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作为中国诗歌史上双子星座之一的杜甫，其在继承前人诗学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与创新。本文从 “子美集开诗世界”“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诗史”与“忧天下的道德感”四方面论述杜甫不同于他人的诗学思想，旨在通过梳理其诗学以期对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较为客观的认识。
关键词：杜甫 诗法 诗史 忧天下 DOI：10.12241/j.issn.1009-7252.2021.08.017
一、子美集开诗世界
在中国文化史中，“诗圣”和“杜甫”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关联象征。在他之前的李白将盛唐诗歌推向极致，杜甫则开启了唐诗的另一重境界，登上诗歌舞台的杜甫为唐诗赋予新的内涵，也为诗歌的发展增添了史的厚重，因此被王禹偁评为“子美集开诗世界”。
除却在文学上的造诣，杜甫的论诗诗《戏为六绝句》则是弥补其在诗学上的空白。文论发展至唐代，杜甫突破了以往“以文论文”的藩篱，提出“以诗论诗”的体制，如《戏为六绝句》《解闷十二首》等。其《戏为六绝句》为论诗诗的开山之作，其采用七言绝句的形式论述当时的诗歌创作，从个人视角对当时诗坛情况进行评价。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既能从局部，又能从整体论述，最后整合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就前三首而言，杜甫对庾信、初唐四杰作出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其中“庾信文章老更成”，“更”字既是对庾信前期诗歌创作成就的肯定，亦是对其后期诗歌的褒奖。随后三首则是谈论诗歌创作和继承问题。“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虽是简要十四字，可杜甫指出当时诗坛上尚古这一问题，对今人学问的漠视提出批评，并且强调只要能提高诗歌创作本领，“转移多师是吾师”不失为一条学诗之路。
杜甫开创的“以诗论诗”的模式，对后世诗人创作影响很大。郭绍虞、钱仲联等人合编的《万首论诗绝句》，将杜甫置于首位，不仅是认可“以诗论诗”的传统源自杜甫，更是以其《戏为六绝句》《复愁十二首》和孟棨《本事诗》中的《戏赠杜甫》为例开启万首论诗绝句之门。后继学者的论诗则是延续其纲要，如唐人刘禹锡的《杨柳竹枝词十一首》，宋人欧阳修之作，以及明之高启和清之“南施北宋”等皆是继承这一论诗形式，形成万首绝句论诗的文化现象。正因如此，程千帆评价：唯有杜甫才能带上这顶神圣而不被认为僭越的 “集大成”的桂冠。
二、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诗歌创作避不开“诗法”，这一有关诗歌创作中语言应用与艺术创作的结合之法可追溯至魏晋时期，但正式提出诗歌之“法”的理念是杜甫，并由此开启了传统意义上的诗学的诗法论。
杜甫作品中有两处提到作诗之“法”：“叹息高生老，新诗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和“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结合当时诗歌发展可知，第一个“法”指句法;第二个“法”指诗法来源，即 “儒家”。杜甫《宗武生日》一文中 “诗是吾家事”“法自儒家有”，可推测杜氏家族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浸染。“法”体现于优秀作品之中。“佳句法如何”清楚显现这一认知观念，“佳句”与“法”互通互证，“佳句”中有“法”的存在，而“法”存在于“佳句”中，句不“佳”则无“法”可言。
追溯唐代文学发展脉络，近体诗在此时已定性成熟。相较于古体诗而言，近体诗在诗歌形式上有严格的要求。在其《赠郑十八贲》一文“示我百篇文，诗家一标准”中指出，郑贲的作品可看作诗家的标准，正因如此，杜甫所释之“法”不是指初学者的入门之法、浅法，亦非后来框架式的死法、板法，而是造诣深厚的自然之法。杜甫的诗法论，是他在长期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形成并臻于完善的，而他对于诗法、诗律的重视，彰显其对诗艺的执着追求。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杜甫的诗法理论，较为充分地反映了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因而，杜甫既是传统诗法理论的创立者，又是诗法思想和实践最高形态的代表。
三、“诗史”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开始出现衰败之势，再无“稻米流脂栗米白”之类的开元盛世。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这样的时代中造就了“诗圣”杜甫，正如莫砺锋所言“安史之乱前后的黑暗、动乱时代对我们的‘诗圣’起了更重要的 ‘玉成’作用。”
“诗史”一词始于孟初中，发展于宋祁，成熟于胡宗愈。所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在孟初中看来，并非所有杜诗可称“诗史”。据史料可知，杜甫遭遇安史动乱后，流落陇蜀一带，此时诗作具有“诗史”这一属性，而其余在他时、他地所写则并非“诗史”。虽然诗作贯穿于杜甫生命始终，但奠定杜甫文学地位的诗作多为安史之乱时期所作。此时杜甫担起士人之责，言时人所不敢言之事，为底层民众发声。如《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送路六侍御入朝》等诗作，不仅描写了杜甫在接连不断的战乱中流离陇、蜀两地的苦难生活，也再现了当时社会动乱不堪、民不聊生的场景，进而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借此所作诗文俱为“诗史”。
乾元二年，无论是“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的离别，或是“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血腥;抑或是“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的老无所依，无不暗含世态之悲凉凄绝，饱含着诗人的满腔血泪。除此之外，“三吏”写征丁戍守，“三别”见生离死别。这六首诗从多个维度为后世再现了安史之乱背景下小家庭和小人物的艰难和苦痛。作为“诗史”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以时事入诗，胡震亨指出：“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杜甫的时事之作除却“三吏”“三别”外，另有《述怀》《北征》《羌村三首》等诗作，亦具有史的价值。列夫·托尔斯泰被视为俄国的一面镜子，杜甫的诗歌亦可当作中唐时期的镜面。作为盛唐衰败的见证者，杜甫以诗证史，可以补史之不足，亦可印证文与史之互证关系。
四、“忧天下的道德感”
王国维曾道“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纵观中国文学史，杜甫如同一座里程碑立于文学长河之上。杜甫的一生几乎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纵使身世浮沉雨打萍，但从未真正击败他，反而表现出对命运的对抗、对百姓的关怀和对时代的呐喊。刘熙载评价杜甫“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他自谦称自己为“儒生”“老孺”，甚至于“腐儒”，都不愧对自己的儒家理想，而其“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藩”更是印证作为一个传统儒家的延续者，杜甫采用自身独特的形式对儒家内蕴进行薪火传递，以期生生不息。
杜甫的一生，居庙堂、处江湖始终心怀天下、惦念万民，他的诗作无不透露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而“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则是他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法则，并且以文行道来阐释自身对于儒家仁义的理解。他所期待的乌托邦即是大同社会，老有所依、幼有所养，百姓富足安乐、国家昌盛太平。杜甫始终在践行儒家的道义和理想，他“怀天下，记人民”，面对暗无天日的统治社会，他用诗声讨鞭笞着统治者的暴虐行为;目睹百姓面对着高额无理的税收，只能通过卖儿鬻女解决，对此他发出“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的控诉;看见达官贵人的纸醉金迷与下层平民的清锅冷灶，用笔讨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堪;面对社会的满目疮痍和妻离子散的惨况而为官者不作为，使得杜甫大声疾呼“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这既是对儒家思想的实践，也是对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杜诗的内在精神底蕴就是心怀天下、心系人民的道德感，而他也以自己的终身来践行忧天下之责。
“千载诗亡不复删，少陵谈笑即追远。常增晚辈言诗史，清庙生民伯仲间”，此诗为陆游读杜诗后而作，陆游将孔子删诗与杜甫践行儒家道义相联系。《清庙》《生民》源于《诗经》，而陆游借此将杜诗拔高到与《诗经》一流，既是对“诗史”的肯定，亦是对孔子诗教的认可。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不言而喻，诗法、诗史及忧天下的道德感共同铸就杜甫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丰碑。
参考文献：
[1] 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2] 查洪德《關于方回诗论的“一祖三宗”说》，《殷都学刊》1999年。
[3] 冯建国《杜甫诗歌对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经典诠释》，《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
[4] 高建新《杜甫“诗史”略论》，《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年。
关键词：杜甫 诗法 诗史 忧天下 DOI：10.12241/j.issn.1009-7252.2021.08.017
一、子美集开诗世界
在中国文化史中，“诗圣”和“杜甫”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关联象征。在他之前的李白将盛唐诗歌推向极致，杜甫则开启了唐诗的另一重境界，登上诗歌舞台的杜甫为唐诗赋予新的内涵，也为诗歌的发展增添了史的厚重，因此被王禹偁评为“子美集开诗世界”。
除却在文学上的造诣，杜甫的论诗诗《戏为六绝句》则是弥补其在诗学上的空白。文论发展至唐代，杜甫突破了以往“以文论文”的藩篱，提出“以诗论诗”的体制，如《戏为六绝句》《解闷十二首》等。其《戏为六绝句》为论诗诗的开山之作，其采用七言绝句的形式论述当时的诗歌创作，从个人视角对当时诗坛情况进行评价。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既能从局部，又能从整体论述，最后整合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就前三首而言，杜甫对庾信、初唐四杰作出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其中“庾信文章老更成”，“更”字既是对庾信前期诗歌创作成就的肯定，亦是对其后期诗歌的褒奖。随后三首则是谈论诗歌创作和继承问题。“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虽是简要十四字，可杜甫指出当时诗坛上尚古这一问题，对今人学问的漠视提出批评，并且强调只要能提高诗歌创作本领，“转移多师是吾师”不失为一条学诗之路。
杜甫开创的“以诗论诗”的模式，对后世诗人创作影响很大。郭绍虞、钱仲联等人合编的《万首论诗绝句》，将杜甫置于首位，不仅是认可“以诗论诗”的传统源自杜甫，更是以其《戏为六绝句》《复愁十二首》和孟棨《本事诗》中的《戏赠杜甫》为例开启万首论诗绝句之门。后继学者的论诗则是延续其纲要，如唐人刘禹锡的《杨柳竹枝词十一首》，宋人欧阳修之作，以及明之高启和清之“南施北宋”等皆是继承这一论诗形式，形成万首绝句论诗的文化现象。正因如此，程千帆评价：唯有杜甫才能带上这顶神圣而不被认为僭越的 “集大成”的桂冠。
二、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诗歌创作避不开“诗法”，这一有关诗歌创作中语言应用与艺术创作的结合之法可追溯至魏晋时期，但正式提出诗歌之“法”的理念是杜甫，并由此开启了传统意义上的诗学的诗法论。
杜甫作品中有两处提到作诗之“法”：“叹息高生老，新诗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和“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结合当时诗歌发展可知，第一个“法”指句法;第二个“法”指诗法来源，即 “儒家”。杜甫《宗武生日》一文中 “诗是吾家事”“法自儒家有”，可推测杜氏家族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浸染。“法”体现于优秀作品之中。“佳句法如何”清楚显现这一认知观念，“佳句”与“法”互通互证，“佳句”中有“法”的存在，而“法”存在于“佳句”中，句不“佳”则无“法”可言。
追溯唐代文学发展脉络，近体诗在此时已定性成熟。相较于古体诗而言，近体诗在诗歌形式上有严格的要求。在其《赠郑十八贲》一文“示我百篇文，诗家一标准”中指出，郑贲的作品可看作诗家的标准，正因如此，杜甫所释之“法”不是指初学者的入门之法、浅法，亦非后来框架式的死法、板法，而是造诣深厚的自然之法。杜甫的诗法论，是他在长期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形成并臻于完善的，而他对于诗法、诗律的重视，彰显其对诗艺的执着追求。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杜甫的诗法理论，较为充分地反映了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因而，杜甫既是传统诗法理论的创立者，又是诗法思想和实践最高形态的代表。
三、“诗史”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开始出现衰败之势，再无“稻米流脂栗米白”之类的开元盛世。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这样的时代中造就了“诗圣”杜甫，正如莫砺锋所言“安史之乱前后的黑暗、动乱时代对我们的‘诗圣’起了更重要的 ‘玉成’作用。”
“诗史”一词始于孟初中，发展于宋祁，成熟于胡宗愈。所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在孟初中看来，并非所有杜诗可称“诗史”。据史料可知，杜甫遭遇安史动乱后，流落陇蜀一带，此时诗作具有“诗史”这一属性，而其余在他时、他地所写则并非“诗史”。虽然诗作贯穿于杜甫生命始终，但奠定杜甫文学地位的诗作多为安史之乱时期所作。此时杜甫担起士人之责，言时人所不敢言之事，为底层民众发声。如《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送路六侍御入朝》等诗作，不仅描写了杜甫在接连不断的战乱中流离陇、蜀两地的苦难生活，也再现了当时社会动乱不堪、民不聊生的场景，进而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借此所作诗文俱为“诗史”。
乾元二年，无论是“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的离别，或是“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血腥;抑或是“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的老无所依，无不暗含世态之悲凉凄绝，饱含着诗人的满腔血泪。除此之外，“三吏”写征丁戍守，“三别”见生离死别。这六首诗从多个维度为后世再现了安史之乱背景下小家庭和小人物的艰难和苦痛。作为“诗史”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以时事入诗，胡震亨指出：“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杜甫的时事之作除却“三吏”“三别”外，另有《述怀》《北征》《羌村三首》等诗作，亦具有史的价值。列夫·托尔斯泰被视为俄国的一面镜子，杜甫的诗歌亦可当作中唐时期的镜面。作为盛唐衰败的见证者，杜甫以诗证史，可以补史之不足，亦可印证文与史之互证关系。
四、“忧天下的道德感”
王国维曾道“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纵观中国文学史，杜甫如同一座里程碑立于文学长河之上。杜甫的一生几乎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纵使身世浮沉雨打萍，但从未真正击败他，反而表现出对命运的对抗、对百姓的关怀和对时代的呐喊。刘熙载评价杜甫“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他自谦称自己为“儒生”“老孺”，甚至于“腐儒”，都不愧对自己的儒家理想，而其“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藩”更是印证作为一个传统儒家的延续者，杜甫采用自身独特的形式对儒家内蕴进行薪火传递，以期生生不息。
杜甫的一生，居庙堂、处江湖始终心怀天下、惦念万民，他的诗作无不透露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而“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则是他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法则，并且以文行道来阐释自身对于儒家仁义的理解。他所期待的乌托邦即是大同社会，老有所依、幼有所养，百姓富足安乐、国家昌盛太平。杜甫始终在践行儒家的道义和理想，他“怀天下，记人民”，面对暗无天日的统治社会，他用诗声讨鞭笞着统治者的暴虐行为;目睹百姓面对着高额无理的税收，只能通过卖儿鬻女解决，对此他发出“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的控诉;看见达官贵人的纸醉金迷与下层平民的清锅冷灶，用笔讨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堪;面对社会的满目疮痍和妻离子散的惨况而为官者不作为，使得杜甫大声疾呼“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这既是对儒家思想的实践，也是对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杜诗的内在精神底蕴就是心怀天下、心系人民的道德感，而他也以自己的终身来践行忧天下之责。
“千载诗亡不复删，少陵谈笑即追远。常增晚辈言诗史，清庙生民伯仲间”，此诗为陆游读杜诗后而作，陆游将孔子删诗与杜甫践行儒家道义相联系。《清庙》《生民》源于《诗经》，而陆游借此将杜诗拔高到与《诗经》一流，既是对“诗史”的肯定，亦是对孔子诗教的认可。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不言而喻，诗法、诗史及忧天下的道德感共同铸就杜甫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丰碑。
参考文献：
[1] 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2] 查洪德《關于方回诗论的“一祖三宗”说》，《殷都学刊》1999年。
[3] 冯建国《杜甫诗歌对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经典诠释》，《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
[4] 高建新《杜甫“诗史”略论》，《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