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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红旗下，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是语文书里的一篇课文，还没枪杆高的学童是无法体会老诗人捉襟见肘的狼狈的，也就把“安得广厦千万间”的痴心祈祷、沉痛呼唤，作为革命口号来看待。后来我携带一副破铺盖卷儿，坐火车横跨半个中国，单枪匹马闯京城，等于从十八层象牙塔上玩了招高空跳水，身不由己坠入滚滚红尘之中，这才恍然大悟：秋高风怒号、落叶满长安的时代，原来跟外省文人在北京的长安街上东张西望，寻找宿营地的流浪生涯，仅仅一纸之隔。
我漂至北京为稻粱谋最初六年，厚厚六本日历，盖得过线装《全唐诗》的篇幅了。然而，却搬了九次家。说乔迁之喜是大大地美化了，实际是被八位房东以不同的外交辞令驱逐了。我总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总是要借别人的房子住。寄人篱下的酸甜苦辣我这辈子算是尝遍了，闭着眼睛也能给《雾都孤儿》写部续集。单位是管出书的清水衙门，穷得连集体宿舍都没有，只恩赐我一张堆满书稿的办公桌。我特意溜到书库看了看，发现积压滞销的旧书快从门缝漫出来了，已无立锥之地。我投奔唯一的远房亲戚，痛说革命家史，以图续接本是同根生的血缘之情，结果见我准备长住下去，亲戚急得快成仇人了，整天摔碗砸盆，杀鸡给猴看。写诗的猴子只得另择生路。又在三里河一位豪爽的朋友屋里搭了张行军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只回去睡个觉，尽量缩小目标。时间一长，生怕把友谊磨薄，生怕豪爽的朋友也变得狭隘了，数数兜里攒的稿酬也快够了，便主动去东郊的麦子店租了间农民房。朋友果然喜笑颜开地帮我运送了一趟行李。我在新居以酒报答他在我落难关头的拔刀相助，他频频举杯：“好好干，前途无量！”
说是新居，其实是二十世纪末中国破得不能再破的住宅了。估计是唐山大地震时期构筑的简易棚，后来覆盖一层油毡作屋顶，和稀泥砌起了四堵红砖墙壁。只有六平方米，只有一扇通风的窗户。幸好另外还有门，没叫我爬窗口进出。苦夏真苦，黑色的七月，我在闷热的小屋里拼命摇铁扇公主的道具，运筹于蚊帐，夜不成寐。真恨不得用高射炮把那些吸血的飞行员赶尽杀绝。我没出国就知道非洲是怎么回事了。
火红的年代，我一边在台灯下爬格子，一边担心下辈子该蜕变成煮熟的螃蟹模样。苦命的保尔，我也明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了。至于冬天则别开生面，我一下子给装进六平方米的大冰箱了，也许能保鲜，但血液需要循环啊。我买了条削价处理的电热毯，一回家就直奔主题钻进被窝里，像孕妇坐月子，狼外婆来也不开门。我很感谢无名氏发明的电热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使貧寒书生饱享雪夜闭门读书之乐趣。又担心伪劣产品不可靠，电源短路，使我的远大前程胎死腹中，在烈火中永生。临睡前总蓦然回首拔下插头。结果没到半夜就梦见北极了，我像艘迷路的破冰船傻傻地问：“谁把我推醒了？”
痛定思痛，值得夸耀的是：我毕竟是一位在陋屋住过的诗人，学不会李白醉卧长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精神胜利法，至少也忠实地继承了杜甫苦大仇深的现实主义传统。可即使陋屋，也无法高枕无忧。公安局在去唯一一座公共厕所的必经之路上贴出告示，说这一带属拆迁区，推土机下星期一将准时抵临，望民众提前搬迁云云。房东很高兴，他们去住半年过渡房，即改调为楼房了。他第一次弯腰钻进我狭小的门框，做我的思想工作，劝我另择高枝。措手不及，我一上班即翻出通讯录，挨个给有印象或没印象的朋友们打电话，求他们拉兄弟一把。那一天，所有朋友办公桌上的电话都一个接一个相继响起来，他们也一个接一个在遥远的地方表态，或爱莫能助，或深表同情，或兔死狐悲，或搁下话筒即帮忙改拨其他号码……居然还有两位与我同是天涯沦落人，正准备四处寄发十万火急的鸡毛信呢——我也是他们求援名单上的人。我只得在电话里拍拍他和她的肩膀：“好自为之吧。”
那一星期天昏地暗，我就像被十面埋伏重重围困的小国之君，盼星星盼月亮般翘望救兵消息，而又对睡马路牙子上的亡国奴命运充满恐惧。好歹人还有尊严呢，诗人也是人嘛。每个失望的电话都给我一次打击，四面楚歌中，卧薪尝胆的诗人弱不禁风。我开始做最坏的打算：不顾领导脸色和办公楼管理条例，睡办公室。但办公室的回旋之地仅够打一张地铺，抱膝而眠、琴棋书画全无用。我环顾四壁，准备变卖家产、轻装上阵。城区每逢拆迁，收破烂的就像苍蝇般冒出来了。一台旧黑白电视，他只出价五十元;而一堆衣裤，他按每条四角收购（算批发价？）。大敌当前，我没心思讨价还价，只图赢得身轻如燕，咬牙跺脚大吐血，全便宜这帮破烂王了。我的家当只剩下铁饭碗和换洗衣裳了，刚好装一蛇皮口袋。
我在办公室度过了近乎曝光的一个冬天。那是一种没有秘密可言的公开化的私生活，同事来得早会正赶上我手忙脚乱叠被子。又在东城板厂胡同的书库度过一个春天和夏天。剩余的秋天、冬天又靠其他地方打发。我生命算盘上的春夏秋冬，被一只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拨来拨去，倒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长期搬迁的生活使我养成习惯：不购置多余的家具，不添加仅仅起装饰作用的物品，甚至，连女朋友都不想找。对于两袖清风的流浪汉，爱情都是奢侈的，会使生活负重、心灵负债。
对于一颗逍遥的心灵，需要的不是家具，而是行李。它抖擞一番羽毛便能把精致的家园搬运到天空。鸟类永远都在搬家，心灵永远都在寻找，都在旅行。
我漂至北京为稻粱谋最初六年，厚厚六本日历，盖得过线装《全唐诗》的篇幅了。然而，却搬了九次家。说乔迁之喜是大大地美化了，实际是被八位房东以不同的外交辞令驱逐了。我总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总是要借别人的房子住。寄人篱下的酸甜苦辣我这辈子算是尝遍了，闭着眼睛也能给《雾都孤儿》写部续集。单位是管出书的清水衙门，穷得连集体宿舍都没有，只恩赐我一张堆满书稿的办公桌。我特意溜到书库看了看，发现积压滞销的旧书快从门缝漫出来了，已无立锥之地。我投奔唯一的远房亲戚，痛说革命家史，以图续接本是同根生的血缘之情，结果见我准备长住下去，亲戚急得快成仇人了，整天摔碗砸盆，杀鸡给猴看。写诗的猴子只得另择生路。又在三里河一位豪爽的朋友屋里搭了张行军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只回去睡个觉，尽量缩小目标。时间一长，生怕把友谊磨薄，生怕豪爽的朋友也变得狭隘了，数数兜里攒的稿酬也快够了，便主动去东郊的麦子店租了间农民房。朋友果然喜笑颜开地帮我运送了一趟行李。我在新居以酒报答他在我落难关头的拔刀相助，他频频举杯：“好好干，前途无量！”
说是新居，其实是二十世纪末中国破得不能再破的住宅了。估计是唐山大地震时期构筑的简易棚，后来覆盖一层油毡作屋顶，和稀泥砌起了四堵红砖墙壁。只有六平方米，只有一扇通风的窗户。幸好另外还有门，没叫我爬窗口进出。苦夏真苦，黑色的七月，我在闷热的小屋里拼命摇铁扇公主的道具，运筹于蚊帐，夜不成寐。真恨不得用高射炮把那些吸血的飞行员赶尽杀绝。我没出国就知道非洲是怎么回事了。
火红的年代，我一边在台灯下爬格子，一边担心下辈子该蜕变成煮熟的螃蟹模样。苦命的保尔，我也明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了。至于冬天则别开生面，我一下子给装进六平方米的大冰箱了，也许能保鲜，但血液需要循环啊。我买了条削价处理的电热毯，一回家就直奔主题钻进被窝里，像孕妇坐月子，狼外婆来也不开门。我很感谢无名氏发明的电热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使貧寒书生饱享雪夜闭门读书之乐趣。又担心伪劣产品不可靠，电源短路，使我的远大前程胎死腹中，在烈火中永生。临睡前总蓦然回首拔下插头。结果没到半夜就梦见北极了，我像艘迷路的破冰船傻傻地问：“谁把我推醒了？”
痛定思痛，值得夸耀的是：我毕竟是一位在陋屋住过的诗人，学不会李白醉卧长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精神胜利法，至少也忠实地继承了杜甫苦大仇深的现实主义传统。可即使陋屋，也无法高枕无忧。公安局在去唯一一座公共厕所的必经之路上贴出告示，说这一带属拆迁区，推土机下星期一将准时抵临，望民众提前搬迁云云。房东很高兴，他们去住半年过渡房，即改调为楼房了。他第一次弯腰钻进我狭小的门框，做我的思想工作，劝我另择高枝。措手不及，我一上班即翻出通讯录，挨个给有印象或没印象的朋友们打电话，求他们拉兄弟一把。那一天，所有朋友办公桌上的电话都一个接一个相继响起来，他们也一个接一个在遥远的地方表态，或爱莫能助，或深表同情，或兔死狐悲，或搁下话筒即帮忙改拨其他号码……居然还有两位与我同是天涯沦落人，正准备四处寄发十万火急的鸡毛信呢——我也是他们求援名单上的人。我只得在电话里拍拍他和她的肩膀：“好自为之吧。”
那一星期天昏地暗，我就像被十面埋伏重重围困的小国之君，盼星星盼月亮般翘望救兵消息，而又对睡马路牙子上的亡国奴命运充满恐惧。好歹人还有尊严呢，诗人也是人嘛。每个失望的电话都给我一次打击，四面楚歌中，卧薪尝胆的诗人弱不禁风。我开始做最坏的打算：不顾领导脸色和办公楼管理条例，睡办公室。但办公室的回旋之地仅够打一张地铺，抱膝而眠、琴棋书画全无用。我环顾四壁，准备变卖家产、轻装上阵。城区每逢拆迁，收破烂的就像苍蝇般冒出来了。一台旧黑白电视，他只出价五十元;而一堆衣裤，他按每条四角收购（算批发价？）。大敌当前，我没心思讨价还价，只图赢得身轻如燕，咬牙跺脚大吐血，全便宜这帮破烂王了。我的家当只剩下铁饭碗和换洗衣裳了，刚好装一蛇皮口袋。
我在办公室度过了近乎曝光的一个冬天。那是一种没有秘密可言的公开化的私生活，同事来得早会正赶上我手忙脚乱叠被子。又在东城板厂胡同的书库度过一个春天和夏天。剩余的秋天、冬天又靠其他地方打发。我生命算盘上的春夏秋冬，被一只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拨来拨去，倒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长期搬迁的生活使我养成习惯：不购置多余的家具，不添加仅仅起装饰作用的物品，甚至，连女朋友都不想找。对于两袖清风的流浪汉，爱情都是奢侈的，会使生活负重、心灵负债。
对于一颗逍遥的心灵，需要的不是家具，而是行李。它抖擞一番羽毛便能把精致的家园搬运到天空。鸟类永远都在搬家，心灵永远都在寻找，都在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