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开始后，彭德怀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在指挥八路军与日军浴血奋战时，对根据地经济也有非常独到的研究。
　　1937年底，彭德怀返回延安开会，途经山西临汾，见当地农民争相贱售粮棉，于是立刻从八路军经费中挤出10余万元收购粮棉，储藏于山地。这些物资在后来日伪军的封锁、扫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9年，彭德怀在冀南敌后根据地时，发现日伪、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其各省、县银行滥发的纸币在当地同时流通，不但掠夺了物资，而且使得物价飞涨。
　　有鉴于此，彭德怀组织发行了“冀南票”。他吸取国民党法币的教训，规定“冀南票”不与任何货币挂钩，避免了“冀南票”因为被敌人用来套取外汇而被迫贬值。同时，彭德怀经过反复研究，规定将“冀南票”流通量限制在平均每人3元的范围内，有效地维护了“冀南票”的稳定，平抑了物价。
　　另外，彭德怀还通过调研，依据八路军每名士兵每年所需费用和民众的负担能力，制定了八路军所有部队及党政人员的总数不得超过根据地人口的3％的规定，这一比例后来被推广，保证了广大根据地的良性发展。
　　据彭德怀当年分管财经工作的部下回忆，彭老总在行军、开会途中，从不放弃机会亲自打听当年收成好坏、物价高低、货币比值以及流通情况等信息，然后牢牢地记在脑子里。当他汇报工作时，彭老总常常能够脱口列举一些经济数据，其精确程度令人吃惊。
　　可见，指挥千军万马，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彭大将军”并非是个粗人，在战场之外，他还是搞经济的一把好手。
　　蒋介石的一封家书
　　王丰
　　蒋介石恐怕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人生的最后26个寒暑，会在台湾这个蕞尔小岛度过。从1949年12月起，他一步都不曾离开过台、澎、金、马的范围，直到1975年4月5日，在台北士林官邸咽下最后一口气。
　　蒋介石风光了半辈子，从北伐初期的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国民政府主席，一路做到行宪后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人们会说，他之所以会从大陆败退台湾，这完全是天命，天命不可违。蒋介石败退台湾，或许正应验了天命，然而，他会选择台湾作为败退与安身之所，确实是一个“神来之笔”的抉择。
　　蒋介石为什么会择定台湾岛，作为他与共产党斗法的“复兴基地”?人们可以想出这样那样各种理由及说法，但我们在蒋介石父子的往来函电中找到了答案。
　　是的，答案就在蒋经国呈给蒋介石的一封家书里边。蒋经国于1948年6月26日发出的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父亲大人膝下：
　　大人能在无形中从速密筹有关南迁之计划与准备，儿对此考虑或有过分之处，但以目前局势之演变而论，军事与经济并非无崩溃之可能，实不可不作必要之防备也。为儿者心有所思，不敢不直呈于大人者，即多数人之心，皆惶惶然而不知如何是好。我政府确已面临空前之危机，且有崩溃之可能，除设法挽回危局之外，似不可不作后退之准备。儿决非因消极或悲观而出此言，即所谓退者，亦即以退为进之意也。有广东，方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才有抗日之胜利。而今后万一遭受失败，则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最近两星期以来，儿曾与沪杭等地之负责官员，深谈国事，并私访民间，接近商民、工人，以至乞丐、难民，在各方面所得之感想殊深，经过日夜之考虑，儿不得不忍痛直呈。
　　蒋经国这封沉痛告白，想必触动了蒋介石内心深处。这封信必定是蒋介石展开秘密南迁计划的一大催化剂。蒋经国劝告他的父亲“从速密筹有关南迁之计划与准备”，蒋介石心知肚明国民政府之大势已去，深知以国民政府当时的客观条件，打不过共产党。国共内战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接连失利，恶性通货膨胀及金融乱局危如累卵，一如蒋经国所言，“军事与经济并非无崩溃之可能”。
　　正因这封信触动了蒋介石的灵魂深处，蒋介石从各个方面预为布置，台湾最终成为两蒋父子亟思东山再起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