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很旧了。
　　有人说它像七八十年代的老城。
　　从那个盛极一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一汽”时代以后，几十年来，人们提起长春，依旧是“新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发源地”“阅兵用的红旗轿车产地”“伪满最后一任皇帝溥仪的皇宫”。这些事情过去了很多年，像胶片电影，只能偶尔怀念用。
　　这里的年轻人，在面对外地的朋友介绍这个城市的时候，总是说：“没啥好玩的。”
　　也确实。
　　西康路的咖啡和酒吧，黄了一茬又一茬。
　　前几年有一次轰轰烈烈的市政改造，把各家各户门口伸出来的玻璃房子，统统拆了，变成整齐划一的水平线，酒瓶、木马、花房、星星灯，一度乱七八糟地堆在巷口。不管是“桑染”“房角石”还是“邑寻”，咖啡店门口最一致的，都是拆房子拆出来褪了色半截红砖堆起的落破。
　　那一阵儿，开了十几年酒吧的老六走了，门口带红色电话亭的“异乡人”也走了。
　　老六关店的时候，无比留恋地看着他亲手打的木头桌子，摸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说：“小城市，只准活着，不准生活。”
　　“真是这样吗？”我在那一年不停问自己这个问题。
　　也就在那一年，我穿过这个城市无数个大街小巷，每周末沿着伊通河一段一段地跑。我拍下冰激凌胡同和昂昂溪路这样好听的路牌；找到南湖大路段的河边，一个站在正中间唱歌就巨好听的白色亭子；知道冬天三点半到四点之间爬上南湖公园的白堤能看见滚烫的日落；也发现了躲在艺术学院身后巷子里带院子的小二楼，信誓旦旦攒钱买下它做旧书店……
　　即使我没有走过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仍旧觉得它好玩得不像话。
　　后来爱姐从新西兰打工旅行回来，有一天她发一条朋友圈，大概是说，她每天清晨都在西康路胡同小鸟的叽叽喳喳里笑着醒来，和昨夜酒吧咖啡一条街的喧嚣不同，清晨的这里，安静得像两个世界。胡同里各个店家互相借用咖啡豆和店长，男朋友跑去借咖啡跟老板一聊一上午，她甚至都不经常走出这条胡同，都觉得每天玩不够。
　　我知道有数不尽的好玩的人，藏在这个城市的角落。
　　我们组成了“一个无聊的星期四傍晚，两个无聊的姑娘要在邑寻门口卖唱打发三月时光的女子合唱团”，笑嘻嘻拉路人坐下听我们唱歌，看路过的小姑娘们摇曳的小裙摆和白色板鞋的男孩子们成群走过，满眼青春的气息。
　　我也渐渐明白一个道理，一座城市再小、再旧，也容得下一个普通人的梦想，哪怕是白日梦。
　　人們总爱挑剔环境，笃信随波逐流也能漂到美丽的彼岸，可这些偷懒的人，常常没到彼岸，就被打翻在时代的洪流里，一个浪花都不曾溅起。
　　只有那些知道彼岸在哪里的人，才能做浪潮，做帆桨，做改变世界的人。
　　我知道我的城市并不完善，可我愿意用绵薄之力，完善它。
　　编辑/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