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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关门主义，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2-0054-04
一、从关门主义的下层统一战线到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策略的初步确立
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萌芽于大革命时期，但由于大革命的失败而没有得到继续发展。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却执行关门主义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他们排斥了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如认为冯玉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福建事变采取关门主义的政策，要严格地无情地“揭露福建派口号与纲领的反动性及其领袖的动摇、妥协、出卖”。下层统一战线策略严重背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其实质是不要统一战线，因而，他们的抗日主张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可见，在民族危难关头，改变关门主义路线，建立包括各阶级广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是当务之急。
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国外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抛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等不切实际的口号，提出了建立上层和下层都包括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这是党的政治路线开始改变的标志，但由于红军正处在关键的长征中，加之与外界联系的中断，所以党没有得到这一指示。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在国内发出了《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抗日讨蒋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出路，是中国共产党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任务。”“党的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就是说党要联合一切抗日讨蒋的力量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蒋介石。”“指示信”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初步提出了“抗日反蒋”口号，“为两个月以后形成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提出了基本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形成中的一个里程碑。”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成为不可分离的两位一体的任务”，“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无法打倒蒋介石国民党，不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我们也无法停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当时，蒋介石面对日本侵略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基本方针还是“攘外必先安内”，“因此中国共产党还是将‘抗日’和‘反蒋’这两个口号并提，但是，已经将‘抗日’摆在第一位了”。29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重申了《八一宣言》中的各项政治主张，对广泛的统一战线作了全面阐述，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如强调“反对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对“上层统一战线”也要争取。对于敌对的军阀、政治派别可以不念旧恶；同英、美帝国主义可以建立友谊；要争取各种机会、利用各种方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即使“只反日不反蒋”也可以。同时还系统地分析了关门主义的特点、表现、产生原因及危害，提出“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
12月6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做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指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在尽量扩大革命运动的范围，吸收各种不同的抗日阶层，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为此，纠正了过去“加紧反对富农的‘左’的办法”，以便“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
在此基础上，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推进与组织起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自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日反蒋，“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革命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反日的爱国者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为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泛而又深厚的基础，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她“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决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其实质“是同右倾机会主义相同的”，其危害“必然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放弃争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任务”。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进一步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这样，党逐步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在对全国政治形势做出通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强调要发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政治策略上实现了从关门主义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次伟大转变。
二、从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反蒋的策略，因而其功绩是巨大的，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它还存在着严重不足。一是对主要矛盾认识不准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正值华北事变之际，日本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因而中日矛盾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切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毛泽东说过：“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国内矛盾放在次要地位。在早我已指出，在十二月会议还没有明确规定。”。抗日反蒋策略就是党对主要矛盾的这种不准确认识的反映。二是决策不科学。关门主义的政治路线、打倒蒋介石的政治口号固然与日寇侵略中国导致中华民族矛盾发生巨大变化不适应，而“抗日必先讨蒋，只有讨蒋才能顺利的抗日”的“抗日反蒋”策略也无疑使党当时处于既要民族革命又要民主革命两大任务的艰难境地，它既不能使“反蒋”取得胜利，也无力促使“抗日”取得成功，二者必须有所取舍。在具体政策上，虽然提出了地主阶级营垒可能会发生分化，但还未改变对地主的政策；虽然指出日本与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可能导致中国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的矛盾和冲突，并引起其可能发生分化，但没有因之区分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差别，忽视了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正在开始变化。国民政府是当时代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虽然其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但其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把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力量排除在外，不实行全民族抗战是难以打败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策略必须实现从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到以“国共合作”为 核心的转变，实行全民族抗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包括蒋介石在内，不仅取决于中共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蒋氏是否抗日。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蒋介石对日幻想逐渐破灭，有了向抗日转化的可能。1935年11月，在国民党“五大”上，蒋表示要改变其政策。对外，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对内，在军事围剿的同时，积极寻求同共产党进行谈判。国民党的政策在逐步地、缓慢地转变，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就是在蒋介石的不断进步和动摇过程中逐步提出和完善的。
1936年初的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对蒋的分析和“不同意讨蒋”的意见，引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的重视，而国民党要求就“国共联合抗日问题”同中共谈判的信息，则更为直接地把“抗日反蒋”是否继续的问题提到了中共领导人面前，促使中共及时改变对蒋方针。3月下旬，晋西会议的报告就没有再用“抗日反蒋”的口号，而是“抗日反卖国贼”，强调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抗日”，“我们现在主张国内和平，联合抗日”。所以，即使在蒋介石派10个师兵力到山西阻拦红军的情况下，都认为“目前不应发讨蒋令”，“而是讨日令”，“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划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没有把蒋介石称为“卖国贼”，而是称为“蒋介石氏”，对南京政府的其他要员称为“南京政府诸公”，并直接向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呼吁互通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由此开始争取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转变。然而，由于蒋介石对陕甘苏区和红军的继续“进剿”，使党丧失了改变反蒋抗日的机会。所以，东征回师后，中共领导人仍然将东北军和国防政府视为“全局关键”，将“促成西北国防政府成立”确定为“现在中心”，继续执行“抗日反蒋”方针。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的内政外交有较大改变。对外表示不再继续其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对内表示了愿意与中共商谈联合以至建立统一战线的意向。8月，中共中央收到南京方面提出“国共谈判新的4个条件”的来信。“‘八月来信’所提4条同5月间所提4条有较大变化”。
8月10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在分析共产国际指示的基础上，会议确定“和南京谈判”，决定放弃“抗日反蒋”而采取新的方针，开始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重大转变。政治局成员一致认为，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南京政府真正抗日，给抗日的民主，我们就同他讲统一，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取消苏维埃名称，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提出把停止内战、抗日民主、发动抗战等实际问题作为谈判条件。张闻天在谈到一直有争议的土地革命问题时说：“现在民族革命是第一，土地革命的策略的改变，主要是适合民族革命。” 12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致朱、张、任的电文中提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和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以及“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8月下旬，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8月15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提出：“必须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最好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争取同国民党及其军队达成协议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指示对逼蒋抗日方针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共用“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取代“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以动员更广泛的阶层包括国民党中“很多觉悟和爱国之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并庄严宣告：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并正式提出“国共重新合作”的建议。9月1日，在党内又发出了秘密文件《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方针，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指示还向全党通报了国共两党将进行联合抗日的谈判；党中央赞助建立“民主共和国”，届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这个指示概括了八月政治局会议的基本内容，标志着党的“逼蒋抗日”方针的正式确立。但是，八月政治局会议讨论对南京方针，“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得到“国际电报”以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和性质更加明确了，对南京方针就“完全转变过来”了。张闯天也说：“后来接到国际电报，才完全转变过来”。
1936年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有34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统一战线问题。会议通过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式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各党派联合，主要是国共联合。”现在的策略是“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建立民主共和国”；采取的方针是“逼蒋抗日”。“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抗日统一战线是一条统一战线，不是两条统一战线。对统一战线工作，我们指出自九一八以来是提出了，然而我们是犯了错误的，我们没有实际进行”。周恩来还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联蒋抗日”的问题，指出“联蒋抗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现在还没有实行联”。报告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做出新的解释：应反对反蒋战争，不应同情反蒋战争，主要的战争目标要放在抗日上面。
由此可见，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和实质已经在1936年8月和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只不过由于蒋介石态度的犹豫不决及其反复推迟了它的形成。国民党政策的改变需要内因的作用和外因的推动，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发生的西安事变则起到了这个作用，而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则直接促使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从党的口号的改变来看，从关门主义到抗日反蒋，再到逼蒋抗日的转变是两次质的飞跃，而联蒋抗日则是对逼蒋抗日或请蒋抗日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没有实质性的大变化。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已经初步形成，党在策略上完成了由国内革命统一战线到抗日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伟大转折。
三、从革命统一战线到爱国统一战线 策略转变的伟大意义
第一，它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取得了重大发展。理论上，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成就。在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上，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指出了在日寇扩大侵华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各阶级必将发生分化，特别是科学地分析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可能的分化，并第一次把帝国主义区别为亲日派和反日派，由此使党的统一战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程度。在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上，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依据，不仅实现了由关门主义到统一战线的转变，而且实现了由策略到政策再到战略的伟大转变，是战略和策略的统一，是斗争和团结的统一。长征初期，党最初是把统一战线作为战胜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应急之策，是被迫的，内容也多局限于军事方面。先期长征的两支部队打的都是抗日旗帜，毫无疑问，中共中央提出的“北上抗日”问题也“主要是从政治策略上考虑的，还不是红军长征这一重大军事行动的直接战略方向和战略目的”。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明确地把北上抗日与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的紧密地结合起来，适时地确定了党的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开始了统一战线由策略向战略的转变，从临时性的应急之策的策略性到政策性、战略性的转变，内容也从单纯的军事行动到联系中华民族命运而进行多方面联合的转变。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方面，党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在统一战线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视领导权问题，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两个“先锋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组织者，也应该是它的领导者(要注意这个“领导”的特殊含义，只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党必须为此而进行坚决的斗争，绝不能坐等，非如此，统一战线就没有任何意义，就会像大革命那样破裂和失败。在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上，突破了大革命时期党内合作的形式，初步提出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建立国防政府和民主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
第二，它是党走向成熟的转折点。以民族利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适时地改变党的策略方针以适应中国抗战的需要，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严重的挑战。这一时期党对主要矛盾、对蒋介石的态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及其组织形式等问题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和提高，甚至考虑到国共合作后对党做出的让步都有所准备。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成功实践，说明党在政治上日趋成熟，说明党完全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新的胜利，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创新性，正如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成熟，把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一分为二，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摆脱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屡犯错误的阴影，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第三，它实现了中国革命从低潮到高潮、失败到胜利的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完成了中国革命从革命统一战线向爱国统一战线的伟大转变，不仅使党和红军度过了严重的危机，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和世界的影响，而且使长达十年的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保存和壮大了中国革命的抗日力量；它不仅实现了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伟大转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奏响了凯歌。从此，中国革命迅速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并最终走向胜利。
[作者简介]高风林(1968-)，男，陕西绥德人，延安大学人文学院、中共党史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读博士。
马启民(1953-)，男，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倪金荣]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2-0054-04
一、从关门主义的下层统一战线到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策略的初步确立
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萌芽于大革命时期，但由于大革命的失败而没有得到继续发展。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却执行关门主义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他们排斥了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如认为冯玉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福建事变采取关门主义的政策，要严格地无情地“揭露福建派口号与纲领的反动性及其领袖的动摇、妥协、出卖”。下层统一战线策略严重背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其实质是不要统一战线，因而，他们的抗日主张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可见，在民族危难关头，改变关门主义路线，建立包括各阶级广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是当务之急。
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国外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抛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等不切实际的口号，提出了建立上层和下层都包括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这是党的政治路线开始改变的标志，但由于红军正处在关键的长征中，加之与外界联系的中断，所以党没有得到这一指示。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在国内发出了《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抗日讨蒋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出路，是中国共产党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任务。”“党的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就是说党要联合一切抗日讨蒋的力量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蒋介石。”“指示信”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初步提出了“抗日反蒋”口号，“为两个月以后形成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提出了基本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形成中的一个里程碑。”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成为不可分离的两位一体的任务”，“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无法打倒蒋介石国民党，不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我们也无法停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当时，蒋介石面对日本侵略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基本方针还是“攘外必先安内”，“因此中国共产党还是将‘抗日’和‘反蒋’这两个口号并提，但是，已经将‘抗日’摆在第一位了”。29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重申了《八一宣言》中的各项政治主张，对广泛的统一战线作了全面阐述，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如强调“反对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对“上层统一战线”也要争取。对于敌对的军阀、政治派别可以不念旧恶；同英、美帝国主义可以建立友谊；要争取各种机会、利用各种方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即使“只反日不反蒋”也可以。同时还系统地分析了关门主义的特点、表现、产生原因及危害，提出“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
12月6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做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指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在尽量扩大革命运动的范围，吸收各种不同的抗日阶层，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为此，纠正了过去“加紧反对富农的‘左’的办法”，以便“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
在此基础上，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推进与组织起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自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日反蒋，“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革命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反日的爱国者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为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泛而又深厚的基础，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她“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决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其实质“是同右倾机会主义相同的”，其危害“必然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放弃争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任务”。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进一步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这样，党逐步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在对全国政治形势做出通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强调要发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政治策略上实现了从关门主义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次伟大转变。
二、从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反蒋的策略，因而其功绩是巨大的，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它还存在着严重不足。一是对主要矛盾认识不准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正值华北事变之际，日本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因而中日矛盾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切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毛泽东说过：“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国内矛盾放在次要地位。在早我已指出，在十二月会议还没有明确规定。”。抗日反蒋策略就是党对主要矛盾的这种不准确认识的反映。二是决策不科学。关门主义的政治路线、打倒蒋介石的政治口号固然与日寇侵略中国导致中华民族矛盾发生巨大变化不适应，而“抗日必先讨蒋，只有讨蒋才能顺利的抗日”的“抗日反蒋”策略也无疑使党当时处于既要民族革命又要民主革命两大任务的艰难境地，它既不能使“反蒋”取得胜利，也无力促使“抗日”取得成功，二者必须有所取舍。在具体政策上，虽然提出了地主阶级营垒可能会发生分化，但还未改变对地主的政策；虽然指出日本与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可能导致中国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的矛盾和冲突，并引起其可能发生分化，但没有因之区分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差别，忽视了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正在开始变化。国民政府是当时代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虽然其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但其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把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力量排除在外，不实行全民族抗战是难以打败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策略必须实现从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到以“国共合作”为 核心的转变，实行全民族抗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包括蒋介石在内，不仅取决于中共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蒋氏是否抗日。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蒋介石对日幻想逐渐破灭，有了向抗日转化的可能。1935年11月，在国民党“五大”上，蒋表示要改变其政策。对外，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对内，在军事围剿的同时，积极寻求同共产党进行谈判。国民党的政策在逐步地、缓慢地转变，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就是在蒋介石的不断进步和动摇过程中逐步提出和完善的。
1936年初的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对蒋的分析和“不同意讨蒋”的意见，引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的重视，而国民党要求就“国共联合抗日问题”同中共谈判的信息，则更为直接地把“抗日反蒋”是否继续的问题提到了中共领导人面前，促使中共及时改变对蒋方针。3月下旬，晋西会议的报告就没有再用“抗日反蒋”的口号，而是“抗日反卖国贼”，强调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抗日”，“我们现在主张国内和平，联合抗日”。所以，即使在蒋介石派10个师兵力到山西阻拦红军的情况下，都认为“目前不应发讨蒋令”，“而是讨日令”，“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划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没有把蒋介石称为“卖国贼”，而是称为“蒋介石氏”，对南京政府的其他要员称为“南京政府诸公”，并直接向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呼吁互通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由此开始争取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转变。然而，由于蒋介石对陕甘苏区和红军的继续“进剿”，使党丧失了改变反蒋抗日的机会。所以，东征回师后，中共领导人仍然将东北军和国防政府视为“全局关键”，将“促成西北国防政府成立”确定为“现在中心”，继续执行“抗日反蒋”方针。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的内政外交有较大改变。对外表示不再继续其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对内表示了愿意与中共商谈联合以至建立统一战线的意向。8月，中共中央收到南京方面提出“国共谈判新的4个条件”的来信。“‘八月来信’所提4条同5月间所提4条有较大变化”。
8月10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在分析共产国际指示的基础上，会议确定“和南京谈判”，决定放弃“抗日反蒋”而采取新的方针，开始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重大转变。政治局成员一致认为，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南京政府真正抗日，给抗日的民主，我们就同他讲统一，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取消苏维埃名称，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提出把停止内战、抗日民主、发动抗战等实际问题作为谈判条件。张闻天在谈到一直有争议的土地革命问题时说：“现在民族革命是第一，土地革命的策略的改变，主要是适合民族革命。” 12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致朱、张、任的电文中提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和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以及“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8月下旬，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8月15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提出：“必须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最好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争取同国民党及其军队达成协议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指示对逼蒋抗日方针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共用“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取代“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以动员更广泛的阶层包括国民党中“很多觉悟和爱国之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并庄严宣告：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并正式提出“国共重新合作”的建议。9月1日，在党内又发出了秘密文件《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方针，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指示还向全党通报了国共两党将进行联合抗日的谈判；党中央赞助建立“民主共和国”，届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这个指示概括了八月政治局会议的基本内容，标志着党的“逼蒋抗日”方针的正式确立。但是，八月政治局会议讨论对南京方针，“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得到“国际电报”以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和性质更加明确了，对南京方针就“完全转变过来”了。张闯天也说：“后来接到国际电报，才完全转变过来”。
1936年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有34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统一战线问题。会议通过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式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各党派联合，主要是国共联合。”现在的策略是“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建立民主共和国”；采取的方针是“逼蒋抗日”。“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抗日统一战线是一条统一战线，不是两条统一战线。对统一战线工作，我们指出自九一八以来是提出了，然而我们是犯了错误的，我们没有实际进行”。周恩来还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联蒋抗日”的问题，指出“联蒋抗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现在还没有实行联”。报告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做出新的解释：应反对反蒋战争，不应同情反蒋战争，主要的战争目标要放在抗日上面。
由此可见，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和实质已经在1936年8月和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只不过由于蒋介石态度的犹豫不决及其反复推迟了它的形成。国民党政策的改变需要内因的作用和外因的推动，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发生的西安事变则起到了这个作用，而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则直接促使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从党的口号的改变来看，从关门主义到抗日反蒋，再到逼蒋抗日的转变是两次质的飞跃，而联蒋抗日则是对逼蒋抗日或请蒋抗日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没有实质性的大变化。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已经初步形成，党在策略上完成了由国内革命统一战线到抗日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伟大转折。
三、从革命统一战线到爱国统一战线 策略转变的伟大意义
第一，它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取得了重大发展。理论上，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成就。在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上，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指出了在日寇扩大侵华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各阶级必将发生分化，特别是科学地分析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可能的分化，并第一次把帝国主义区别为亲日派和反日派，由此使党的统一战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程度。在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上，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依据，不仅实现了由关门主义到统一战线的转变，而且实现了由策略到政策再到战略的伟大转变，是战略和策略的统一，是斗争和团结的统一。长征初期，党最初是把统一战线作为战胜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应急之策，是被迫的，内容也多局限于军事方面。先期长征的两支部队打的都是抗日旗帜，毫无疑问，中共中央提出的“北上抗日”问题也“主要是从政治策略上考虑的，还不是红军长征这一重大军事行动的直接战略方向和战略目的”。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明确地把北上抗日与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的紧密地结合起来，适时地确定了党的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开始了统一战线由策略向战略的转变，从临时性的应急之策的策略性到政策性、战略性的转变，内容也从单纯的军事行动到联系中华民族命运而进行多方面联合的转变。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方面，党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在统一战线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视领导权问题，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两个“先锋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组织者，也应该是它的领导者(要注意这个“领导”的特殊含义，只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党必须为此而进行坚决的斗争，绝不能坐等，非如此，统一战线就没有任何意义，就会像大革命那样破裂和失败。在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上，突破了大革命时期党内合作的形式，初步提出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建立国防政府和民主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
第二，它是党走向成熟的转折点。以民族利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适时地改变党的策略方针以适应中国抗战的需要，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严重的挑战。这一时期党对主要矛盾、对蒋介石的态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及其组织形式等问题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和提高，甚至考虑到国共合作后对党做出的让步都有所准备。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成功实践，说明党在政治上日趋成熟，说明党完全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新的胜利，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创新性，正如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成熟，把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一分为二，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摆脱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屡犯错误的阴影，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第三，它实现了中国革命从低潮到高潮、失败到胜利的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完成了中国革命从革命统一战线向爱国统一战线的伟大转变，不仅使党和红军度过了严重的危机，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和世界的影响，而且使长达十年的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保存和壮大了中国革命的抗日力量；它不仅实现了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伟大转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奏响了凯歌。从此，中国革命迅速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并最终走向胜利。
[作者简介]高风林(1968-)，男，陕西绥德人，延安大学人文学院、中共党史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读博士。
马启民(1953-)，男，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