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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教学，无论何种学科，自有其难处。己之昭昭，只是必要条件而已。而经济学既有所谓贵为“显学”之称，又怀经济人假设、成本——收益分析和最大化范式之利，以至有了经济学帝国主义之势。加之模型、公式、图表、案例……形式化的发展确实使它具备了最接近科学的社会科学之表，也自然抬高了人们的期望值。不过，纷繁扰攘、浮华喧嚣的背后，总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反映在教学上，教学双方均心存疑窦，这或许部分反映了目前经济学科自身的软肋。
一、格物致知之难
格物致知，本是学理之本源和精髓。格物致知放在经济学中，自然就是经济学所津津乐道的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于是我们知道了：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在于对试图解释的经济行为作出了成功的解释，也知道了理论的可证伪性和经验检验的重要，这一切自然首先系于假设前提。没有假设前提就没有科学结论嘛，显性的隐性的假设前提越多，隔离的变量越多，模型也就越精确，也就便于穿上严谨精美的数学外衣。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假设前提越多，距离现实越远，对现实的解释力也越弱。学生穷追不舍的问题是：“老师，你能不能举出直观形象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例子？”殊不知，“边际革命”之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严谨精确、规范科学就与形象直观、生动活泼分道扬镳了。相对于千变万化的现实世界，无论理论模型多么貌似严密、数学推导多么精确严谨，显然都是简单化后的小儿科而已，自然理论解释力是十分有限的。仅就简单的假设前提最少的消费者均衡来看，对于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价格之比，学生问：“一条曲线和它的切线在切点处斜率相等，这道理我初中学几何时就已经知道了。有没有直观的解释？”无奈之下，老师只好说：“对有特定口味的你来说，应该是使得每一块钱花在不同的地方，爽的程度最大，这跟它们价格有关。不然的话，你把钱多花在相对便宜的东西上，能使你爽的程度增大。”学生则说：“这我知道，我只选对的，不选贵的。”成本收益分析、最大化范式，经济学大厦的根基居然建立在这样不言自明的常识基础上，直觉居然比理论模型更可信！无怪乎，学生常抱怨，老师总是把简单的道理说得过于复杂。殊不知，同时还存在的问题是，经济学也同时已经把复杂的现实给简单化了。经济学道理要么似乎不言自明，要么在现实中难以找到直观参照，解释力何在？咦，主流经济学的不足不是早被科斯批评为“黑板经济学”了吗？新制度经经济学不是回归到真实世界中来吗？当然，新制度经济学使经济学工具箱中多了些东西：交易费用、产权、制度等工具以及更多的衍生工具，也有了流芳百世的科斯定理。由此可以让教师讲得生动有趣，学生听得津津有味，社会万象、天南地北、寓言故事可以无一不入觳中，也有了如宿舍经济学、占座经济学等种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经济学。但经济学现实解释力的增强，不过引进新的变量由此修正了原来隐含的不合理假设前提罢了，在此基础上欲试图全面解释经济现象最终也只能是什么都解释了而实际上什么也都解释不足。对此，“猴子为什么会上树？交易费用呗！”，仅这一句话的揶揄就已足显尴尬。
二、学以致用之疑
经济学既谓经世济用之学，也就是有兼济天下之任，说白了就是理论指导实践。但却还有众所周知的一句话：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既然连解释力都不足，格物致知都如此困难，谈何指导实践？即便有所谓“凯恩斯革命”，似乎让经济学家们引以为豪，奉为理论指导实践引导政策增进福利的经典案例，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罗斯福新政出台之际比《通论》之发表早了3年，当其时，尚待字腹中的革命理论谈何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究竟谁更先知先觉？30年代前的理论既已失灵，30年代革命之后的理论岂非莫衷一是，学派林立、众说纷纭的背后，除了公说有理婆说婆有理之外，仍不能掩盖在对宏观现实问题和政策评价上束手无策的现实。经典的寓言是：“10个经济学家有一打（12个）意见。如果把所有经济学家首尾相连排成一队，他们也得不出一个结论。”宏观既如此不济，何妨宏观搁置微观赚钱？既不能兼济天下，何妨独善其身？可学生不认可，他们言之凿凿的是：“我家是经营养猪场的，怎么才能多赚钱？”老师只能告诉他：“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利润最大化。”学生说：“这我知道，可怎么探测这个边际，是不是每年多养一头猪来一年一年的试？可成本和收益函数每年都在变啊。”接着，学生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是“学了这些究竟有什么用”，于是便有了国贸系某生强烈要求转到法律系的传言。殊不知，经济学真能致富，他们的老师能如此寂寂？老妈的唠叨总是有理的，“多少年过去了，读到博士了，还远不如本科时的同学，亏还是学经济学的”。既无法指导实践，何如躲进书斋成一统自足于学？难！房价的变化使预算线向内旋转，15平米只够放床，谈何书斋？当然，人是活的，不会被尿憋死，要怪只能怪自己学问修行不够。经济学怎么不能赚钱？多少“成功人士”早就有了成功先例，当然这属于专利。在这一点上，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倒是千真万确。可惜老师悟性不足更难以仿效，自然无法传授给学生了。
三、本土中化之艰
经济学教学总要有素材有案例，贴近学生，更要考虑到初学者直观化的要求。然而，现代经济学既产生于西方，国外的教材自有其背景，也不会有哪个老外吃饱了撑的专门考虑中国人的思维、生活习惯和市场背景来写他的教材。学生的疑惑自然有理：“麦淇淋是什么东西？是冰淇淋吗？它怎么会是黄油的替代品？”“蒲式耳是个什么单位，与斤相比谁大？”“土豆怎么是吉芬商品？没觉得它在支出中占很大比重啊。除了偶尔吃吃川菜馆的醋溜土豆丝，平时就没吃。”于是，老师只能找出一本所谓中国人写的《经济学原理（中国版）》，这可是唯一一本中国版啊。可翻来翻去，除了咖啡被茶叶代替、黄油被白酒代替、约翰被张三代替、艾丽思被李大妈代替外，没啥太多区别，好像也就是“五十步与百步”，近是近了点，距离仍在那里。哦，吉芬商品现在变成窝窝头了，不过连老师自己都从来没吃过窝窝头呢！这倒也罢了，只不过形式上的问题而已，现代经济学毕竟是成熟市场经济下的产物，中国历来缺乏市场经济精髓和传统，一般均衡等抽象化的理论模型与欧美成熟市场总还是相对近一些，在中国现实中则差距稍远。这远非改几个名词、换几个概念而能本土化了的，教学中举几个中国案例固然可以做到，但却绝非五十步与百步之遥了！
四、范式分歧之惑
以新古典综合派为基础的所谓现代主流经济学，自然与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互不兼容，也不存在对话基础。不同知识体系和价值基础，其分歧极不可消，长期共存似乎表面上看倒相安无事，实则混乱不可避免。国内经济学教学是从《资本论》起步的，并长达五十多年，国内教育背景的老师都受过传统政治经济学教育，其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而对现在的学生而言，更是处于“双管齐下”的教学中，大一学年上学期是劳动价值，下学期则成了边际效用；上学期是剩余价值，下学期则变成了生产者剩余；上学期是价值规律，下学期则有了一般均衡。而到了一些具体的专业课如财政学、土地经济学等课程中，则两套大菜在同一时间一起上桌。于是乎，刀叉与筷子并举，西装共马褂辉映，关公与秦琼打得不亦乐乎。一边是教师的时时叮嘱，一边是学生的满腹狐疑，场面蔚为壮观。
五、教研相长之谬
常常听到的教导是，教学要和科研相结合。嗯，其道理不言自明啊，一个厂商同时生产两种相关产品具有范围经济效应，经济学书上说得明明白白嘛。正如人家所提醒的，教的过程也是学的过程嘛，书看得多了自然就能写得多，教得好了自然就写得好了，写得多了教得也好，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过，自己暗想一下，学习是能拓展生产可能性曲线，但也看到生产可能性曲线越往外也越长，猛然想起某名人曾画过一个圆圈，圈内表示已知知识，圈外表示未知之域，学得越多不懂的也越多。大汗淋漓之下，再往前翻书，发现时间就是自己面临的预算约束线，教学科研呈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一天就24小时啊，用在这就不能用在那。教得多就写得少，学得多也不能写得多。学得多了自然没时间写，学得多了不懂也多自然不敢写，总算明白了为什么硕士生比博士生成果多，为什么总有人从高产到少产终至难产。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拿出多少多少论文才是高校教师职称晋升指标。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学生，一边是安生立命之所，面对既定的时间预算约束，均衡点该在哪儿呢？
一、格物致知之难
格物致知，本是学理之本源和精髓。格物致知放在经济学中，自然就是经济学所津津乐道的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于是我们知道了：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在于对试图解释的经济行为作出了成功的解释，也知道了理论的可证伪性和经验检验的重要，这一切自然首先系于假设前提。没有假设前提就没有科学结论嘛，显性的隐性的假设前提越多，隔离的变量越多，模型也就越精确，也就便于穿上严谨精美的数学外衣。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假设前提越多，距离现实越远，对现实的解释力也越弱。学生穷追不舍的问题是：“老师，你能不能举出直观形象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例子？”殊不知，“边际革命”之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严谨精确、规范科学就与形象直观、生动活泼分道扬镳了。相对于千变万化的现实世界，无论理论模型多么貌似严密、数学推导多么精确严谨，显然都是简单化后的小儿科而已，自然理论解释力是十分有限的。仅就简单的假设前提最少的消费者均衡来看，对于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价格之比，学生问：“一条曲线和它的切线在切点处斜率相等，这道理我初中学几何时就已经知道了。有没有直观的解释？”无奈之下，老师只好说：“对有特定口味的你来说，应该是使得每一块钱花在不同的地方，爽的程度最大，这跟它们价格有关。不然的话，你把钱多花在相对便宜的东西上，能使你爽的程度增大。”学生则说：“这我知道，我只选对的，不选贵的。”成本收益分析、最大化范式，经济学大厦的根基居然建立在这样不言自明的常识基础上，直觉居然比理论模型更可信！无怪乎，学生常抱怨，老师总是把简单的道理说得过于复杂。殊不知，同时还存在的问题是，经济学也同时已经把复杂的现实给简单化了。经济学道理要么似乎不言自明，要么在现实中难以找到直观参照，解释力何在？咦，主流经济学的不足不是早被科斯批评为“黑板经济学”了吗？新制度经经济学不是回归到真实世界中来吗？当然，新制度经济学使经济学工具箱中多了些东西：交易费用、产权、制度等工具以及更多的衍生工具，也有了流芳百世的科斯定理。由此可以让教师讲得生动有趣，学生听得津津有味，社会万象、天南地北、寓言故事可以无一不入觳中，也有了如宿舍经济学、占座经济学等种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经济学。但经济学现实解释力的增强，不过引进新的变量由此修正了原来隐含的不合理假设前提罢了，在此基础上欲试图全面解释经济现象最终也只能是什么都解释了而实际上什么也都解释不足。对此，“猴子为什么会上树？交易费用呗！”，仅这一句话的揶揄就已足显尴尬。
二、学以致用之疑
经济学既谓经世济用之学，也就是有兼济天下之任，说白了就是理论指导实践。但却还有众所周知的一句话：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既然连解释力都不足，格物致知都如此困难，谈何指导实践？即便有所谓“凯恩斯革命”，似乎让经济学家们引以为豪，奉为理论指导实践引导政策增进福利的经典案例，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罗斯福新政出台之际比《通论》之发表早了3年，当其时，尚待字腹中的革命理论谈何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究竟谁更先知先觉？30年代前的理论既已失灵，30年代革命之后的理论岂非莫衷一是，学派林立、众说纷纭的背后，除了公说有理婆说婆有理之外，仍不能掩盖在对宏观现实问题和政策评价上束手无策的现实。经典的寓言是：“10个经济学家有一打（12个）意见。如果把所有经济学家首尾相连排成一队，他们也得不出一个结论。”宏观既如此不济，何妨宏观搁置微观赚钱？既不能兼济天下，何妨独善其身？可学生不认可，他们言之凿凿的是：“我家是经营养猪场的，怎么才能多赚钱？”老师只能告诉他：“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利润最大化。”学生说：“这我知道，可怎么探测这个边际，是不是每年多养一头猪来一年一年的试？可成本和收益函数每年都在变啊。”接着，学生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是“学了这些究竟有什么用”，于是便有了国贸系某生强烈要求转到法律系的传言。殊不知，经济学真能致富，他们的老师能如此寂寂？老妈的唠叨总是有理的，“多少年过去了，读到博士了，还远不如本科时的同学，亏还是学经济学的”。既无法指导实践，何如躲进书斋成一统自足于学？难！房价的变化使预算线向内旋转，15平米只够放床，谈何书斋？当然，人是活的，不会被尿憋死，要怪只能怪自己学问修行不够。经济学怎么不能赚钱？多少“成功人士”早就有了成功先例，当然这属于专利。在这一点上，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倒是千真万确。可惜老师悟性不足更难以仿效，自然无法传授给学生了。
三、本土中化之艰
经济学教学总要有素材有案例，贴近学生，更要考虑到初学者直观化的要求。然而，现代经济学既产生于西方，国外的教材自有其背景，也不会有哪个老外吃饱了撑的专门考虑中国人的思维、生活习惯和市场背景来写他的教材。学生的疑惑自然有理：“麦淇淋是什么东西？是冰淇淋吗？它怎么会是黄油的替代品？”“蒲式耳是个什么单位，与斤相比谁大？”“土豆怎么是吉芬商品？没觉得它在支出中占很大比重啊。除了偶尔吃吃川菜馆的醋溜土豆丝，平时就没吃。”于是，老师只能找出一本所谓中国人写的《经济学原理（中国版）》，这可是唯一一本中国版啊。可翻来翻去，除了咖啡被茶叶代替、黄油被白酒代替、约翰被张三代替、艾丽思被李大妈代替外，没啥太多区别，好像也就是“五十步与百步”，近是近了点，距离仍在那里。哦，吉芬商品现在变成窝窝头了，不过连老师自己都从来没吃过窝窝头呢！这倒也罢了，只不过形式上的问题而已，现代经济学毕竟是成熟市场经济下的产物，中国历来缺乏市场经济精髓和传统，一般均衡等抽象化的理论模型与欧美成熟市场总还是相对近一些，在中国现实中则差距稍远。这远非改几个名词、换几个概念而能本土化了的，教学中举几个中国案例固然可以做到，但却绝非五十步与百步之遥了！
四、范式分歧之惑
以新古典综合派为基础的所谓现代主流经济学，自然与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互不兼容，也不存在对话基础。不同知识体系和价值基础，其分歧极不可消，长期共存似乎表面上看倒相安无事，实则混乱不可避免。国内经济学教学是从《资本论》起步的，并长达五十多年，国内教育背景的老师都受过传统政治经济学教育，其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而对现在的学生而言，更是处于“双管齐下”的教学中，大一学年上学期是劳动价值，下学期则成了边际效用；上学期是剩余价值，下学期则变成了生产者剩余；上学期是价值规律，下学期则有了一般均衡。而到了一些具体的专业课如财政学、土地经济学等课程中，则两套大菜在同一时间一起上桌。于是乎，刀叉与筷子并举，西装共马褂辉映，关公与秦琼打得不亦乐乎。一边是教师的时时叮嘱，一边是学生的满腹狐疑，场面蔚为壮观。
五、教研相长之谬
常常听到的教导是，教学要和科研相结合。嗯，其道理不言自明啊，一个厂商同时生产两种相关产品具有范围经济效应，经济学书上说得明明白白嘛。正如人家所提醒的，教的过程也是学的过程嘛，书看得多了自然就能写得多，教得好了自然就写得好了，写得多了教得也好，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过，自己暗想一下，学习是能拓展生产可能性曲线，但也看到生产可能性曲线越往外也越长，猛然想起某名人曾画过一个圆圈，圈内表示已知知识，圈外表示未知之域，学得越多不懂的也越多。大汗淋漓之下，再往前翻书，发现时间就是自己面临的预算约束线，教学科研呈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一天就24小时啊，用在这就不能用在那。教得多就写得少，学得多也不能写得多。学得多了自然没时间写，学得多了不懂也多自然不敢写，总算明白了为什么硕士生比博士生成果多，为什么总有人从高产到少产终至难产。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拿出多少多少论文才是高校教师职称晋升指标。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学生，一边是安生立命之所，面对既定的时间预算约束，均衡点该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