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名的确定及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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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形式意义而言,罪名的确定即确定犯罪之名;就实质意义而言,罪名的确定揭示犯罪本质。罪名的确定同时还是司法机关的一项刑法解释活动。罪名确定的原则在充分实现罪名功能要求的基础上,应当反映其属性特点。罪名确定的原则应坚持以罪状为依据、准确、简明以及合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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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解放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祖国的民族音乐事业有了空前的发展。在各种民族器乐的演奏领域中,除了批判地继承原有优秀的传统曲目外,也开始演奏许多反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曲目。由于今天人民的生活是异常丰富多彩的,要表现这样的生活,就要求各样民族乐器有较高的表现力;而我们的祖先给我们遗留下来许多优秀的民族乐器,虽各有其独特的优点,但要表现现代复杂的生活,就显示出不同程度的缺陷。于是党提出了民族乐器,要在保存固有的民族风格的前提下,针对其存在缺点的部分进行改良。并在五四
<正> 读了茅原同志执笔以及曹凯同志关于戏曲音乐刻划形象问题的文章后,我首先感到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戏曲音乐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是起着推动和促进作用的。有人认为戏曲音乐“一曲多变应用”的形式,是不科学的,形式主义的,不及西洋歌剧“专曲专用”好。这种不从实际出发,不研究传统表现方法的历史经验的观点,或多或少地是教条主义的思想表现,这对戏曲音乐的继承和发展,会起着阻碍作用的。另外有许多从事戏曲音乐工作已有十年八年经验的同志,由于长期来投入整理、改编、创新的实践工作,很少抽出时间来研究一些理
大型综合性医院是居民生活出行目的地之一。公共交通是就医出行的重要出行模式,其服务水平对居民出行及就医具有双重影响。可达性是衡量交通系统为出行者提供到达某地点以获
<正> 音乐的曲体结构直接作用于素材的组织和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人们在音乐创作中的思维活动和艺术概括能力。长期来,我国民族民间器乐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结构形式,套曲便是其中一种具有较大容量和表现能力的大型音乐艺术形式。
<正> 凡是接触过戏曲音乐的人,都不免会为这样的问题困惑过、思索过:一个剧种,只有几个有限的曲调,怎么能够表现多种多样的剧中人物性格?这些曲调看来十分简单,但用来表达复杂的戏剧故事;又怎么会那样激动人心,叫人百听不厌?从专业音乐创作的角度看来,这种现象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正是戏曲音乐传统的创作方式和演变方式。对于这种传统,我们到底应给予怎样的美学估价,又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呢? 历来就有两种全然相反的评价。一种认为:戏曲音乐是千篇一律的、程式化的音乐。既然它不管演什么戏、表现什么人物,总是
<正> 额济纳河,流经甘肃省的张掖和酒泉之间,然后北上三百公里,注入内蒙古的索果诺尔和戈顺诺尔两湖。古代的额济纳河,流入两湖以东的居延海,沿岸的居延城相当繁华。十三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提到,当时沿丝绸之路东去的旅客需要在这里准备四十天的粮食,然后渡过沙漠前往上都。可以想见,这里既是交通要冲,又是粮食基地,还是中央王朝与匈奴领主激烈争夺的军事要地。据史书记载,西汉武帝在这里曾大规模修筑军事设施,进行屯戎。
<正> (一) 自现代音乐社会学诞生以来,世界上出现了多种音乐社会学统派。在对象问题上,各派均有各自的看法。其中,匈裔联邦德国音乐社会学家克奈夫的观点自成一派。因为他的观点是德国另外两种对立的对象观的折衷,所以有必要简要介绍其他两种观点。其一是德裔澳大利亚学者西尔伯曼的观点。他认为,音乐社会学只研究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音乐对人的作用,根本不研究音乐本身,而音乐是音乐史、音乐理论和表演学等专业的课题。他还告诫,音乐社会学家“要绝对地远离艺术作品的技巧问题。
<正> 在民族音乐的记谱法上,目前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有些技法还没有确切的符号来表示,有的符号在使用上不大统一。并缺乏明确的涵义,因而造成采集、整理、编辑、出版和学习上的很多困难。为了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音乐研究所和音乐出版社在五月至七月间召开了几次座谈会。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者认为演奏符号应照顾专业演奏和业余自学的需要尽可能简化、归并或减少。虽然随着演奏技法的发展在某一时期需要更细致的符号系统,但到技法比较系统化后过细地去表达技法反而束缚了演奏者的再创造,企图把音乐的地方风格或个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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