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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和巨人之死
1920年，慕尼黑的春天来得格外地迟。至5月下旬，天气依然阴冷，经常下着小雨。马克斯·韦伯开始咽喉沙哑，症状持续了三天，似乎有所缓解，他又开始和一位女性朋友坐在花园里闲聊。第二天早上，他开始发高烧。医生的诊断结果是支气管炎，认为是他讲课过度劳累造成的。
自1918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到后期，一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命名为“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病在军营以及往来于欧洲大陆和美洲的船只中蔓延，并在数周内传遍世界各地。据最保守的估计，病毒掠去的人数高达两千余万人，远超“一战”的总死亡人数。
发烧到第二周，韦伯的病情似乎有了好转。但到周三，他开始出现轻度的谵妄和幻觉。周四，他开始向医生强调自己身体已经康复，但有人听到他在哼唱着一首有关死亡和坟墓的曲子。
他躺在病榻上，抱怨自己的心跳越来越慢，脑子越来越小，“我下一周还要讲课呢。”和他过去二十多年里所受的疾患相比，这次的情形更严重——“那时我还能思考，我还能与全能的上帝斗争。祂不能用疾病来强迫我。噢，如果这次我得的真是肺炎，那么，我就可以清算自己生命的资产负债表了。”
他咳嗽得越来越严重，高烧不退，谵妄症更严重了，不断地出现幻觉。其间，他以一种神秘的口吻庄重地宣告：“真理就是真理。”医生们想着办法把韦伯从死神那里拉回来，他气息奄奄地说：“不要再烦恼了，那样于事无补。”
6月14日当晚，韦伯完成了最后一次艰难的呼吸，安静地闭上了双眼。
在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韦伯拥有一串长长的头衔和名号：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者之一、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开创者、比较文化研究先驱……他所研究的领域极为广泛，横跨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宗教、哲學和音乐，是一位真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一百年过去，马克斯·韦伯仍被公认为对现代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家。
韦伯家的男孩：在知识与信仰之间
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韦伯出生在德国中部一个名叫爱尔福特的小城。
他是老马克斯·韦伯和海伦娜的长子。老韦伯来自德国西部的一个亚麻商和纺织厂主的家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并投身政治。1869年，他带着一家人迁居到普鲁斯王国的首都柏林。在柏林，老韦伯是一位活跃的政治人物，他属于右翼自由党，在市议会、普鲁士邦议会和帝国新国会都有席位。
母亲海伦娜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资产阶级中上阶层家庭主妇，忙于操持家务，养育一个接着一个出生的孩子，还要围绕着丈夫的种种生活和社交需要忙碌，常常到“一到晚上就晕眩”的地步。
海伦娜是一位非常虔诚的新教基督徒，富有同情心和人道主义关怀，总是竭尽所能为陷于穷苦境地的人们提供帮助和救济。但是老韦伯对妻子的精神世界和宗教关切既不关心，也没有兴趣深入了解。他整日忙于他的政治事业和社交，周旋于各种会议，为竞选而奔波。回到家中，他总认为自己是家庭的核心，理所当然地享有妻子的爱、顺从和服侍的舒适。
这一对夫妻在婚姻中日渐隔阂，在很多社会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情感上也越来越疏远。相比父亲，韦伯和母亲的感情更为亲近，海伦娜常常亲密地称呼他为“我的长女”。日渐长大的韦伯日益同情母亲在家中的处境，对父亲的自我中心、专横越来越不满。
在柏林，老韦伯家是重要的政界社交场所——往来的有政府官员、外交官和学术界知名人士，包括狄尔泰、施密特、西贝尓等当时德国思想界的扛鼎人物。
耳濡目染之中，韦伯家的男孩子们也因此早早地对德国当时的议会、政党议题、政治人物有了很多认识和了解，尤其是大名鼎鼎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时俾斯麦正在雄心勃勃地推动德意志统一，确立德国在欧洲的霸权。
韦伯幼年时从一次脑膜炎中侥幸存活下来，故身体一直十分赢弱。他很早就展露出在智识上的兴趣，13岁时写过论及德国历史发展和德皇、教皇地位的历史论文。
这是一个有点自负的少年，对学校里的老师缺乏衷心的尊崇，对同学们的“低下”品味也很有些看不上。在当时给就读于柏林大学的表兄的信里，14岁的韦伯对西方历史上备受推崇的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大发微词，认为他不过是一个玩弄措辞的文人、一个低劣的政治家、一个没有责任感的演讲者。他认为西塞罗真正该做的事，是用武力消除政治阴谋，而不是向罗马元老院发表高谈阔论的三次著名的演说。
在回信中，年长六岁的表兄对这位自大的少年进行委婉地暗示：认为他不过是在拾人牙慧罢了。气得韦伯写了几封长信，为自己申辩，强调这些见解都是源自他自己的思考。
随着韦伯在智性上日渐成年，对信仰十分认真的海伦娜开始为这个早熟的长子隐隐担心。她一直没搞清他的信仰状态——他和上帝之间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
他极为好学，但对信仰表现出淡漠和怀疑，明显缺乏宗教热情。当海伦娜有意无意地对少年韦伯施加信仰影响，他显露出抗拒——他对布道书不感兴趣，“我注意到，那种强有力的现实主义文体完全抓住了他，使他那么专心致志。”海伦娜担忧地感慨。 按当时欧洲的基督教传统，幼儿出生后一个月时受洗礼，到13岁左右时受“坚信礼”，宣告对信仰的确证皈依。一个人只有被施坚信礼后，才能成为教会的正式教徒。
尽管缺乏宗教热情，在智性上，少年韦伯很认真地对待了这项宗教仪式——他把希伯来文学习到能够轻松阅读《旧约》原文的程度。在坚信礼上，他所得到的启示性经文是《新约·哥林多后书》中的一段内容——“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圣经经文能够更好表达支配这个孩子生活的律法了。”在《韦伯传》里，韦伯的遗孀、终生伴侣玛丽安妮留下一句如此模凌两可又耐人寻味的评论。
终其一生，韦伯在宗教信仰上表现出一种徘徊于父亲和母亲之间、两头不靠的情态。
信仰上的最后一跃，要求个人放弃理性。耽于理性的韦伯很清楚自己“欠缺宗教共鸣（religiously unmusical）”，无法做到像母亲那样没有怀疑地投入到对上帝和神迹的虔信和顺服。但是，他又做不到像父亲那样心满意足于世俗的地位、成功和舒适享受，别无他求。
耐人寻味的是，韦伯终其一生把大量的学术精力投入到了宗教对人类行为和生活的影响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而在熟悉他为人和品格的同事、友人眼中，他对工作的严肃态度和奉献精神，举止中的庄重与情操，以及言谈中所具有的力量与洞见，都表现出强烈的宗教倾向。
1882年，18岁的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延续父亲的道路攻读法律专业。这是德国最古老的精英学府，出过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一批西方思想学术巨子。读书期间，他对文学、经济学和哲学在内的许多人文科学都有广泛涉猎，还在一个表兄的引介下，参与了当时思想界对神学和哲学方面的讨论。
在海德堡大学，他还加入了父亲所属的“决斗兄弟会”，开始饮酒、斗剑，训练自己“桀骜不驯的侵略性”，还因挥霍享乐而欠下债务。他也从一个肩膀下垂、身体羸弱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肩膀宽阔的强壮成年人，脸上有着斗剑留下的疤痕，一扫过往“害羞与缺乏安全感的气质”。当母亲海伦娜吃惊地看到他这副模样，生气地给了他一巴掌。
在海德堡读书期间，他曾到斯特拉斯堡的军营服役，从一个举止笨拙、总是出错的新兵成为一位有军衔的指挥官。在随后数年里，韦伯几度到军营接受军事训练和演习，1888年还参加了在德意志和斯拉夫边界举行的坡森军事演习。
当时，德国走上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道路。对战争、和平和国家一类的政治议题，青年韦伯也有了自己的思考。他当时关注了钱宁所宣扬的和平主义。钱宁是美国著名的宗教思想家和牧师，他的主张中有深厚的人道主义关怀。他自始至终都拥护和平、反对战争，他认为战争是人类一切恶的集中，因而要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
多次在部队服役的韦伯并不认同钱宁的观点。他认为，政治和道德之间有着“离”“合”。他对政治的思考，最终集中地体现在他生前所做的最后一次重要演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上。
在1897年之前，韦伯的学术关注都集中在经济史和法律史的交叉领域。他在188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罗马农业史》， 至今仍是美国许多高校经济系教授给学生开的必读书目之一。
崩溃和崩溃之后
1897年秋，33岁的马克斯·韦伯经历了第一次严重的精神崩溃。
在此之前，这颗冉冉上升的学术明星过着十分忙碌的生活。25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他先在柏林大学接替著名经济学教师戈尔什密特的职位，不久又获得了国家律师资格。1894年秋，年仅30岁的韦伯被弗莱堡大学聘任为经济学正教授，他所做的就职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在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两年后，他在海德堡大学获得一个极为重要的讲座教席，成为这所著名学府中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在繁重的学术和教学之外，韦伯还给自己安排了许多公共政治事务——为政府机构做咨询，为民间改革团体进行特别的研究，一项有关证券交易所，一项是关于德国东部的庄园。
他总是如痴如醉地埋头工作。每当妻子玛丽安妮试图劝他早点休息，他总是大声说：“我若不是工作到凌晨1点，就不可能算是一個教授。”
韦伯的精神崩溃似乎有某种家族遗传史——他的一个近亲表弟曾进入精神病院，并在病发数年后自杀——但直接的触发原因是：他为了维护母亲，和父亲老韦伯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这次失和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伤疤——老韦伯不久后就去世了，父子再没有修复关系的机会。
在从西班牙回海德堡的归程中，他开始发烧不退，被内疚、紧张、疲惫和焦虑所压倒，之后身体出现了官能性不适——1898年到1899年间，他开始情绪失控，会在公共场合公然号啕大哭，猫叫声也会让他暴怒不已。
那些过去召唤他生命的智性生活，此时已成“毒药”——当他阅读自己的演讲稿时，那些字总是一团混乱地在他眼前浮游。“无论读书、写字、说话、睡觉，他没有不感到痛楚的;他所有的精神技能和部分躯体机能都拒绝运作。”玛丽安妮描述。
“一只冰冷的手使我得解放”——“不管生病或健康，我知道我将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我已经不再有需要去感觉自己被繁重的工作所压倒。现在，我最大的希望，是过一种充满人性的生活，并且尽我所能使我的宝贝（对妻子的爱称）快乐。”他在给玛丽安妮的信里如此写道。
海德堡大学不想失去这位已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特准他全薪休假。在一次治疗性度假后，当他试图再次承担一部分教学工作时，又一次崩溃，不得不到一所精神病院接受了几周治疗。学校依然没有准许他辞职，给了他三年假期，其间薪水照发。但韦伯不能接受自己无法对工作履行全职的状态，最终还是坚辞了海德堡大学的教职。
在給那位自杀身亡表弟的双亲的安慰信里，韦伯吐露出某种心曲：“或许正因为他的病，他发展出一种敏锐的感情，一种自我清明，以及一种深深隐藏着的、骄傲而高贵的内在自我;即使在健康的人身上，我们也绝难见到这些。”
在妻子的照料和陪伴下，韦伯忍受着断断续续的精神折磨，整整四年无法正常读书、写作和思考。直至1903年，逐渐康复的韦伯才重新开始学术生活，他参与了德国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的编辑工作。
此后20年间，他时不时地受抑郁症困扰，在紧张的学术工作、精神崩溃和治疗性旅行中来回切换。
在和周期性精神崩溃的角力中，韦伯的学术生活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研究成果的数量在攀升。1904年，他撰写、发表的研究主题，包括对普鲁斯容克贵族庄园的研究、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以及他最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一部分。
被误读和被追捧
——“精神”、伦理与天职
马克斯·韦伯在中国影响最广的代表作，当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让他一举成名的著作，最初是以系列论文的形式于1904、1905年发表在学术期刊上。
上世纪80年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三联书店于1987年12月出版了这本书。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带给中国的思想冲击极大。
在人们过往所熟悉的政治经济话语里，资本主义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东西”，何以谈及“精神”与“伦理”呢？如果对德国思想传统略有了解，都知道“精神”一词在德文中有着极为崇高的地位，它具有统领意义、引人接近神圣之境的崇高文化意涵。
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本特别容易被误解和误读的书。
一是因为中国缺乏欧美那样的宗教传统和教改运动历史。二是因为思想界几十年来受单一决定论的影响，人们很容易从对庸俗“经济决定论”的反对，走向另一个思想极端——误以为韦伯鼓吹的是“文化决定论”，以及以为韦伯主张的新教伦理观念是欧洲率先产生资本主义的单一原因。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追溯了宗教观念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事实上，韦伯在历史因果模式上一直持多元、相对的立场，强烈反对“单一决定论”。1890年他研究农场工人工资时，就提出它并不遵循某种经济“铁律”。1894年，他在弗莱堡大学做任职演说时，认为在生存竞争中，民族、种族方面的差异比经济、阶级方面的因素在因果上有更大的重要性。
对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家工作伦理，韦伯也有着亲身体验。他的父亲来自亚麻和纺织工厂主家庭，叔父卡尔·大卫·韦伯则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企业家，在家庭手工作坊基础上创办了一家企业。老卡尔勤奋工作、省吃俭用，为人既仁慈又矜持。
老叔父对工作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韦伯的共鸣——当韦伯深受精神疾病困扰、无法充分履行在大学里的教学工作时，他被这种未能全面尽职的“良心不安”所困扰。
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和经济上的“传统主义”作比较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求而劳动，不追求财富的积累，在必要的忙碌之外，就会选择舒适和休闲。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揭示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资本主义精神和基督新教之间存在高度伴随关系。他从人口统计和社会调查中发现：自16世纪起，新教徒聚集的地区与资本主义发展明显的地区有相当程度的重叠，资本家、企业经营者、工厂的高级工人和管理人员绝大多数为新教徒。
他随后探究、分析基督教不同分支中历史上存在过的思想特性和差异，引出了路德宗派所提出的“天职”观——即人在尘世中履行的职责是上帝安排的，工作即是服侍上帝，因此变得神圣和有意义。而加尔文宗派所提出的“上帝预选论”，使得新教徒证明自己是上帝选民的唯一确据，就是在现世里孜孜不倦地进行职业劳动。
在新教各主要宗派的实用伦理观和他们所倡导的尘世禁欲主义里，世间财富被认为归上帝所有，而人则是上帝财富的管家，因此为了神的荣耀，信徒们必须借无休止的劳动来增益这些产业，在生活中厉行节俭，用以投资和扩大再生产。
1904年完成“新教伦理”第一部分论文后，韦伯在学者明斯特贝格的邀请下，携妻子到北美参加学术活动，并参观游历数月。回到德国，他于次年接着撰写了第二部分——《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美国期间，韦伯亲眼目睹了清教徒们勤勉节俭的工作和生活态度，以及北美大陆上各种教派生活敬拜的场景。在北卡罗来纳州，他兴致勃勃地观礼了一场洗礼派的入教仪式，一位新入会的年轻人将自己浸入冰冷的湖水中。然而，他身边的美国亲戚向他揭了一个“底”——这位年轻人并非虔诚，他要在当地开家银行，为了赢得该地区客户而入教。
如此看来，个体所谓的“信仰告白”，似乎也不过是一种谋取利益的手段或前提。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刊发后，一度引起许多教内人士和神学家的不满和批评，认为韦伯亵渎了他们的信仰。但正如韦伯在该论文里所强调的，他所探究的，不是新教信仰和教义本身，而是拥有什么樣的伦理、人格与品质的个人、社会组织和共同体才能够真正驾驭资本主义。
但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末尾，他出乎意料地抒发了一番沉痛的警告。
韦伯已经预见到：随着物质财富不断积累，利益引诱着人们忘却初心，逐渐在现世的享乐中“沦落”。尤其是伴随着现代科学发展更为彻底地祛魅，以及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日常，也就产生越来越多“没有灵魂的专家”与“没有心肝的纵欲者”。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是理性的表现，是西方文明的独特性所在。他将这种精神看成西方文明的支柱，如果西方文明会没落，那很可能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消失了。
倒数第二次演讲：暗黑和守夜人
1917年11月7日晚上8点，在慕尼黑的斯坦尼克艺术厅，韦伯做了一番主题为“学术作为志业”的演讲。
正在慕尼黑大学就读、年仅22岁的卡尔·洛维特如此描述他眼中的韦伯形象——“他苍白而疲惫，急促地穿过爆满的讲堂走向演讲桌……他的脸庞与下巴长满了浓密的大胡子，令人想起班贝格大教堂的先知雕像深沉而炽热的神情。他这场演说从头到尾都没看稿子，也没有停顿索词之处……”
德国的自由青年运动正在激烈讨论大学生们所面对的文化政治问题，特别是德国高等教育体制下的专业化与职业的问题。巴伐利亚的“自由学生联盟”于是决定邀请一批专家，探讨生活与精神在现代世界中的关系。韦伯被视为处理这一主题的绝佳人选。
而韦伯接受这次演讲邀请，是因为有他想回应的重大社会议题。
此前，韦伯应一位书商的邀请，出席了对方在劳恩斯坦城堡举办的非正式聚会。他于5月、10月两度与桑巴特、梅尼克等许多文化人以及青年运动的一些代表人物讨论德国当时面临的文化与政治问题，主题分别是“我们时代的意义与使命”和“国家与文化中的领袖问题”。
当时，德国正处于“一战”的炮火中，国内出现了各种对立、撕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流派，从左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再到形形色色的文化悲观主义、新浪漫主义等。
在劳恩斯坦城堡，韦伯夜以继日地与持有各种不同价值和理念的人交流。他激烈反对各种浪漫派的政治主张与文化观点。与会的青年们被韦伯的“个性与理智诚实”所感召，非常渴望韦伯这样的人能在思想上引领他们，在德国政治与文化的危机时刻充当他们的领袖或先知。
在这场面向青年大学生的演讲中，韦伯把话题从“如何做学术”悄然转向了“为何要做学术”。
在演讲中，韦伯一一推翻过往人们通常以为的“神话”——譬如，追求知识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我们所处的世界，譬如学术能帮助我们获得更完美的人生。在中国的历史语境里，传统的士人也有类似的观念，即学问之道能帮助我们安身立命。
他也戳破了西方知识界几千年来所信奉的一个“神话”，即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所讲述的“洞穴”寓言——被禁锢在黑暗中的奴隶，走出了洞穴看到了太阳，发现了最高的真善美。这也是西方现代“启蒙”思想的原型。
然而，韦伯指出现代学术和科学恰恰是通往“意义碎片化”的道路，是一条通往“怀疑”的道路。“科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的意义，无法为宗教和信仰奠定基础，无法解决多元价值之间的纷争，也无法为我们选择生活的终极目标和政治判断提供根本的指南”，“所有过往对道路的理想都不过是幻觉，学术已经失去了传统期许的价值和意义。”
在一一击碎种种幻觉和神话后，韦伯提出了学术存在的价值。除实用性、思想方法这两种“浅显易懂”的价值之外，他提出第三种也是最为重要的益处——科学或者学术能使人的头脑“清明”。
在现代世界里，各种各样的信仰、价值立场并存，犹如古希腊神话里的“诸神之争”。当一个人选择了某一种立场，他究竟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达成自己所选定的目标，才会不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并避免事与愿违呢？
韦伯认为：科学或者学术无法替代我们承担选择的责任和危险，但它提供了对行动手段的认识、对可能结果的预期，有助于我们在抉择之后更为清醒而明智地行动。只有具备这种“自我的清明”，一个人才能在“内心一致上”形成完整的人格。
在祛魅的现代世界里，科学或学术虽然丧失了让人安身立命的价值和意义，但它可以“启人清明并唤醒其责任感”，因此仍然值得对其有热爱与激情的人将其视为志业。
年轻的洛维特以“极其震撼”来描述这场演讲对自己的震动——“他的话语之中浓缩了毕生的经验与见识，所有的话都从内心毫无转折地倾掏而出，都经过他批判的理解彻头彻尾地斟酌过，都由于他的富于人性的凝重气质而显得强劲而有穿透力——而正是这种人性的凝重气质凸显了他出众的人格。他提问题之犀利，一如他拒绝诉诸任何方便的解答。他撕裂一切美好憧憬所穿戴的面纱，但是每个人一定都感受得到，他清明的心智深处，有着深刻而真诚的人文理想。在文艺积极分子们做过了不计其数的革命演说之后，韦伯的话真可说是一种救赎。” 听完演讲之后，这位22岁的犹太裔青年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召唤，决心投身哲学。不久转学到弗莱堡大学，先后投在胡塞尔、海德格尔门下，后来成为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在我作为记者的工作经历中，曾有不下五位学者在采访中提到韦伯这篇演讲带给他们的触动与感召，以及在认清现实中种种不利因素后仍决定投身学术的一份清醒的确定。
“每次有学生找我商量是否应该考研读博，我都会建议他们先读一下韦伯的这篇文章，冷静下来想一想，再来做这个事关个人前途的重要决定。”一位青年学者分享说。“但有点事与愿违的是，好像每次他们都读得心潮澎湃，急着跑来和我说：老师我真的愿意。”
现代性精神危机：萧瑟与冷峻
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结尾，韦伯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里的一个片段。当有人从西珥问守夜人——“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人回答说：“黎明将到，但黑夜会再来。如果你们还想问，再来问吧。”
这是《旧约》中古以色列王国的先知以赛亚指着以东所发的预言。
在描述现代社会特性时，韦伯独创性地提出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词——“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中文也常常译作“去魅”“去魔”“解魅”“解咒”。它发生在西方国家从宗教神权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中。
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在一个有神话“魅惑”的世界里——他们相信有神、精灵和鬼怪的存在，而这些超越人类经验感知的存在是冥冥中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宗教信仰和仪式，得以和整个宇宙连成一体，并从这种联系中获得自身生存的意义。
待进入现代后，随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西方人越來越倾向于以理性化的方式探索世界和认识自己。一场精神的巨变也由此发生，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enchantment）被理性化的光芒所驱散，这就是韦伯所谓的“世界的祛魅”。
韦伯以一种不带价值判断的态度来描述这场精神巨变——“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
如此，人以什么为信仰，应当如何生活，最终只能依赖于个人的主观选择。而这种选择的自由，很可能成为个人不堪重负的负担——因为得不到理性的凭据，抑或一个超越性存在（上帝或神）的绝对保证。
同样地，在政治领域，现代社会面临着多元价值冲突的挑战，这种冲突也无法通过知识、理性的辩论来获得解决，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间永恒的斗争”。2020年，在新冠肺炎重袭下，各国之间爆发的对立、冲突和动荡，让这种困境显得尤为真切、难以找到出路。
专长于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刘擎如此认为：“从整个20世纪到今天，西方思想界反复探讨、争论不息的：现代人的心灵危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政治决断论，以及极权主义的起源，都和韦伯所揭示这一知识和信仰的分裂有关。”
在现代世界巨大的荒芜面前，一个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其精神强度的检验。
即使是生命光景坠落于最黑暗的时候，韦伯也不允许自己软弱到投降，而是展现出一种为自己所选择的立场负责到底的勇气抑或“傲慢”。1908年，当个人精神崩溃期间，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如此写道：“逆境教人祷告——一定如此吗？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我无法苟同。当然，我同意你的看法，情况经常是如此的——就人的尊严来说，经常得过了分。”
正如韦伯在其最后一次重要演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所言：“真正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关年纪大小），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负有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
他在海德堡大学的朋友、哲学家、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把韦伯视作这样一种“新型的人”——能够不必诉诸幻觉，把自身内部极度的紧张以及外在生活的诸般矛盾，综合在一个统一的状态，保持精神上的宁静。
“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
上世纪50年代，美国人格特和怀特·米尔斯曾把韦伯称为最后一代“政治教授”。
韦伯是卷入政治生活的那种学者教授。雅斯贝尔斯甚至为韦伯感到惋惜，认为他把才智和精力“浪费在政治事务上”而不是用来“使自己更超然”的每一天，都是损失。
受父亲和家庭的影响，韦伯从少年时期就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他热爱德国，但对德国的政治现实和政治人物常常感到失望与不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韦伯面对德国在欧洲的孤立处境，感觉自己犹如坐在“一列奔向无底深渊的快车上，不确定下一个转辙处的轨道是否已经转好”。
1914年，“一战”爆发，已经50岁的韦伯强烈希望能到前线去。因为他是后备军官，被任命设立并管理海德堡地区的九所野战医院。他管理得井井有条，努力将其转化为一个有秩序的官僚组织。
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后，1918年，韦伯以专家的身份，随同德国代表团前往凡尔赛参加和平会议。他和德国陆军将领鲁登道夫有过一次会面，和这位兴登堡最重要的助手有过长达数小时的争辩，他要求鲁登道夫为德国参谋部所犯下的政治错误负责，“牺牲自己，挽回国家的荣誉。”
1919年1月28日，在德国宣布投降的两个月后，韦伯发表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在演讲中，他区分了官僚和政治家的本质不同，提出政治家是“为政治而活”的，是将政治作为“志业”的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需要同时具备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 韦伯很早就认清一个观点：政治不能只当作一件道德事业来判断，两者是有“离”“合”的。在1919年的这次演讲中，他特别提到政治家所面对的两种伦理要求，一是“心志伦理”，一是“责任伦理”。前者要求行动者无条件地忠于自己所信奉的理想原则，不计后果，不论成败;后者则要求行动主体特别关注行动的后果，并对后果负起责任。
一项具体的政治行动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后果。因而，韦伯尖锐地批评偏执于心志伦理的人，认为他们“幼稚而且危险”。在他眼中：真正的政治成熟，在于一个政治家最大限度地保持目標和行动的一致性，在信念的激励下，清醒地判断、审慎地行动。
“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去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他如此说道。
韦伯是谁？是玛丽安妮的男人
在马克斯·韦伯的生命中，有两位对他最至关重要的女性：一位是母亲海伦娜，另一位则是妻子玛丽安妮·韦伯。
今天，我们把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涂尔干同列“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但是，必须公平地指出，如果不是玛丽安妮的功劳，韦伯的著作不可能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在生前，韦伯也仅仅是德国以及欧洲众多杰出学者中的一员，如研究韦伯的权威学者京特·罗特所言——“韦伯的声音能否在喧嚣的论战中脱颖而出并且传诸未来，还远不是那么显而易见。”
当时名噪一时的社会学家奥特马尔·施潘就宣称韦伯不过是“一位走火入魔、躁动不安的人物”，擅长通过人格力量影响他人，“但是没有人会认为他毕生从事的工作在身后能够历久长新。”施潘还武断地认为：韦伯的时代已经结束，他的学科已经过时。
然而，玛丽安妮坚信自己的丈夫是一个伟人，一位伟大的学者。1920年韦伯去世后，她用六七年时间整理、编辑韦伯留下的大量学术思想遗稿，相继编辑出版了《政治论文集》（1921）、《学术理论论文集》（1922）、《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1924）、《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
其中，韦伯全面表述其社会学观点和对现代文明本质的见解的巨作《经济与社会》，在他生前仍未完成。1921年首次出版后，玛丽安妮四年后又重新修订该书。1998年国际社会学协会445名成员的投票结果显示，《经济与社会》被选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
除整理、出版韦伯的学术著作外，这位遗孀还完成了一部内容厚重的《韦伯传》。这部保留着大量私人书信内容的传记，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有血有肉、有痛苦和挣扎的人间英雄形象——他为保持心智健全和思想创造力所付出的努力，他和家族之间的代际冲突，夫妻之间的紧张，以及围绕着他们的疾病和死亡。
在辛劳地完成这一切后，1926年玛丽安妮给德国社会学家保罗·霍尼希斯海姆的信里这样写道——“在我看来，韦伯的声誉只是刚刚开始。人们在得到他的著作时会目瞪口呆的。我的生活就是为了使他永世长存。”
但是，玛丽安妮绝非人们通常以为的那种隐在名人丈夫身后的“贤妻”。
她本身是一名有所建树的学者，一位活跃的妇女活动家，曾担任德国妇女联合会主席。据说，海德堡曾有两个匠人聊天，一个问：“韦伯是谁？”另一个回答说：“是玛丽安妮的男人。”
玛丽安妮原为老韦伯家的一位远亲。1892年，22岁的玛丽安妮到柏林接受专门的职业教育。在韦伯父母家的这次重逢，让两个年轻人彼此有了特别的情愫。之前韦伯曾经爱过母亲家的一位远房表妹。经过一番简·奥斯丁小说式的误会、道德迷茫和困顿后，韦伯和玛丽安妮终于走到了一起。
因为亲眼目睹了母亲在婚姻中的被剥夺和不幸，韦伯从心底认同男女平等的观念，是怀着一种要求两性平等的自觉意识开始这场婚姻的。订婚后，在给玛丽安妮的信里一边称呼她为“我的孩子”，一边宣告“我们将自由而平等地站在一起”。
玛丽安妮没有受过正规的中等教育，仅仅在20岁左右读过两年女子寄宿学校。但婚后在韦伯的支持和鼓励下，她在学术和组织、领导妇女运动上皆有成就。她的学术著作，甚至引起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和德国学者鲍尔森的关注，并和她进行了严肃的探讨和争论。
这是一段十分艰难、充满挑战的婚姻关系。在短暂的数年甜蜜生活后，韦伯就遭遇了最严重的精神崩溃，此后二十来年反反复复地受这一疾病的困扰。
但玛丽安妮是一名意志坚强、勇气非凡的女子。她从小就是在疾病和死亡笼罩下的严酷环境里长大的。她一出生，母亲就死于难产，身为医生的父亲不久又患上精神分裂症。韦伯病发后，她始终站在他身旁，以顽强的意志、清醒的头脑面对婚姻的道德责任，和当时欧洲各种时髦先锋的享乐主义思潮进行论争，同时完成了一个女性的自我价值实现。
在玛丽安妮之外，韦伯还和一名叫埃尔泽·贾菲的女性交往甚密。韦伯的研究者认为：埃尔泽是韦伯晚年的婚外情人，据玛丽安妮描述，她“有着迷人的风度、机智的谈吐”。
在“一战”前，欧洲一些信奉弗洛伊德学说的新潮知识分子开始鼓吹“新伦理”，他们提倡性解放，反对一夫一妻的传统婚姻。在这一派心理学家奥托·格罗斯的影响下，埃尔泽和她的妹妹成为这一“新伦理”的践行者，并和格罗斯诞下了非婚生的孩子。韦伯成为这个私生子的教父。
韦伯的弟弟、学者阿尔弗雷德也追求过这位散发着“女巫”魅力的女性，并一度成为埃尔泽的情人。后因韦伯的“插足”，这段恋爱关系宣告终结，兄弟之间也因此一度失和。
此外，在玛丽安妮为韦伯撰写的传记里，还隐晦地提到了韦伯另一位比较亲近的女性朋友——来自瑞士的女钢琴家米娜·托布勒。
玛丽安妮似乎冷静、理性地处理了这些在她和韦伯二人之外的复杂情感，并和韦伯的女朋友们建立了稳固而长久的友谊。
在最传统的排他性亲密关系里，被人们视作保守的、道德严格主义代言人的玛丽安妮为何会如此行事呢？
在她写的《韦伯传》中可以找到解答——她很清楚，这些来自其他异性的友谊、陪伴和情感滋养，给韦伯精神的安宁、思想创造力的激发带来种种显而易见的益处。
韦伯离世34年后，他的遗孀在他的情人陪伴下闭上了双眼。
（参考书目和文章：《学术与政治》，马克斯·韦伯著，钱永祥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慧美译;《马克斯·韦伯传》，玛丽安妮·韦伯著，阎克文、姚中秋译;《祛魅时代的学术与政治》，刘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