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老重钢走完了最后的旅程。
　　上午9点52分，重钢董事长董林宣布最后一根钢出炉。通红的钢轨从摄影师戴小兵眼前通过，慢慢变黑，他哭了：“心情特别沉重，就像给自家老人送终的感觉。”
　　周围是一片欢呼声，市委书记和市长都出席了典礼，致辞祝贺。在重庆的长寿区，重钢新城已经建设得很好，工业生产基地搬到那里去了。
　　老重钢位于重庆大渡口区，在一个多区域中心发展的城市里，这里交通方便，毗邻长江，风光很好。老重钢全面关停后，将留下一块7800余亩的黄金宝地，按照官方说法，将会被打造成滨江休闲娱乐区、港口旅游服务区、文化创意拓展区、工业文化博览区。
　　戴小兵说，这里的一切都浸满了他的记忆。爷爷、父亲、母亲、叔叔、哥哥都曾经或依然在这里工作。43年前，他出生在重钢职工医院，在厂里的子弟学校读书，住在家属区，然后顺理成章进厂当工人。
　　但是他并不喜欢这个地方。他爷爷是华西大学的硕士，因为运动中说“错”话，以右派的身份从成都发配到重钢，父亲因为“右派子弟”身份也中断了学业。戴小兵进厂时只当上了“集体工”。出去耍女朋友时，一句“大集体”让他抬不起头，他就从厂里跑路做生意拍照片去了。
　　人过40，对过去就开始留恋，而记忆也显得不再可靠。因为拍照，戴小兵对画面保持了一贯的敏锐，他试图在脑子里回忆起小时候那些片段，却发现总是模模糊糊，像一幅总是拼不齐的拼图。
　　与此同时，重钢开始搬迁，除了腾出滨江地块外，污染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戴小兵用相机开始记录曾经生活的地方，可他发现自己拍摄的速度已经赶不上工厂拆迁的速度。那些少年时代生活的场景一片片消失，很多记忆也因此似是而非。
　　他先开始拍场景，焦化厂、炼钢厂、炼铁厂、高线厂、型钢厂……一个一个消失。他故意選用大画幅胶卷的沙慕尼8×10相机拍摄，画面的颗粒感让人想起了油画。
　　今年，柯达公司宣布不再出产传统胶卷，这给戴小兵的拍摄蒙上了一层黑色幽默：他在用一种正在消失的器材记录一个正在消失的景象。
　　拍了两年厂景之后，他不知道自己该拍些什么，感觉被淘空了，重钢这个题材太大了。戴小兵每天起床后，例行公事一般去厂里找以前的工友吹牛聊天，到晚上才回家。周而复始，但不出照片。
　　一个下午，他坐在厂里，看到炼钢厂烧火的工人花着脸从车间出来，笑着闹着。他想到了19岁的自己和那些简单的日子。
　　他开始拍人物，和工人们一起，抽烟、吃饭、吹牛，当他再举起相机时，工人们都很自然。
　　厂矿子弟都能明白“自己人”那种感觉，外人来了工人们都会觉得很别扭。如果不是“自己人”，拍的照片几乎都是“高大全”路数。
　　炼铁厂运输车间马主任像大哥一样照顾戴小兵，除了“这是厂里子弟”的关系，他也想给老重钢的一切留下点什么。焦化厂的党委书记、党办主任都成了他的朋友，在巨大的采料机前拍摄时，书记召集了所有当班的工友，当工人们问可否送照片时，书记大笑：“每人一张。”戴小兵按下了快门。
　　画家刘小东成名后，回到辽宁金城老家，那里曾经以造纸厂闻名，《毛选》、《邓选》的纸张就出自于此。他创作了系列作品《金城小子》，刘小东在日记中写道：“人情悠悠，下笔很慢，很怕惊扰了这里的尘埃。”
　　对于戴小兵这样的厂矿子弟来说，厂搬了，附着在冰冷机器上的情感也就消失了。重钢是一个特大型企业，鼎盛时有几万人，幼儿园、医院、学校、派出所、交警队……一应俱全。对于工人来说，厂就是一切，工人老大哥的自豪在这片土地上透得特别明显。
　　随着岁月的流逝，医院、学校等等都被划归地方政府，企业不再办社会，效率提高了，工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可内心却失落了。不再有“全民工”、“大集体”这些分别，合同面前一律平等。出一份力，拿一份钱，一切都显得更纯粹了，似乎一切理应如此，往昔的荣光已经是昨日烟云。
　　120年前，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了汉阳铁厂。抗战时，国民政府为保全工业实力，将汉阳铁厂搬迁至重庆。1949之后，因为冷战，重钢渐渐变成一个巨型企业，就像一个巨大的章鱼，在大渡口伸张着触角。
　　终于，新的一页来了，城市不再属于工人。他们都要学会适应在郊区、在工业园里的新身份，变更的不只是工作地址，更有那种挥之不去的情感。
　　再见，钢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