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根据效用曲线模型建立的旅游目的地安全效用曲线理论，解释了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与旅游消费-投资意愿的负相关关系，进而揭示了生态环境安全对旅游目的地与旅游市场的重要影响。海南三沙海洋生态系统脆弱、环境承载能力有限，需要采取多种措施管控生态环境风险，推动海洋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安全；生态环境风险；安全治理；三沙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安全对于旅游者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旅游者去到陌生的旅游目的地是为了寻求精神愉悦、身心放松的旅游体验，而安全是实现“旅游者角色”心理转变与心理体验的重要前提。在旅游安全体系中，旅游目的地安全具有时空性与特定性，对旅游市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当旅游目的地安全受到各种风险的威胁时，安全风险会通过旅游投资与旅游消费等链条，传导至旅游市场的供给侧与需求侧，进而对旅游目的地旅游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图1）。
（一）旅游目的地的安全效用曲线理论
以游客消费为例，根据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并呈现出从低到高的阶梯层次特点[2]。旅游者开展旅游活动，本来应当属于社交需求及以上层次需求。但是，由于安全需求在人类需求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这影响了旅游者对旅游过程的安全要求，进而决定了旅游产业安全的基本面。当旅游者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需求得不到满足甚至受到风险威胁时（例如生态环境灾害的爆发、流行疾病的盛行等），将导致旅游者前往旅游目的地进行旅游消费的意愿降低甚至消失，旅游消费需求不足会削弱旅游投资意愿，进而导致旅游目的地旅游市场的波动和旅游产业的疲软乃至崩溃。
具体来说，根据效用曲线理论模型建立旅游目的地安全效用曲线。在决策中，决策者因个人性格、经验等主观因素，对风险认识及相应的益损问题（获取收益或避免损失）会有不同的态度与偏好；对于同一决策者，因为风险要素影响等客观条件不同，对相同的益损问题也会有不同认识。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对益损问题的不同感受和取舍决定就表现为“效用”。通常来说，以益损值为横坐标，以效用值为纵坐标，将决策者对风险态度的变化在坐标系中进行描点并拟合成一条曲线，即效用曲线[3]。
相应地，在旅游目的地安全治理中，旅游投资者与旅游消费者在做出相应决策时，其与旅游目的地的安全风险之间也存在着相应的效用曲线。如图2所示，在旅游安全与旅游投资消费关系中，以旅游目的地风险级别为X轴，旅游投资-消费意愿为Y轴，安全风险和旅游消费与投资意愿呈负相关变动关系。当其他积极要素既定、旅游安全风险为零的情况下，一定的旅游消费与投资意愿（即意愿临界线）是可培养的甚至高涨的；但随着旅游安全风险升高、旅游安全水平下降，游客的旅游消费意愿与经营者的投资意愿就会逐步下降。不同的安全风险，导致旅游消费意愿与经营者投资意愿下降程度不同，复合的安全风险，将导致旅游消费意愿与经营者投资意愿的复合型下降。当安全风险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旅游目的地的安全临界线），即当曲线到达“角点解”（Corner Solution）时，旅游目的地出现严重安全风险，则旅游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可能降至为零（不想去该地旅游或者投资）或趋于负值（对该地予以差评）。
可见，旅游目的地的安全效用曲线表明旅游目的地安全与旅游市场发展存在重要关系。旅游目的地赖以存在的旅游产业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受到旅游安全的直接影響；其中，旅游者安全受到威胁而减少消费意愿时，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与旅游市场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旅游安全应注重“以人为本”，加强对旅游者的安全保护。
（二）旅游目的地安全治理系统风险理论
旅游目的地安全体系是一个有机系统，由旅游者、旅游环境、旅游设施等多项因素组成、互相影响与作用。随着影响和制约旅游活动开展与行业发展的各种风险因素的增加与交互，旅游安全问题及相应的应对与管理日显重要。单一风险可能扩散和外溢，进而导致整个系统发生风险，因此对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的识别与防控也应遵循系统风险理论[4]。一般来说，在识别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来源时，可以从旅游市场发展的供给与需求两侧来识别其风险来源及其传导链条（图3）。
从旅游市场供给来看，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与旅游吸引物数量质量、旅游投资政策、旅游市场竞争风险等，都会影响旅游经营者的投资意愿以及具体的旅游产品供给。例如，旅游目的地拥有的旅游自然资源与旅游人文资源，是影响旅游吸引力的基础，也是旅游项目投资的前提。特别对于海上旅游目的地来说，海洋自然资源（如阳光、沙滩、海水等旅游要素）更是海上旅游目的地招徕游客的基础。一旦这些自然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旅游目的地旅游吸引物的吸引力将大大减少、甚至消失，将无法吸引游客前来消费，进而影响旅游目的地的存续。
海上旅游目的地主要向游客提供海洋旅游产品，而海洋旅游活动往往在海上、海水、海底、海空等多维立体空间进行，海-气相互作用本身变幻莫测，海洋旅游活动的开放性、参与性使海洋旅游活动参与者面临特殊的旅游安全风险。旅游产品与旅游环境的安全风险既影响游客个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也影响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活动与旅游产业发展，因此是旅游目的地安全评价与安全治理的重要对象。 2012年7月24日，三沙市正式挂牌成立，隶属海南省，为地级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三沙拥有良好的旅游资源禀赋，具备巨大的海洋旅游开发潜力与前景。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推进，三沙海洋旅游进入了新时代，逐步全面融入国家战略。但三沙的生态环境承载力有限，旅游产业发展与旅游活动也会对三沙生态系统构成安全威胁[5]。当地面临的生态环境风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土地不足与毁损风险
由于三沙海岛陆地资源本已有限，旅游开发中若大兴土木、过度开发，将会破坏海岛植被、沙滩，导致土地毁损。各类自然灾害（如台风）也会造成海岸线侵蚀、土地退化等问题。而且，如果采取粗放式围填海等方式开展国际海上旅游目的地建设，会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并造成一系列海洋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破坏[6]。
（二）水体污染风险
随着住宿、餐饮等旅游设施的增多与使用，如果其产生的污水不经处理就向海域或地下直接排放，将会引发水体污染风险。2015年正式投入使用的三沙永兴环保处理中心建有专门的污水处理厂，每日可处理污水约1 800立方米。但当旅游业发展起来时，其污水处理能力是否足够仍需慎重考虑。另外，三沙海洋旅游主要依托于邮轮、游艇，这些船舶及过往货商船一旦漏油，油污将会对三沙海域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三）生物多样性受损风险
三沙海域拥有丰富的生物种类，水的透明度较高，在休闲捕捞和潜水观光等旅游项目开发方面具有良好基础。但海洋渔业与海洋旅游等过度捕捞、大量用船、潜水时故意或不小心破坏珊瑚礁等行为，均会影响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并危及生物群体多样性。
（四）气候变化挑战风险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异常，三沙海洋旅游所依赖的海岛、海洋生物资源等面临直接的危险。一方面，由于全球变暖、两极冰川融化，海平面逐年上升，三沙的部分岛屿与礁石可能面临着全部或部分被淹没的风险，这将极大地限制登岛旅游与生活空间，并且对海洋旅游活动构成安全威胁。另一方面，由于许多海洋生物无法适应升高的海水温度，无法迁移的动植物则面临自身变化或消亡，如珊瑚白化，這些都会直接影响海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五）固体废弃物污染风险
海洋废弃物不仅危害海洋生态系统，还可通过水产品进入人类食物链。当开展海洋旅游开发与经营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的生产与生活垃圾。然而，与陆地不同，三沙海岛不能采取直接填埋、堆填等方式来处理固体垃圾。三沙永兴环保处理中心的垃圾收集转运站每日可处理垃圾2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满足生活垃圾的处理需求。但是，其他海岛产生的垃圾则需转运此处，而且该中心能否完全对废弃品进行无害化处理，也是需要考量的。
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针对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面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安全风险，应当坚持三沙生态旅游发展战略，从以下几个方面应对三沙生态环境风险。
（一）严格控制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在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规划、开发、建设、运营等环节，要严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行为，尽可能减少对三沙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一方面，在规划建设三沙海洋旅游项目与相关旅游设施时，要平衡好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满足基本的旅游活动与发展要求的基础上，尽可能控制不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减少对三沙海洋自然景观、海岸线生态系统、海岸水动力条件等影响[7]。在进行必需的旅游设施开发与建设时，要遵循绿色环保、节能低碳等要求，严格遵守相应的环境保护要求。而且，对因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建设与发展而引起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要积极进行针对性的生态修复，控制海洋生态破坏范围与安全影响。
另一方面，在三沙开展海洋旅游活动时，要减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倡导绿色、低碳、生态旅游。例如，三沙应尽可能利用当地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如风能、潮汐能、太阳能等为旅游设施与旅游活动提供能源动力保障，通过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展环保低碳海洋旅游。旅游接待设施要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减少产生塑料污染，严禁向海洋水体倾倒污水与固体废弃物。同时，鼓励游客登岛旅游时，尽可能不留下垃圾废物，减少占用三沙海洋环境容量资源。
（二）建立三沙海洋旅游安全容量机制
一方面，要对三沙海洋旅游开发中的重点岛礁及其周边海域进行大气、土壤、水体等环境监测，重点对海洋水体物理、化学、生物、水文、水动力条件等各项要素进行动态监测，全面掌握三沙环境质量动态变化数据。其中，由于船舶在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既是基本交通运输工具与旅游方式，也是重要排污源头，因此对船舶的排污监测与管理应作为三沙海洋环境监测的重要内容。特别对于在南海海域重要航线上往来的大型货轮、油轮等可能引发的海洋漏油环境污染事件，三沙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海事部门与旅游主管部门等都要密切留意监测，做好相关的应急处理准备。
另一方面，要根据三沙环境容量与环境承载能力，建立动态的旅游承载力监测预警机制与安全容量制度。通过对三沙环境承载能力的评估与监测，评估出相应的旅游承载力，对环境容量达到最大承载力的旅游景区实行预警提醒和限制性措施；通过完善旅游预约制度，建立景区游客流量控制与环境容量联动机制。以此为基础，还可进一步建立三沙景区安全容量制度，在三沙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不影响三沙环境水平与总体安全的前提下，确立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可容纳人员数量限值，从而保障旅游安全与体验，控制三沙生态环境风险。当景区安全容量限值达到临界点时，就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限制进入三沙岛礁的游客数量。
（三）增强三沙海洋生态环境安全能力
首先，推动成立三沙国家海洋公园、三沙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等，实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根据国家海洋公园制度要求，协调海洋旅游资源开发与海洋生态保护的关系。在三沙海域因地制宜地进行生物资源养护增殖工程，通过在海底“种植”珊瑚等方式修复、重建海底生态系统，控制三沙生态环境风险。此外，还应建立、完善珊瑚礁保护管理体系，在专业养护队伍的基础上，发挥驻岛官兵、渔民、游客等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
其次，要不断提高三沙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应对主要包括减缓与适应两大部分。在全球努力减缓气候变化过程中，三沙各岛礁仍面临着气候变化引起海平面上升而带来的“灭顶”威胁与各种自然灾害风险，对此三沙应不断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包括防灾减灾能力。
最后，要不断增强三沙驻岛人员与游客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能力。强化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在三沙当地制定《三沙生态旅游游客守则》，明确禁止登岛游客收集并试图带走珊瑚等行为，否则处以一定惩罚。此外，为了更大限度减少三沙生态环境风险，还需通过环保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提高人们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与能力。
新时代背景下建设发展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应当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顶层指导，对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面临的生态环境风险进行识别与分析，将生态环境风险作为系统风险治理的重要内容与环节，构建“对人的保护”与“对自然的保护”之间的动态平衡机制，合理协调安全保护与市场发展的关系。
[1] 邹永广.目的地旅游安全评价研究[D].泉州：华侨大学，2015：1-15.
[2] MASLOW A.H.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1943（50）：370-396.
[3] 张长青.效用曲线与微观经济决策[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2）：99-101.
[4] 赵怀琼，王明贤.旅游安全风险系统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6（1）：17-21.
[5] 谭传楷.三沙旅游开发风险控制研究[D].海口：海南大学，2015：1-8.
[6] 施亚男，陈扬乐.西沙旅游开发风险评价及应对[J].经营管理者，2016（14）：66-67.
[7] 邓颖颖.三沙海洋旅游开发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J].南海学刊，2015（3）：94-99.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安全；生态环境风险；安全治理；三沙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安全对于旅游者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旅游者去到陌生的旅游目的地是为了寻求精神愉悦、身心放松的旅游体验，而安全是实现“旅游者角色”心理转变与心理体验的重要前提。在旅游安全体系中，旅游目的地安全具有时空性与特定性，对旅游市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当旅游目的地安全受到各种风险的威胁时，安全风险会通过旅游投资与旅游消费等链条，传导至旅游市场的供给侧与需求侧，进而对旅游目的地旅游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图1）。
一、海上旅游目的地安全治理的理论基础
（一）旅游目的地的安全效用曲线理论
以游客消费为例，根据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并呈现出从低到高的阶梯层次特点[2]。旅游者开展旅游活动，本来应当属于社交需求及以上层次需求。但是，由于安全需求在人类需求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这影响了旅游者对旅游过程的安全要求，进而决定了旅游产业安全的基本面。当旅游者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需求得不到满足甚至受到风险威胁时（例如生态环境灾害的爆发、流行疾病的盛行等），将导致旅游者前往旅游目的地进行旅游消费的意愿降低甚至消失，旅游消费需求不足会削弱旅游投资意愿，进而导致旅游目的地旅游市场的波动和旅游产业的疲软乃至崩溃。
具体来说，根据效用曲线理论模型建立旅游目的地安全效用曲线。在决策中，决策者因个人性格、经验等主观因素，对风险认识及相应的益损问题（获取收益或避免损失）会有不同的态度与偏好；对于同一决策者，因为风险要素影响等客观条件不同，对相同的益损问题也会有不同认识。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对益损问题的不同感受和取舍决定就表现为“效用”。通常来说，以益损值为横坐标，以效用值为纵坐标，将决策者对风险态度的变化在坐标系中进行描点并拟合成一条曲线，即效用曲线[3]。
相应地，在旅游目的地安全治理中，旅游投资者与旅游消费者在做出相应决策时，其与旅游目的地的安全风险之间也存在着相应的效用曲线。如图2所示，在旅游安全与旅游投资消费关系中，以旅游目的地风险级别为X轴，旅游投资-消费意愿为Y轴，安全风险和旅游消费与投资意愿呈负相关变动关系。当其他积极要素既定、旅游安全风险为零的情况下，一定的旅游消费与投资意愿（即意愿临界线）是可培养的甚至高涨的；但随着旅游安全风险升高、旅游安全水平下降，游客的旅游消费意愿与经营者的投资意愿就会逐步下降。不同的安全风险，导致旅游消费意愿与经营者投资意愿下降程度不同，复合的安全风险，将导致旅游消费意愿与经营者投资意愿的复合型下降。当安全风险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旅游目的地的安全临界线），即当曲线到达“角点解”（Corner Solution）时，旅游目的地出现严重安全风险，则旅游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可能降至为零（不想去该地旅游或者投资）或趋于负值（对该地予以差评）。
可见，旅游目的地的安全效用曲线表明旅游目的地安全与旅游市场发展存在重要关系。旅游目的地赖以存在的旅游产业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受到旅游安全的直接影響；其中，旅游者安全受到威胁而减少消费意愿时，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与旅游市场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旅游安全应注重“以人为本”，加强对旅游者的安全保护。
（二）旅游目的地安全治理系统风险理论
旅游目的地安全体系是一个有机系统，由旅游者、旅游环境、旅游设施等多项因素组成、互相影响与作用。随着影响和制约旅游活动开展与行业发展的各种风险因素的增加与交互，旅游安全问题及相应的应对与管理日显重要。单一风险可能扩散和外溢，进而导致整个系统发生风险，因此对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的识别与防控也应遵循系统风险理论[4]。一般来说，在识别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来源时，可以从旅游市场发展的供给与需求两侧来识别其风险来源及其传导链条（图3）。
从旅游市场供给来看，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与旅游吸引物数量质量、旅游投资政策、旅游市场竞争风险等，都会影响旅游经营者的投资意愿以及具体的旅游产品供给。例如，旅游目的地拥有的旅游自然资源与旅游人文资源，是影响旅游吸引力的基础，也是旅游项目投资的前提。特别对于海上旅游目的地来说，海洋自然资源（如阳光、沙滩、海水等旅游要素）更是海上旅游目的地招徕游客的基础。一旦这些自然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旅游目的地旅游吸引物的吸引力将大大减少、甚至消失，将无法吸引游客前来消费，进而影响旅游目的地的存续。
二、海南三沙海洋旅游生态环境风险分析
海上旅游目的地主要向游客提供海洋旅游产品，而海洋旅游活动往往在海上、海水、海底、海空等多维立体空间进行，海-气相互作用本身变幻莫测，海洋旅游活动的开放性、参与性使海洋旅游活动参与者面临特殊的旅游安全风险。旅游产品与旅游环境的安全风险既影响游客个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也影响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活动与旅游产业发展，因此是旅游目的地安全评价与安全治理的重要对象。 2012年7月24日，三沙市正式挂牌成立，隶属海南省，为地级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三沙拥有良好的旅游资源禀赋，具备巨大的海洋旅游开发潜力与前景。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推进，三沙海洋旅游进入了新时代，逐步全面融入国家战略。但三沙的生态环境承载力有限，旅游产业发展与旅游活动也会对三沙生态系统构成安全威胁[5]。当地面临的生态环境风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土地不足与毁损风险
由于三沙海岛陆地资源本已有限，旅游开发中若大兴土木、过度开发，将会破坏海岛植被、沙滩，导致土地毁损。各类自然灾害（如台风）也会造成海岸线侵蚀、土地退化等问题。而且，如果采取粗放式围填海等方式开展国际海上旅游目的地建设，会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并造成一系列海洋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破坏[6]。
（二）水体污染风险
随着住宿、餐饮等旅游设施的增多与使用，如果其产生的污水不经处理就向海域或地下直接排放，将会引发水体污染风险。2015年正式投入使用的三沙永兴环保处理中心建有专门的污水处理厂，每日可处理污水约1 800立方米。但当旅游业发展起来时，其污水处理能力是否足够仍需慎重考虑。另外，三沙海洋旅游主要依托于邮轮、游艇，这些船舶及过往货商船一旦漏油，油污将会对三沙海域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三）生物多样性受损风险
三沙海域拥有丰富的生物种类，水的透明度较高，在休闲捕捞和潜水观光等旅游项目开发方面具有良好基础。但海洋渔业与海洋旅游等过度捕捞、大量用船、潜水时故意或不小心破坏珊瑚礁等行为，均会影响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并危及生物群体多样性。
（四）气候变化挑战风险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异常，三沙海洋旅游所依赖的海岛、海洋生物资源等面临直接的危险。一方面，由于全球变暖、两极冰川融化，海平面逐年上升，三沙的部分岛屿与礁石可能面临着全部或部分被淹没的风险，这将极大地限制登岛旅游与生活空间，并且对海洋旅游活动构成安全威胁。另一方面，由于许多海洋生物无法适应升高的海水温度，无法迁移的动植物则面临自身变化或消亡，如珊瑚白化，這些都会直接影响海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五）固体废弃物污染风险
海洋废弃物不仅危害海洋生态系统，还可通过水产品进入人类食物链。当开展海洋旅游开发与经营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的生产与生活垃圾。然而，与陆地不同，三沙海岛不能采取直接填埋、堆填等方式来处理固体垃圾。三沙永兴环保处理中心的垃圾收集转运站每日可处理垃圾2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满足生活垃圾的处理需求。但是，其他海岛产生的垃圾则需转运此处，而且该中心能否完全对废弃品进行无害化处理，也是需要考量的。
三、海南三沙海洋旅游生态环境风险规制路径
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针对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面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安全风险，应当坚持三沙生态旅游发展战略，从以下几个方面应对三沙生态环境风险。
（一）严格控制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在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规划、开发、建设、运营等环节，要严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行为，尽可能减少对三沙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一方面，在规划建设三沙海洋旅游项目与相关旅游设施时，要平衡好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满足基本的旅游活动与发展要求的基础上，尽可能控制不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减少对三沙海洋自然景观、海岸线生态系统、海岸水动力条件等影响[7]。在进行必需的旅游设施开发与建设时，要遵循绿色环保、节能低碳等要求，严格遵守相应的环境保护要求。而且，对因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建设与发展而引起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要积极进行针对性的生态修复，控制海洋生态破坏范围与安全影响。
另一方面，在三沙开展海洋旅游活动时，要减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倡导绿色、低碳、生态旅游。例如，三沙应尽可能利用当地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如风能、潮汐能、太阳能等为旅游设施与旅游活动提供能源动力保障，通过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展环保低碳海洋旅游。旅游接待设施要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减少产生塑料污染，严禁向海洋水体倾倒污水与固体废弃物。同时，鼓励游客登岛旅游时，尽可能不留下垃圾废物，减少占用三沙海洋环境容量资源。
（二）建立三沙海洋旅游安全容量机制
一方面，要对三沙海洋旅游开发中的重点岛礁及其周边海域进行大气、土壤、水体等环境监测，重点对海洋水体物理、化学、生物、水文、水动力条件等各项要素进行动态监测，全面掌握三沙环境质量动态变化数据。其中，由于船舶在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既是基本交通运输工具与旅游方式，也是重要排污源头，因此对船舶的排污监测与管理应作为三沙海洋环境监测的重要内容。特别对于在南海海域重要航线上往来的大型货轮、油轮等可能引发的海洋漏油环境污染事件，三沙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海事部门与旅游主管部门等都要密切留意监测，做好相关的应急处理准备。
另一方面，要根据三沙环境容量与环境承载能力，建立动态的旅游承载力监测预警机制与安全容量制度。通过对三沙环境承载能力的评估与监测，评估出相应的旅游承载力，对环境容量达到最大承载力的旅游景区实行预警提醒和限制性措施；通过完善旅游预约制度，建立景区游客流量控制与环境容量联动机制。以此为基础，还可进一步建立三沙景区安全容量制度，在三沙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不影响三沙环境水平与总体安全的前提下，确立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可容纳人员数量限值，从而保障旅游安全与体验，控制三沙生态环境风险。当景区安全容量限值达到临界点时，就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限制进入三沙岛礁的游客数量。
（三）增强三沙海洋生态环境安全能力
首先，推动成立三沙国家海洋公园、三沙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等，实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根据国家海洋公园制度要求，协调海洋旅游资源开发与海洋生态保护的关系。在三沙海域因地制宜地进行生物资源养护增殖工程，通过在海底“种植”珊瑚等方式修复、重建海底生态系统，控制三沙生态环境风险。此外，还应建立、完善珊瑚礁保护管理体系，在专业养护队伍的基础上，发挥驻岛官兵、渔民、游客等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
其次，要不断提高三沙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应对主要包括减缓与适应两大部分。在全球努力减缓气候变化过程中，三沙各岛礁仍面临着气候变化引起海平面上升而带来的“灭顶”威胁与各种自然灾害风险，对此三沙应不断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包括防灾减灾能力。
最后，要不断增强三沙驻岛人员与游客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能力。强化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在三沙当地制定《三沙生态旅游游客守则》，明确禁止登岛游客收集并试图带走珊瑚等行为，否则处以一定惩罚。此外，为了更大限度减少三沙生态环境风险，还需通过环保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提高人们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与能力。
四、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建设发展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应当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顶层指导，对三沙海上旅游目的地面临的生态环境风险进行识别与分析，将生态环境风险作为系统风险治理的重要内容与环节，构建“对人的保护”与“对自然的保护”之间的动态平衡机制，合理协调安全保护与市场发展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邹永广.目的地旅游安全评价研究[D].泉州：华侨大学，2015：1-15.
[2] MASLOW A.H.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1943（50）：370-396.
[3] 张长青.效用曲线与微观经济决策[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2）：99-101.
[4] 赵怀琼，王明贤.旅游安全风险系统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6（1）：17-21.
[5] 谭传楷.三沙旅游开发风险控制研究[D].海口：海南大学，2015：1-8.
[6] 施亚男，陈扬乐.西沙旅游开发风险评价及应对[J].经营管理者，2016（14）：66-67.
[7] 邓颖颖.三沙海洋旅游开发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J].南海学刊，2015（3）：9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