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文化，一般人们都会冠以褒义，但确实有些文化，虽然堂而皇之，实际却是糟粕陈弊，直至今日仍危害不浅，官商勾结的文化即是此种。台湾的柏杨先生曾批官场存在着一种“酱缸文化”，或称对不正之风上行下效，左右比样的集体潜意识。显而易见，近年来以官商勾结为典型的伪文化、丑文化、恶文化，随着“八条禁令”和一系列反腐重拳的频频出击已大有收敛，但其存在的深层次文化心理却仍困兽犹斗。心魔不除，文化不净，一些官场陋习便随时可能借尸还魂，死灰复燃。
　　一场能量互换的游戏
　　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等人一路“追随”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的升迁轨迹，项目从扬州做到南京，承揽的政府项目都有季建业参与和操纵的痕迹。利益输送不但促成了季建业与地产商人间的“合作共赢”，让“红顶商人”兴风作浪，更出现了“商人、项目跟着官员跑”的怪异现象。这种官商勾结的模式，从表面上看，乃是权与利的互相输送，经济学上的资源再平衡，实质上却是官本位和利本位的完美结合。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与农业社会对应的社会价值观念是“官本位”，其极端表现就是权力高于一切，有权就有一切；与工业化社会对应的社会价值观念是“利本位”，其极端表现就是金钱万能、钱能通神，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而在知识化社会中则将是知识本位。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价值观念还未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利本位”向知识本位彻底转变，权力寻租现象有时还很严重。以目前广为关注的房地产业为例，为什么个别官员热衷于与开发商做“朋友”，为什么土地违法问题愈演愈烈、屡禁不止？其实，只要存在着权力寻租的土壤或空间，腐败就会像野草一般疯狂地生长，这在房地产市场得到了明显验证。本来，开发商与城建官员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共生”现象，开发商既是个别城建官员的“政绩推动者”，又是诱导其腐败的“麻烦制造者”。而当双方臭味相投时，往往会结成“利益联盟”，土地开发由此成为腐败高发地带。
　　商品市场环境下“利本位”观念的强化，对官员亦不能幸免。官员要实现自己的“利本价值”，就必须要诱使一部分公务人员以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即权钱交易的寻租活动，也就是把权力商品化，或曰以权力为资本，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权力寻租所带来的利益，成为权力腐败的原动力或污染源。
　　从历史回到现实。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弥漫着这样一种风气：中国的商人要想成功，就必须懂点政治。而资本托庇与权力寻租错根盘结，主要原因还是公权力才是最大的资源。所有的社会资源都是跟着政治资源在走，似乎谁获得了政治资源，就意味着绵厚的源源不断的经济资源。看看山西的一些落马官员，他们一度从低级的权力利益互换，到权与利的双赢，再到最终打造共同规则以改变秩序，演绎了官商勾结的文化转变样态，从资本到规则，最后形成环境。这种文化发展轨迹，实际上乃是“官本位”和“利本位”的一场完美的苟合。回首来看，思之极恐。
　　集体潜意识下的贪贿盛宴
　　如果说利益的互相背书还只是部分个体行为的堕落，那么圈子文化则是从组织的角度形成一场集体沦陷。在“塌方式”腐败的背后，往往存在着由“一轴多圈”形成的利益板结。2015年11月13日，中央纪委网站公布消息显示，中国证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今年以来，证监系统上下多名官员被查，其中至少七人依附于证监会副主席姚刚的“朋友圈”。串案干部上下勾连、左右同谋形成利益板结，在板块内和平共处、利益共享。
　　从权利互相背书谈到“圈子文化”，因为“圈子”是双方乃至多方权益交换的媒介，而且形成一种更为坚不可摧的力学结构。有的表现为“民俗异化结构”：有的官员将贪腐披上“民俗外衣”，利用“攀亲”手段搞“圈子文化”：四川青神县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泽利与一名开发商老板“认干亲”，先后收受开发商所送财物180多万元；有的表现为“攻守同盟结构”：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部门的公开通报中，至少有20名被查官员存在“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行为。中央巡视组曾经在一场巡视后，对13个巡视点中的5个直指存在“圈子文化”，26家央企五大突出腐败问题之一即为“圈子文化”。
　　那么“圈子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思想认为，中国人活在一个个以“己”为中心的圈子中，有如洋葱头结构，是一个个由人情、亲情、乡情、友情连结而成的圈子。圈子有圈里圈外之分，圈子内部更存在中心、次中心和边缘之分。在官场中，圈子是一种社会资源，个人可能同时存在几个圈子中，圈子的多寡，反映出一个人人格面向的多寡。然而，由于顾虑关系、讲究人情，组织成员就会牺牲制度，遇到冲突时保持沉默或者息事宁人，最终导致更大的冲突。这种状况导致组织内部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法则，从而破坏了组织的公正。所以，对于关系和人情的注重，使得制度落实到某个具体人的身上就得不到执行。根据行为科学的成员交换理论：由于时间的压力，领导者与部属中的一小部分人建立了特殊关系。这些部属由于具有“圈内成员”的身份，他们得到上级官员的信任与特殊关照，表现积极，离职率低，产生较高的满足感和绩效；而其他部属由于具有“圈外成员”的身份，得不到特殊关照，缺乏满足感。
　　由此，上级官员可根据部属与其交换质量的高低，将部属归为三种不同交换质量的圈子类型：一是质量较高的“亲信圈子”，也称“自己人圈子”或“内圈”；二是质量中等的“熟人圈子”，也称“常人圈子”或“中间圈”；三是质量最低的“外人圈子”，也称“圈外”或“外圈”。 于是不难理解，“看人下菜”的“圈子文化”会导致组织成员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形成不同的小圈子。官商勾结的组织行为，到了“圈子文化”这一步，对社会造成的杀伤力尤甚。曾几何时，国人办事讲人脉，讲圈子，不讲秩序，不讲规则，这种文化积弊最终使我们自吞恶果，官商勾结是这样，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更是让人感到“圈子”的可怕。在圈子文化背后，不仅是稳定而隐蔽的利益输送，更是对民族精神的摧残和败坏。
　　镜花缘中的面具
　　有一个故事，说领导照例说了个不可乐的笑话，大家照例哈哈大笑，唯有老王一人不笑。大家事后奇怪：你干吗不笑？老王冷冷道：我明天就退休了，干吗还要笑。老王在退休前，终于褪下面具，有尊严地活了一回。然而，在当今官场上，还是有不少人戴着面具生活，且演得惟妙惟肖。
　　1818年，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问世。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个“两面国”，国中的人长着两张脸，前面一张脸倒是寻常，后面一张脸却是十分丑陋凶狠、狰狞龌龊，轻易不能露出的。而且尤为奇怪的是，越是前面那脸正气凛然、相貌堂堂、慈眉善目或者天真烂漫，背面那张脸越是猥琐奸邪、恶形恶状。所以，两面国人一概都戴一顶特制帽子遮盖，名为浩然巾。
　　从官商勾结的地缘文化学角度来看，面具文化有着其深刻的土壤环境。首先，是官场文化中的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盛行所致；其次，乃封建文化中的阴暗面在作祟，法家的“法、术、势”与儒家的仁义道德的病态结合，造就了官场人物的双重人格；再者，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唯利是图和趋利心态甚嚣尘上，而“伪装”出良好的公众形象与仕途升迁有着讳莫如深的关联。于是，一些官员便喜欢在面具的笼罩下，一面上演着清正廉洁的高大形象，一边扮演着与商人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
　　十八大以来，中央要治理的正是这种“文化”，要么做真君子，为百姓干实事，要么做真小人，清理出公务员队伍，决不允许官场上存在伪君子。
　　说起这点，我们倒应该为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点个赞。这位意大利首睽从不掩饰自己对美女的热爱，经常“口无遮拦”惹来众怒，并且因为“性丑闻”等原因而“官司缠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官员，前后三次当选。意大利人用选票说明，他们喜欢这个从不掩饰自己热爱美女的家伙。无论贝氏其他方面的功过毁誉，仅此一点来说，他还是真实的。
　　说了那么多复杂的，来点简明扼要的。官商之间，公事关系与私人关系不能混为一谈。特别是金钱、物质交换，不能进入个人领域。凡是清正廉明的官员，官商之间的公事关系，就不能带有感情色彩。官商之间的私人关系，就不能带有金钱交易。只有厘清两种不同的关系学，才能真正做到稳得住心神，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管得住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