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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一个人寿命的一多半。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命，已经步入夕阳。
走在上海街头，丁惠民并不引人注目。他在小馆子里吃锅贴、喝老鸭粉丝汤，剩下的一定要打包，偶尔引来青年人侧目。他们不知道：整整30年前，1978年12月，这位老者带着数十位云南知青，从西双版纳一路北上进京请愿，打出“我们要回家”的标语，并最终撕开了知识青年返城的一个豁口。
靠近
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样，是带着“建设边疆”的决心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
他们走进莽莽大山，住在草棚里，半夜里蛇会从房梁上“嘭”的一声掉下来；吃饭时，丛林里的猴子在远远地观望。头几年，是拼了命地干。砍掉原始森林，种上橡胶树。一次会战，十几天不下山。
但几年努力，仍改变不了农场的样子。丁惠民说：“一年不如一年，知青绝望了。”
重庆知青李长寿，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宝，他的记忆被饥饿充斥，“猪瘟年年闹，一闹死一片，简直没办法；没办法就去河里找鱼吃，我有段时间当文书管炸药，管它呢，就拿去炸鱼，那时候吃伤了，直到现在，一点鱼都不沾……”
在红土地上，这些城里娃的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一个人就像一部汽车，你光叫他开，老不加油，肯定不行。我们当时已经没油了。”丁惠民这样比喻。
那时，知青们想尽办法走后门调动回城，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一位高干子弟以探家名义临走时，作为教导员的周公正还给他做工作：“早点回来……”哪还有影子啊？今天想来，自己都笑着摇头。
与丁惠民和周公正不同，李长寿从来是个叛逆者。在农场，他不是好惹的，“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那是一种无奈躁动的发泄”，到了后几年，连架都懒得打了，也没有力气打了。
丁惠民对那个年代的回忆和解释是：“一开始都很老实，后来在长期艰苦的条件下，人野性、暴躁的一面就出来了。知青和军人都是如此。”
1978年12月以前，他们并不相识，更想象不到彼此的相逢，会演绎出改写历史的一笔。
相逢
“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已显疲态。
经过近10年的农场生活，西双版纳知青们已经从迷茫走进了绝望。为了得到一张病退证明，他们服用麻黄素、生压灵来制造高血压，喝10%高效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喝墨水制造“胃穿孔”——不惜一切，只为回家。
当时，“四个不满意”在中央高层内部被提了出来：农民不满意，知青及家长不满意，城镇对口单位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当时分管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到这件事就头疼。”
对上山下乡的重新评估和大批知青的现实出路，不得不被提上议事日程。
“今冬明春好回家”的说法开始在云南知青中悄然流传，但隐约的希望，毫不真切。
景洪农场的丁惠民，是一个例外。这个农场学校里的总务员是个有心人，他趁着给学校拉运物资、进出农场的机会，在其他农场做了情况调查，意识到知青的问题已是一堆干柴，只要一颗火星就能点燃。
他贴出了公开信，陈述知青现状，提出回家的愿望，在农场引起轩然大波。在礼堂大会上，有人说：“什么也不要怕，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回家乡去！”
纷乱中，丁惠民的理智和判断，使他成为毋庸置疑的总指挥。他与李长寿就在那一天相识，机缘来自李长寿的一句高声发言：“人多有什么用？又不是去打台湾！”
李长寿就此被任命为纠察队长，另一位重庆知青邹盛永专司宣传，再加上副总指挥刘先国和胡建国。整个行动的指挥和协调核心形成了。
其后的部署兵分两路：一方面，农场在有序领导下罢工；另一方面，1978年12月，请愿代表分两批赴京，高唱自己写的请愿团团歌，“北上！北上！坚决北上！”
队伍最终在天安门广场上列队，在“我们要回家”的横幅后面站成一排，有人的夹袄还裹在外套外面。
当时分管农垦系统的国务院一位领导接见了他们，虽然态度慈祥，但话语严厉：“都这样闹，国家能富强？”这让他们感到委屈。当晚，丁惠民、刘先国、李长寿、邹盛永四个人，在西单的一家小饭馆里碰头商议，决定立即回云南，请愿团宣告终结。
而正是那天，一份内部电话记录从版纳分局悄悄地飞出，成了知青的报喜鸟：不愿留的通通走……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从北京开会返回后作出的表态。
次年2月至6月间，5万人像潮水一般退去，“营部索性把公章挂在门口，大家自己拿着盖。因为办户口的人太多，派出所的墙被推得直晃悠”。
重聚
2008年冬，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往事》栏目，将丁惠民请进演播室，以三集的篇幅，再现了当年北上请愿的历史。镜头前，丁惠民特意穿了一件黄色的T恤衫，胸前印着“知青”两个大字。
他频频来到上海，出面帮知青解决工龄问题、社保问题、户口问题，等等等等。他回到云南，在那里立起一块大牌子：“知青有事，请找丁惠民。”下面留着手机号。30多年后，他第二次写了公开信，要求政府重视知青的晚境和待遇问题。
丁惠民说，他要重新为知青争取权益，哪怕是一点点经济补偿、一点点政治待遇。他想呼吁国家层面对知青问题的重新表述。
然而，老战友们的命运和心迹，在同心协力北上请愿30年后，画出相离的曲线。
1998年，胡建国、刘先国和丁惠民当年的“三驾马车”在上海重聚。除了久别重逢的喜悦，其余的竟然是话不投机的尴尬。
后来，刘先国曾经这样劝诫丁惠民：“即便在知青中间，跟那么多的海归、高知相比，我们已经落伍了。尽管你是当年的知青领袖，但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时代了。”
丁惠民没有吭声。10年前，成都知青的聚会活动上，一条“青春无悔”的横幅被不同意见者扯下：“无悔？你们无悔你们就回去！”
“有悔”和“无悔”，成为知青群体中对那一段特殊经历的分歧意见。“有悔”者，痛感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他们感慨磨难、追抚伤痕，后悔自己作出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无悔”者，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炼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
渐渐步入晚境的知青们，有时会因为对共同经历的基本评价，争得面红耳赤。
“他依然活在那个时代。”这是今天的丁惠民，留给战友们的印象。
今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丝丝入扣地复述当年的细节。唱起请愿团团歌，暮年的他们早已明白：知青问题的解决，是邓小平起到了关键的撬动作用，“那是天时、地利、人和……” 摘自《南方周末》2009.1.12
走在上海街头，丁惠民并不引人注目。他在小馆子里吃锅贴、喝老鸭粉丝汤，剩下的一定要打包，偶尔引来青年人侧目。他们不知道：整整30年前，1978年12月，这位老者带着数十位云南知青，从西双版纳一路北上进京请愿，打出“我们要回家”的标语，并最终撕开了知识青年返城的一个豁口。
靠近
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样，是带着“建设边疆”的决心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
他们走进莽莽大山，住在草棚里，半夜里蛇会从房梁上“嘭”的一声掉下来；吃饭时，丛林里的猴子在远远地观望。头几年，是拼了命地干。砍掉原始森林，种上橡胶树。一次会战，十几天不下山。
但几年努力，仍改变不了农场的样子。丁惠民说：“一年不如一年，知青绝望了。”
重庆知青李长寿，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宝，他的记忆被饥饿充斥，“猪瘟年年闹，一闹死一片，简直没办法；没办法就去河里找鱼吃，我有段时间当文书管炸药，管它呢，就拿去炸鱼，那时候吃伤了，直到现在，一点鱼都不沾……”
在红土地上，这些城里娃的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一个人就像一部汽车，你光叫他开，老不加油，肯定不行。我们当时已经没油了。”丁惠民这样比喻。
那时，知青们想尽办法走后门调动回城，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一位高干子弟以探家名义临走时，作为教导员的周公正还给他做工作：“早点回来……”哪还有影子啊？今天想来，自己都笑着摇头。
与丁惠民和周公正不同，李长寿从来是个叛逆者。在农场，他不是好惹的，“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那是一种无奈躁动的发泄”，到了后几年，连架都懒得打了，也没有力气打了。
丁惠民对那个年代的回忆和解释是：“一开始都很老实，后来在长期艰苦的条件下，人野性、暴躁的一面就出来了。知青和军人都是如此。”
1978年12月以前，他们并不相识，更想象不到彼此的相逢，会演绎出改写历史的一笔。
相逢
“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已显疲态。
经过近10年的农场生活，西双版纳知青们已经从迷茫走进了绝望。为了得到一张病退证明，他们服用麻黄素、生压灵来制造高血压，喝10%高效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喝墨水制造“胃穿孔”——不惜一切，只为回家。
当时，“四个不满意”在中央高层内部被提了出来：农民不满意，知青及家长不满意，城镇对口单位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当时分管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到这件事就头疼。”
对上山下乡的重新评估和大批知青的现实出路，不得不被提上议事日程。
“今冬明春好回家”的说法开始在云南知青中悄然流传，但隐约的希望，毫不真切。
景洪农场的丁惠民，是一个例外。这个农场学校里的总务员是个有心人，他趁着给学校拉运物资、进出农场的机会，在其他农场做了情况调查，意识到知青的问题已是一堆干柴，只要一颗火星就能点燃。
他贴出了公开信，陈述知青现状，提出回家的愿望，在农场引起轩然大波。在礼堂大会上，有人说：“什么也不要怕，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回家乡去！”
纷乱中，丁惠民的理智和判断，使他成为毋庸置疑的总指挥。他与李长寿就在那一天相识，机缘来自李长寿的一句高声发言：“人多有什么用？又不是去打台湾！”
李长寿就此被任命为纠察队长，另一位重庆知青邹盛永专司宣传，再加上副总指挥刘先国和胡建国。整个行动的指挥和协调核心形成了。
其后的部署兵分两路：一方面，农场在有序领导下罢工；另一方面，1978年12月，请愿代表分两批赴京，高唱自己写的请愿团团歌，“北上！北上！坚决北上！”
队伍最终在天安门广场上列队，在“我们要回家”的横幅后面站成一排，有人的夹袄还裹在外套外面。
当时分管农垦系统的国务院一位领导接见了他们，虽然态度慈祥，但话语严厉：“都这样闹，国家能富强？”这让他们感到委屈。当晚，丁惠民、刘先国、李长寿、邹盛永四个人，在西单的一家小饭馆里碰头商议，决定立即回云南，请愿团宣告终结。
而正是那天，一份内部电话记录从版纳分局悄悄地飞出，成了知青的报喜鸟：不愿留的通通走……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从北京开会返回后作出的表态。
次年2月至6月间，5万人像潮水一般退去，“营部索性把公章挂在门口，大家自己拿着盖。因为办户口的人太多，派出所的墙被推得直晃悠”。
重聚
2008年冬，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往事》栏目，将丁惠民请进演播室，以三集的篇幅，再现了当年北上请愿的历史。镜头前，丁惠民特意穿了一件黄色的T恤衫，胸前印着“知青”两个大字。
他频频来到上海，出面帮知青解决工龄问题、社保问题、户口问题，等等等等。他回到云南，在那里立起一块大牌子：“知青有事，请找丁惠民。”下面留着手机号。30多年后，他第二次写了公开信，要求政府重视知青的晚境和待遇问题。
丁惠民说，他要重新为知青争取权益，哪怕是一点点经济补偿、一点点政治待遇。他想呼吁国家层面对知青问题的重新表述。
然而，老战友们的命运和心迹，在同心协力北上请愿30年后，画出相离的曲线。
1998年，胡建国、刘先国和丁惠民当年的“三驾马车”在上海重聚。除了久别重逢的喜悦，其余的竟然是话不投机的尴尬。
后来，刘先国曾经这样劝诫丁惠民：“即便在知青中间，跟那么多的海归、高知相比，我们已经落伍了。尽管你是当年的知青领袖，但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时代了。”
丁惠民没有吭声。10年前，成都知青的聚会活动上，一条“青春无悔”的横幅被不同意见者扯下：“无悔？你们无悔你们就回去！”
“有悔”和“无悔”，成为知青群体中对那一段特殊经历的分歧意见。“有悔”者，痛感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他们感慨磨难、追抚伤痕，后悔自己作出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无悔”者，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炼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
渐渐步入晚境的知青们，有时会因为对共同经历的基本评价，争得面红耳赤。
“他依然活在那个时代。”这是今天的丁惠民，留给战友们的印象。
今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丝丝入扣地复述当年的细节。唱起请愿团团歌，暮年的他们早已明白：知青问题的解决，是邓小平起到了关键的撬动作用，“那是天时、地利、人和……” 摘自《南方周末》200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