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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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立足于哈贝马斯早年对于劳动和互动的区分以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从马克思的＂感性活动＂概念的还原论倾向与自然主义纲领之间的冲突,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之间的紧张,探讨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内在问题,并把这些问题与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学重构关联起来,着重揭示这种重构之于经验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解释学的唯心主义的双重批判,从而有力地论证了批判理论之语言学转向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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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立足于哈贝马斯早年对于劳动和互动的区分以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从马克思的＂感性活动＂概念的还原论倾向与自然主义纲领之间的冲突,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之间的紧张,探讨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内在问题,并把这些问题与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学重构关联起来,着重揭示这种重构之于经验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解释学的唯心主义的双重批判,从而有力地论证了批判理论之语言学转向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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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德沃金认为，只有当政治影响力平等能够促进其他目标时，它才是重要的。但是，德沃金的观点是错误的，政治平等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选择应该表达对所有人的平等尊重，不能强迫人们以自己不情愿或不主动选择的方式去行为。在一个现代城市，为了避免会议窒息人们的自我主导，应该在所有人的适当影响之下，让少数人做出重大决策，这种政治程序是对所有人表示尊重的最好方式。政治尊重伦理要求特别重视那些服从政策的人们的选择，只有出于强有力的理由才偏离平等影响力。在美国，影响就业、招聘和教育的立法远没有满足这种道德要求。对于美国公民
2014年4月12—13日，由中其中央编译局、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二届“现代化：中国与世界”高端学术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召开。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杨金海、中共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胡近等同志出席论坛并致辞。
本文将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以及1895年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置于上个世纪未波谲云诡的政治环境中，历史地考察了学界围绕恩格斯之所谓“修正主义”而产生的种种争论。本文认为恩格斯对革命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转变政治策略只是为了推动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平稳发展而采取的明智手段。因此，仅将恩格斯定位为“修正主义”并视之为单纯的理论问题显然是错误的。
本文开始于莫诺在《偶然性与必然性》中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解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将斯宾诺莎提出的自因这一概念与黑格尔提出的相互作用这一概念相等同，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近距离地检验莫诺的思想所造成的结果。我在本文中将会把斯宾诺莎的哲学当作石蕊试纸，通过探寻相互作用这一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发展史，来证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思想来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斯宾诺莎提出的（自因）概念与黑格尔提出的（相互作用）概念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相互作用这个概念意味着作为同时性而向自身显现出的一个整体，这个
黑格尔对“为承认而斗争”概念中包含的相互否定和自我克服的意愿做了抽象的理懈，在他那里，最为根本的是，自我否定和他人否定的要素结构性地隶属于自我意识的发展，即自我意识通向自主性的发展并整合到理性国家的共同体之中。“为承认而斗争”的概念在霍耐特那里一方面更重要，另一方面更不重要。对霍耐特而言，对承认的否定或伤害首先是争取重新获得承认的斗争的原因和动力，至于相互的否定和自我克服是否反而是自我实现的必要要素，这个问题在他那里并不是十分清楚。
本文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大纲》的解读着手来探讨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阿尔都塞认为《大纲》证明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认识论上的断裂,但在作者看来,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具有方法论上的延续性。作者在文中探讨了《大纲》及马克思的其他相关文本,从中寻求文本支持来驳斥阿尔都塞的观点,并力图突显黑格尔的有机方法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性。
本文首先介绍了《大纲》问世的艰难历程,接着从《大纲》在世界各国出版和流传的过程这个角度说明《大纲》虽然经历很多磨难,仍然获得50万册的发行量,《大纲》顽强的生命力证明了其自身的价值,最后揭示了各国学者对于《大纲》的作用及其与《资本论》的关系所持的不同观点,并阐述了《大纲》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对于《大纲》在全球传播与接受的历史的讲述给予了《大纲》的作者一种肯定,并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一页空白。
从什么时候开始,＂异化＂这一概念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发展成为20世纪5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期间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和大辩论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或＂哲学的马克思＂与＂科学的马克思＂之争到底是什么？《大纲》中有关＂异化＂的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与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晚期著作《资本论》第一卷之间是否存在着连续性？本文作者通过广泛而详细的考证性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发,并得出结论说,对于任何学术性的重构和评价,都不能脱离具体的政治和理论背景,通过断章取义或简单
麦金太尔教授从其1995年的立场出发,分别回顾了自己在1953年、1968年和1995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看法。在1953年,麦金太尔教授试图沟通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在1968年,麦金太尔认识到自己以前理论的不足之处,意识到自己无法在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之间妥协。在1995年,麦金太尔指出,应该在社群和实践的基础上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
麦金太尔的社会实践概念是他以美德来反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现代民主或非民主国家的学说内核。尽管马克思在分析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时清晰表述了这个概念,但麦金太尔认为其理论化程度远远不够。不过麦氏本人也只是意向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本文考察其中一个例子：即麦金太尔认为19至20世纪的威尔士矿业共同体应该属于繁育美德的现代共同体。通过讨论麦金太尔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后来更为成熟的思想之间的连续与断裂,文章指出这个例子偏离了麦金太尔的整体伦理理论,给他的实践概念带来问题。这也暗示着在他的成熟思想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