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的转向将提高生育率和出生率，导致中国消费率提升、压低储蓄率，这会抑制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对房价的上涨起到抑制作用。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允许以“单独二孩”的方式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这代表中国人口政策的一个方向性转变：从控制人口增长的低生育率转向保持人口均衡增长的合理生育率政策；这一转变将带来生育率和出生率的提高，提升幼儿抚养比；将提高消费率，压低储蓄率，降低经济中的投资需求，也将抑制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起到抑制作用。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到80年代正式成为基本国策，开始强制实行。计划生育的实行导致中国妇女生育率大幅下降，对抑制人口总量增长起到显著作用，同时也带来了人口结构的不平衡，即幼儿抚养比迅速下降，近年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
　　我们认为，未来计划生育政策还将进一步放松为允许“普遍二孩”，即将政策生育率从现在的1.5个孩子放松到两个孩子。如果放松政策生育率还不能起到提高现实生育率的效果，政策将会转向鼓励生育。
　　生育率的变化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比如婴儿死亡率降低、妇女经济地位提高、人均收入增长等都会导致生育率下降。中国生育率大幅下降主要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而婴儿死亡率降低和妇女地位提高的过程则始于上世纪50年代，城市人均收入大幅上升则主要始于90年代以后。因此，当前如此低的生育率水平主要拜计划生育政策所赐。
　　虽然东南亚一些国家没有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也降到很低的水平，但这主要发生在城市化基本完成、社会保障大幅改善和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之后。而中国还没有达到这一步，尤其在农村地区。所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提高政策所允许的生育率，中国的实际生育率有望提高。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改革将提高中国的平均消费倾向，消费率存在上升趋势，生育率的提高将加速这一进程。生育率提高使出生婴儿增加，将提高消费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加剧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的趋势。
　　从宏观经济的代际跨期决策来说，生产者占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导致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投资增速放缓，储蓄率和投资率降低。这进一步会降低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抑制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人们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影响是房价。人口数量的增加会带来住房刚性需求的增加，但同时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和货币条件趋紧又会抑制住房的投资性需求。这两个反向的力量哪个是主导的呢？
　　相比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巨大存量，新增的 “刚需”数量有限。如果未来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逐步提高到2.0，则10年间将多出生2000万人口，按照人均30平方米的住房标准，这些新增人口带来的增量住房需要约为6亿平方米，平均每年增加住房需要6000万平米。2012年中国住房销售面积为11亿平方米，因此新增的住房需要占当年住房销售面积的5%。
　　更重要的是，通常所说的房地产泡沫主要指投资性需求所带来的房价上涨。中国城镇的住房空置率，显著超过其他经济体，这说明我们住房的投资属性较强，是导致过去10多年房价大幅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人口政策的调整所带来的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本身就反映家庭的储蓄意愿下降，而购买房地产是家庭储蓄或者投资的最主要形式。我们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住房的投资性需求的抑制将超过其对住房的消费性需求的拉动，从而限制房地产价格在高位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