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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未动，幡亦未动，是人的心在动，这颗“心”，便是家长普遍性、传染性的焦虑。这种焦虑甚至连“公民同招”、“摇号招生”等都无法消解
我的一个朋友，遇到一件趣事：某地教育局长闲聊时说起，他最近正按上级要求，严查教师有偿家教，没想到把自己置身于两难境地。
事情是这样的：局长的女儿念初中，有门功课成绩不如意，全家人都着急，一直想把她托到任课老师那里去补课，但身为局长，总不能“白天严查有偿家教，晚上为女请托补课”吧？实在开不了口。
怎么办？我朋友给他支了一招：“不付钱就不算有偿家教。别人问起，就说老师课后给你女儿答疑解惑，这是教师的职责，总不能认定违规吧？”这当然是句玩笑话。
思前顾后，任课老师是不能请了，似乎只能把孩子送去市场化校外辅导机构。局长却有疑虑：价格昂贵且不说，校外机构请的都是校外讲师，远不如校内老师了解学生，补习能有针对性吗？别人都说有效果，他将信将疑。
教育局长给孩子报班补习——这事颇具讽刺意味，却也可以理解，可怜天下父母心，推己及人，如果你我是局长，孩子学业表现欠佳，能无动于衷吗？体制内资源不能碰，就只能寻求体制外市场渠道，家长多花钱，K12辅导市场就多赚钱，你看那几家大机构，市值几十、几百亿，服务“四脚吞金兽”，财源自然滚滚来。
体制内教师有偿家教，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形式五花八门，包括：教师私开小灶，拖堂变相补课，节假校外补课，联手组团办班，借壳规避检查，对外介绍生源等等。
不少家长认同有偿家教，为其辩护：教师利用业余时间付出额外劳动，收取报酬理所应当，双方你情我愿，主管部门不应过多干预。
这是对行业规范的误读。教师业余开滴滴、送外卖，或干别的事赚点外快，教育局按理不该管，非工作时间，跟本职工作也无关。但课外有偿家教是职务行为的延伸，本质是滥用职业便利，教育局自然能管，也该管。
某种程度上，有偿补课具有显著的共享经济特点，亦即：充分利用闲置资源。比如：课后节假日，教室反正空着，在校补课无须另行租赁场地;教师反正闲着，可以创造额外价值。
所以我们看到，除少部分名师外，体制内教师有偿家教的价格，往往低于市场化校外机构的价格，后者的场地、人员都需专门设定，成本更高。同一个老师，在体制内办有偿家教，赚了全是自己的;去校外机构講课，还得跟机构“分钱”，成本收益的账很不一样。
关于有偿家教的种种情况，教育主管部门不可能不清楚，长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不想管而已。家长有需求，教师有积极性，学生成绩优化，还有助于教育局政绩提升，相当于实现家长、教师、学生和教育局的“四赢”，何乐而不为？
但这种“四赢”只能是片面的、局部的。一些家长反映：在有偿家教风气的助长下，个别教师课内对学生区别对待，重视“客户”忽视“非客户”，对“非客户”敷衍了事，欠缺热情。教授知识点时，个别教师蓄意“埋伏笔”，以推动课外业务“拉新”。长此以往，还有何公平可言？并非所有参与有偿家教的教师都是如此，但无欲则刚，一旦有了利益，钱袋决定脑袋，很难假定教师课内能做到一碗水端平。
围绕有偿家教，利益博弈格局十分复杂，在这盘博弈的棋局中，部门有部门的利益，教师有教师的想法，个人有个人的打算，每一个参与者都想趋利避害，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家长层面的博弈：我家孩子报班，别家孩子没报班，相当于我家孩子“抢跑作弊”占便宜。我家孩子没报班，但别家孩子报了班，我家不想报也得报。同样是报班，若找任课老师，相互了解、价格实惠，还有助于增进感情;若找课外机构，价格昂贵不说，纯粹的生意，没有额外附加收获。有的家长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向上级举报，让所有孩子都补不成课，大家回归同一起跑线。
教师层面的博弈：我不办班，别的教师办，我少赚钱，带班成绩也大概率要落后，影响绩效考核。怎么办？要么跟进办班，要么把包袱甩给市场，引导家长给孩子校外报班，我在考核中坐收渔翁之利。
教育局、学校层面的博弈：对内，如果大家都办班，相当于实现了新的公平。如果有的办班“抢跑”，有的不办班，只要不办班的不投诉，就可以置之不管;只要有人投诉，就不得不管，要维护所谓的“公平”。对外，无论自家有多少教师如何组织有偿家教，结果导向，对全校、全辖区总成绩的提高都必然有益，成绩总不会越补越差吧？只要没人投诉，管他干嘛？
基于上述博弈格局，我们看到：没人投诉或上级不较真时，一派岁月静好，暗自打着“多赢”的算盘。一旦遭到投诉或专项检查，就只能暂时收起小算盘。但用不了多久，死灰就会复燃，“多赢”的算盘将再次打得响亮起来。
目前看来，严查有偿家教今后可能成为常态，但查处的主体是教育主管部门，它只有权管理校长、教师，至于家长带着孩子去找其他人怎么补习，完全管不着。
可以预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校内减负 校外加负”双轨并行的怪现状将大行其道，校外机构生意兴旺。风未动，幡亦未动，是人的心在动，这颗“心”，便是家长普遍性、传染性的焦虑。这种焦虑甚至连“公民同招”“摇号招生”等都无法消解。
我的一个朋友，遇到一件趣事：某地教育局长闲聊时说起，他最近正按上级要求，严查教师有偿家教，没想到把自己置身于两难境地。
事情是这样的：局长的女儿念初中，有门功课成绩不如意，全家人都着急，一直想把她托到任课老师那里去补课，但身为局长，总不能“白天严查有偿家教，晚上为女请托补课”吧？实在开不了口。
怎么办？我朋友给他支了一招：“不付钱就不算有偿家教。别人问起，就说老师课后给你女儿答疑解惑，这是教师的职责，总不能认定违规吧？”这当然是句玩笑话。
思前顾后，任课老师是不能请了，似乎只能把孩子送去市场化校外辅导机构。局长却有疑虑：价格昂贵且不说，校外机构请的都是校外讲师，远不如校内老师了解学生，补习能有针对性吗？别人都说有效果，他将信将疑。
教育局长给孩子报班补习——这事颇具讽刺意味，却也可以理解，可怜天下父母心，推己及人，如果你我是局长，孩子学业表现欠佳，能无动于衷吗？体制内资源不能碰，就只能寻求体制外市场渠道，家长多花钱，K12辅导市场就多赚钱，你看那几家大机构，市值几十、几百亿，服务“四脚吞金兽”，财源自然滚滚来。
体制内教师有偿家教，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形式五花八门，包括：教师私开小灶，拖堂变相补课，节假校外补课，联手组团办班，借壳规避检查，对外介绍生源等等。
不少家长认同有偿家教，为其辩护：教师利用业余时间付出额外劳动，收取报酬理所应当，双方你情我愿，主管部门不应过多干预。
这是对行业规范的误读。教师业余开滴滴、送外卖，或干别的事赚点外快，教育局按理不该管，非工作时间，跟本职工作也无关。但课外有偿家教是职务行为的延伸，本质是滥用职业便利，教育局自然能管，也该管。
某种程度上，有偿补课具有显著的共享经济特点，亦即：充分利用闲置资源。比如：课后节假日，教室反正空着，在校补课无须另行租赁场地;教师反正闲着，可以创造额外价值。
所以我们看到，除少部分名师外，体制内教师有偿家教的价格，往往低于市场化校外机构的价格，后者的场地、人员都需专门设定，成本更高。同一个老师，在体制内办有偿家教，赚了全是自己的;去校外机构講课，还得跟机构“分钱”，成本收益的账很不一样。
关于有偿家教的种种情况，教育主管部门不可能不清楚，长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不想管而已。家长有需求，教师有积极性，学生成绩优化，还有助于教育局政绩提升，相当于实现家长、教师、学生和教育局的“四赢”，何乐而不为？
但这种“四赢”只能是片面的、局部的。一些家长反映：在有偿家教风气的助长下，个别教师课内对学生区别对待，重视“客户”忽视“非客户”，对“非客户”敷衍了事，欠缺热情。教授知识点时，个别教师蓄意“埋伏笔”，以推动课外业务“拉新”。长此以往，还有何公平可言？并非所有参与有偿家教的教师都是如此，但无欲则刚，一旦有了利益，钱袋决定脑袋，很难假定教师课内能做到一碗水端平。
围绕有偿家教，利益博弈格局十分复杂，在这盘博弈的棋局中，部门有部门的利益，教师有教师的想法，个人有个人的打算，每一个参与者都想趋利避害，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家长层面的博弈：我家孩子报班，别家孩子没报班，相当于我家孩子“抢跑作弊”占便宜。我家孩子没报班，但别家孩子报了班，我家不想报也得报。同样是报班，若找任课老师，相互了解、价格实惠，还有助于增进感情;若找课外机构，价格昂贵不说，纯粹的生意，没有额外附加收获。有的家长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向上级举报，让所有孩子都补不成课，大家回归同一起跑线。
教师层面的博弈：我不办班，别的教师办，我少赚钱，带班成绩也大概率要落后，影响绩效考核。怎么办？要么跟进办班，要么把包袱甩给市场，引导家长给孩子校外报班，我在考核中坐收渔翁之利。
教育局、学校层面的博弈：对内，如果大家都办班，相当于实现了新的公平。如果有的办班“抢跑”，有的不办班，只要不办班的不投诉，就可以置之不管;只要有人投诉，就不得不管，要维护所谓的“公平”。对外，无论自家有多少教师如何组织有偿家教，结果导向，对全校、全辖区总成绩的提高都必然有益，成绩总不会越补越差吧？只要没人投诉，管他干嘛？
基于上述博弈格局，我们看到：没人投诉或上级不较真时，一派岁月静好，暗自打着“多赢”的算盘。一旦遭到投诉或专项检查，就只能暂时收起小算盘。但用不了多久，死灰就会复燃，“多赢”的算盘将再次打得响亮起来。
目前看来，严查有偿家教今后可能成为常态，但查处的主体是教育主管部门，它只有权管理校长、教师，至于家长带着孩子去找其他人怎么补习，完全管不着。
可以预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校内减负 校外加负”双轨并行的怪现状将大行其道，校外机构生意兴旺。风未动，幡亦未动，是人的心在动，这颗“心”，便是家长普遍性、传染性的焦虑。这种焦虑甚至连“公民同招”“摇号招生”等都无法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