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益背书到双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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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文化,一般人们都会冠以褒义,但确实有些文化,虽然堂而皇之,实际却是糟粕陈弊,直至今日仍危害不浅,官商勾结的文化即是此种。台湾的柏杨先生曾批官场存在着一种“酱缸文化”,或称对不正之风上行下效,左右比样的集体潜意识。显而易见,近年来以官商勾结为典型的伪文化、丑文化、恶文化,随着“八条禁令”和一系列反腐重拳的频频出击已大有收敛,但其存在的深层次文化心理却仍困兽犹斗。心魔不除,文化不净,一些官场陋习便随时可能借尸还魂,死灰复燃。
  一场能量互换的游戏
  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等人一路“追随”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的升迁轨迹,项目从扬州做到南京,承揽的政府项目都有季建业参与和操纵的痕迹。利益输送不但促成了季建业与地产商人间的“合作共赢”,让“红顶商人”兴风作浪,更出现了“商人、项目跟着官员跑”的怪异现象。这种官商勾结的模式,从表面上看,乃是权与利的互相输送,经济学上的资源再平衡,实质上却是官本位和利本位的完美结合。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与农业社会对应的社会价值观念是“官本位”,其极端表现就是权力高于一切,有权就有一切;与工业化社会对应的社会价值观念是“利本位”,其极端表现就是金钱万能、钱能通神,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而在知识化社会中则将是知识本位。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价值观念还未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利本位”向知识本位彻底转变,权力寻租现象有时还很严重。以目前广为关注的房地产业为例,为什么个别官员热衷于与开发商做“朋友”,为什么土地违法问题愈演愈烈、屡禁不止?其实,只要存在着权力寻租的土壤或空间,腐败就会像野草一般疯狂地生长,这在房地产市场得到了明显验证。本来,开发商与城建官员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共生”现象,开发商既是个别城建官员的“政绩推动者”,又是诱导其腐败的“麻烦制造者”。而当双方臭味相投时,往往会结成“利益联盟”,土地开发由此成为腐败高发地带。
  商品市场环境下“利本位”观念的强化,对官员亦不能幸免。官员要实现自己的“利本价值”,就必须要诱使一部分公务人员以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即权钱交易的寻租活动,也就是把权力商品化,或曰以权力为资本,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权力寻租所带来的利益,成为权力腐败的原动力或污染源。
  从历史回到现实。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弥漫着这样一种风气:中国的商人要想成功,就必须懂点政治。而资本托庇与权力寻租错根盘结,主要原因还是公权力才是最大的资源。所有的社会资源都是跟着政治资源在走,似乎谁获得了政治资源,就意味着绵厚的源源不断的经济资源。看看山西的一些落马官员,他们一度从低级的权力利益互换,到权与利的双赢,再到最终打造共同规则以改变秩序,演绎了官商勾结的文化转变样态,从资本到规则,最后形成环境。这种文化发展轨迹,实际上乃是“官本位”和“利本位”的一场完美的苟合。回首来看,思之极恐。
  集体潜意识下的贪贿盛宴
  如果说利益的互相背书还只是部分个体行为的堕落,那么圈子文化则是从组织的角度形成一场集体沦陷。在“塌方式”腐败的背后,往往存在着由“一轴多圈”形成的利益板结。2015年11月13日,中央纪委网站公布消息显示,中国证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今年以来,证监系统上下多名官员被查,其中至少七人依附于证监会副主席姚刚的“朋友圈”。串案干部上下勾连、左右同谋形成利益板结,在板块内和平共处、利益共享。
  从权利互相背书谈到“圈子文化”,因为“圈子”是双方乃至多方权益交换的媒介,而且形成一种更为坚不可摧的力学结构。有的表现为“民俗异化结构”:有的官员将贪腐披上“民俗外衣”,利用“攀亲”手段搞“圈子文化”:四川青神县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泽利与一名开发商老板“认干亲”,先后收受开发商所送财物180多万元;有的表现为“攻守同盟结构”: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部门的公开通报中,至少有20名被查官员存在“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行为。中央巡视组曾经在一场巡视后,对13个巡视点中的5个直指存在“圈子文化”,26家央企五大突出腐败问题之一即为“圈子文化”。
  那么“圈子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思想认为,中国人活在一个个以“己”为中心的圈子中,有如洋葱头结构,是一个个由人情、亲情、乡情、友情连结而成的圈子。圈子有圈里圈外之分,圈子内部更存在中心、次中心和边缘之分。在官场中,圈子是一种社会资源,个人可能同时存在几个圈子中,圈子的多寡,反映出一个人人格面向的多寡。然而,由于顾虑关系、讲究人情,组织成员就会牺牲制度,遇到冲突时保持沉默或者息事宁人,最终导致更大的冲突。这种状况导致组织内部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法则,从而破坏了组织的公正。所以,对于关系和人情的注重,使得制度落实到某个具体人的身上就得不到执行。根据行为科学的成员交换理论:由于时间的压力,领导者与部属中的一小部分人建立了特殊关系。这些部属由于具有“圈内成员”的身份,他们得到上级官员的信任与特殊关照,表现积极,离职率低,产生较高的满足感和绩效;而其他部属由于具有“圈外成员”的身份,得不到特殊关照,缺乏满足感。
  由此,上级官员可根据部属与其交换质量的高低,将部属归为三种不同交换质量的圈子类型:一是质量较高的“亲信圈子”,也称“自己人圈子”或“内圈”;二是质量中等的“熟人圈子”,也称“常人圈子”或“中间圈”;三是质量最低的“外人圈子”,也称“圈外”或“外圈”。 于是不难理解,“看人下菜”的“圈子文化”会导致组织成员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形成不同的小圈子。官商勾结的组织行为,到了“圈子文化”这一步,对社会造成的杀伤力尤甚。曾几何时,国人办事讲人脉,讲圈子,不讲秩序,不讲规则,这种文化积弊最终使我们自吞恶果,官商勾结是这样,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更是让人感到“圈子”的可怕。在圈子文化背后,不仅是稳定而隐蔽的利益输送,更是对民族精神的摧残和败坏。
  镜花缘中的面具
  有一个故事,说领导照例说了个不可乐的笑话,大家照例哈哈大笑,唯有老王一人不笑。大家事后奇怪:你干吗不笑?老王冷冷道:我明天就退休了,干吗还要笑。老王在退休前,终于褪下面具,有尊严地活了一回。然而,在当今官场上,还是有不少人戴着面具生活,且演得惟妙惟肖。
  1818年,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问世。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个“两面国”,国中的人长着两张脸,前面一张脸倒是寻常,后面一张脸却是十分丑陋凶狠、狰狞龌龊,轻易不能露出的。而且尤为奇怪的是,越是前面那脸正气凛然、相貌堂堂、慈眉善目或者天真烂漫,背面那张脸越是猥琐奸邪、恶形恶状。所以,两面国人一概都戴一顶特制帽子遮盖,名为浩然巾。
  从官商勾结的地缘文化学角度来看,面具文化有着其深刻的土壤环境。首先,是官场文化中的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盛行所致;其次,乃封建文化中的阴暗面在作祟,法家的“法、术、势”与儒家的仁义道德的病态结合,造就了官场人物的双重人格;再者,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唯利是图和趋利心态甚嚣尘上,而“伪装”出良好的公众形象与仕途升迁有着讳莫如深的关联。于是,一些官员便喜欢在面具的笼罩下,一面上演着清正廉洁的高大形象,一边扮演着与商人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
  十八大以来,中央要治理的正是这种“文化”,要么做真君子,为百姓干实事,要么做真小人,清理出公务员队伍,决不允许官场上存在伪君子。
  说起这点,我们倒应该为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点个赞。这位意大利首睽从不掩饰自己对美女的热爱,经常“口无遮拦”惹来众怒,并且因为“性丑闻”等原因而“官司缠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官员,前后三次当选。意大利人用选票说明,他们喜欢这个从不掩饰自己热爱美女的家伙。无论贝氏其他方面的功过毁誉,仅此一点来说,他还是真实的。
  说了那么多复杂的,来点简明扼要的。官商之间,公事关系与私人关系不能混为一谈。特别是金钱、物质交换,不能进入个人领域。凡是清正廉明的官员,官商之间的公事关系,就不能带有感情色彩。官商之间的私人关系,就不能带有金钱交易。只有厘清两种不同的关系学,才能真正做到稳得住心神,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管得住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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