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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爆炸引发地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苏联科学家向苏联最高统帅部建议：通过向富士山口投掷威力巨大的航空炸弹，在日本本土引发大地震，结束战争。幸运的是，这个计划没有得到批准，否则，将会发生一场远比长崎和广岛更惨烈的人间悲剧。
20世纪60年代，苏联科学家在进行地下核爆炸效应实验时惊奇地发现，进行地下核试验后若干天，往往会在距离实验地点数百公里乃至数千公里外的某个地区发生强烈的地震。通过分析大量实验数据，科学家们证实地震与核爆炸有关。这一发现震惊了苏联政界和军界的高层领导。苏联军方马上意识到：对此加以利用，地下核冲击波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致命武器。在本国或己方控制的地区选择适宜位置，将核武器秘密置于地下深处爆炸，能够让数百公里乃至数千公里外的敌国或敌占区发生破坏性地震，对方很难事先发现。这无疑是一种杀伤力巨大、足以瘫痪对方国民经济的战略武器。受害者以为是天灾所致，使用者却可以逃避国际舆论谴责。
太平洋底核战争
1961年，苏联在北极圈内新地岛成功试爆一颗当量为5000万吨TNT的热核弹。不久，苏联特工搞到一份美国军事科技情报文件集，呈送给赫魯晓夫。文件集中，有一篇美国潜艇遭遇苏联超级爆炸物冲击波袭击的报告。美国人在报告中说，大爆炸使潜艇几乎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次打击使得美国上下一片惊慌，担心苏联人会在美国海岸深水区内投放热核爆炸物，引发沿海地区海啸，淹没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
在苏联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率领下，大批苏联科学家投入到“大地构造武器”（即地震武器）的研制工作中。萨哈罗夫主张：一旦美苏开战，苏联应在第一时间内在美国海岸深水区投掷热核炸弹。经过大量精密计算，苏联人失望地发现，由于北美大陆架延长线过长，水深不够，在这里进行水下攻击的设想很难变成现实。这项计划暂时搁浅，有关研究工作却并未就此罢手，苏联人又将目光投向大洋深处。
20世纪70年代，苏联情报机构获得信息：美国人正在探测太平洋深处地层断口，有可能借此发动一场地球物理大战。为防止美国人先下手，苏联领导人命令克格勃在海底先放两枚核弹，以便在必要时抢先引爆核弹，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引发海啸。几名苏联总参谋部情报局特工乘坐深海潜艇，下潜至太平洋洋底，完成了深海地层断口探测工作。这些特工因此获得“苏联英雄”金星勋章，他们的姓名至今仍是高度机密。
地震预报被雪藏
1979年，苏联科学家伊克拉•克里莫夫率领阿塞拜疆科学院科学家，开始地球物理学武器（代号“墨尔库里斯-18”工程）研制工作。苏联国防部的一份文件称，共有22个科研单位参加了“墨尔库里斯-18”军事计划。
克里莫夫研究小组以巴库地震研究所为中心，组建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对地下核爆炸引起的地下变化进行研究，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取得重大成功。他们得出结论：核爆炸产生的地下能量可在离震中很远的地方蓄积起来，且能量很大，以后再进行一次定向爆炸，就能把这些地下能量全部释放出来。借助这一成果，克里莫夫小组成功地掌握了地震预报技术。可惜的是，地震预报这一被人类苦苦追寻了几千年的重要技术，并没有被应用在维护人类利益上，而是被锁进保险柜，服务于地震武器的研制工作。
苏联实验得出的一组数据显示：一枚一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在一定深度的地下爆炸，造成的地面破坏程度相当于里氏5.3级地震；一枚十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在地下爆炸，则可诱发里氏6.1级地震。由莫斯科地质研究所科学家尼古拉斯领导的科研小组甚至断言，1988年在外高加索中南部亚美尼亚发生的大地震，就是由于两天前相距3200余公里的地下核爆炸实验而加速到来的。在这次大地震中，有4.5万人丧生。
苏联著名的地震学权威尼古拉耶夫对核爆炸与地震的关系作了如下论述：“核爆炸的后果从来不是立刻出现的。地震有可能在爆炸之后两天、一周或几周之后发生。这一延迟出现的后果，使地震武器具备了极强的隐蔽性。因此，任何一方都难以断定，本地发生的地震是否与数日前发生于几百公里外的一次核爆炸有关。”
水星计划终流产
1987年11月30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下达命令，加速对大地构造武器，即地震武器的研究，这就是“水星计划”。
“水星计划”旨在研究出能摧毁敌方战略目标的地震武器。计划的细则包括：确定近期预报和长期预报的主要参数；研究安装在航天器上的预报装置的战术和技术资料；研究利用弱地震场对震源进行远距离作用的方法；研究利用弱地震场传送爆炸产生的地震能的可能性等。
为了保证克里莫夫小组工作的顺利进行，苏联国防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地震科学家鲍恰洛夫为首的督察小组。鉴于克里莫夫的工作进展，鲍恰洛夫建议克里莫夫小组首先研制“构造弹”。1988年，克里莫夫小组在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巴特金市以东50公里处进行了首次实验。
苏联在地震武器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克里莫夫自信地说：“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不但可以在可能发生地震的地方引发地震，而且还可在不大可能发生任何地震的地方引发地震。”但是，由于苏联解体，实验所需的大批资金没了着落，这项毁灭性的实验被迫中止了。
（摘自《环球时报》图/亚拉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苏联科学家向苏联最高统帅部建议：通过向富士山口投掷威力巨大的航空炸弹，在日本本土引发大地震，结束战争。幸运的是，这个计划没有得到批准，否则，将会发生一场远比长崎和广岛更惨烈的人间悲剧。
20世纪60年代，苏联科学家在进行地下核爆炸效应实验时惊奇地发现，进行地下核试验后若干天，往往会在距离实验地点数百公里乃至数千公里外的某个地区发生强烈的地震。通过分析大量实验数据，科学家们证实地震与核爆炸有关。这一发现震惊了苏联政界和军界的高层领导。苏联军方马上意识到：对此加以利用，地下核冲击波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致命武器。在本国或己方控制的地区选择适宜位置，将核武器秘密置于地下深处爆炸，能够让数百公里乃至数千公里外的敌国或敌占区发生破坏性地震，对方很难事先发现。这无疑是一种杀伤力巨大、足以瘫痪对方国民经济的战略武器。受害者以为是天灾所致，使用者却可以逃避国际舆论谴责。
太平洋底核战争
1961年，苏联在北极圈内新地岛成功试爆一颗当量为5000万吨TNT的热核弹。不久，苏联特工搞到一份美国军事科技情报文件集，呈送给赫魯晓夫。文件集中，有一篇美国潜艇遭遇苏联超级爆炸物冲击波袭击的报告。美国人在报告中说，大爆炸使潜艇几乎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次打击使得美国上下一片惊慌，担心苏联人会在美国海岸深水区内投放热核爆炸物，引发沿海地区海啸，淹没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
在苏联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率领下，大批苏联科学家投入到“大地构造武器”（即地震武器）的研制工作中。萨哈罗夫主张：一旦美苏开战，苏联应在第一时间内在美国海岸深水区投掷热核炸弹。经过大量精密计算，苏联人失望地发现，由于北美大陆架延长线过长，水深不够，在这里进行水下攻击的设想很难变成现实。这项计划暂时搁浅，有关研究工作却并未就此罢手，苏联人又将目光投向大洋深处。
20世纪70年代，苏联情报机构获得信息：美国人正在探测太平洋深处地层断口，有可能借此发动一场地球物理大战。为防止美国人先下手，苏联领导人命令克格勃在海底先放两枚核弹，以便在必要时抢先引爆核弹，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引发海啸。几名苏联总参谋部情报局特工乘坐深海潜艇，下潜至太平洋洋底，完成了深海地层断口探测工作。这些特工因此获得“苏联英雄”金星勋章，他们的姓名至今仍是高度机密。
地震预报被雪藏
1979年，苏联科学家伊克拉•克里莫夫率领阿塞拜疆科学院科学家，开始地球物理学武器（代号“墨尔库里斯-18”工程）研制工作。苏联国防部的一份文件称，共有22个科研单位参加了“墨尔库里斯-18”军事计划。
克里莫夫研究小组以巴库地震研究所为中心，组建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对地下核爆炸引起的地下变化进行研究，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取得重大成功。他们得出结论：核爆炸产生的地下能量可在离震中很远的地方蓄积起来，且能量很大，以后再进行一次定向爆炸，就能把这些地下能量全部释放出来。借助这一成果，克里莫夫小组成功地掌握了地震预报技术。可惜的是，地震预报这一被人类苦苦追寻了几千年的重要技术，并没有被应用在维护人类利益上，而是被锁进保险柜，服务于地震武器的研制工作。
苏联实验得出的一组数据显示：一枚一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在一定深度的地下爆炸，造成的地面破坏程度相当于里氏5.3级地震；一枚十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在地下爆炸，则可诱发里氏6.1级地震。由莫斯科地质研究所科学家尼古拉斯领导的科研小组甚至断言，1988年在外高加索中南部亚美尼亚发生的大地震，就是由于两天前相距3200余公里的地下核爆炸实验而加速到来的。在这次大地震中，有4.5万人丧生。
苏联著名的地震学权威尼古拉耶夫对核爆炸与地震的关系作了如下论述：“核爆炸的后果从来不是立刻出现的。地震有可能在爆炸之后两天、一周或几周之后发生。这一延迟出现的后果，使地震武器具备了极强的隐蔽性。因此，任何一方都难以断定，本地发生的地震是否与数日前发生于几百公里外的一次核爆炸有关。”
水星计划终流产
1987年11月30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下达命令，加速对大地构造武器，即地震武器的研究，这就是“水星计划”。
“水星计划”旨在研究出能摧毁敌方战略目标的地震武器。计划的细则包括：确定近期预报和长期预报的主要参数；研究安装在航天器上的预报装置的战术和技术资料；研究利用弱地震场对震源进行远距离作用的方法；研究利用弱地震场传送爆炸产生的地震能的可能性等。
为了保证克里莫夫小组工作的顺利进行，苏联国防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地震科学家鲍恰洛夫为首的督察小组。鉴于克里莫夫的工作进展，鲍恰洛夫建议克里莫夫小组首先研制“构造弹”。1988年，克里莫夫小组在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巴特金市以东50公里处进行了首次实验。
苏联在地震武器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克里莫夫自信地说：“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不但可以在可能发生地震的地方引发地震，而且还可在不大可能发生任何地震的地方引发地震。”但是，由于苏联解体，实验所需的大批资金没了着落，这项毁灭性的实验被迫中止了。
（摘自《环球时报》图/亚拉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