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喜欢建亭子,亭子状若伞,又如觚,楼亭是精神的寄所,可以遮蔽现实,又可以贮藏心境,因而每个亭子都有自己的故事。
　　历史上的名亭演绎的似乎都是喜剧,其实则不然,不论是砖筑木搭,还是石砌草覆,那细微的缝隙里,都藏着一丝悲凉落寞。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智仙和尚在滁州给欧阳修建了个亭子,欧阳修作《醉翁亭记》,看似得山水之乐,却难掩官场失意的无奈。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苏轼供职的陕西凤翔太守幕府官衙旁落成一座官亭,苏轼为此亭命名并作《喜雨亭记》,苏轼所喜的不过是久旱后的甘霖,喜雨亭遮掩的是饥民的满脸菜色。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张怀民在黄州寓所西南也修筑了亭子,以“览观江流之胜”,苏轼给亭子起名曰“快哉亭”。兄长为亭子命名,弟弟也不好袖手旁观,于是苏辙于农历十一月初一研墨作了一篇《黄州快哉亭记》。张怀民何人?就是苏辙作“记”的十几天前,苏轼在夜游承天寺后所写的《记承天寺夜游》中提到的那位。张怀民是苏轼的朋友,也是苏辙的朋友,好像是喜事共享,乐趣倍增。其实,此时的张怀民与苏轼因对新法持不同意见刚刚被贬,两人不过是惺惺相惜罢了。
　　苏辙天性达观,故所作《黄州快哉亭记》一路紧扣“快哉”,看不出一点悲观之气。文中关于不以物伤神的议论,今天的知识分子依然可以信奉:假使你的内心老是不自在,那么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不会愉快;假使你内心坦然自若,不以外界事物伤害自己的天性,那么到什么地方你都不会不快乐。苏辙的处世根本在庄子,他在《武昌九曲亭记》中议论的“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正是庄周“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翻版。苏辙的文章行云流水,抒情写景浑然一体,且长于议论。《宋史》说:“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子由的文章确实不错,但列“唐宋八大家”尚有些勉强。
　　我所生活的辽西边城朝阳,颇有些文化。其辖下凌源与建平交界处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考古界公认的“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是中华民族的“祖宅”之地,业已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1089年8月,也就是作《黄州快哉亭记》后的第六年,苏辙与大宋刑部侍郎赵君锡一行人出塞,为贺辽国国主生辰来到遥远的北方,在外交公关的闲暇,游历了当时的辽朝统治中心——今天的昭盟、朝阳一带,作《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中的一首《惠州》,描写的就是今天的建平县。可惜那时的惠州破败苍凉,苏辙看到的是“孤城千室闭重闉,苍莽平川绝四邻”,别说没有亭子,就是有,又怎能让他“快哉”起来呢?
　　快乐是生理舒适的反映,也是心理愉悦的表现,更是一种生命态度。如果有精神的饱满,又有物质的充盈,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一本书,一首歌,一壶老酒,一脉山水,确实能给人带来心理的满足感,但仅仅这些是不够的,我喜欢满纸的墨香,也不拒绝牛奶的香气。
　　我的居所有个很好听的名字,曰怡静花园,可惜园子里的亭子是铁制的,每每睹之,都免不了心生堵,眼生锈。我常想,哪一天兜里有多余马蹄银,一定自己建一个,材料全用上好的木头,且一律楔榫营造,一根钉都不用。快哉乎?
　　(编辑 蓝 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