语
1.基于人类共同的认知机制和认知经验，汉英韩三种语言中“红”的原型意义基本相同；并且都经过隐喻和转喻等认知方式，形成了相同或相近的语义范畴。
2.“红”经过隐喻和转喻所形成的语义范畴都具有褒贬双重色彩。这是因为：
A.色源体本身具有双重性。通过心理或生理上的通感是人类的认知方式之一，也是人类认知世界和表达思想的一种重要手段[7]。“红”色是太阳、火的颜色，让人联想到温暖、热烈，感觉到一种蓬勃向上的喜庆氛围；同时，也是“鲜血”的颜色，容易让人联想到战争、流血、革命，成为“危险”的符号。所以，在汉英韩三种语言“红”的认知语义范畴中，同时都有“喜庆”和“危险”两种截然相反的语义范畴。
B.社会文化交流的影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的语言都深深地留有本民族文化的印记。而在各国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这种带有本民族文化印记的语言也随之传播给了其他民族。
中韩两国同属儒家文化圈，自古文化交流频繁，汉民族对“红色”的热爱也慢慢渗入到韩国文化中，如在古代韩国，“红”也表示喜庆之意，韩语中也用“??”象征“婚姻，新娘子也要穿“????”以示喜庆。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半岛南北分立，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红色”的意义被妖魔化，成为可怕的“共产主义”的代名词，一度成为韩国人的禁忌色。 受到西方影响，“???（红灯区）”“????（红牌）”等随之产生。而到1988年韩国汉城举办奥运会时，“????（红色的恶魔）”成为韩国人“激情、力量”的代表，使“红”的另一种语义范畴开始回归。
3.汉英韩三个国家中的“红”的语义范畴中，所凸显的语义色彩，即褒贬语义所占比重不一样，反映了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心理认知模式，反之，这种心理图式又对语义的扩展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A.汉语32%的词汇含有褒义色彩，贬义色彩词汇仅占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英语中，具有贬义色彩的“红”的语义所占比例达到了36%。这种不同的文化基调使“红”的语义在扩展时出现截然不同的意义。如果不是受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红”的语义在从颜色域投射到其他认知域时，不会发生这么大的差异。尽管在英语中“红”也有“喜庆”和“重要”的意义，但所构成词汇所占的语义比例极小，仅占6%。
B.韩国语“红”的语义认知则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文化及文化交流对各国语义认知的影响。我们根据有无汉字词“?”，对红的语义做了两次统计，得出的结果截然不同。汉字词??（红颜），????（红裙子），??（红线）等在进入韩语后将汉语“红”的“美丽”“喜庆”等语义也传到了韩国，所以才会出现图表1“红”的褒义色彩所占比重达到14%的情况。但是，韩语的固有词“??，???”并没有这些褒义色彩的依依不舍，因此，在图表2中“红”的褒义荡然无存，甚至成为零。但在奥运会后，韩国“红魔”的出现，再度使“红”的语义向褒义转换，反映出了词汇语义色彩的变化。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颜色词的隐喻认知研究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应用”[项目编号：105561GK]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在古代汉语中，“红，帛赤白色”（《说文·系部》），本来指的是粉红色、桃红色，上古认为这是一种间色，即不庄重的色彩。但到了中古，红色指大红色，即赤色，逐渐成为中国人最崇尚的色彩。
②在古时候官方的文件一般都是用红带子捆起来的，在整个文件中，“红色的带子”具有凸显性，这样，红的语义就经转喻代替了了整个文件，成为“官僚主义”的代称。
③在韩语中“深红的平民”是与“深青的两班”相对立存在的，“红色”代表地位低下的卑贱平民。这样，红色就从颜色域投射到了身份地位域。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霍恩比译.牛津高阶英语双解词典（第6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Essence Korean-English Dictionary（第4版）[Z].汉城：民众书林，2002.
[4]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5]Lakoff，G. & 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6]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7]杨永林.色彩语码研究——进化论与相对论之争[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5）.
（孙红娟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100875）
关键词：颜色 语义认知 心理图式
一、汉英韩基本颜色词“红”的语义认知情况
现代研究表明，颜色是由物体发射、反射或透过一定光波所引起的视觉现象，亮度最强和最弱的颜色最容易被人感知，这是人眼视觉的一种基本特征。本文就是以最容易被人感知的焦点色之一的“红”色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汉英韩三种语言中的“红”的原型意义及词义扩展过程中受到哪些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
（一）根据《现代汉语词典》[1]（P563），“红”是指“像血的颜色”①；根据英语《牛津高阶英语双解词典》[2]，“红”为“火或血的颜色”；根据韩国的Essence Korean-English Dictionary[3]，“红”是指“像血或辣椒一样的颜色”。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在某一物体范畴中，原型具有凸显性，是最典型的成员[4]（P63），韩英汉三种语言中“红”都指某种具体事物“血”或其他事物的颜色，其原型意义基本一致。从词汇语义认知的角度看，词义是以原型意义为中心，通过不同范畴之间的投射关系（即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方式）来扩大词汇的意义，形成一词多义的现象。[4]各个民族是怎样在“红色”的原型意义上，通过自身经验在文化的影响下赋予“红色”各种相同或相异的隐喻意义？各民族的概念隐喻中，“红”的意义范畴是否相同？下面看一下这三种语言中“红”的现代语义认知范畴，其共性及个性可通过下表所列窥见一斑。
（二）“红”的语义认知共性和个性成因
1.由表1可见，汉英韩三种语言中基本颜色词“红”的原型意义都是用以指某种具体事物像火、血或辣椒等的颜色，并且，这种原型意义经过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方式都从颜色域投射到其他认知域，形成了以“原型意义”为基础的“红”的语义范畴，具有许多共同的语义认知范畴，如“喜庆、害羞、生气、革命”等。我们以为，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A.语言学家认为，人类的认知是对世界的经验进行组织，在概念的形成和推理过程中，人的生理结构、身体经验及感觉知觉能力和认知方式（图式结构、心理意象、隐喻和转喻等认知方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5]（P17）。而人类所具有的共同的感官生理机制决定了人类共同的感知经验和心理反应，从而决定了人类共同的思维定式，并形成有意义的概念和概念结构。即在认知新事物的过程中，人类习惯于将某一感官范畴的认知域引向另一感官范畴的认知域，来形象地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5]。具体到颜色认知上，人类视觉、感觉的共同生理机制和颜色本身的特点（焦点色、亮度）是人类形成颜色认知共性的基础。基本颜色词的范畴化和命名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是基本相同的。所以，当让人们指出基本范畴内最典型的颜色词或某一焦点颜色词的原型意义时，各种语言的所指基本相同。
B.文化交流的结果。尽管限于时间和能力，我们无法穷尽汉英韩“红”的每个语义的来源，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三种语言中“红”的语义受到了文化交流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我们是用“青楼”“窑子”等词指“红灯区”这一概念的，而“红灯区（red light district）”这一概念来源于欧洲，但现在已经成为各国“妓女集中地区”的代称。
2.受本民族历史、地理、文化、心理的影响，汉英韩3个民族中的红色语义也体现出了许多个性意义，如汉语中的“红脸”与中国的京剧文化相关；英语中的“red-taped”与英国古代官方的文件一般都用红带子捆起来有关；韩国语中的“红色谎言”，与红色在韩国语中有“严重、程度高”之义有关。尽管在各个国家中“红色”都与“革命、共产党”有关，但因为各国意识形态不同，因而所构成词汇的语义色彩差别很大：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红军、红色政权、红色根据地”那是“革命、先进”的代表；而对于与共产党执政的朝鲜对立的韩国来说，“???（赤色分子）”则表现出对“共产党”的恐惧和痛恨；而对于多党执政的英语来说，“The Red Army”则仅仅是某个政党的代称。所有这些都是各个民族文化所独有的意义，与该国的生活习惯或历史文化紧密相关。
二、从韩英汉基本颜色词“红”的语义典型性程度看其文化心理图式
上文对各个语言中“红”的语义共性和个性进行了列表式分析，但却无法看出每种语义在整个语义范畴中的典型性程度。因此，我们收集了三本词典中关于“红”的所有词汇，并按语义进行分类、汇总，做成图表，以分析各种语义的典型性程度及其所受民族文化影响。
（一）汉语“红”的语义认知情况分析
根据图表1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现汉词典中“红”的语义的典型性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原型意义、革命、成功、情感、喜庆=漂亮女性、奖励=世俗=媒人=色情=危险。很明显，原型意义所占比例最大，典型性程度最高，带有褒义色彩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位居第二。而带有贬义色彩的“色情”和“危险”在“红”的语义范畴中属于最边缘、最弱的语义。
右图是将其“红”的语义按照褒贬意义重新统计分类后得到的。可以看出，汉语“红”的语义中，32%的词汇含有褒义色彩，仅3%的词汇含有贬义色彩，这与我们后面所统计的英韩两种语言中的“红”的褒贬语义所占比重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可见，在汉民族心目中，红色的“褒义”色彩是凸显的，具有典型性。汉民族对“红色”的喜爱让其在将颜色域的认知经验投射到其他认知领域时，绝大部分都表示“向上的、积极的”意义。如：同是投射到经济域，在古代“红票”表示奖励，在现代“红利”表示利润，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股票体制尽管在组建过程中几乎全盘借用了西方的体制和术语，但在用颜色表示股票上升或下降时，却遵循了汉民族的传统爱好，即用红线表示上升，用绿线表示下降。而在英语中，“red cent（红钱）”表示很少的钱，“be in the red”则表示“赤字”。由此可以看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任何语言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都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其语义的扩展，新词的创造也必然受到一个民族文化价值观、历史传统、生存环境、生活经历和风俗习惯的影响[6]。 在所统计的词汇中，构成汉语“红”认知语义中贬义色彩的“色情”和“惩罚”的两种语义词汇的单词“红灯区”和“红牌”都不是汉语的固有词，而是在后来与他国的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应该分别来自英语“red light district”和“red card”。
（二）英语“red”的语义认知情况分析
与汉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英语中，除去原型意义，最具典型意义的语义是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危险”和“蔑视”。而带有褒义色彩的“喜庆”和“重要”却成为整个语义范畴中最不具典型性的边缘语义。
在图表2根据褒贬进行分类所统计的图表中，具有贬义色彩的“红”的语义所占比例达到了36%。由此可见，在英语民族的心目中，“贬义”是红色语义的主基调，具有典型性。这也许能解释以下两个有意思的现象：1.汉语中，“红”这种颜色在投射到人体域时，常常表现出“忠诚、正直”等褒义色彩，如京剧的“红脸”，表示对党对事业忠诚的“红心”；但在英语中“red skin（红皮肤），red neck（红脖子）、Red Indian”都是带有蔑视意义的。2.另一个鲜明的对比是，“红线”在汉语中常让人联想到喜结连理，表示男女双方有缘。但在英语中，与之对应的“red tape”却表示“繁文缛节，官僚作风”，据查，此义源于以前政府文件常用红色的带子捆缚。
（三）韩语“红”的语义认知情况分析：分为“有?”和“无?”两种情况
1.韩语“红”的语义认知情况（有?）
当我们将汉字词“?-”所组成的词汇包含在统计资料中时，除去原型意义外，“美丽、女人”成为最具典型性的语义，“情感”“喜庆”的语义则紧跟其后（关于情感的意义，我们在前面统计时，一直将其归到中性色彩中）。而右图也显示出，“红”的语义范畴中，语义的褒义色彩所占比重最大，具有典型性。如果我们不具体分析，就会将“美丽、喜庆”作为韩语“红”语义范畴中的典型成员，认为韩民族也是“尚红”的，从而得出韩汉两民族文化心理模式基本相同的结论。但再一深入调查，我们就会发现矛盾：众所周知，韩民族自古“尚白”，并以“白衣民族”自称。
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们仔细看了表示“美丽、女人、喜庆”等的韩语词语，“??，??，????，???，??，??，???”都是带有汉字词词头“?-（红）”的。于是，我们将带有汉字词词头“?”的词汇去除，只保留韩语固有词“??，???”组成的词汇，重新进行统计分析。
2.韩语“红”的语义认知情况（无?）
将汉字词“?-”组成的词汇去除后，我们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统计结果。在“红”的语义范畴中，表示“情感”的语义成为仅次于原型意义的典型性语义，具有贬义色彩的“严重、色情”也成为仅次于其后的语义成员。具有褒义色彩的“美丽、女人、喜庆、荣誉”等语义成员则从“红”的语义范畴中消失殆尽，贬义成为韩语“红”的语义的主基调。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统计结果，恰恰体现了人类语言学的认知规律。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会根据自身生理和心理经验不断认识新事物、扩大自身概念，由于人类相同的生理构造和感官经验为人类的共同认知奠定了基础。但同时，思维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民族心理、历史条件的影响，从而形成语义认知的个性[6]。
众所周知，中韩两国一衣带水，自古文化交流频繁，特别是韩国在1446年世宗大王在创立韩国文字以前，都是借用汉字来记录历史的，因此，韩国语中有一半以上都是汉字词。这些汉字词在进入韩国后，语义上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仍然更多地体现了汉民族的民俗风情。
“?”就是汉字“红”的音译，由“?-”词头组成的词汇基本都是从汉语直接翻译过去的，如：??（红颜），????（红裙子），??（红线）等。
随着中韩文化交流的加强，这些“?-”字头的词汇也进入韩国，随之也将汉语“红”语义范畴中的“美丽”“喜庆”色彩也传入了韩国。但是，这些表示“美丽、喜庆”的“?-”字头的语义仅仅限于该词，并不具备扩展的能力，不能算是韩民族“红”语义范畴的典型性成员。因为能体现汉民族文化心理的韩语基本颜色词“红”的固有词“??，???”的语义范畴中，我们没有找到像汉语“红”那样具有褒义的词汇。
由此可见，虽然“红”的语义在汉英韩三种语言中都同时具有褒贬色彩，但“红”所凸显的色彩是不同的，除了原型意义外，所凸显的语义色彩截然不同：汉语中的“红”表现出了强烈的褒义色彩，而韩语和英语中的“红”的主基调则是贬义的，由此可以窥见两国文化心理之差异，也足以发现“文化”是如何影响了“思维”去认知世界。
三、结语
1.基于人类共同的认知机制和认知经验，汉英韩三种语言中“红”的原型意义基本相同；并且都经过隐喻和转喻等认知方式，形成了相同或相近的语义范畴。
2.“红”经过隐喻和转喻所形成的语义范畴都具有褒贬双重色彩。这是因为：
A.色源体本身具有双重性。通过心理或生理上的通感是人类的认知方式之一，也是人类认知世界和表达思想的一种重要手段[7]。“红”色是太阳、火的颜色，让人联想到温暖、热烈，感觉到一种蓬勃向上的喜庆氛围；同时，也是“鲜血”的颜色，容易让人联想到战争、流血、革命，成为“危险”的符号。所以，在汉英韩三种语言“红”的认知语义范畴中，同时都有“喜庆”和“危险”两种截然相反的语义范畴。
B.社会文化交流的影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的语言都深深地留有本民族文化的印记。而在各国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这种带有本民族文化印记的语言也随之传播给了其他民族。
中韩两国同属儒家文化圈，自古文化交流频繁，汉民族对“红色”的热爱也慢慢渗入到韩国文化中，如在古代韩国，“红”也表示喜庆之意，韩语中也用“??”象征“婚姻，新娘子也要穿“????”以示喜庆。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半岛南北分立，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红色”的意义被妖魔化，成为可怕的“共产主义”的代名词，一度成为韩国人的禁忌色。 受到西方影响，“???（红灯区）”“????（红牌）”等随之产生。而到1988年韩国汉城举办奥运会时，“????（红色的恶魔）”成为韩国人“激情、力量”的代表，使“红”的另一种语义范畴开始回归。
3.汉英韩三个国家中的“红”的语义范畴中，所凸显的语义色彩，即褒贬语义所占比重不一样，反映了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心理认知模式，反之，这种心理图式又对语义的扩展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A.汉语32%的词汇含有褒义色彩，贬义色彩词汇仅占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英语中，具有贬义色彩的“红”的语义所占比例达到了36%。这种不同的文化基调使“红”的语义在扩展时出现截然不同的意义。如果不是受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红”的语义在从颜色域投射到其他认知域时，不会发生这么大的差异。尽管在英语中“红”也有“喜庆”和“重要”的意义，但所构成词汇所占的语义比例极小，仅占6%。
B.韩国语“红”的语义认知则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文化及文化交流对各国语义认知的影响。我们根据有无汉字词“?”，对红的语义做了两次统计，得出的结果截然不同。汉字词??（红颜），????（红裙子），??（红线）等在进入韩语后将汉语“红”的“美丽”“喜庆”等语义也传到了韩国，所以才会出现图表1“红”的褒义色彩所占比重达到14%的情况。但是，韩语的固有词“??，???”并没有这些褒义色彩的依依不舍，因此，在图表2中“红”的褒义荡然无存，甚至成为零。但在奥运会后，韩国“红魔”的出现，再度使“红”的语义向褒义转换，反映出了词汇语义色彩的变化。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颜色词的隐喻认知研究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应用”[项目编号：105561GK]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在古代汉语中，“红，帛赤白色”（《说文·系部》），本来指的是粉红色、桃红色，上古认为这是一种间色，即不庄重的色彩。但到了中古，红色指大红色，即赤色，逐渐成为中国人最崇尚的色彩。
②在古时候官方的文件一般都是用红带子捆起来的，在整个文件中，“红色的带子”具有凸显性，这样，红的语义就经转喻代替了了整个文件，成为“官僚主义”的代称。
③在韩语中“深红的平民”是与“深青的两班”相对立存在的，“红色”代表地位低下的卑贱平民。这样，红色就从颜色域投射到了身份地位域。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霍恩比译.牛津高阶英语双解词典（第6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Essence Korean-English Dictionary（第4版）[Z].汉城：民众书林，2002.
[4]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5]Lakoff，G. & 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6]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7]杨永林.色彩语码研究——进化论与相对论之争[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5）.
（孙红娟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