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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怪客泛舟记》是英国幽默小说的代表，讲述了三位好友划船游览泰晤士河的经历。旅行中既有晴天时河道两岸自然人文风光引发的崇高美学体验也有黑夜和风雨中诡谲的河面带来的暗恐。小说创作于十九世纪末，以诙谐讽刺的手法反映了早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回归自然的渴望以及文明社会在逐渐脱离与自然的原始共生关系时产生的心理变化和情结。
关键词：暗恐；自然；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4
出版于1889年的《三怪客泛舟记》是一本英国作家杰罗姆与两位好友泛舟泰晤士河后写下的游记小说，文字幽默诙谐，一经出版便大受欢迎，不仅被翻译成各国文字，还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再版和重印，受欢迎程度连作者本人在自序中都表示惊讶，“我也曾写过其他一些书，似乎比这本书更为隽妙，更为幽默；可是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却牢牢记着我是《三怪客泛舟记》的作者……”。这本看似情节简单，结构松散的小书记录了 “我”在沿泰晤士河十来天旅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在船上发生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随着三人泛舟溯流而上，泰晤士两岸的自然风景，人文地标，人情风貌在读者面前以轻松愉快，富有生机的格调徐徐展开，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英国城乡居民生活的风貌，也记录了“我”在旅途中对历史人物，人生价值和某些社会问题的思考，这些话题大多由生活琐事引出，在幽默中以小见大，蕴藏着更为深刻的内涵。
19世纪末，英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批农业人口涌入城市，英国的城乡面貌和各阶层人口的生活状况随之发生了变化，中产阶级城市居民的工作和休闲活动开始具有现代生活的雏形。随着社会经济和商业活动的发展，城市中的零售，金融，会计，广告，贸易等行业创造了许多“白领”工作岗位，“三怪客”中的乔治就是一名在银行上班的职员。另一位“怪客”哈里斯显然对这个新兴岗位不以为然，“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在银行里干什么正经事情”（20）。他认为乔治是有意把划船的苦差事留给其它两人，“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他那个银行又有什么用处呢？”（20）与此同时，工薪阶层中较为富裕的人口也开始享受到工业化大发展带来的好处，饮食得到改善，能够享用肉类和奶制品，生活变得更为便利，能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肥皂保持清洁的仪表。小说中“三怪客”上岸到马罗市采购接下来三天水上旅行需要的补给，“我们在旅馆里买了一个大牛肉锅饼，几个醋栗果馅饼，一条羊腿，还有水果、蛋糕、面包、黄油、果酱、火腿、鸡蛋，以及其他一切我们在城里所能搜集到的东西（159）”。庞大的运送队伍使得岸上的船夫以为三人开的是小火轮或水上大游艇。河上旅行历来是皇室和贵族热爱的休闲活动，现代社会的民主进程使得泰晤士河道成为普通市民的游乐场所。在《三怪客泛舟记》中尚属新潮的中产阶级生活模式已在当代社会成为普遍状况，而身处小舟之上的“我”用滑稽的口吻提及的划船抢道，给摄影师摆拍，占用公共水道等社会现象也仍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着，这也是小說能够经久不衰，一直受到各国读者欢迎的原因。
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农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作方式逐渐被从家中往返工作地点的城市通勤所取代。小说中提到乔治曾经忘记给表上发条，深夜起床去上班。他冲到楼下，“客堂里黑洞洞的，静悄悄，不见人影，炉子也没有生，早饭也没有做。乔治说这个吉宾斯太太真够糊涂的，晚上回来时得好好教训她几句”（124），直到上街准备搭公共汽车，乔治才发现周围夜黑雾浓，冷冷清清，原来是他搞错了时间，成了巡逻警察眼中的可疑人物。工业化社会对守时和准确的追求，都市生活节奏的缓慢形成，使得城市居民向往和憧憬田园牧歌式的自由生活。由于这一时期的土地价值尚属低廉，都市中产阶级纷纷到乡间购买房产，用于休闲度假。对小说中的“三怪客”而言，泛舟泰晤士河上是最好的回归大自然怀抱之举。在“我”的想象中，三人将在河边露营，夜幕四垂，河水低吟，船上欢声笑语。美好而富有诗意的旅程是为了回归一个原本年轻而美好的世界，“到后来，虚伪、邪恶的文明引诱我们，使我们脱离了她那慈爱的怀抱；人世间充满了奸诈虚伪，恶意嘲讽；使我们回想起过去和她一起过的纯洁朴素的生活，回想起几千年前人类诞生时朴实无华的老家”（16），摆脱尘世的烦恼和牵绊，“你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和工作，你可以尽情享受人生温煦的阳光—你可以倾听风神传送来你周围人们心弦（string）上鸣奏的乐曲。”（29）
在出发之前，“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俗世给人生带来的负担。三个人开出的第一张物资清单东西太多，不可能带上一条小船。这引发了我对人生的感慨，“试看，在我们人生的航程中，有多少人在他们的航船上装满了许多一无用处的东西，使航船常常有颠覆的危险。这些东西，他们认为都是航行的舒适和愉快所必需的，实际上都是些毫无用处的烂木头。”（28）这些“烂木头”使划船人疲于驾船，无暇欣赏岸上的美景。在规划未来旅途的过程中，“我”俨然已经将小船看做了承载着尼采式哲思，脱离人世间苦海的象征。心上流淌的乐声是由日神的弦乐器吹奏的，“它（日神）以崇高的姿态向我们指出，整个苦恼世界是多么必要，个人借之而产生有解脱作用的幻觉，并且潜行静观这幻觉，以便安坐于颠簸小舟，渡过苦海。”（尼采71）尽管“我”此刻沉迷于对旅途的美妙幻想之中，到了真正出发的时候，三人的小船并未真正轻装上阵，“必备物品”装了一个大旅行包外加俩大篮子，甚至包括了喝下午茶的茶具，预示着这趟旅程并不是真正的回归自然之旅。十九世纪末期，尽管人人向往悠闲的乡间生活，城市的居民们已经开始习惯工业化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便利，回到与自然共同生活的原始状态在主观上已经不太可能实现了。另一方面，工业化大生产也给城市带来了污染，对环境造成了破坏。除了小说中屡次提到的雾霾外，泰晤士河水也变得不再清澈。三人到达斯特里特莱后，用泰晤士河水洗了衣服，却发现衣服比之前更脏了，“你瞧，从雷丁到亨莱这一带河流里的水比以前更清澈了，因为这一带河流里的污染都聚集起来，吸收到了我们的衣服里去了。”（206）泰晤士河的天然水质已无法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在船上远离尘嚣，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风光雨露只是诗意的幻想。 乡村田园风光对于从事文字创作的“我”来说也是追求美学极致的理想场所。坐在船上的“我”不禁想起了以往旅行中的感受，当时“我”倚身靠在一个乡村小教堂周围的矮墙上，沉浸在眼前的美景中，“这景色多么优美，多么富于田园诗意；使我心灵得到感召。我感到我心地善良而纯洁；祛除了一切邪恶的思念。”（77）正当“我”体验自然美景的崇高（sublime）之时，墓园看守人跑来打断了静思。原来探访墓地是当时人们消磨闲情逸致的一项流行活动，看守人坚持要为我引路，甚至搬出了骷髅头作为看点，最后“我”只得落荒而逃。而哈里斯却对探访墓园十分感兴趣，参加这次旅行的最初目的正是为了探访汤玛斯夫人之墓。与杰罗姆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评论家马修·阿诺德曾经在谈到当时社会的审美品位时说热衷生产，为俗务所困的中产阶级品位低下，“贵族的澄澈宁静，无琐事之虞的潇洒很可以用来反衬严厉的中产阶级想要树立的生活方式，帮助人们认识其庸俗丑陋的真面目”（阿诺德 52） ，但是贵族的无所事事意味着他们在思想上也是毫无建树的，“在如今这样开放的年代，充满思想的年代，我们从贵族身上看到的也许更多的是无用和贫乏，而不是平和宁静。”（阿诺德 52）阿诺德一贯致力于提倡树立文学作品的经典体系，强调大众应该摆脱低俗的品位和兴趣。无论他的这番评价是否公允，都反映出此时人们的欣赏水平和审美情趣还处在初始阶段。中产阶级的市民们尤其不懂得鉴别和区分高尚和低俗的趣味。在小说中，无论“我”如何拒绝，看墓人始终认定人人都喜欢欣赏坟地墓碑，一再向我推荐。尽管“我”在旅途中处处寻找自然带来的崇高（sublime），想要重新连接自然以实现精神的升华，“我”的同伴却没有同样的需求。最初促使三人踏上旅途的其实是各自对健康问题的忧虑，打算换换环境，充分休息。当我提出要去一个古朴幽静的地方，“在世人遗忘的角落里，神仙隐藏的地方，摆脱一切尘世的纷扰”（7），哈里斯却不同意，因为“在那种地方，人们八点钟就得上床睡觉；要买张《公正报》看看，永远买不到；要买点烟丝得走上二十英里。”（8）哈里斯正是阿诺德痛恨的“庸俗”中产阶级的典型形象，不仅不愿从俗事杂务中抽身，对追求内心的宁静平和也毫无兴趣。和这样的同伴同坐一条船，“我”想要接近大自然，展开精神之旅的愿望注定无法真正实现。除了船上三人的审美品位大不相同以外，船上旅行的不便和恶劣的天气也很快使“我”亲近大自然的愿望化成了乌有。除了对自然的憧憬和热爱以外，在“我”的心中还有来自原始本能的“暗恐”，这是旅行最终草草收场的更深层次心理原因。
白天的泰晤士上蒸汽船，游船，渔船等各类水上交通工具川流不息，河道两岸各色各样的人们来来往往，热闹而欢愉。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或是欣赏两岸风景或是俯仰岸上的古迹，思绪万千，有时还会就着回忆中或是此次旅行中的轶事插科打诨一番，心情是轻松而愉快的。但是当“我”和哈里斯划着小船经过米德尔赛克斯河岸一带的汉普敦故宫时，“我”意识到夜晚的光景与白天完全不同，古老优雅的宫院变得阴森恐怖。人人都想要从乡村涌到城市来，都是因为“到晚来，大地已經沉睡，只有我们还醒着，啊！这世界是何等寂寞凄凉，我们不能不感到恐惧，正如小孩子关在冷静的房间里一样。”（67）白天生机蓬勃，让人心情舒畅的自然到了夜晚却是恐怖和骇人的。夜晚的人类仿佛回到了无助的幼年时期，在自然面前变得弱小和孤独。弗洛伊德在谈论暗恐时曾经提到一种自我认识退化的状态，“这些形式是对自我认识的感情正在进化过程的某些阶段的回复，那时我们还没有将自己同外部世界和其他人完全分开”（弗洛伊德284），这是带来暗恐的一部分原因。人对自我的肯定和自信在夜晚消失殆尽，“听到寒风飒飒吹过暗林，感到自己是何等的孤独和渺小。”（67）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成群结队地涌到城中去，“在那里，万盏明灯构成无比巨大的营火，让我们大家围着营火，一边欢呼，一边歌唱；我们就感到无所畏惧了。”（68）城市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即使在黑夜也有着灿若白昼的灯火，就像一个安全的堡垒，将人和外部的蛮荒世界隔离。在城市中，人们恢复了对自我的认知和界定，克服了对黑夜的恐惧。
在旅途中“我”还想起了另一次令人心生恐惧的经历。当时我和我的表妹一起划船去戈林地方。由于天色将晚，打算在地图上一英里半外的沃琳福特水闸上岸。谁知两人一直划到天色漆黑都没能找到这个水闸。“河面暗影憧憧，更觉阴森可怕，神秘莫测。我想到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想到水边迷人的女妖，整晚坐在岩石上，引诱人们掉进漩涡里淹死。我越想越害怕；”（109）出于对当下处境的恐惧，“我”已经开始对周围水域产生了幻想，完全被心中的“暗恐”所捕获。“当想象和现实之间的界线一旦消失，即我们一直以为是想象的东西突然出现在现实中，或某个象征具有了它所象征的全部功能，等等诸如此类的情况时，神秘和恐怖的感觉便油然而生。”（292）泰晤士河道上原本是用水闸作为地标来分段的，划船人可以在此找到上岸的码头，到周围的乡镇去休憩或是补充旅途所需的物资。“我”和表妹面前却只有一条没有中界点的河道，延绵不断的水域和似乎永无穷尽的旅途。面对连续重复的水面，在非现实体验中感到恐惧的两人甚至觉得自己在做梦。重复是带来暗恐的常见诱因。“这些本来很单纯的事情，由于不自觉的重复而有了神秘、恐怖的气氛，使我们对本以为纯属‘巧合’的东西也不得不产生了天数锁定，在劫难逃的想法。”（弗洛伊德285）幸运的是，此时河上忽然传来了手风琴的演奏声，尽管演奏水平非常拙劣，对船上的人来说却胜过仙曲。原来是一群乡村小伙和姑娘正在月夜泛舟，他们告诉“我”沃琳福特水闸已经拆掉一年多了。在“我”的心灵获救之际，我感到此时若琴声十分美妙，“把它当作上帝的招魂曲，就更陷于绝望的苦痛之中” （117），而这不成调的曲声“却使我们感到无比亲切动人，心灵得到无上的安慰。”（117）十九世纪末期，西方宗教信仰正在经历一次严重的危机。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建立生物进化论学说，否定了神创说，当时人们的已逐渐摆脱了封建神学的桎梏。小说中几次提到的“上帝”形象多以与尘世对应的形象出现，并不具有严格的宗教意味。因此“我”幻想中的河怪水妖颇具异教色彩，一方面想通过祈祷的方式驱鬼，“但愿我能唱更多的圣诗” （109），一方面又害怕自己的灵魂过早地离开尘世，感到痛苦万分。 三人在到达牛津郡后调转船头，打算划船走完回程，但此时天上下起了蒙蒙细雨，而且雨势逐渐变大。在计划旅行时，三人便认为下雨是水上旅行能遇到的最差状况。河道景色骤变，从晴天承载着两岸和煦温馨风光的仙溪变成了“怨恨重重的大地上，流过的一条幽灵出没的河流”（229），起初三人假装兴致高昂，我和哈里斯还唱起了吉普赛人的歌，决意享受风雨带来的别样风光，很快因为船上的湿气和浸水的食物变得意志消沉。于是乔治拿出他的班卓琴开始唱诙谐的小调，三人试图重新找回旅行的兴致。乔治弹奏的《两只黑眼睛》是一首简单的乐曲，演奏也极其平庸，却使河上忍受凄风楚雨的三人一狗深感震动。“乔治伴奏到‘两只’二字时那种无可言说的凄凉乐调使我们抑郁的心情无法忍受了。哈里斯像小孩子一般呜咽抽泣起来；那只小狗也跟着往往乱叫，似乎把它的心脏或者喉咙都要叫破了。”（233）弗洛伊德认为眼睛是文学作品中表达暗恐焦虑的常见象征，“担心眼睛受损或失掉眼睛是儿童最大的担忧。许多成年人仍然残留着这种恐惧，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肉体的伤痛比眼睛受伤更可怕了。我们也习惯于说像爱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惜某样东西。对于许多梦，妄想和神话的研究告诉我们：对自己眼睛的焦虑，担心失明，常常足以抵得上对遭受阉割的恐惧。”（弗洛伊德278）在小说中，对遭受阉割的恐惧使得船上三人彻底失去了在风雨继续划船前进的英雄气概，无法继续维持欢快的气氛，并彻底放弃了冒雨旅行，弃船逃回伦敦。
无论是夜晚迷路还是风雨同舟，“我”在划船旅行过程中产生的恐惧都来自周围环境的变化，原本熟悉的泰晤士河两岸秀丽山川和建筑引起了和晴天时完全不同的心理体验。“这类事物可以追溯到某些我们早就知道的、久已熟知的东西。”（弗洛伊德 266）而船上的人所熟知的并不仅仅是眼中能看到自然景致，还有他们内心深处回归自然的原始渴望。晴天时，他们与自己的原始欲望达成共识，享受着河上美景，想象自己重回自然怀抱。当黑暗和风雨来临，熟悉的景致发生变化，他们不得不在大自然的严峻考验之中重新审视自己的渴望，意识到现代人已经和他们生活在密林间的祖先相距甚远，并不具备在原始环境下生存的能力，这是产生恐惧的深层心理原因。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对熟悉食物产生的恐惧可以追溯到古老的泛灵论宇宙观，“认为宇宙间充满了人的灵魂；主体对自己的精神活动过程基于自恋而自视甚高；相信思维的无所不在和基于这种信仰而认为巫术的无所不能；认为各种外在的人和物所具有的魔力或超自然的力量有严格的规定；以及所有其他臆造，人在毫无节制的自恋发展阶段凭借这些臆造，企图奋力回避毫不留情的现实的禁令。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经历过一段与原始人的泛灵阶段相对应的自身发展时期，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度过这个阶段，而不残留下一些痕迹，这些痕迹还会显现出来，每一件让我们感到神秘，恐怖的东西都是因为它触动了我们内部残留的泛灵的思想活动的痕迹，从而使这些痕迹又明白地显现出来了。”（弗洛伊德 288）在小说中，大自然在“我”眼前多以一位女性的形象出现，是哺育了原始人类的母亲，在她身上得到滋养的子女们最终受到现代文明的诱惑，离开了她的怀抱。只有在黑夜里遙望天空，人们才能重新找回母性的安慰，“我们站在那光影朦胧，宏伟而深沉的圆穹之下，带着一半企求，一半恐惧的心情，仰望着上面飘忽屋顶的神奇幻想。”（120）和原始自然中的人类不同，人类再也不能毫无羞愧地获得母亲的滋润，他们在文明社会中承受的痛苦是无法消除的，“我们站在她面前默默无言，因为没有语言能够表达我们的苦痛，我们只能呜咽呻吟。而夜的心灵却充满着怜悯之情，她无法解除我们的苦痛”（120），黑夜唤醒了人内心的恐惧，却又充满仁慈和灵性，能够指引人们升华至更高境界，“在那里发出一种神奇的光辉，昭示人生的真谛，象一卷书籍展示在我们眼前，我们认识到‘苦痛’和‘忧愁’不过是上帝的两个小天使而已。”（120）黑夜在人的面前仍然是充满灵性的，蕴藏着神奇的光辉。
夜晚是自然循环带来的时间带，人们虽然感到恐怖却尚能向自然母亲靠拢，寻求安慰。与之相比，下雨天时的大自然即使在白天也没有太阳的光线，在人们的心目就成了一个更为可怕乃至无情的母亲，“这时和她在一起，就感到凄凄戚戚。她好像不认识我们，更无心照顾我们。她像一个失去了亲爱的丈夫的寡妇，当孩子们抚摸她的双手，抬头向她凝视时，她冷漠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230）在这样的天气之中，人们和自然的所有对话停止了，只剩下恐惧和孤独，但人的本能依旧在寻找同自然的连接。在风雨中划船，“我”唱了一首吉普赛人的歌给自己鼓劲。在西方文化中，总是在流浪的吉普赛人一直被视作是最后一个与自然保持共生关系的族群，“他们放浪着未受理性文化障碍所异化的自然天性和自然行为，他们用感性、自觉和大自然对话，无意识地遵循着生命本体的自由冲动。”（杜进 72）当船上三人发现他们无法像歌中唱的那样在风雨中做大自然的儿女，喜爱下雨天，他们的歌声就终止了。“唱到‘我不管下雨，我不管！’这句歌词，已经明确地唱出了我们每个人哀伤的心情，似乎没有必要再唱下去了。”（233）放弃了在恶劣天气下继续行船的想法，三人偷偷摸摸上了岸，坐火车回到伦敦。临行前还不得不向普恩的管船人撒谎，告诉他第二天他们还会来继续划船，请他把船准备好，只因为“我们没脸对他说我们是从雨里逃出来的。”（235）如果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春游，在恶劣天气中放弃原定的行程原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三怪客”中的“我”在行前满心以为自己能够通过这次旅行重新找回人与自然的联系，在自然中解放天性，升华自我。而每当周围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我”就会感受到来自原始本能的“暗恐”，随着旅行的继续，也越来越意识到已经被文明的便利和现代都市驯服的人是无法在原始状态下生存的，失去了战胜恶劣天气条件的勇气，并因此感到羞愧。
《三怪客泛舟记》的英文题名为《Three Men in a Boat》，中文译名将三人称之为“怪客”指的是他们在划船旅行时个性乖张，行为滑稽，引人发笑，特别是三人结束旅行后重返伦敦，由于衣着邋遢破烂，一出现在剧院就成了众人围观的对象。尽管“我”重回大自然怀抱的愿望落了空，对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而言，外表奇特的三人已经成为了来自蛮荒地带的野蛮人，“我们解说了半天，才使那个售票员相信，我们不是‘从喜马拉雅山来的世界著名的柔体杂技演员’。”（235）改变了的衣着和外貌是野外生存在三人身上留下的痕迹，是回归自然短暂经历的明证，在伦敦社交圈却成了奇观，“所谓的怪物就词源意义而言，就是被展示的东西。”（福柯 63）卖票人眼中喜马拉雅山来的杂技演员这一形象说明三个人的外表使人认为他们已经是文明社会之外的怪物，具有异于常人的体格，也即是他们看起来已不是体面的具有理性的人。福柯认为人类对异形的恐惧具有悠久的历史，“自古代以来，尤其自中世纪以来，这种恐惧就使动物界具有不可思议的日常特征、令人战栗的怪异形象和无法倾吐的焦躁。”（福柯 67）三人重返文明社会时的形象在正常人看来是近乎癫狂的，反映了整个文明对人类原始自然动物状态的集体性恐惧。野生的形象是短暂的，三人很快重新变回了文明人。他们享受城市的舒适和安逸，到餐馆里享用了一番现成的美食，席间哈里斯祝酒称：“我们衷心感谢我们年高的泰晤士河父亲—不过，我想，我们离开他老人家的时候，也作了精彩的表演。我为平安离船的三位先生干杯！”（237）在小说中，这是泰晤士河第一次以男性的父亲形象出现，回到文明间的三人已经彻底摆脱了在河上时向他们袭来的被阉割的恐惧，重新找回了男性的自尊和对自我的肯定，成功压制了人类原始属性引发的暗恐。
《三怪客泛舟记》曾被英国《绅士》杂志评为“史上最幽默的五十部作品”之一。一位真正懂得幽默的作家对于生活往往有比常人更深刻的感受，“他把畸形、乖谬的现象往往看做是社会的缺陷，人类的弱点；他在解剖嘲笑别人的同时，也用于自嘲自剖；他在嬉笑中袒露自己纯真赤城的灵魂；他希求人们在相互搀扶中一起踏着布满荆棘的道路前进。”（萧飒 22）三位好友泛舟泰晤士河的经历生动而富有吸引力，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都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到快乐。小说诙谐和令人捧腹的文字背后是作者杰罗姆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类生存状况变化的敏锐观察。泰晤士河上的三位都市怪客渴望亲近自然，拥抱健康生活，却又无法舍弃现代文明的享受，一上船就相互推诿划船的苦差，一遇到自然界的考验就败下阵来，直至今日仍是许多都市人的通病。小说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极具自嘲自剖的精神，泰晤士河上的“我”时而借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针砭时弊，暗讽世态人情；时而追古溯今，通过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具有个体共性的人性缺陷和具有时代共性的社会问题加以呈现，使读者在会心一笑之余，也能联系自身进行思考，对文明社会中自我的生存状态进行审视。
参考文献：
[1]杜进：《吉普赛女郎与吉普赛情结》，《安庆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4期。
[2]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2。
[3]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常宏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4]杰罗姆·K·杰罗姆：《三怪客泛舟记》，劳陇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5]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敬中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2。
[6]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86。
[7]萧飒、王文钦、徐智策：《幽默心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关键词：暗恐；自然；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4
出版于1889年的《三怪客泛舟记》是一本英国作家杰罗姆与两位好友泛舟泰晤士河后写下的游记小说，文字幽默诙谐，一经出版便大受欢迎，不仅被翻译成各国文字，还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再版和重印，受欢迎程度连作者本人在自序中都表示惊讶，“我也曾写过其他一些书，似乎比这本书更为隽妙，更为幽默；可是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却牢牢记着我是《三怪客泛舟记》的作者……”。这本看似情节简单，结构松散的小书记录了 “我”在沿泰晤士河十来天旅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在船上发生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随着三人泛舟溯流而上，泰晤士两岸的自然风景，人文地标，人情风貌在读者面前以轻松愉快，富有生机的格调徐徐展开，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英国城乡居民生活的风貌，也记录了“我”在旅途中对历史人物，人生价值和某些社会问题的思考，这些话题大多由生活琐事引出，在幽默中以小见大，蕴藏着更为深刻的内涵。
19世纪末，英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批农业人口涌入城市，英国的城乡面貌和各阶层人口的生活状况随之发生了变化，中产阶级城市居民的工作和休闲活动开始具有现代生活的雏形。随着社会经济和商业活动的发展，城市中的零售，金融，会计，广告，贸易等行业创造了许多“白领”工作岗位，“三怪客”中的乔治就是一名在银行上班的职员。另一位“怪客”哈里斯显然对这个新兴岗位不以为然，“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在银行里干什么正经事情”（20）。他认为乔治是有意把划船的苦差事留给其它两人，“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他那个银行又有什么用处呢？”（20）与此同时，工薪阶层中较为富裕的人口也开始享受到工业化大发展带来的好处，饮食得到改善，能够享用肉类和奶制品，生活变得更为便利，能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肥皂保持清洁的仪表。小说中“三怪客”上岸到马罗市采购接下来三天水上旅行需要的补给，“我们在旅馆里买了一个大牛肉锅饼，几个醋栗果馅饼，一条羊腿，还有水果、蛋糕、面包、黄油、果酱、火腿、鸡蛋，以及其他一切我们在城里所能搜集到的东西（159）”。庞大的运送队伍使得岸上的船夫以为三人开的是小火轮或水上大游艇。河上旅行历来是皇室和贵族热爱的休闲活动，现代社会的民主进程使得泰晤士河道成为普通市民的游乐场所。在《三怪客泛舟记》中尚属新潮的中产阶级生活模式已在当代社会成为普遍状况，而身处小舟之上的“我”用滑稽的口吻提及的划船抢道，给摄影师摆拍，占用公共水道等社会现象也仍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着，这也是小說能够经久不衰，一直受到各国读者欢迎的原因。
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农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作方式逐渐被从家中往返工作地点的城市通勤所取代。小说中提到乔治曾经忘记给表上发条，深夜起床去上班。他冲到楼下，“客堂里黑洞洞的，静悄悄，不见人影，炉子也没有生，早饭也没有做。乔治说这个吉宾斯太太真够糊涂的，晚上回来时得好好教训她几句”（124），直到上街准备搭公共汽车，乔治才发现周围夜黑雾浓，冷冷清清，原来是他搞错了时间，成了巡逻警察眼中的可疑人物。工业化社会对守时和准确的追求，都市生活节奏的缓慢形成，使得城市居民向往和憧憬田园牧歌式的自由生活。由于这一时期的土地价值尚属低廉，都市中产阶级纷纷到乡间购买房产，用于休闲度假。对小说中的“三怪客”而言，泛舟泰晤士河上是最好的回归大自然怀抱之举。在“我”的想象中，三人将在河边露营，夜幕四垂，河水低吟，船上欢声笑语。美好而富有诗意的旅程是为了回归一个原本年轻而美好的世界，“到后来，虚伪、邪恶的文明引诱我们，使我们脱离了她那慈爱的怀抱；人世间充满了奸诈虚伪，恶意嘲讽；使我们回想起过去和她一起过的纯洁朴素的生活，回想起几千年前人类诞生时朴实无华的老家”（16），摆脱尘世的烦恼和牵绊，“你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和工作，你可以尽情享受人生温煦的阳光—你可以倾听风神传送来你周围人们心弦（string）上鸣奏的乐曲。”（29）
在出发之前，“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俗世给人生带来的负担。三个人开出的第一张物资清单东西太多，不可能带上一条小船。这引发了我对人生的感慨，“试看，在我们人生的航程中，有多少人在他们的航船上装满了许多一无用处的东西，使航船常常有颠覆的危险。这些东西，他们认为都是航行的舒适和愉快所必需的，实际上都是些毫无用处的烂木头。”（28）这些“烂木头”使划船人疲于驾船，无暇欣赏岸上的美景。在规划未来旅途的过程中，“我”俨然已经将小船看做了承载着尼采式哲思，脱离人世间苦海的象征。心上流淌的乐声是由日神的弦乐器吹奏的，“它（日神）以崇高的姿态向我们指出，整个苦恼世界是多么必要，个人借之而产生有解脱作用的幻觉，并且潜行静观这幻觉，以便安坐于颠簸小舟，渡过苦海。”（尼采71）尽管“我”此刻沉迷于对旅途的美妙幻想之中，到了真正出发的时候，三人的小船并未真正轻装上阵，“必备物品”装了一个大旅行包外加俩大篮子，甚至包括了喝下午茶的茶具，预示着这趟旅程并不是真正的回归自然之旅。十九世纪末期，尽管人人向往悠闲的乡间生活，城市的居民们已经开始习惯工业化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便利，回到与自然共同生活的原始状态在主观上已经不太可能实现了。另一方面，工业化大生产也给城市带来了污染，对环境造成了破坏。除了小说中屡次提到的雾霾外，泰晤士河水也变得不再清澈。三人到达斯特里特莱后，用泰晤士河水洗了衣服，却发现衣服比之前更脏了，“你瞧，从雷丁到亨莱这一带河流里的水比以前更清澈了，因为这一带河流里的污染都聚集起来，吸收到了我们的衣服里去了。”（206）泰晤士河的天然水质已无法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在船上远离尘嚣，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风光雨露只是诗意的幻想。 乡村田园风光对于从事文字创作的“我”来说也是追求美学极致的理想场所。坐在船上的“我”不禁想起了以往旅行中的感受，当时“我”倚身靠在一个乡村小教堂周围的矮墙上，沉浸在眼前的美景中，“这景色多么优美，多么富于田园诗意；使我心灵得到感召。我感到我心地善良而纯洁；祛除了一切邪恶的思念。”（77）正当“我”体验自然美景的崇高（sublime）之时，墓园看守人跑来打断了静思。原来探访墓地是当时人们消磨闲情逸致的一项流行活动，看守人坚持要为我引路，甚至搬出了骷髅头作为看点，最后“我”只得落荒而逃。而哈里斯却对探访墓园十分感兴趣，参加这次旅行的最初目的正是为了探访汤玛斯夫人之墓。与杰罗姆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评论家马修·阿诺德曾经在谈到当时社会的审美品位时说热衷生产，为俗务所困的中产阶级品位低下，“贵族的澄澈宁静，无琐事之虞的潇洒很可以用来反衬严厉的中产阶级想要树立的生活方式，帮助人们认识其庸俗丑陋的真面目”（阿诺德 52） ，但是贵族的无所事事意味着他们在思想上也是毫无建树的，“在如今这样开放的年代，充满思想的年代，我们从贵族身上看到的也许更多的是无用和贫乏，而不是平和宁静。”（阿诺德 52）阿诺德一贯致力于提倡树立文学作品的经典体系，强调大众应该摆脱低俗的品位和兴趣。无论他的这番评价是否公允，都反映出此时人们的欣赏水平和审美情趣还处在初始阶段。中产阶级的市民们尤其不懂得鉴别和区分高尚和低俗的趣味。在小说中，无论“我”如何拒绝，看墓人始终认定人人都喜欢欣赏坟地墓碑，一再向我推荐。尽管“我”在旅途中处处寻找自然带来的崇高（sublime），想要重新连接自然以实现精神的升华，“我”的同伴却没有同样的需求。最初促使三人踏上旅途的其实是各自对健康问题的忧虑，打算换换环境，充分休息。当我提出要去一个古朴幽静的地方，“在世人遗忘的角落里，神仙隐藏的地方，摆脱一切尘世的纷扰”（7），哈里斯却不同意，因为“在那种地方，人们八点钟就得上床睡觉；要买张《公正报》看看，永远买不到；要买点烟丝得走上二十英里。”（8）哈里斯正是阿诺德痛恨的“庸俗”中产阶级的典型形象，不仅不愿从俗事杂务中抽身，对追求内心的宁静平和也毫无兴趣。和这样的同伴同坐一条船，“我”想要接近大自然，展开精神之旅的愿望注定无法真正实现。除了船上三人的审美品位大不相同以外，船上旅行的不便和恶劣的天气也很快使“我”亲近大自然的愿望化成了乌有。除了对自然的憧憬和热爱以外，在“我”的心中还有来自原始本能的“暗恐”，这是旅行最终草草收场的更深层次心理原因。
白天的泰晤士上蒸汽船，游船，渔船等各类水上交通工具川流不息，河道两岸各色各样的人们来来往往，热闹而欢愉。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或是欣赏两岸风景或是俯仰岸上的古迹，思绪万千，有时还会就着回忆中或是此次旅行中的轶事插科打诨一番，心情是轻松而愉快的。但是当“我”和哈里斯划着小船经过米德尔赛克斯河岸一带的汉普敦故宫时，“我”意识到夜晚的光景与白天完全不同，古老优雅的宫院变得阴森恐怖。人人都想要从乡村涌到城市来，都是因为“到晚来，大地已經沉睡，只有我们还醒着，啊！这世界是何等寂寞凄凉，我们不能不感到恐惧，正如小孩子关在冷静的房间里一样。”（67）白天生机蓬勃，让人心情舒畅的自然到了夜晚却是恐怖和骇人的。夜晚的人类仿佛回到了无助的幼年时期，在自然面前变得弱小和孤独。弗洛伊德在谈论暗恐时曾经提到一种自我认识退化的状态，“这些形式是对自我认识的感情正在进化过程的某些阶段的回复，那时我们还没有将自己同外部世界和其他人完全分开”（弗洛伊德284），这是带来暗恐的一部分原因。人对自我的肯定和自信在夜晚消失殆尽，“听到寒风飒飒吹过暗林，感到自己是何等的孤独和渺小。”（67）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成群结队地涌到城中去，“在那里，万盏明灯构成无比巨大的营火，让我们大家围着营火，一边欢呼，一边歌唱；我们就感到无所畏惧了。”（68）城市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即使在黑夜也有着灿若白昼的灯火，就像一个安全的堡垒，将人和外部的蛮荒世界隔离。在城市中，人们恢复了对自我的认知和界定，克服了对黑夜的恐惧。
在旅途中“我”还想起了另一次令人心生恐惧的经历。当时我和我的表妹一起划船去戈林地方。由于天色将晚，打算在地图上一英里半外的沃琳福特水闸上岸。谁知两人一直划到天色漆黑都没能找到这个水闸。“河面暗影憧憧，更觉阴森可怕，神秘莫测。我想到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想到水边迷人的女妖，整晚坐在岩石上，引诱人们掉进漩涡里淹死。我越想越害怕；”（109）出于对当下处境的恐惧，“我”已经开始对周围水域产生了幻想，完全被心中的“暗恐”所捕获。“当想象和现实之间的界线一旦消失，即我们一直以为是想象的东西突然出现在现实中，或某个象征具有了它所象征的全部功能，等等诸如此类的情况时，神秘和恐怖的感觉便油然而生。”（292）泰晤士河道上原本是用水闸作为地标来分段的，划船人可以在此找到上岸的码头，到周围的乡镇去休憩或是补充旅途所需的物资。“我”和表妹面前却只有一条没有中界点的河道，延绵不断的水域和似乎永无穷尽的旅途。面对连续重复的水面，在非现实体验中感到恐惧的两人甚至觉得自己在做梦。重复是带来暗恐的常见诱因。“这些本来很单纯的事情，由于不自觉的重复而有了神秘、恐怖的气氛，使我们对本以为纯属‘巧合’的东西也不得不产生了天数锁定，在劫难逃的想法。”（弗洛伊德285）幸运的是，此时河上忽然传来了手风琴的演奏声，尽管演奏水平非常拙劣，对船上的人来说却胜过仙曲。原来是一群乡村小伙和姑娘正在月夜泛舟，他们告诉“我”沃琳福特水闸已经拆掉一年多了。在“我”的心灵获救之际，我感到此时若琴声十分美妙，“把它当作上帝的招魂曲，就更陷于绝望的苦痛之中” （117），而这不成调的曲声“却使我们感到无比亲切动人，心灵得到无上的安慰。”（117）十九世纪末期，西方宗教信仰正在经历一次严重的危机。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建立生物进化论学说，否定了神创说，当时人们的已逐渐摆脱了封建神学的桎梏。小说中几次提到的“上帝”形象多以与尘世对应的形象出现，并不具有严格的宗教意味。因此“我”幻想中的河怪水妖颇具异教色彩，一方面想通过祈祷的方式驱鬼，“但愿我能唱更多的圣诗” （109），一方面又害怕自己的灵魂过早地离开尘世，感到痛苦万分。 三人在到达牛津郡后调转船头，打算划船走完回程，但此时天上下起了蒙蒙细雨，而且雨势逐渐变大。在计划旅行时，三人便认为下雨是水上旅行能遇到的最差状况。河道景色骤变，从晴天承载着两岸和煦温馨风光的仙溪变成了“怨恨重重的大地上，流过的一条幽灵出没的河流”（229），起初三人假装兴致高昂，我和哈里斯还唱起了吉普赛人的歌，决意享受风雨带来的别样风光，很快因为船上的湿气和浸水的食物变得意志消沉。于是乔治拿出他的班卓琴开始唱诙谐的小调，三人试图重新找回旅行的兴致。乔治弹奏的《两只黑眼睛》是一首简单的乐曲，演奏也极其平庸，却使河上忍受凄风楚雨的三人一狗深感震动。“乔治伴奏到‘两只’二字时那种无可言说的凄凉乐调使我们抑郁的心情无法忍受了。哈里斯像小孩子一般呜咽抽泣起来；那只小狗也跟着往往乱叫，似乎把它的心脏或者喉咙都要叫破了。”（233）弗洛伊德认为眼睛是文学作品中表达暗恐焦虑的常见象征，“担心眼睛受损或失掉眼睛是儿童最大的担忧。许多成年人仍然残留着这种恐惧，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肉体的伤痛比眼睛受伤更可怕了。我们也习惯于说像爱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惜某样东西。对于许多梦，妄想和神话的研究告诉我们：对自己眼睛的焦虑，担心失明，常常足以抵得上对遭受阉割的恐惧。”（弗洛伊德278）在小说中，对遭受阉割的恐惧使得船上三人彻底失去了在风雨继续划船前进的英雄气概，无法继续维持欢快的气氛，并彻底放弃了冒雨旅行，弃船逃回伦敦。
无论是夜晚迷路还是风雨同舟，“我”在划船旅行过程中产生的恐惧都来自周围环境的变化，原本熟悉的泰晤士河两岸秀丽山川和建筑引起了和晴天时完全不同的心理体验。“这类事物可以追溯到某些我们早就知道的、久已熟知的东西。”（弗洛伊德 266）而船上的人所熟知的并不仅仅是眼中能看到自然景致，还有他们内心深处回归自然的原始渴望。晴天时，他们与自己的原始欲望达成共识，享受着河上美景，想象自己重回自然怀抱。当黑暗和风雨来临，熟悉的景致发生变化，他们不得不在大自然的严峻考验之中重新审视自己的渴望，意识到现代人已经和他们生活在密林间的祖先相距甚远，并不具备在原始环境下生存的能力，这是产生恐惧的深层心理原因。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对熟悉食物产生的恐惧可以追溯到古老的泛灵论宇宙观，“认为宇宙间充满了人的灵魂；主体对自己的精神活动过程基于自恋而自视甚高；相信思维的无所不在和基于这种信仰而认为巫术的无所不能；认为各种外在的人和物所具有的魔力或超自然的力量有严格的规定；以及所有其他臆造，人在毫无节制的自恋发展阶段凭借这些臆造，企图奋力回避毫不留情的现实的禁令。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经历过一段与原始人的泛灵阶段相对应的自身发展时期，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度过这个阶段，而不残留下一些痕迹，这些痕迹还会显现出来，每一件让我们感到神秘，恐怖的东西都是因为它触动了我们内部残留的泛灵的思想活动的痕迹，从而使这些痕迹又明白地显现出来了。”（弗洛伊德 288）在小说中，大自然在“我”眼前多以一位女性的形象出现，是哺育了原始人类的母亲，在她身上得到滋养的子女们最终受到现代文明的诱惑，离开了她的怀抱。只有在黑夜里遙望天空，人们才能重新找回母性的安慰，“我们站在那光影朦胧，宏伟而深沉的圆穹之下，带着一半企求，一半恐惧的心情，仰望着上面飘忽屋顶的神奇幻想。”（120）和原始自然中的人类不同，人类再也不能毫无羞愧地获得母亲的滋润，他们在文明社会中承受的痛苦是无法消除的，“我们站在她面前默默无言，因为没有语言能够表达我们的苦痛，我们只能呜咽呻吟。而夜的心灵却充满着怜悯之情，她无法解除我们的苦痛”（120），黑夜唤醒了人内心的恐惧，却又充满仁慈和灵性，能够指引人们升华至更高境界，“在那里发出一种神奇的光辉，昭示人生的真谛，象一卷书籍展示在我们眼前，我们认识到‘苦痛’和‘忧愁’不过是上帝的两个小天使而已。”（120）黑夜在人的面前仍然是充满灵性的，蕴藏着神奇的光辉。
夜晚是自然循环带来的时间带，人们虽然感到恐怖却尚能向自然母亲靠拢，寻求安慰。与之相比，下雨天时的大自然即使在白天也没有太阳的光线，在人们的心目就成了一个更为可怕乃至无情的母亲，“这时和她在一起，就感到凄凄戚戚。她好像不认识我们，更无心照顾我们。她像一个失去了亲爱的丈夫的寡妇，当孩子们抚摸她的双手，抬头向她凝视时，她冷漠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230）在这样的天气之中，人们和自然的所有对话停止了，只剩下恐惧和孤独，但人的本能依旧在寻找同自然的连接。在风雨中划船，“我”唱了一首吉普赛人的歌给自己鼓劲。在西方文化中，总是在流浪的吉普赛人一直被视作是最后一个与自然保持共生关系的族群，“他们放浪着未受理性文化障碍所异化的自然天性和自然行为，他们用感性、自觉和大自然对话，无意识地遵循着生命本体的自由冲动。”（杜进 72）当船上三人发现他们无法像歌中唱的那样在风雨中做大自然的儿女，喜爱下雨天，他们的歌声就终止了。“唱到‘我不管下雨，我不管！’这句歌词，已经明确地唱出了我们每个人哀伤的心情，似乎没有必要再唱下去了。”（233）放弃了在恶劣天气下继续行船的想法，三人偷偷摸摸上了岸，坐火车回到伦敦。临行前还不得不向普恩的管船人撒谎，告诉他第二天他们还会来继续划船，请他把船准备好，只因为“我们没脸对他说我们是从雨里逃出来的。”（235）如果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春游，在恶劣天气中放弃原定的行程原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三怪客”中的“我”在行前满心以为自己能够通过这次旅行重新找回人与自然的联系，在自然中解放天性，升华自我。而每当周围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我”就会感受到来自原始本能的“暗恐”，随着旅行的继续，也越来越意识到已经被文明的便利和现代都市驯服的人是无法在原始状态下生存的，失去了战胜恶劣天气条件的勇气，并因此感到羞愧。
《三怪客泛舟记》的英文题名为《Three Men in a Boat》，中文译名将三人称之为“怪客”指的是他们在划船旅行时个性乖张，行为滑稽，引人发笑，特别是三人结束旅行后重返伦敦，由于衣着邋遢破烂，一出现在剧院就成了众人围观的对象。尽管“我”重回大自然怀抱的愿望落了空，对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而言，外表奇特的三人已经成为了来自蛮荒地带的野蛮人，“我们解说了半天，才使那个售票员相信，我们不是‘从喜马拉雅山来的世界著名的柔体杂技演员’。”（235）改变了的衣着和外貌是野外生存在三人身上留下的痕迹，是回归自然短暂经历的明证，在伦敦社交圈却成了奇观，“所谓的怪物就词源意义而言，就是被展示的东西。”（福柯 63）卖票人眼中喜马拉雅山来的杂技演员这一形象说明三个人的外表使人认为他们已经是文明社会之外的怪物，具有异于常人的体格，也即是他们看起来已不是体面的具有理性的人。福柯认为人类对异形的恐惧具有悠久的历史，“自古代以来，尤其自中世纪以来，这种恐惧就使动物界具有不可思议的日常特征、令人战栗的怪异形象和无法倾吐的焦躁。”（福柯 67）三人重返文明社会时的形象在正常人看来是近乎癫狂的，反映了整个文明对人类原始自然动物状态的集体性恐惧。野生的形象是短暂的，三人很快重新变回了文明人。他们享受城市的舒适和安逸，到餐馆里享用了一番现成的美食，席间哈里斯祝酒称：“我们衷心感谢我们年高的泰晤士河父亲—不过，我想，我们离开他老人家的时候，也作了精彩的表演。我为平安离船的三位先生干杯！”（237）在小说中，这是泰晤士河第一次以男性的父亲形象出现，回到文明间的三人已经彻底摆脱了在河上时向他们袭来的被阉割的恐惧，重新找回了男性的自尊和对自我的肯定，成功压制了人类原始属性引发的暗恐。
《三怪客泛舟记》曾被英国《绅士》杂志评为“史上最幽默的五十部作品”之一。一位真正懂得幽默的作家对于生活往往有比常人更深刻的感受，“他把畸形、乖谬的现象往往看做是社会的缺陷，人类的弱点；他在解剖嘲笑别人的同时，也用于自嘲自剖；他在嬉笑中袒露自己纯真赤城的灵魂；他希求人们在相互搀扶中一起踏着布满荆棘的道路前进。”（萧飒 22）三位好友泛舟泰晤士河的经历生动而富有吸引力，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都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到快乐。小说诙谐和令人捧腹的文字背后是作者杰罗姆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类生存状况变化的敏锐观察。泰晤士河上的三位都市怪客渴望亲近自然，拥抱健康生活，却又无法舍弃现代文明的享受，一上船就相互推诿划船的苦差，一遇到自然界的考验就败下阵来，直至今日仍是许多都市人的通病。小说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极具自嘲自剖的精神，泰晤士河上的“我”时而借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针砭时弊，暗讽世态人情；时而追古溯今，通过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具有个体共性的人性缺陷和具有时代共性的社会问题加以呈现，使读者在会心一笑之余，也能联系自身进行思考，对文明社会中自我的生存状态进行审视。
参考文献：
[1]杜进：《吉普赛女郎与吉普赛情结》，《安庆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4期。
[2]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2。
[3]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常宏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4]杰罗姆·K·杰罗姆：《三怪客泛舟记》，劳陇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5]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敬中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2。
[6]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86。
[7]萧飒、王文钦、徐智策：《幽默心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