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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索尔·贝娄笔下的芝加哥和纽约代表着二战之后美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境遇，小说中物质与精神、城市与乡村、现实与理想和他者取向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对立反映了贝娄对后工业社会城市文化的批判和贝娄的“双重意识”，折射出贝娄超验人性的诉求及其思想的矛盾性。文章指出，贝娄作品重在呈现人物的思想意识，但贝娄将人物的心理投射在客观环境，用象征手法通过故事背景暗示人物的心理变化、营造氛围，使外部世界描写和人物心理揭示融为一体，体现了作者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坚守、人性本善的美好信念和对城市文化的批判。
关键词：城市文化； 功利主义； “双重意识”； 精神自足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1-0034-05
索尔·贝娄的小说反映了美国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对犹太移民及其后裔的性格和命运的影响，其笔下的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物理空间，也隐喻着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因而被赋予特定的转喻和象征意义而成为一种文学转义。他的小说多以纷乱的城市生活为背景，用日记体、流浪汉叙事和意识流等手法反映当代美国人寻找自我过程中的种种困惑。由于贝娄小说的背景大多定格在芝加哥和纽约这两座大城市，而这两座城市所体现出的城市文化又集中地反映了当代美国人的生活境遇。基于此，文章从大城市中表现出来的物质丰富与精神匮乏、破落城市与诗意乡村、残酷现实与美好理想和他者取向与自我认同四个方面来分析贝娄对城市文化的批判，并从中折射出贝娄想通过超验人性的诉求来对当代美国人生存困境进行突围的思想及其思想的矛盾性。
1. 丰富的物质与虚空的精神
同都市转变的伟大记录者狄更斯一样，贝娄真实地描写了二战后美国大城市社会物质财富的丰裕和人们精神生活的虚空。芝加哥和纽约这两座大城市是美国社会文化和人们生活境遇的一面镜子，以反映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为己任的贝娄将其大部分小说的背景定格在芝加哥和纽约。城市，对贝娄来说，成为批判社会话语的一个对象。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进入后工业社会，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盛嚣尘上，工具理性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物质丰裕而精神贫乏令人无法适从，道德滑坡、精神苦闷成为一种时代症候。索尔·贝娄凭借他对当代社会的敏锐观察，用对比手法精心地塑造了众多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和施莱米勒式（schlemiel）弱势群像，表现了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展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异化以及现代人的生活境遇。贝娄笔下敏感内省的犹太知识分子在融入美国社会时被裹挟进现代化的旋涡中，意识到主流文化对他们的自我构成威胁，开始质疑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在被社会异化的同时自我异化。小说中零散的环境描写反映了现代化、战争和经济危机不仅冲击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影响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体现出作者对城市文化反射出的道德滑坡和人性沉沦的批判。从《挂起来的人》中的约瑟夫到《拉维尔斯坦》中的拉维尔斯坦都是在物质高度发达而精神日益贫乏中迷失自我的现代人。
物质丰富与精神空虚的对比在《只争朝夕》中可见一斑。正如《晃来晃去的人》中的约瑟夫所言，人类的外在生活跟混乱的内心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外界的喧嚣狂乱与他的孤独成正比例增长，大城市的喧嚣纷乱和冬日的寒冷萧杀更平添了他精神世界的痛苦，客观事物正是人们生活的反映。贝娄用七章的篇幅，八个主要场景，将主人公威尔姆的大半生压缩在一天中，社会舞台的奢糜空洞与威尔姆的人生悲剧的鲜明对照，直观地展示了实利主义者的冷酷无情和欲壑难填。45岁的威尔姆一夜成名或暴富的幻想破灭之后，困顿拮据、无家可归，只能暂时栖身旅馆，他的疲惫焦虑与其他房客的安详闲适形成对比。威尔姆请求老父亲能出于亲情给予他经济援助，而他父亲艾德勒医生却认为儿子的遭遇皆因他优柔寡断、急功近利所致，断然拒绝了儿子的哀求。对走投无路的威尔姆来说，纽约就是但丁笔下的炼狱，一座新的巴别之塔。由此印证了西美尔的观点，现代都市人受到强烈的神经刺激，感觉迟钝，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时很务实，只注重实用和效率，把他人当做工具加以利用（Lehan， 2009： 8-9）。
而《雨王亨德森》更充分地表现出物质富裕社会对人物精神的压迫。百万富翁亨德森虽过着富足的生活，却认为世界给他带来的强大压力使其觉得生活空虚、痛苦不已，常常翻阅书本，渴望找到一些启发性字句来赋予生活以意义，可翻出来的尽是钞票。“在疯狂的时代，要避免疯狂的影响，这本身就是疯狂的表现之一。而努力追求神志清醒也是一种疯狂”（Bellow， 1976a： 25）。正如奥尔瓦德·斯宾格勒认为“人类生活应该扎根在土地中。由于与滋养自己的外界源泉切断了联系，城市成了一个封闭的熵增系统，这导致了文明的衰退：为理性而牺牲本能，因科学而祛除神话，物物交换让位于金钱的抽象理论”（Lehan， 2009： 8）。为了改变生活现状、弄清楚他内心不断发出的“我要，我要，我要”的渴望，他逃离发达的美国远赴荒蛮的非洲腹地，去寻找精神的安宁和生命的真谛。先通过自己所能帮助养牛部落阿尼维人，学会了敬畏生命的人生真谛，后来又在养狮部落瓦利利明白了人类必须有勇气克服恐惧，直面现实和死亡，他决心结束精神探索之旅，回美国通过学医以造福人类，开创新生活。因而，亨德森从一开始时“小我”为中心转变为接受万物同居理念、决心造福大众的“大我”。
2. 破落的城市与诗意的乡村
贝娄在作品中将城市喧嚣纷乱和乡村宁静祥和进行对比，给我们展示了个人主义盛行的外部世界给人们带来的强大压力及对现代人自我身份认同和道德价值认同所带来的威胁。莱奥·马克思（Leo Marx）在《花园中的机器》（1981）中描绘了美国人曾经拥有后来被工业化所毁的田园生活，认为很多著名的美国作家通过作品展示出田园理想与工业社会之间的矛盾。贝娄作品也呈现了城市和乡野对人物心理产生的不同作用，反映出他城市意识和田园乌托邦理想。 在贝娄笔下，城市是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集中体现，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已然不适合人类生存。城市的肮脏、混乱、喧嚣和道德堕落从《赛姆勒先生的星球》中赛姆勒在纽约的生存环境就可见一斑。住宅楼内歪歪斜斜地倒向一边的墙壁，发黄牙齿般嵌在污垢里的瓷砖，恶心的门厅，发臭的电梯通道；公寓内鼎沸的人声，笨重大花瓶似的巴洛克式建筑，像瓷器橱似的房间；闹市中被当成小便池的电话亭，砸坏的电话，到处臭气熏天；黑人青年在公共汽车上公然行窃，无人问津，赛姆勒作为目击者报案后被小偷尾随，被迫观看小偷的生殖器。人们疯狂敛财，生活骄奢淫逸。地球被人类糟践得千疮百孔，不堪居住，人们只能梦想着离开地球，重新寻找适合居住的星球。赛姆勒先生的内心独白告诉我们：“最重要的考虑是生命应该恢复原有的丰富，正常的心满意足的饱满。一切旧的发霉的东西都应该摧毁，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更接近自然。为了使现代的方法取得的种种成果保持平衡，我们必须更接近自然”（Bellow， 1970： 17）。因此，他塑造的主人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纷纷逃离城市，寻找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与肮脏破落、纸醉金迷的都市鲜明地对照的是优雅静谧、充满诗意的乡野。当赫索格被婚姻危机所困扰，精神濒临崩溃时，特别怀念蒙托克的白色沙滩，灿烂阳光和雪白海浪。城市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砖石房屋停滞呆板、死气沉沉，喷吐着有毒废气汽车密密麻麻地塞在一起，熙熙攘攘的人群令人头昏脑涨、透不过气来。在中央车站里拥挤的人群，怒吼的引擎，嘈杂的人声，走廊里像鸡汤上滴滴黄油似的电灯，地下铁道的闷人气味。这一切都令赫索格为自己能够离开城市到海滨呼吸新鲜空气而庆幸。当火车驶近长岛海峡时，空气变得十分清新，浅蓝色海水平伏无波。青草翠绿油光，间杂着野花朵朵。森林、牧场迎面飞驰而来，海水清晰透明，海底石块在阳光照射下闪出万道金霞，这生机勃勃的景象令他欣喜万分。他在静谧的环境和平静的心态中，精神获得再生。贝娄着意突出主人公在城市中迷失自我，在乡下恢复平和心态，回归自我，表现出作者的田园乌托邦倾向。
《洪堡的礼物》中，城市里随处可见向天空喷吐着烟团的烟囱，飘散着酸臭气味的煤气加工场，坟墓般的房屋，广播、电视和报纸充斥着犯罪、卖淫、讹诈、吸毒等方面的消息，使洪堡这位曾经红极一时、才华横溢的诗人，携新婚妻子凯丝琳逃到新泽西州乡下。远离喧嚣污浊的城市，夕阳西下，碧空如洗，落叶散发着芳香，黄昏景色如同旧电影里的静物镜头。无怪乎西特林一想到要在闹市俱乐部停车，“就模模糊糊地觉得一种无名的空虚，心在扩张，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渴望，灵魂的知觉要求表现自己，有些像服用过量的咖啡因的那种症状。同时[他]还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成了外力的工具”（Bellow，1976c：67-68）。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言，“正是文化的参与者赋予了人、客观物及事件以意义。事物‘自身’几乎从不会有一个单一的、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意义。……正是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通过我们就它们所说、所想和所感受的，即通过我们表征它们的方法，我们才给予它们一个意义”（ 霍尔，2003： 3）。贝娄用外部环境的描写来烘托气氛，映衬人物的内心世界，用外部世界的喧嚣肮脏来衬托人物内心世界的混乱，把光明和快乐联系起来。通过真实而细腻的外部环境的描摹，来展示后工业时代人类的生存境遇，从而折射出作者反现代化、反城市化的观点。
3. 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
贝娄的“双重意识”使其不断地调和人物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理想和现实、理智和情感。当公共领域不断地入侵私人领域时，贝娄笔下富于浪漫主义气质的人物在强大外力面前，虽不断地与之抗争，最终总是做出让步，与现实妥协。贝娄似乎在有意识唤起读者对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及如何调节知识分子与现代社会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
哲学专业毕业的约瑟夫想做一名学者，做过关于早期神秘主义、浪漫主义和神童等方面的研究。可是后来为了谋生，不得不就职于一家与自己专业不对口的旅游公司。“他必须挣钱过日子，但他想法在他想做的事情和不得不做的事情之间，在必须和愿望之间建立平衡。一种妥协随时存在，人生充满了类似的妥协”（Bellow， 1963： 23）。在等待入伍的这半年多来，约瑟夫靠老婆养活，昔日好友对他视而不见，侄女称其为乞丐，夫妻关系日益疏远淡漠，情人也委身于他人。孤独、异化、愤懑的他迫不及待地入伍以摆脱自己“晃来晃去的”现状。《洪堡的礼物》探讨洪堡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和西特林精神和物质追求之间的矛盾，揭示了商业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遭际。诗人洪堡因《滑稽歌谣》一鸣惊人，炙手可热。可世事难料，他的快乐歌谣和人道主义思想很快过时，不得已隐退新泽西州乡下。他企图参与政治的幻想随着艾森豪威尔的上台而破灭，后尽全力在大学里谋得诗歌教授职位也因资金短缺而告吹。理想的逐个破灭将洪堡送进了精神病院，因心脏病突发猝死。在一个崇尚物质的国家里，洪堡执着于当一位诗人，空有理想和满腔热血却难以实现。在后工业社会里，传统的价值观念已是昨日黄花，历史赋予知识分子安排管理纷纭万状的人类事业的重任，知识分子应该拥有的尊重、地位和权力已被那些政客、商业巨头、证券经纪人和法律顾问们盗去。知识分子已无法适应美国社会所指定给他们的角色，他们的命运注定成为社会殉道者。
汤米·威尔姆不顾自己的直觉而轻信他人， 妄想着一夜成名或暴富的梦想破灭，穷苦末路之际还被亲情淡漠的家人和唯利是图的社会所抛弃。贝恩对生活怀有美好的憧憬，总是追求自己的理想境界，可他对纯洁爱情的追求却使他沦为实利主义者谋取利益、沽名钓誉的工具。约瑟夫、洪堡、威尔姆、贝恩和赫索格等主人公的人生悲剧表明，拜金社会的不可理喻，传统的价值标准不堪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冲击。这些反英雄式人物的塑造揭示出知识分子在当代美国岌岌可危的社会地位和举步维艰的生存困境。
4. 他者取向与自我认同
贝娄作品反映了坚守传统价值观的自我认同与融入现代化进程的他者取向之间的互动关系。贝娄笔下的人物坚持传统伦理道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迷失自我，但他们最终冲破迷雾，重新自我定位，与传统文化认同。他们的精神流浪说明，作为美国主流文化的“他者”犹太人其实外在于城市共同体。“不断的流浪史程构成了犹太民族基本的经验因素，犹太散居者在本质上都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刘洪一，2002： 33）。 城市经常以换喻的方式，比如生活在其间的群体呈现出来，贝娄作品中的描绘的城市文化也可以通过强烈的受难意识、焦虑、异化的犹太知识分子群像放映出来。现代化强化人们关于个体的意识，认为个体和群体有着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是不同的两个实体，个体具有自己不同于群体的动机。“后工业社会”个人主义膨胀，人们执着于个人欲望的满足，造成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传统的道德与价值观念被不可理喻的现代城市所取代。现代化进程并没有给予犹太人以富足生活，外在世界对他们的精神和心灵的压抑致使他们迷失自我，与社会疏离。传统犹太文化赋予他们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在“丰裕社会”中遭到享乐主义道德观和消费观的践踏，他们难以适应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变迁，陷入了精神危机和自我认同危机，因此大部分犹太人被迫向认同他者、放弃了其犹太性。正如《只争朝夕》中威尔姆的父亲艾德勒医生所言，“我儿子和我用不同的姓氏。我坚持老传统，他却要标新立异”（Bellow，1976d： 14）。还有人，像贝娄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为了坚守传统道德信念、保持自我，他们逃避现实，在精神世界里找寻自我，而残酷现实逼迫他们不得不妥协退让。诸如马奇、赫索格、洪堡和贝恩等富于人道主义的主人公们在与实用主义者的交锋中注定会节节败退，他们最终依靠善良本性走出自我迷雾、找到自我，开始构建新生活，体现出贝娄回归传统伦理道德、包容他者的伦理主张。他们的精神受难及对自我认同，表明贝娄对个人和社会命运的关注，还体现在回归传统文化还是融入现代化进程这一问题的思考。
5. 结语
“城市和关于城市的文学有着相同的文本性（textuality）……阅读文本已经成为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Lehan， 2009： 9）在当代社会，城市空间正经受着物质的扩张和压力的考验，城市的律动日渐轻微，城市中财富对贫穷、物质对精神的否定向度越来越明显。城市小说日益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表征，对城市文学的解读可以反映出城市变迁深刻内蕴。贝娄作品中所表现的二战后美国的社会变化对犹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传统观念、自我价值和生活意义等方面的影响，透示出作者对城市文化的批评。
参 考 文 献
Bellow， Saul. Dangling Man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3.
Bellow， Saul.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a.
Bellow， Saul. Herzog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b.
Bellow， Saul. Humboldt’s Gift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c.
Bellow， Saul. Mr. Sammler’s Planet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0.
Bellow， Saul. Seize the Day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d.
Lehan， Richard.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M]. 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Marx， Leo.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刘洪一.《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责任编辑：方幸福）
关键词：城市文化； 功利主义； “双重意识”； 精神自足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1-0034-05
索尔·贝娄的小说反映了美国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对犹太移民及其后裔的性格和命运的影响，其笔下的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物理空间，也隐喻着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因而被赋予特定的转喻和象征意义而成为一种文学转义。他的小说多以纷乱的城市生活为背景，用日记体、流浪汉叙事和意识流等手法反映当代美国人寻找自我过程中的种种困惑。由于贝娄小说的背景大多定格在芝加哥和纽约这两座大城市，而这两座城市所体现出的城市文化又集中地反映了当代美国人的生活境遇。基于此，文章从大城市中表现出来的物质丰富与精神匮乏、破落城市与诗意乡村、残酷现实与美好理想和他者取向与自我认同四个方面来分析贝娄对城市文化的批判，并从中折射出贝娄想通过超验人性的诉求来对当代美国人生存困境进行突围的思想及其思想的矛盾性。
1. 丰富的物质与虚空的精神
同都市转变的伟大记录者狄更斯一样，贝娄真实地描写了二战后美国大城市社会物质财富的丰裕和人们精神生活的虚空。芝加哥和纽约这两座大城市是美国社会文化和人们生活境遇的一面镜子，以反映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为己任的贝娄将其大部分小说的背景定格在芝加哥和纽约。城市，对贝娄来说，成为批判社会话语的一个对象。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进入后工业社会，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盛嚣尘上，工具理性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物质丰裕而精神贫乏令人无法适从，道德滑坡、精神苦闷成为一种时代症候。索尔·贝娄凭借他对当代社会的敏锐观察，用对比手法精心地塑造了众多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和施莱米勒式（schlemiel）弱势群像，表现了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展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异化以及现代人的生活境遇。贝娄笔下敏感内省的犹太知识分子在融入美国社会时被裹挟进现代化的旋涡中，意识到主流文化对他们的自我构成威胁，开始质疑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在被社会异化的同时自我异化。小说中零散的环境描写反映了现代化、战争和经济危机不仅冲击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影响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体现出作者对城市文化反射出的道德滑坡和人性沉沦的批判。从《挂起来的人》中的约瑟夫到《拉维尔斯坦》中的拉维尔斯坦都是在物质高度发达而精神日益贫乏中迷失自我的现代人。
物质丰富与精神空虚的对比在《只争朝夕》中可见一斑。正如《晃来晃去的人》中的约瑟夫所言，人类的外在生活跟混乱的内心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外界的喧嚣狂乱与他的孤独成正比例增长，大城市的喧嚣纷乱和冬日的寒冷萧杀更平添了他精神世界的痛苦，客观事物正是人们生活的反映。贝娄用七章的篇幅，八个主要场景，将主人公威尔姆的大半生压缩在一天中，社会舞台的奢糜空洞与威尔姆的人生悲剧的鲜明对照，直观地展示了实利主义者的冷酷无情和欲壑难填。45岁的威尔姆一夜成名或暴富的幻想破灭之后，困顿拮据、无家可归，只能暂时栖身旅馆，他的疲惫焦虑与其他房客的安详闲适形成对比。威尔姆请求老父亲能出于亲情给予他经济援助，而他父亲艾德勒医生却认为儿子的遭遇皆因他优柔寡断、急功近利所致，断然拒绝了儿子的哀求。对走投无路的威尔姆来说，纽约就是但丁笔下的炼狱，一座新的巴别之塔。由此印证了西美尔的观点，现代都市人受到强烈的神经刺激，感觉迟钝，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时很务实，只注重实用和效率，把他人当做工具加以利用（Lehan， 2009： 8-9）。
而《雨王亨德森》更充分地表现出物质富裕社会对人物精神的压迫。百万富翁亨德森虽过着富足的生活，却认为世界给他带来的强大压力使其觉得生活空虚、痛苦不已，常常翻阅书本，渴望找到一些启发性字句来赋予生活以意义，可翻出来的尽是钞票。“在疯狂的时代，要避免疯狂的影响，这本身就是疯狂的表现之一。而努力追求神志清醒也是一种疯狂”（Bellow， 1976a： 25）。正如奥尔瓦德·斯宾格勒认为“人类生活应该扎根在土地中。由于与滋养自己的外界源泉切断了联系，城市成了一个封闭的熵增系统，这导致了文明的衰退：为理性而牺牲本能，因科学而祛除神话，物物交换让位于金钱的抽象理论”（Lehan， 2009： 8）。为了改变生活现状、弄清楚他内心不断发出的“我要，我要，我要”的渴望，他逃离发达的美国远赴荒蛮的非洲腹地，去寻找精神的安宁和生命的真谛。先通过自己所能帮助养牛部落阿尼维人，学会了敬畏生命的人生真谛，后来又在养狮部落瓦利利明白了人类必须有勇气克服恐惧，直面现实和死亡，他决心结束精神探索之旅，回美国通过学医以造福人类，开创新生活。因而，亨德森从一开始时“小我”为中心转变为接受万物同居理念、决心造福大众的“大我”。
2. 破落的城市与诗意的乡村
贝娄在作品中将城市喧嚣纷乱和乡村宁静祥和进行对比，给我们展示了个人主义盛行的外部世界给人们带来的强大压力及对现代人自我身份认同和道德价值认同所带来的威胁。莱奥·马克思（Leo Marx）在《花园中的机器》（1981）中描绘了美国人曾经拥有后来被工业化所毁的田园生活，认为很多著名的美国作家通过作品展示出田园理想与工业社会之间的矛盾。贝娄作品也呈现了城市和乡野对人物心理产生的不同作用，反映出他城市意识和田园乌托邦理想。 在贝娄笔下，城市是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集中体现，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已然不适合人类生存。城市的肮脏、混乱、喧嚣和道德堕落从《赛姆勒先生的星球》中赛姆勒在纽约的生存环境就可见一斑。住宅楼内歪歪斜斜地倒向一边的墙壁，发黄牙齿般嵌在污垢里的瓷砖，恶心的门厅，发臭的电梯通道；公寓内鼎沸的人声，笨重大花瓶似的巴洛克式建筑，像瓷器橱似的房间；闹市中被当成小便池的电话亭，砸坏的电话，到处臭气熏天；黑人青年在公共汽车上公然行窃，无人问津，赛姆勒作为目击者报案后被小偷尾随，被迫观看小偷的生殖器。人们疯狂敛财，生活骄奢淫逸。地球被人类糟践得千疮百孔，不堪居住，人们只能梦想着离开地球，重新寻找适合居住的星球。赛姆勒先生的内心独白告诉我们：“最重要的考虑是生命应该恢复原有的丰富，正常的心满意足的饱满。一切旧的发霉的东西都应该摧毁，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更接近自然。为了使现代的方法取得的种种成果保持平衡，我们必须更接近自然”（Bellow， 1970： 17）。因此，他塑造的主人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纷纷逃离城市，寻找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与肮脏破落、纸醉金迷的都市鲜明地对照的是优雅静谧、充满诗意的乡野。当赫索格被婚姻危机所困扰，精神濒临崩溃时，特别怀念蒙托克的白色沙滩，灿烂阳光和雪白海浪。城市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砖石房屋停滞呆板、死气沉沉，喷吐着有毒废气汽车密密麻麻地塞在一起，熙熙攘攘的人群令人头昏脑涨、透不过气来。在中央车站里拥挤的人群，怒吼的引擎，嘈杂的人声，走廊里像鸡汤上滴滴黄油似的电灯，地下铁道的闷人气味。这一切都令赫索格为自己能够离开城市到海滨呼吸新鲜空气而庆幸。当火车驶近长岛海峡时，空气变得十分清新，浅蓝色海水平伏无波。青草翠绿油光，间杂着野花朵朵。森林、牧场迎面飞驰而来，海水清晰透明，海底石块在阳光照射下闪出万道金霞，这生机勃勃的景象令他欣喜万分。他在静谧的环境和平静的心态中，精神获得再生。贝娄着意突出主人公在城市中迷失自我，在乡下恢复平和心态，回归自我，表现出作者的田园乌托邦倾向。
《洪堡的礼物》中，城市里随处可见向天空喷吐着烟团的烟囱，飘散着酸臭气味的煤气加工场，坟墓般的房屋，广播、电视和报纸充斥着犯罪、卖淫、讹诈、吸毒等方面的消息，使洪堡这位曾经红极一时、才华横溢的诗人，携新婚妻子凯丝琳逃到新泽西州乡下。远离喧嚣污浊的城市，夕阳西下，碧空如洗，落叶散发着芳香，黄昏景色如同旧电影里的静物镜头。无怪乎西特林一想到要在闹市俱乐部停车，“就模模糊糊地觉得一种无名的空虚，心在扩张，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渴望，灵魂的知觉要求表现自己，有些像服用过量的咖啡因的那种症状。同时[他]还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成了外力的工具”（Bellow，1976c：67-68）。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言，“正是文化的参与者赋予了人、客观物及事件以意义。事物‘自身’几乎从不会有一个单一的、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意义。……正是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通过我们就它们所说、所想和所感受的，即通过我们表征它们的方法，我们才给予它们一个意义”（ 霍尔，2003： 3）。贝娄用外部环境的描写来烘托气氛，映衬人物的内心世界，用外部世界的喧嚣肮脏来衬托人物内心世界的混乱，把光明和快乐联系起来。通过真实而细腻的外部环境的描摹，来展示后工业时代人类的生存境遇，从而折射出作者反现代化、反城市化的观点。
3. 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
贝娄的“双重意识”使其不断地调和人物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理想和现实、理智和情感。当公共领域不断地入侵私人领域时，贝娄笔下富于浪漫主义气质的人物在强大外力面前，虽不断地与之抗争，最终总是做出让步，与现实妥协。贝娄似乎在有意识唤起读者对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及如何调节知识分子与现代社会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
哲学专业毕业的约瑟夫想做一名学者，做过关于早期神秘主义、浪漫主义和神童等方面的研究。可是后来为了谋生，不得不就职于一家与自己专业不对口的旅游公司。“他必须挣钱过日子，但他想法在他想做的事情和不得不做的事情之间，在必须和愿望之间建立平衡。一种妥协随时存在，人生充满了类似的妥协”（Bellow， 1963： 23）。在等待入伍的这半年多来，约瑟夫靠老婆养活，昔日好友对他视而不见，侄女称其为乞丐，夫妻关系日益疏远淡漠，情人也委身于他人。孤独、异化、愤懑的他迫不及待地入伍以摆脱自己“晃来晃去的”现状。《洪堡的礼物》探讨洪堡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和西特林精神和物质追求之间的矛盾，揭示了商业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遭际。诗人洪堡因《滑稽歌谣》一鸣惊人，炙手可热。可世事难料，他的快乐歌谣和人道主义思想很快过时，不得已隐退新泽西州乡下。他企图参与政治的幻想随着艾森豪威尔的上台而破灭，后尽全力在大学里谋得诗歌教授职位也因资金短缺而告吹。理想的逐个破灭将洪堡送进了精神病院，因心脏病突发猝死。在一个崇尚物质的国家里，洪堡执着于当一位诗人，空有理想和满腔热血却难以实现。在后工业社会里，传统的价值观念已是昨日黄花，历史赋予知识分子安排管理纷纭万状的人类事业的重任，知识分子应该拥有的尊重、地位和权力已被那些政客、商业巨头、证券经纪人和法律顾问们盗去。知识分子已无法适应美国社会所指定给他们的角色，他们的命运注定成为社会殉道者。
汤米·威尔姆不顾自己的直觉而轻信他人， 妄想着一夜成名或暴富的梦想破灭，穷苦末路之际还被亲情淡漠的家人和唯利是图的社会所抛弃。贝恩对生活怀有美好的憧憬，总是追求自己的理想境界，可他对纯洁爱情的追求却使他沦为实利主义者谋取利益、沽名钓誉的工具。约瑟夫、洪堡、威尔姆、贝恩和赫索格等主人公的人生悲剧表明，拜金社会的不可理喻，传统的价值标准不堪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冲击。这些反英雄式人物的塑造揭示出知识分子在当代美国岌岌可危的社会地位和举步维艰的生存困境。
4. 他者取向与自我认同
贝娄作品反映了坚守传统价值观的自我认同与融入现代化进程的他者取向之间的互动关系。贝娄笔下的人物坚持传统伦理道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迷失自我，但他们最终冲破迷雾，重新自我定位，与传统文化认同。他们的精神流浪说明，作为美国主流文化的“他者”犹太人其实外在于城市共同体。“不断的流浪史程构成了犹太民族基本的经验因素，犹太散居者在本质上都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刘洪一，2002： 33）。 城市经常以换喻的方式，比如生活在其间的群体呈现出来，贝娄作品中的描绘的城市文化也可以通过强烈的受难意识、焦虑、异化的犹太知识分子群像放映出来。现代化强化人们关于个体的意识，认为个体和群体有着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是不同的两个实体，个体具有自己不同于群体的动机。“后工业社会”个人主义膨胀，人们执着于个人欲望的满足，造成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传统的道德与价值观念被不可理喻的现代城市所取代。现代化进程并没有给予犹太人以富足生活，外在世界对他们的精神和心灵的压抑致使他们迷失自我，与社会疏离。传统犹太文化赋予他们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在“丰裕社会”中遭到享乐主义道德观和消费观的践踏，他们难以适应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变迁，陷入了精神危机和自我认同危机，因此大部分犹太人被迫向认同他者、放弃了其犹太性。正如《只争朝夕》中威尔姆的父亲艾德勒医生所言，“我儿子和我用不同的姓氏。我坚持老传统，他却要标新立异”（Bellow，1976d： 14）。还有人，像贝娄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为了坚守传统道德信念、保持自我，他们逃避现实，在精神世界里找寻自我，而残酷现实逼迫他们不得不妥协退让。诸如马奇、赫索格、洪堡和贝恩等富于人道主义的主人公们在与实用主义者的交锋中注定会节节败退，他们最终依靠善良本性走出自我迷雾、找到自我，开始构建新生活，体现出贝娄回归传统伦理道德、包容他者的伦理主张。他们的精神受难及对自我认同，表明贝娄对个人和社会命运的关注，还体现在回归传统文化还是融入现代化进程这一问题的思考。
5. 结语
“城市和关于城市的文学有着相同的文本性（textuality）……阅读文本已经成为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Lehan， 2009： 9）在当代社会，城市空间正经受着物质的扩张和压力的考验，城市的律动日渐轻微，城市中财富对贫穷、物质对精神的否定向度越来越明显。城市小说日益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表征，对城市文学的解读可以反映出城市变迁深刻内蕴。贝娄作品中所表现的二战后美国的社会变化对犹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传统观念、自我价值和生活意义等方面的影响，透示出作者对城市文化的批评。
参 考 文 献
Bellow， Saul. Dangling Man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3.
Bellow， Saul.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a.
Bellow， Saul. Herzog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b.
Bellow， Saul. Humboldt’s Gift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c.
Bellow， Saul. Mr. Sammler’s Planet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0.
Bellow， Saul. Seize the Day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d.
Lehan， Richard.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M]. 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Marx， Leo.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刘洪一.《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责任编辑：方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