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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年累月，新藏线上那一串珍珠般的小兵站，沉淀下不少故事。每次上山，无论在哪个兵站投宿，我都喜欢找站里的同志聊天，哪怕时间再晚，也要收集一点素材。
2001年11月下旬，我和某边防团团长同行，上山看望执行任务的部队。早就听说该团有个传奇人物，几年前在天文点边防连执勤时，驾驶东风240牵引车去冰湖里拉生活用水，不料车陷冰湖。为了救车，他竟然在冰天雪地中把车大卸八块，将零部件一件一件抬出，然后又组装起来。对于这个故事，我一直将信将疑，这次当面问团长，不禁大吃一惊：确有此事，而且那个创造奇迹的兵就是团长现在的驾驶员！
王祥？那个中等个儿、话不多的老兵？几天的接触中，他几乎没有说过话，见面无非是点点头，笑一笑。没想到，真人不露相呀！
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投宿库地兵站那天，我把王祥约到我的房间，和他进行了一番夜谈。
王祥是四川蒲江人，中学毕业后，跟着父亲的一位朋友学汽车修理，虽然时间不长，但架不住聪明好学，很快摸清了国产车的门道。年轻人不安于现状，学会了修车，他又想去当兵。师傅不以为然，说：“你先跟着我干几年，然后自己干，钱不少挣，比当兵强。”王祥对赚钱兴趣不大，他谢过师傅的好意，1993年12月应征入伍来到南疆。
边防团编有汽车连，王祥因为有修车的专长，被安排去学开车。出徒后第一次跟着师傅上山，才到三十里营房，师傅就向连里建议说：“这个兵可以放单了。”结果，连队将一台东风140运输车交给他，让他在山下拉煤。这是他在同年兵中冒尖的开始。
1995年6月，山上换防，汽车连领导对王祥寄予厚望，特意把他配属到最艰苦的天文点边防连，重点培养锻炼。
库地的冬夜，万籁俱寂。往年这个时候，兵站差不多该收摊下山了。然而现在，他们同样处于战备行动中，工作比往常更加紧张。我交代兵站的同志抓紧时间早点休息，自己点上蜡烛，静听王祥讲述他的传奇——
那一年，天文点气候反常，10月份就开始下雪，进入12月，气温一度降至零下30摄氏度，连队前面的小河全都结了冰，我们只能到33千米外的冰湖去拉水。
连队的水车是东风240牵引车，车厢上背着一个5吨的储水罐。那天，连队派了15个人，由两名排长带队，午饭后出发，乘车来到海拔5000多米的湖边。那个季节，湖水已经退下去不少，露出二三十米的滩涂。我把车停在50米开外，让战士们下去提水。
这时，下雪了。看到战士们破冰打水，又提着桶一趟一趟走过来很累，不时大口大口地喘气，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把车开过去。这样就方便多了，大家一字排开，一桶一桶地传递，又快又省劲，半个小时就把储水罐灌满了。
没想到，当战士们爬上车招呼我启动时，车轮已经下陷，动不了啦。如果当时果断地把水放掉，还是能够开出来的，但我不忍心放水，这是大家一桶一桶灌进去的啊，有的人手上沾了水，手冻在桶把上，把皮都撕掉了。
可不管我怎么掛挡加油，战士们怎么使劲推，车不仅纹丝不动，反而越陷越深。没办法，只好放水，放完水还是不出来。折腾到夜里11点，毫无效果，车子的3个桥全都陷进去了。我让排长给我留4个兵，其他人先回去。
事后得知，连队也着急，派了十多个人出来寻找，深夜与返回的同志在老营房会合，直到第二天晚上11点才走回连队。也就是说，33千米，他们整整走了一天一夜。
我们留下的5个人，挤在驾驶室过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我去爬电杆，卸下来6根钢丝，想借助车前的驱动绞盘把汽车绞出来。然而还是不行，几根钢丝全都绞断了。
没办法，只好先回连队。下午5点左右，我把水箱的水放干净，5个人开始往连队走。那几天特别冷，风又大，我没穿大衣，只戴了一顶单帽，穿了一双大头鞋，还进了水，才走了3千米就走不动了。我想睡一会儿，让那几个兵先走。他们不同意，非要搀着我走，还把皮大衣、皮帽子给我。
也许是开车锻炼少的缘故，我的体力明显不行，途中躺下5次。走到天黑，又冷又饿又害怕。那一带有狼，我们每人拣了一根棍子，手拉着手走，到老营房时，已经11点了。我们爬上老营房顶，弄了一些杂草点着。我睡着了，浙江兵姚钱江和安徽兵季长元却一直没睡，不断添柴。第二天早上起来又走，中午遇到连队派出接应我们的人。回到连队，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
这次陷车，主要责任在我，好心办了坏事，我心里特别难受。那些天，连队吃水，只能靠附近的一个小湖，那里的水有点脏，一般不用的。
正在这时，宋副团长带领的冬防检查组来到连队。他们有两台牵引车，得知我的车陷住以后说：没问题，我们去拖出来就是了。谁知第二天过去后，发现那辆车已经被冻在冰面上了。我们用十字镐刨，刨了一天没刨下去10公分，而轮子陷在土里还挺深。
当晚回到连队，宋副团长对我说：“这车不行了，坦克也拉不出来，只能报废，从山下再调一台上来，你就下山吧。”当天，他给团里发了电报。
我压力更大了。领导那么信任我，可我却把一辆车报废在山上。听老兵说，1990年也发生过同样的事，陷进冰湖的车第二年春天才捞出来报废，驾驶员挨了个处分，复员回乡了。
我不想重蹈别人的覆辙，整天琢磨着该怎么办。已经对不起连队了，不能再对不起爹娘。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拆车，化整为零，弄出来再组装。
我去找连长李文。敲门进去时，房间里还有几个排长。连长听完我的想法后断然否决，说：“这怎么可能？你这是天方夜谭！”排长们也说：“如果这个办法行，1990年的那个老兵咋不这么干？”我讲了我的苦衷：“当兵两年，没做出贡献，反而报销了一台汽车，这个罪名我担不起。”连长还是摇头。我说：“我学过修车，完全有这个能力，你就让我当兵的经历中少一点遗感吧。”
磨了他一个晚上，最后他终于松口说：“我向防区请示一下吧。”
“别请示，一请示肯定通不过。”我说，“你就告诉领导，天文点这几天气温回暖，可以救车了。” 连长看着我不说话，算是默许吧。我觉得，他心里也许真想让我试一试呢。
于是我要通防区指挥部蒋主任的电话，说了天暖救车的意思，蒋主任静静地听着，最后说了一句：“让你们连长说话。”我把话筒递给连长。连长说：“天暖了些，连队周围冰化了，我们想去试一试。”
屋里很静，我能听到话筒里传出的蒋主任的声音：“可以，但是不要蛮干。”
已经是12月中旬了，团里新调上来的东风140到位了，我便每天开着这辆车，拉着几个兵去冰湖，开始救车。
关于这个故事，我听到过几个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个说，被分解的车是一辆212北京吉普;驾驶员是个“二杆子”。也许，这件事本身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以致在传播过程中，有人故意将车型缩小，以增加事件的可信度。然而，千真万确的是，王祥面对的是·辆东风6驱240牵引车，有前、中、后3个桥，而他所拥有的全部工具，只是两只8吨千斤顶、一个汽油喷灯和一套制式扳手。当然，他还有一个梦想和一份执着——
我仔细观察过，车陷得很深，但还有操作空间。第一天，我们顺利卸下大厢板，抬到岸上干燥的地方。第二天拆卸驾驶室时，6颗大螺丝锈死了，我用喷灯烧，再用扳手卸，整个过程只损坏了_扇窗玻璃。第三天卸下变速器后，发动机就露出来了，但它重达六七百公斤，我们七八个小伙子，总算用棍棒撬了下来。最难卸的是大梁，螺丝特别大，光是卸那6个大螺丝就耗费了一天时间。最后起出陷在冻土中的前、中、后3个桥也很费劲。先是用喷灯把冻土烤化挖开，然后用千斤顶往上顶，前桥和后桥就这样顶出来了。顶中桥时，可能冻土挖得不够，一下子被顶断了。现在你到天文点去，还能看见那个中桥和一个车轮。
那几天，我消瘦得厉害，战友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猴子”。每天回到连队，连长都要问：“怎么样？”我说：“不错，很顺利。”我必须给他信心，如果说太困难，万一他叫停就麻烦了。
第七天，在距离陷车处100米的地方，我找了一块平地，开始组装这台车。由于没有吊车，只能把大梁铺在地上，把大厢板先装上，然后装驾驶室，接下来是安装各种部件、零件。
第八天回到连队时，我对连长说：“就剩发动机了，装好以后，明天就可以开回来。”连长把眼睛都瞪圆了：“是吗？这可是个奇迹，明天我也去！”
第九天，连长亲自带着八九个人来到现场。但是发动机太重，非常难装，用了整整一天，總算装上了。可天已经黑了，没有实现把车开回连队的承诺。
之后，我们又用了一天多的时间装前桥、后桥。全车重约6吨，一个桥就有1吨多重。前桥装得还算顺利，没想到装后桥时发生了险情。我们先用千斤顶把车顶起来，垫上木头，然后我爬到车底下。可能是战士的撬杠用力过猛，一个千斤顶倒了，我听到车厢一响，赶紧一趴，大厢刚好擦到我的头皮。大家全慌了，纷纷喊我的名字。我也吓出一身冷汗，定了定神说：“没事。”
连长说什么也不让干了，他手一挥：“收工，出了事我没法交代！”
哪能真不干呢！第十一天，我们把后桥装好，刹车管接好，但是由于没有中桥，全车没有刹车，也没有电灯。我让战士用手电照着亮，我挂着一挡和二挡慢慢把车往连队开。
记得爬上天文点达坂时，全连官兵都在门口迎接，大家拼命鼓掌，跳着、喊着：“这是我们的车！这是我们的车！”簇拥着“我们的车”开进院里。
没几天，团里的菜车送菜时，把中桥带上来了，我把它装好，全部恢复了这台车的功能。在这之前，团后勤处杨处长听说我陷车的事，非常生气，团里大会小会点了我几次名。不久他上山检查工作，看见这车便问：“这是谁的车？”连长说：“就是王祥那辆拆了又装起来的车。”
杨处长不相信，围着车转了几圈。晚上找我谈话时，他又像看车似的盯着我看。当时我是够狼狈的，人精瘦，头发长，浑身油污，脸上、手上好多道口子。“你小子行啊！我本来想把你调到山下，让你喂猪去。”他捶了我一拳，“没想到你还能把这么大的家伙组装起来。嗯，是个好样的！”
我哭了，哭得“呜呜”的，说不清是高兴还是伤心。
1997年，就是这个杨处长，把我调到团小车班，后来又入了党。
故事结束，屋里出现一阵短暂的静默。烛光摇曳着，照着摊开在桌上的笔记本，上面字迹潦草，大概只有我自己认得。
“这么好的故事，你没有给别人讲过吗？”我问。
“都是过去的事了，没啥可讲的。”王祥想了想又说：“去年我结婚，爱人在老家，我给她讲过，她挺感动。”
我说：“外面传得很广，大家都挺佩服你。”
“可能是团里的人传的吧。”王祥又恢复到寡言状态，“别的驾驶员虽然没有遇到这种事，但吃过的苦不比我少，没必要跟他们讲。”
夜深了，我却久久不能入睡。每天迎来送往的兵站，究竟隐藏着多少这类戍边故事呢？
2001年11月下旬，我和某边防团团长同行，上山看望执行任务的部队。早就听说该团有个传奇人物，几年前在天文点边防连执勤时，驾驶东风240牵引车去冰湖里拉生活用水，不料车陷冰湖。为了救车，他竟然在冰天雪地中把车大卸八块，将零部件一件一件抬出，然后又组装起来。对于这个故事，我一直将信将疑，这次当面问团长，不禁大吃一惊：确有此事，而且那个创造奇迹的兵就是团长现在的驾驶员！
王祥？那个中等个儿、话不多的老兵？几天的接触中，他几乎没有说过话，见面无非是点点头，笑一笑。没想到，真人不露相呀！
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投宿库地兵站那天，我把王祥约到我的房间，和他进行了一番夜谈。
王祥是四川蒲江人，中学毕业后，跟着父亲的一位朋友学汽车修理，虽然时间不长，但架不住聪明好学，很快摸清了国产车的门道。年轻人不安于现状，学会了修车，他又想去当兵。师傅不以为然，说：“你先跟着我干几年，然后自己干，钱不少挣，比当兵强。”王祥对赚钱兴趣不大，他谢过师傅的好意，1993年12月应征入伍来到南疆。
边防团编有汽车连，王祥因为有修车的专长，被安排去学开车。出徒后第一次跟着师傅上山，才到三十里营房，师傅就向连里建议说：“这个兵可以放单了。”结果，连队将一台东风140运输车交给他，让他在山下拉煤。这是他在同年兵中冒尖的开始。
1995年6月，山上换防，汽车连领导对王祥寄予厚望，特意把他配属到最艰苦的天文点边防连，重点培养锻炼。
库地的冬夜，万籁俱寂。往年这个时候，兵站差不多该收摊下山了。然而现在，他们同样处于战备行动中，工作比往常更加紧张。我交代兵站的同志抓紧时间早点休息，自己点上蜡烛，静听王祥讲述他的传奇——
那一年，天文点气候反常，10月份就开始下雪，进入12月，气温一度降至零下30摄氏度，连队前面的小河全都结了冰，我们只能到33千米外的冰湖去拉水。
连队的水车是东风240牵引车，车厢上背着一个5吨的储水罐。那天，连队派了15个人，由两名排长带队，午饭后出发，乘车来到海拔5000多米的湖边。那个季节，湖水已经退下去不少，露出二三十米的滩涂。我把车停在50米开外，让战士们下去提水。
这时，下雪了。看到战士们破冰打水，又提着桶一趟一趟走过来很累，不时大口大口地喘气，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把车开过去。这样就方便多了，大家一字排开，一桶一桶地传递，又快又省劲，半个小时就把储水罐灌满了。
没想到，当战士们爬上车招呼我启动时，车轮已经下陷，动不了啦。如果当时果断地把水放掉，还是能够开出来的，但我不忍心放水，这是大家一桶一桶灌进去的啊，有的人手上沾了水，手冻在桶把上，把皮都撕掉了。
可不管我怎么掛挡加油，战士们怎么使劲推，车不仅纹丝不动，反而越陷越深。没办法，只好放水，放完水还是不出来。折腾到夜里11点，毫无效果，车子的3个桥全都陷进去了。我让排长给我留4个兵，其他人先回去。
事后得知，连队也着急，派了十多个人出来寻找，深夜与返回的同志在老营房会合，直到第二天晚上11点才走回连队。也就是说，33千米，他们整整走了一天一夜。
我们留下的5个人，挤在驾驶室过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我去爬电杆，卸下来6根钢丝，想借助车前的驱动绞盘把汽车绞出来。然而还是不行，几根钢丝全都绞断了。
没办法，只好先回连队。下午5点左右，我把水箱的水放干净，5个人开始往连队走。那几天特别冷，风又大，我没穿大衣，只戴了一顶单帽，穿了一双大头鞋，还进了水，才走了3千米就走不动了。我想睡一会儿，让那几个兵先走。他们不同意，非要搀着我走，还把皮大衣、皮帽子给我。
也许是开车锻炼少的缘故，我的体力明显不行，途中躺下5次。走到天黑，又冷又饿又害怕。那一带有狼，我们每人拣了一根棍子，手拉着手走，到老营房时，已经11点了。我们爬上老营房顶，弄了一些杂草点着。我睡着了，浙江兵姚钱江和安徽兵季长元却一直没睡，不断添柴。第二天早上起来又走，中午遇到连队派出接应我们的人。回到连队，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
这次陷车，主要责任在我，好心办了坏事，我心里特别难受。那些天，连队吃水，只能靠附近的一个小湖，那里的水有点脏，一般不用的。
正在这时，宋副团长带领的冬防检查组来到连队。他们有两台牵引车，得知我的车陷住以后说：没问题，我们去拖出来就是了。谁知第二天过去后，发现那辆车已经被冻在冰面上了。我们用十字镐刨，刨了一天没刨下去10公分，而轮子陷在土里还挺深。
当晚回到连队，宋副团长对我说：“这车不行了，坦克也拉不出来，只能报废，从山下再调一台上来，你就下山吧。”当天，他给团里发了电报。
我压力更大了。领导那么信任我，可我却把一辆车报废在山上。听老兵说，1990年也发生过同样的事，陷进冰湖的车第二年春天才捞出来报废，驾驶员挨了个处分，复员回乡了。
我不想重蹈别人的覆辙，整天琢磨着该怎么办。已经对不起连队了，不能再对不起爹娘。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拆车，化整为零，弄出来再组装。
我去找连长李文。敲门进去时，房间里还有几个排长。连长听完我的想法后断然否决，说：“这怎么可能？你这是天方夜谭！”排长们也说：“如果这个办法行，1990年的那个老兵咋不这么干？”我讲了我的苦衷：“当兵两年，没做出贡献，反而报销了一台汽车，这个罪名我担不起。”连长还是摇头。我说：“我学过修车，完全有这个能力，你就让我当兵的经历中少一点遗感吧。”
磨了他一个晚上，最后他终于松口说：“我向防区请示一下吧。”
“别请示，一请示肯定通不过。”我说，“你就告诉领导，天文点这几天气温回暖，可以救车了。” 连长看着我不说话，算是默许吧。我觉得，他心里也许真想让我试一试呢。
于是我要通防区指挥部蒋主任的电话，说了天暖救车的意思，蒋主任静静地听着，最后说了一句：“让你们连长说话。”我把话筒递给连长。连长说：“天暖了些，连队周围冰化了，我们想去试一试。”
屋里很静，我能听到话筒里传出的蒋主任的声音：“可以，但是不要蛮干。”
已经是12月中旬了，团里新调上来的东风140到位了，我便每天开着这辆车，拉着几个兵去冰湖，开始救车。
关于这个故事，我听到过几个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个说，被分解的车是一辆212北京吉普;驾驶员是个“二杆子”。也许，这件事本身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以致在传播过程中，有人故意将车型缩小，以增加事件的可信度。然而，千真万确的是，王祥面对的是·辆东风6驱240牵引车，有前、中、后3个桥，而他所拥有的全部工具，只是两只8吨千斤顶、一个汽油喷灯和一套制式扳手。当然，他还有一个梦想和一份执着——
我仔细观察过，车陷得很深，但还有操作空间。第一天，我们顺利卸下大厢板，抬到岸上干燥的地方。第二天拆卸驾驶室时，6颗大螺丝锈死了，我用喷灯烧，再用扳手卸，整个过程只损坏了_扇窗玻璃。第三天卸下变速器后，发动机就露出来了，但它重达六七百公斤，我们七八个小伙子，总算用棍棒撬了下来。最难卸的是大梁，螺丝特别大，光是卸那6个大螺丝就耗费了一天时间。最后起出陷在冻土中的前、中、后3个桥也很费劲。先是用喷灯把冻土烤化挖开，然后用千斤顶往上顶，前桥和后桥就这样顶出来了。顶中桥时，可能冻土挖得不够，一下子被顶断了。现在你到天文点去，还能看见那个中桥和一个车轮。
那几天，我消瘦得厉害，战友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猴子”。每天回到连队，连长都要问：“怎么样？”我说：“不错，很顺利。”我必须给他信心，如果说太困难，万一他叫停就麻烦了。
第七天，在距离陷车处100米的地方，我找了一块平地，开始组装这台车。由于没有吊车，只能把大梁铺在地上，把大厢板先装上，然后装驾驶室，接下来是安装各种部件、零件。
第八天回到连队时，我对连长说：“就剩发动机了，装好以后，明天就可以开回来。”连长把眼睛都瞪圆了：“是吗？这可是个奇迹，明天我也去！”
第九天，连长亲自带着八九个人来到现场。但是发动机太重，非常难装，用了整整一天，總算装上了。可天已经黑了，没有实现把车开回连队的承诺。
之后，我们又用了一天多的时间装前桥、后桥。全车重约6吨，一个桥就有1吨多重。前桥装得还算顺利，没想到装后桥时发生了险情。我们先用千斤顶把车顶起来，垫上木头，然后我爬到车底下。可能是战士的撬杠用力过猛，一个千斤顶倒了，我听到车厢一响，赶紧一趴，大厢刚好擦到我的头皮。大家全慌了，纷纷喊我的名字。我也吓出一身冷汗，定了定神说：“没事。”
连长说什么也不让干了，他手一挥：“收工，出了事我没法交代！”
哪能真不干呢！第十一天，我们把后桥装好，刹车管接好，但是由于没有中桥，全车没有刹车，也没有电灯。我让战士用手电照着亮，我挂着一挡和二挡慢慢把车往连队开。
记得爬上天文点达坂时，全连官兵都在门口迎接，大家拼命鼓掌，跳着、喊着：“这是我们的车！这是我们的车！”簇拥着“我们的车”开进院里。
没几天，团里的菜车送菜时，把中桥带上来了，我把它装好，全部恢复了这台车的功能。在这之前，团后勤处杨处长听说我陷车的事，非常生气，团里大会小会点了我几次名。不久他上山检查工作，看见这车便问：“这是谁的车？”连长说：“就是王祥那辆拆了又装起来的车。”
杨处长不相信，围着车转了几圈。晚上找我谈话时，他又像看车似的盯着我看。当时我是够狼狈的，人精瘦，头发长，浑身油污，脸上、手上好多道口子。“你小子行啊！我本来想把你调到山下，让你喂猪去。”他捶了我一拳，“没想到你还能把这么大的家伙组装起来。嗯，是个好样的！”
我哭了，哭得“呜呜”的，说不清是高兴还是伤心。
1997年，就是这个杨处长，把我调到团小车班，后来又入了党。
故事结束，屋里出现一阵短暂的静默。烛光摇曳着，照着摊开在桌上的笔记本，上面字迹潦草，大概只有我自己认得。
“这么好的故事，你没有给别人讲过吗？”我问。
“都是过去的事了，没啥可讲的。”王祥想了想又说：“去年我结婚，爱人在老家，我给她讲过，她挺感动。”
我说：“外面传得很广，大家都挺佩服你。”
“可能是团里的人传的吧。”王祥又恢复到寡言状态，“别的驾驶员虽然没有遇到这种事，但吃过的苦不比我少，没必要跟他们讲。”
夜深了，我却久久不能入睡。每天迎来送往的兵站，究竟隐藏着多少这类戍边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