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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系列之十三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州）人。自称“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又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唐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有《昌黎先生集》传世。其主要事迹记载于《旧唐书·韩愈传》和《新唐书·韩愈传》中。作为思想家，韩愈的“道统”学说成为“道学”或“理学”的前奏；作为官员，他强调“大一统”思想，用实践维护国家统一，并主张实行仁政，关心百姓疾苦，身体力行；作为文学家，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有着“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宋代文学家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人就是唐代的韩愈。
韩愈生平
韩愈，字退之，原籍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州），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順宗、宪宗、穆宗五朝。关于韩愈的出生地，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一种可能是在江南上元（今江苏南京），另一种可能是在洛阳。但那个时代的人非常讲究“郡望”，所谓“郡望”，就是某一地域或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这是六朝时期门阀制度的遗习。昌黎（今辽宁义县）姓韩的一族最为强盛，因此韩愈也随着社会风气自称“昌黎韩愈”，“韩昌黎”之称便由此而来。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僚世家。远祖韩茂，北魏时曾任尚书令等官，死后谥号“桓王”。曾祖父韩泰，唐初任过曹州司马。祖父韩睿素任过桂州长史。父亲韩仲卿当过武昌县令、鄱阳县令，是个比较清廉的官吏，和大诗人李白、杜甫都有过交往。他死后，李白还为其写过《韩君去思碑》，称赞他的政绩。然而，不幸的是，韩愈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长兄韩会和长嫂郑氏把他抚养成人的。
虽然年幼丧父，但生于官僚知识分子家庭的韩愈仍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新唐书》中说：“（韩）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言。”韩愈自己也说：“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韩愈后来之所以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如此高的文学成就，是与他年轻时勤学苦读，积累了深厚的学识分不开的。
在当时，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是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出路。韩愈自不例外。然而，他三次应考进士皆落第，直到第四次才考上。中了进士的韩愈，又两次参加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结果也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辗转奔走，从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起，先后在宣武节度使董晋、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的幕下任幕僚。终于在贞元十七年（801），韩愈的机会来了，他第一次正式当上了朝廷命官，得到了国子监四门博士的职位。这在韩愈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了他沉浮不定的官宦生涯。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升任监察御使，职责是谏正皇帝和弹劾百官。当时，柳宗元和刘禹锡也任监察御史，三人志同道合，交情很深。然而，韩愈在监察御史任上还不到一年，就受冤屈被贬为阳山县令。后来，韩愈被召回京，任国子监博士一职。以后又分别任东都都官员外郎、中书舍人、刑部郎中等职。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韩愈上《论佛骨表》，反对皇帝崇信佛教，引得皇帝大怒，要处死韩愈，亏得韩愈的朋友裴度等人求情，最终将其贬为潮州刺史。宪宗去世后，穆宗继位，又将韩愈召回长安，任国子祭酒，后转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因此后世称韩愈为“韩吏部”。
长庆四年（824），韩愈生病了，他向朝廷告假获准，迁到长安城南乡下养病。到了这一年的冬天，韩愈病情加重，最终溘然长逝。朝廷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谥号“文”，因此，韩愈又被称为“韩文公”。
韩愈死后，他的门生李汉把搜集到的遗文，包括赋、古诗、联句、律诗、杂著、书启序、哀辞祭文、碑志、表状等七百余篇，编成四十一卷，这就是《昌黎先生集》。对韩愈的诗文，自宋朝开始，不断有辑佚，因此篇数已超过李汉所编的文集。
纵观韩愈的一生，他兼有思想家、官员、文学家三种身份，而每一种身份都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息息相关。
身为思想家的韩愈
提到唐代，我们往往会想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会想到“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然而，韩愈生活的年代，唐朝已经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开始走向衰落，其转折事件就是“安史之乱”。这个长达八年的战乱，使唐朝的经济、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百姓流离失所，负担沉重。“安史之乱”最终虽然被平定，但其直接后果就是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军阀（即节度使）各据一块地盘，拥兵自重，随时有反叛的可能，朝廷难以控制。加之此时社会上佛、道两教流行，僧侣、道士不事生产，不仅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儒家正统思想地位受到挑战，破坏了封建秩序；朝廷内部则是宦官专权，朝臣和武将得不到信任，朝政腐败、混乱。而西边的两大劲敌回纥和吐蕃，也时常侵扰。
面对这种局面，一些官僚和知识分子试图重振大唐雄风，创造一个“中兴”的局面。韩愈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韩愈的主要思想就是他的“道统”说，即排斥佛教、道教，主张恢复两汉时期孔孟之道的正统地位。这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忧患之士的韩愈特有的政治触觉，他以儒家入世进取的政治态度表达了治国安民的思想。
中年时的韩愈在写《原道》时，就以儒家孔孟的捍卫者自居。他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 文中，韩愈把儒家道统归纳为“仁、义、道、德”，这是他对封建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理解和概括。在韩愈看来，儒学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形成的文化积淀。与从外域传来的佛教相比，儒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与中国传统的黄老之学和别家之说相比，儒学内容要丰富得多，对中华民族文化思想、伦理道德的影响更大。要想挽救唐帝国日趋衰落的命运，稳定和巩固中央政权，促进贞元、元和间“中兴”的局面，必须举起反佛、道的大旗，恢复两汉时期儒家孔孟之道的统治地位，以此来整饬社会思想和风尚。
他指斥佛教的社会虚无观，认为推崇佛教就是毁灭“先王之法”“圣人之道”，就是毁灭“圣人”所创造的人类文化之精华。他指斥道教不讲仁义道德，说他们侈谈唐、虞、三代、“遂古之初”，是“以僻民和，以导民乱”。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皇帝要把陕西凤翔法门寺的一块“佛骨”迎入宫中供奉，韩愈挺身而出，上表直谏（即《论佛骨表》），认为这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的丑事，要求皇帝“以此骨付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结果惹得一心崇佛的皇帝大怒，将其贬為潮州刺史。但这也没有动摇韩愈排佛的意志。
必须承认，韩愈对佛教和道教的评说并不全对，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佛、道二教的弊端，要求恢复儒家孔孟之道，这是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
应该看到，韩愈的道统思想，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开宋代理学“道统论”之先河，在中华儒家思想发展史上，是承前启后、联结两端、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从内容上讲，“道统”之“道”的内涵是仁义，程朱在仁义之道的基础上，以天理论道，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结合起来，这是对韩愈及传统道统论的发展。从形式上看，北宋范仲淹首倡“义理”，张载则直接用了“道学”一词。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将韩愈的儒家仁义之道代相传授的思想，正式定名为“道统”，并将二程接续到这个传授系统中。因此，可以说韩愈的“道统”说成为“道学”或“理学”的前奏。
身为官员的韩愈
思想往往指导行动，作为官员和知识分子的韩愈，将其“道统”思想付诸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大一統”思想，用实践维护国家统一。
面对“安史之乱”后军阀割据、国家时刻有分裂危险的局面，韩愈沿袭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割据势力。他强调“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他在《原道》中提出：“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这些话虽然直接针对的是佛、道二教横行的后果，但也未尝不是对藩镇各自为政的指责。他在《守戒》一文中指出：“诸侯之于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职贡而已，固将有以翰蕃之也。”意思是节度使镇守各地，为的是保卫中央政权和国家统一，而不是各怀异心，割据一方。
元和九年（814），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之子吴元济发动叛乱，在朝廷进讨与姑息的一场大辩论中，韩愈坚决站在主战派裴度一边，向宪宗上《论淮西事宜状》，分析了必胜之道，促使宪宗下决心。后来在讨平吴元济的战役中，他作为司马出征，为削平藩镇割据势力做出了贡献。就在他去世前两年，还勇敢地承担了说服叛将王庭凑的危险使命，为朝廷解决了一次燃眉之急。
可以看到，反对军阀战乱，积极维护国家统一，并为国家统一事业出力，是韩愈作为官员在政治上的重要表现之一，目的自然是希望唐王朝能够长治久安，出现“中兴”的局面。
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当然也希望政治安定，天下太平，因此韩愈的这些作为，也是符合百姓利益的。
二是主张实行仁政，关心百姓疾苦。
“安史之乱”让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处境艰难，而割据一方的军阀则拥兵自重，对地方百姓进行盘剥。韩愈痛恨虐政而主张实行仁政，他说百姓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居住的村子，有了委屈基本没有可能到州、县的衙门申诉。官吏们不了解下情，只知道一味地盘剥，这让百姓怎么生存呢？由此可见他对于苛政的态度。
在做监察御史期间，京师地方春夏两季大旱，秋天闹了饥荒。京兆尹李实贪财如命，不管百姓的死活，依旧对他们进行盘剥，以致百姓流散。韩愈在路边看到将要饿死的人，非常难过，以至于回家都吃不下饭。身为御史，有责任向皇帝进言，于是韩愈写了一篇《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请求皇帝减免百姓的租税，给他们休养生息的机会。这篇奏疏得罪了李实，韩愈被贬官，但他并不后悔。
前面提到韩愈因上《论佛骨表》而被贬潮州。他反对佛教、道教，一方面是要恢复儒家正统思想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看到了当时佛、道盛行对百姓的危害。大批的出家僧尼和道士，都是不事生产的寄生阶层，这些人不服徭役，不缴纳赋税，这就使本来负担很重的百姓更是雪上加霜。他还尖锐地指出了僧尼、道士借传教侵占百姓的土地、诳骗民财的行径，“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诳丐渔利，夺编人之产”。这是他关心民瘼的表现。
被贬为潮州刺史后，鉴于当地文化落后，韩愈兴办州学，并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资助。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对韩愈惠民的举措大加赞赏。后来，韩愈又到袁州上任，同样关心百姓疾苦。袁州有些人因为水旱灾害生活不下去，不得不把孩子抵押给别人，以借钱生活。到期还不上钱，被典押的孩子就会终身沦为奴仆。韩愈见此，下令要求累计这些奴婢为奴期间的工价，等于典押的钱数时，就算还清债务，被典押的孩子就可以恢复自由之身并回家与家人团聚。
可以说，韩愈虽然算不上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却称得上是一位有德政的好官。他不计较个人得失而关心国计民生，有治国平天下之志和言行一致的品德，这对后世政治思想家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产生了影响，同样也值得我们学习。
身为文学家的韩愈
韩愈在文学上最主要的成就是领导了“古文”运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指的就是这一件事。 所谓“古文”运动，是用质朴刚健的散文取代绮丽柔靡的“骈文”的一个文体和文风的改革运动。骈文起源于东汉而盛行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仍十分流行，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被称为“时文”。骈文这种文体由两两相对的句子组成，讲究声律和谐。有的作者为了炫耀才华，处处引用典故，并配以华丽的辞藻。应该承认，骈文有好的作品，但是隋唐时期，骈文越来越堕落，内容空洞，形式僵化，华而不实，成了文字游戏之作。韩愈提倡的“古文”，是要从语言到文风继承先秦两汉诸子和史传的传统，注重文章的政治文化价值。
韩愈约从25岁开始积极倡导“古文”运动，直至他去世前都在为之奋斗。韩愈把文学看作是社会生活激发的产物，同现实情况密切相连，他提倡“古文”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复兴儒家道统，为此，他指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因为文章是宣扬思想的载体，而古文更是古圣先贤们用來传达个人见解的工具，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要将古文与“道”联系起来。他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 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可见，“古文”运动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道统，阐明文与道之间的关系，提倡以写作古文来发明圣人之道。
那么，什么是“道”呢？韩愈认为就是孔孟讲的“仁义”之道，就是从尧舜一直传到孟子的道。为了使唐朝统治秩序得到巩固，王朝得以复兴，社会得以安定，就必须振兴这个道，而“古文”的价值就在于体现这个“道”。也就是说，是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促成了韩愈进行文体文风的改革。从结果看，“古文”运动取得了成功，它一改魏晋以来浮华奢靡的文风，使散文创作成为当时的文学潮流，并由此带动了一批“古文”作家。韩愈于此的贡献受到了当时和后世之人的肯定。
总结历史，韩愈倡导“古文”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主要因为他的这一主张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处于亟待“中兴”的唐王朝，需要的不是华而不实，而是经世致用；加之韩愈才华横溢、博学多才，并具备一种开创的勇气和奋斗精神。
除了成功倡导“古文”运动，韩愈本人在散文和诗歌创作方面也是成就显著的。今天能够见到的韩愈的散文有三百余篇，可以分为议论文、记叙文和抒情文三大类。
其中议论文又可细分为五种：
一是政论文。像《守戒》《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论佛骨表》都属于这一类，多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体现了韩愈的政治眼光和见解。
二是哲学论文。像《原道》《原人》《原性》等，这些文章体现了韩愈的社会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是文论。像《答崔立之书》《答陈生书》等，大多是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相关的书信，讨论了如何作学问、写文章，体现了韩愈的文学观、文艺观。
四是杂文。如《杂说四首》，是借此喻彼，为“愤世嫉邪”而作。又如《原毁》，是研究人们彼此毁谤之根源的文章，颇有警世的作用。再如我们熟悉的《师说》，作者以自己好学来鼓励别人要刻苦学习。
五是读书笔记。像《读荀子》《读仪礼》《读墨子》等，从中可以发见韩愈的关注点和思想。
记叙文则包括一些传记、行状、碑铭、墓志等。如《张中丞传后叙》一文，赞颂了平定“安史之乱”中涌现出来的张巡、许远等人物的事迹。又如《赠太傅董公行状》一文是韩愈为董晋写的传。董晋一生为官，可本文只写了他的三件事，即以理服回纥、安抚李怀光不参与朱泚叛乱和勇敢地进入随时可能发生叛乱的汴州任节度使。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虽然写的是他人的事迹，但韩愈的着眼点却与自己的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有治国安邦的责任和使命感，要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定。
抒情文则包括他赠送别人的一些类似赠言的《序》文，以及哀辞、祭文等。韩愈通过这些文章将自己人生的遭际表达了出来。
现代学者总结韩愈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豪逸奔放；曲折多姿，变幻莫测；逻辑严整，锐利雄辩；想象丰富，巧于取譬；融汇古今，富于独创。
散文之外，韩愈还是一位诗人。韩愈在学习和借鉴李白、杜甫等前辈诗歌艺术的同时，又将自己的创新思想融入其中，“以文为诗”“以议入诗”是其诗歌不同于前人之处。所谓“以文为诗”，就是以先秦两汉古文的笔法和形式进行诗歌创作，也就是以古文入诗，像《落齿》一诗：“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虽为五言一句，却仍是平铺直叙的散文写法。“以议入诗”则是在诗中作长篇的议论。这两种作诗之法，后人褒贬不一，批评者认为这样的诗过于草率而失去了诗的味道。应该承认，韩愈的诗比起他的散文来要逊色一些，但他的一些诗表达了对百姓疾苦的同情，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肯定的。此外，韩愈的诗风也影响着后代的诗人，叶燮在《原诗》中就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州）人。自称“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又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唐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有《昌黎先生集》传世。其主要事迹记载于《旧唐书·韩愈传》和《新唐书·韩愈传》中。作为思想家，韩愈的“道统”学说成为“道学”或“理学”的前奏；作为官员，他强调“大一统”思想，用实践维护国家统一，并主张实行仁政，关心百姓疾苦，身体力行；作为文学家，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有着“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宋代文学家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人就是唐代的韩愈。
韩愈生平
韩愈，字退之，原籍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州），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順宗、宪宗、穆宗五朝。关于韩愈的出生地，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一种可能是在江南上元（今江苏南京），另一种可能是在洛阳。但那个时代的人非常讲究“郡望”，所谓“郡望”，就是某一地域或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这是六朝时期门阀制度的遗习。昌黎（今辽宁义县）姓韩的一族最为强盛，因此韩愈也随着社会风气自称“昌黎韩愈”，“韩昌黎”之称便由此而来。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僚世家。远祖韩茂，北魏时曾任尚书令等官，死后谥号“桓王”。曾祖父韩泰，唐初任过曹州司马。祖父韩睿素任过桂州长史。父亲韩仲卿当过武昌县令、鄱阳县令，是个比较清廉的官吏，和大诗人李白、杜甫都有过交往。他死后，李白还为其写过《韩君去思碑》，称赞他的政绩。然而，不幸的是，韩愈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长兄韩会和长嫂郑氏把他抚养成人的。
虽然年幼丧父，但生于官僚知识分子家庭的韩愈仍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新唐书》中说：“（韩）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言。”韩愈自己也说：“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韩愈后来之所以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如此高的文学成就，是与他年轻时勤学苦读，积累了深厚的学识分不开的。
在当时，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是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出路。韩愈自不例外。然而，他三次应考进士皆落第，直到第四次才考上。中了进士的韩愈，又两次参加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结果也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辗转奔走，从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起，先后在宣武节度使董晋、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的幕下任幕僚。终于在贞元十七年（801），韩愈的机会来了，他第一次正式当上了朝廷命官，得到了国子监四门博士的职位。这在韩愈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了他沉浮不定的官宦生涯。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升任监察御使，职责是谏正皇帝和弹劾百官。当时，柳宗元和刘禹锡也任监察御史，三人志同道合，交情很深。然而，韩愈在监察御史任上还不到一年，就受冤屈被贬为阳山县令。后来，韩愈被召回京，任国子监博士一职。以后又分别任东都都官员外郎、中书舍人、刑部郎中等职。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韩愈上《论佛骨表》，反对皇帝崇信佛教，引得皇帝大怒，要处死韩愈，亏得韩愈的朋友裴度等人求情，最终将其贬为潮州刺史。宪宗去世后，穆宗继位，又将韩愈召回长安，任国子祭酒，后转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因此后世称韩愈为“韩吏部”。
长庆四年（824），韩愈生病了，他向朝廷告假获准，迁到长安城南乡下养病。到了这一年的冬天，韩愈病情加重，最终溘然长逝。朝廷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谥号“文”，因此，韩愈又被称为“韩文公”。
韩愈死后，他的门生李汉把搜集到的遗文，包括赋、古诗、联句、律诗、杂著、书启序、哀辞祭文、碑志、表状等七百余篇，编成四十一卷，这就是《昌黎先生集》。对韩愈的诗文，自宋朝开始，不断有辑佚，因此篇数已超过李汉所编的文集。
纵观韩愈的一生，他兼有思想家、官员、文学家三种身份，而每一种身份都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息息相关。
身为思想家的韩愈
提到唐代，我们往往会想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会想到“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然而，韩愈生活的年代，唐朝已经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开始走向衰落，其转折事件就是“安史之乱”。这个长达八年的战乱，使唐朝的经济、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百姓流离失所，负担沉重。“安史之乱”最终虽然被平定，但其直接后果就是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军阀（即节度使）各据一块地盘，拥兵自重，随时有反叛的可能，朝廷难以控制。加之此时社会上佛、道两教流行，僧侣、道士不事生产，不仅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儒家正统思想地位受到挑战，破坏了封建秩序；朝廷内部则是宦官专权，朝臣和武将得不到信任，朝政腐败、混乱。而西边的两大劲敌回纥和吐蕃，也时常侵扰。
面对这种局面，一些官僚和知识分子试图重振大唐雄风，创造一个“中兴”的局面。韩愈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韩愈的主要思想就是他的“道统”说，即排斥佛教、道教，主张恢复两汉时期孔孟之道的正统地位。这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忧患之士的韩愈特有的政治触觉，他以儒家入世进取的政治态度表达了治国安民的思想。
中年时的韩愈在写《原道》时，就以儒家孔孟的捍卫者自居。他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 文中，韩愈把儒家道统归纳为“仁、义、道、德”，这是他对封建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理解和概括。在韩愈看来，儒学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形成的文化积淀。与从外域传来的佛教相比，儒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与中国传统的黄老之学和别家之说相比，儒学内容要丰富得多，对中华民族文化思想、伦理道德的影响更大。要想挽救唐帝国日趋衰落的命运，稳定和巩固中央政权，促进贞元、元和间“中兴”的局面，必须举起反佛、道的大旗，恢复两汉时期儒家孔孟之道的统治地位，以此来整饬社会思想和风尚。
他指斥佛教的社会虚无观，认为推崇佛教就是毁灭“先王之法”“圣人之道”，就是毁灭“圣人”所创造的人类文化之精华。他指斥道教不讲仁义道德，说他们侈谈唐、虞、三代、“遂古之初”，是“以僻民和，以导民乱”。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皇帝要把陕西凤翔法门寺的一块“佛骨”迎入宫中供奉，韩愈挺身而出，上表直谏（即《论佛骨表》），认为这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的丑事，要求皇帝“以此骨付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结果惹得一心崇佛的皇帝大怒，将其贬為潮州刺史。但这也没有动摇韩愈排佛的意志。
必须承认，韩愈对佛教和道教的评说并不全对，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佛、道二教的弊端，要求恢复儒家孔孟之道，这是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
应该看到，韩愈的道统思想，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开宋代理学“道统论”之先河，在中华儒家思想发展史上，是承前启后、联结两端、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从内容上讲，“道统”之“道”的内涵是仁义，程朱在仁义之道的基础上，以天理论道，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结合起来，这是对韩愈及传统道统论的发展。从形式上看，北宋范仲淹首倡“义理”，张载则直接用了“道学”一词。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将韩愈的儒家仁义之道代相传授的思想，正式定名为“道统”，并将二程接续到这个传授系统中。因此，可以说韩愈的“道统”说成为“道学”或“理学”的前奏。
身为官员的韩愈
思想往往指导行动，作为官员和知识分子的韩愈，将其“道统”思想付诸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大一統”思想，用实践维护国家统一。
面对“安史之乱”后军阀割据、国家时刻有分裂危险的局面，韩愈沿袭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割据势力。他强调“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他在《原道》中提出：“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这些话虽然直接针对的是佛、道二教横行的后果，但也未尝不是对藩镇各自为政的指责。他在《守戒》一文中指出：“诸侯之于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职贡而已，固将有以翰蕃之也。”意思是节度使镇守各地，为的是保卫中央政权和国家统一，而不是各怀异心，割据一方。
元和九年（814），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之子吴元济发动叛乱，在朝廷进讨与姑息的一场大辩论中，韩愈坚决站在主战派裴度一边，向宪宗上《论淮西事宜状》，分析了必胜之道，促使宪宗下决心。后来在讨平吴元济的战役中，他作为司马出征，为削平藩镇割据势力做出了贡献。就在他去世前两年，还勇敢地承担了说服叛将王庭凑的危险使命，为朝廷解决了一次燃眉之急。
可以看到，反对军阀战乱，积极维护国家统一，并为国家统一事业出力，是韩愈作为官员在政治上的重要表现之一，目的自然是希望唐王朝能够长治久安，出现“中兴”的局面。
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当然也希望政治安定，天下太平，因此韩愈的这些作为，也是符合百姓利益的。
二是主张实行仁政，关心百姓疾苦。
“安史之乱”让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处境艰难，而割据一方的军阀则拥兵自重，对地方百姓进行盘剥。韩愈痛恨虐政而主张实行仁政，他说百姓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居住的村子，有了委屈基本没有可能到州、县的衙门申诉。官吏们不了解下情，只知道一味地盘剥，这让百姓怎么生存呢？由此可见他对于苛政的态度。
在做监察御史期间，京师地方春夏两季大旱，秋天闹了饥荒。京兆尹李实贪财如命，不管百姓的死活，依旧对他们进行盘剥，以致百姓流散。韩愈在路边看到将要饿死的人，非常难过，以至于回家都吃不下饭。身为御史，有责任向皇帝进言，于是韩愈写了一篇《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请求皇帝减免百姓的租税，给他们休养生息的机会。这篇奏疏得罪了李实，韩愈被贬官，但他并不后悔。
前面提到韩愈因上《论佛骨表》而被贬潮州。他反对佛教、道教，一方面是要恢复儒家正统思想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看到了当时佛、道盛行对百姓的危害。大批的出家僧尼和道士，都是不事生产的寄生阶层，这些人不服徭役，不缴纳赋税，这就使本来负担很重的百姓更是雪上加霜。他还尖锐地指出了僧尼、道士借传教侵占百姓的土地、诳骗民财的行径，“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诳丐渔利，夺编人之产”。这是他关心民瘼的表现。
被贬为潮州刺史后，鉴于当地文化落后，韩愈兴办州学，并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资助。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对韩愈惠民的举措大加赞赏。后来，韩愈又到袁州上任，同样关心百姓疾苦。袁州有些人因为水旱灾害生活不下去，不得不把孩子抵押给别人，以借钱生活。到期还不上钱，被典押的孩子就会终身沦为奴仆。韩愈见此，下令要求累计这些奴婢为奴期间的工价，等于典押的钱数时，就算还清债务，被典押的孩子就可以恢复自由之身并回家与家人团聚。
可以说，韩愈虽然算不上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却称得上是一位有德政的好官。他不计较个人得失而关心国计民生，有治国平天下之志和言行一致的品德，这对后世政治思想家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产生了影响，同样也值得我们学习。
身为文学家的韩愈
韩愈在文学上最主要的成就是领导了“古文”运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指的就是这一件事。 所谓“古文”运动，是用质朴刚健的散文取代绮丽柔靡的“骈文”的一个文体和文风的改革运动。骈文起源于东汉而盛行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仍十分流行，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被称为“时文”。骈文这种文体由两两相对的句子组成，讲究声律和谐。有的作者为了炫耀才华，处处引用典故，并配以华丽的辞藻。应该承认，骈文有好的作品，但是隋唐时期，骈文越来越堕落，内容空洞，形式僵化，华而不实，成了文字游戏之作。韩愈提倡的“古文”，是要从语言到文风继承先秦两汉诸子和史传的传统，注重文章的政治文化价值。
韩愈约从25岁开始积极倡导“古文”运动，直至他去世前都在为之奋斗。韩愈把文学看作是社会生活激发的产物，同现实情况密切相连，他提倡“古文”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复兴儒家道统，为此，他指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因为文章是宣扬思想的载体，而古文更是古圣先贤们用來传达个人见解的工具，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要将古文与“道”联系起来。他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 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可见，“古文”运动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道统，阐明文与道之间的关系，提倡以写作古文来发明圣人之道。
那么，什么是“道”呢？韩愈认为就是孔孟讲的“仁义”之道，就是从尧舜一直传到孟子的道。为了使唐朝统治秩序得到巩固，王朝得以复兴，社会得以安定，就必须振兴这个道，而“古文”的价值就在于体现这个“道”。也就是说，是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促成了韩愈进行文体文风的改革。从结果看，“古文”运动取得了成功，它一改魏晋以来浮华奢靡的文风，使散文创作成为当时的文学潮流，并由此带动了一批“古文”作家。韩愈于此的贡献受到了当时和后世之人的肯定。
总结历史，韩愈倡导“古文”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主要因为他的这一主张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处于亟待“中兴”的唐王朝，需要的不是华而不实，而是经世致用；加之韩愈才华横溢、博学多才，并具备一种开创的勇气和奋斗精神。
除了成功倡导“古文”运动，韩愈本人在散文和诗歌创作方面也是成就显著的。今天能够见到的韩愈的散文有三百余篇，可以分为议论文、记叙文和抒情文三大类。
其中议论文又可细分为五种：
一是政论文。像《守戒》《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论佛骨表》都属于这一类，多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体现了韩愈的政治眼光和见解。
二是哲学论文。像《原道》《原人》《原性》等，这些文章体现了韩愈的社会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是文论。像《答崔立之书》《答陈生书》等，大多是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相关的书信，讨论了如何作学问、写文章，体现了韩愈的文学观、文艺观。
四是杂文。如《杂说四首》，是借此喻彼，为“愤世嫉邪”而作。又如《原毁》，是研究人们彼此毁谤之根源的文章，颇有警世的作用。再如我们熟悉的《师说》，作者以自己好学来鼓励别人要刻苦学习。
五是读书笔记。像《读荀子》《读仪礼》《读墨子》等，从中可以发见韩愈的关注点和思想。
记叙文则包括一些传记、行状、碑铭、墓志等。如《张中丞传后叙》一文，赞颂了平定“安史之乱”中涌现出来的张巡、许远等人物的事迹。又如《赠太傅董公行状》一文是韩愈为董晋写的传。董晋一生为官，可本文只写了他的三件事，即以理服回纥、安抚李怀光不参与朱泚叛乱和勇敢地进入随时可能发生叛乱的汴州任节度使。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虽然写的是他人的事迹，但韩愈的着眼点却与自己的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有治国安邦的责任和使命感，要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定。
抒情文则包括他赠送别人的一些类似赠言的《序》文，以及哀辞、祭文等。韩愈通过这些文章将自己人生的遭际表达了出来。
现代学者总结韩愈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豪逸奔放；曲折多姿，变幻莫测；逻辑严整，锐利雄辩；想象丰富，巧于取譬；融汇古今，富于独创。
散文之外，韩愈还是一位诗人。韩愈在学习和借鉴李白、杜甫等前辈诗歌艺术的同时，又将自己的创新思想融入其中，“以文为诗”“以议入诗”是其诗歌不同于前人之处。所谓“以文为诗”，就是以先秦两汉古文的笔法和形式进行诗歌创作，也就是以古文入诗，像《落齿》一诗：“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虽为五言一句，却仍是平铺直叙的散文写法。“以议入诗”则是在诗中作长篇的议论。这两种作诗之法，后人褒贬不一，批评者认为这样的诗过于草率而失去了诗的味道。应该承认，韩愈的诗比起他的散文来要逊色一些，但他的一些诗表达了对百姓疾苦的同情，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肯定的。此外，韩愈的诗风也影响着后代的诗人，叶燮在《原诗》中就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