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饭运动”原是美国医药援华会等团体于1939年首倡的，每年举行一次募集捐款，支援中国抗战。
　　1941年5月初，根据宋庆龄的倡议，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了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香港立法局华人首席议员罗文锦律师为主席的“一碗饭运动”委员会。
　　委员会决定发售餐券1万张，每张港元2元，餐券的价值本可享受几道菜肴，但认购者只能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吃炒饭一碗，差额盈余将交给中国工业合作社做为救济西北难民的基金。
　　“一碗饭运动”立刻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震动，大家把它称作“救国饭”。
　　第一位捐助者是威灵顿街丽山餐室的老板温梓明，愿捐饭500碗。香港各酒楼、餐室纷纷响应，截止8月1日，捐助数已达14700碗。
　　1941年8月1日，计划进行3天的香港“一碗饭运动”正式拉开帷幕。英京、乐仙等13家酒家、餐室都将自己的厅堂门面布置得新颖别致。有的在门上挂出“欢迎来吃救国饭”，“爱国之门”，“光荣之门”的横幅，有的在店堂内张贴爱国宣传画，还有的展出了抗日战士英勇杀敌，工合社员努力生产的图片等。地处湾仔的英京酒家在二楼专设一厅接待“一碗饭运动”顾客，并免茶资费。乐仙酒家更是别出心裁，对捐款达100元以上者，用该店珍藏多年的大红古碗盛饭款待。
　　公共汽车、电车上，也张贴着标语和宣传画，有写着“为祖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大家来吃爱国饭”，“全部收入拨交中国工业合作社扩大救济工作”等标语。特别是当天上午，一只特制的大碗模型出现在街头，把活动引向了高潮。一大群人簇拥着这只“大碗”，喊着“多买一碗饭，多救济一个难民”的口号，穿过中环、西环、湾仔等闹市区，给“一碗饭运动”增添了气势。
　　各餐室的老板、店员都视参加“一碗饭运动”为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着意配料加工，以空前优质的服务接待食客。有个衣衫褴褛的乞丐，瞻前顾后上了英京酒家二楼“一碗饭运动”专厅，拣角落里座位坐下。他一生中可能从未进过如此豪华的酒楼，显得很不自在。正心神不宁时，漂亮的女招待端着热气腾腾的炒饭，送到他面前，微笑着说：“请用饭。”现场采访的记者目睹了这一不同寻常的场面，问酒家经理高福中：“讨饭的也来贵店吃炒饭，你们不讨厌？”高经理正气而言道：“爱国不分贫富，凡是来吃爱国饭的，我们一视同仁，都是热诚欢迎接待。”
　　8月2日、3日，正值周末和星期天，市民把参加“一碗饭运动”作为最光荣、又留永恒纪念的活动，或携幼扶老举家共食；或和朋友同去餐室。家境贫寒的，买一碗回去，一家老小围坐，你一筷，我一匙分享；病老不能出门的，托人捎带。
　　在当天的《华商报》上，头条刊登宋庆龄的题词：“日寇所之，骨肉流离，凡我同胞，其速互助。”
　　原定进行3天的“一碗饭运动”很快就过去了，可仍有许多人为没能吃上“一碗饭”而遗憾。各界人士也纷纷呼吁，希望能延长时间，以表达他们的一片爱国救难之情。结果多数餐室延长了日期，售出的餐券，远远超过了原定的2万张的指标，“一碗饭运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9月1日，“一碗饭运动”胜利落幕：扣除各项开支，净余港币25000元，法币615元。宋庆龄把由她题写的“爱国模范”锦旗，授予认捐炒饭的13家优胜餐室；又向英京、小祗园、乐仙三家业主高福中、欧阳藻裳、庞永棠赠送了孙中山先生遗墨“努力向前”，以资特别鼓励。
　　 （责编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