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底，新四军军长叶挺携邓子恢、赖传珠、罗炳辉等一行，跨越长江至江北巡视部队，巡视期间，叶挺的足迹遍及江淮大地，整顿部队，激励新四军将士东进抗日，宣传抗战，鼓舞士气，至8月初历时三个多月，叶挺才踏上归途。叶挺巡视江北，是新四军军史上的重要一页，但是，叶挺巡视江北的行程起止和具体情形，至今仍有一些情况不为人知，实为憾事。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叶挺在1939年5月中旬是否造访立煌（今安徽省金寨县境内）一节谈点粗浅看法。
　　对于叶挺5月中旬的这段行程，原新四军四支队参谋长、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林维先等同志于1985年组织编写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有如下文字：
　　“5月13日，叶军长应约前往省政府立煌。24日，廖磊（按：系当时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向五战区诬告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捏造了7条‘罪状’。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军长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抵达合肥青龙厂…”
　　对此，军史专家童志祥给予否定，他在《高敬亭案件深度剖析》（《安徽史学》2015年第2期）一文中称“叶挺于1939年5月13日应约前往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立煌纯属子虚乌有”，“完全与事实不符”。作者主要依据《赖传珠日记》、《邓子恢自述》所载内容，进行多方推理、论证，得出5月中旬叶挺没前往立煌的论断。
　　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使叶挺是否造访立煌显得扑朔迷离起来。笔者以为，叶挺5月中旬前往立煌是有事实依据的。
　　首先，《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是由新四军老战士、老将军牵头编写，撰写该稿过程中，曾征询了许多事件经历者、当事人、老战士们的意见及建议，如果说隐性的东西，或许可能会有偏差、疏漏或错讹，但显性的东西一般不会有错。像叶挺前往立煌这样重要之事，编者应该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岂能轻易否定？
　　其次，从时间上来分析，叶挺有充分的时间前往立煌。叶挺于5月13日离开西港冲，5月20日前后即抵达青龙厂（赖传珠5月22日日记称“接前方来电，叶、张、邓已到青龙厂”），前后约有8天时间，足够取道立煌前往青龙厂。西港冲、青龙厂两地之间的距离约140公里，若骑马疾行一两日便能到达，何需8天时间？童志祥引用《赖传珠日记》证实叶挺离开西港冲后就“去皖东”，但赖传珠时在东汤池，没有跟随叶挺，并不确知叶挺的具体行止，否则他也不会在5月18日“派人送胶片到西港冲”给军长，结果白白跑了一趟。
　　再次，叶挺到访立煌之事，当时的安徽《大别山日报》曾有报道。该报记者李洛（中共地下党员）在回忆当时情况时说：“1939年5月中旬，新四军军长叶挺和罗炳辉等应廖磊之约前往立煌。”（《皖西革命回忆录》第二部）因为这件事，报刊编辑还与主编大吵了架，并惊动了省主席廖磊，最后廖磊为借此抬高自己而支持刊登这则新闻。在此有必要注意的不仅是“时间”，还应注意到叶挺是与罗炳辉一道前来的。叶挺曾经先后两次到访立煌，时间分别在5月中旬和7月上旬，而罗炳辉7月上旬正在皖东忙于组建五支队的繁重事务，实难脱身，因此这也从另一侧面证实叶挺于5月中旬曾到访立煌。
　　其四，国民党方面的军事情报文电证实叶挺确有此行。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的活动一直都在密切监视，像叶挺巡视江北这样的要事，更是其“关照”重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现存一份国民党情报电，题为《皖新四军四支队开军事会议》，这份5月26日发自立煌的电文中，就包括叶挺、罗炳辉在江北活动情况、设立江北指挥、部西港冲会议等诸多重要情报，并称“该会于13日结束，出席人员相率返防，叶（挺）应省府约已来立（煌）。”
　　此外，叶挺来江北巡视新四军部队前，已拍电报向重庆蒋介石请示，这是出于统战的需要，也是便于自己在江北开展工作。叶挺在江北巡视、整顿的部队，主要是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当时国共合作抗日形势下，江南部队属于第三战区，江北的第四支队则属第五战区，而廖磊是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安徽省府主席，叶挺巡视江北，涉及整顿部队、设立江北指挥部、建立第五支队、开拓进军皖东、宣传动员抗战等许多重要事务，自然绕不开廖磊。1938年底，张云逸到江北不久，就前往立煌面见廖磊，这次叶挺当不例外，不可能等到江北事务处理完毕才前往立煌辞行。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叶挺巡视江北曾两次造访立煌，时间分别在5月中旬和7月上旬。叶挺于5月13日前往立煌，与廖磊会面后，再前往肥东青龙厂，这是铁的史实，而非“子虚乌有”。
　　（作者系安徽新华学院思政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