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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国家保障力量渗透不深，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各种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为了抵御风险，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种种经验，而这种种经验在生活中便外化为各种保障，在这一点上说，乡村社会自主地进行着社会保障，它的最终目标在于保障人们的生存安全。本文试图通过吉林满族乌拉街镇的传统家族保障、底层农民的生存安全保障、传统的市场交易保障以及传统的教育保障等方面内容来阐释少数民族的传统乡村社会保障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传统乡村社会保障；乌拉街满族镇；家庭保障；生存安全
中图分类号：C931.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2.4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2-110-02
一、乌拉街满族镇传统乡村社会保障的根本目标——生存安全
在吉林乌拉街满族镇的传统乡村社会中，漫长寒冷的冬季，夏季降雨的变幻，以及春秋两季干涩凛冽的大风，这些东北地区特有的生态环境以及传统的乡村耕作技艺使得满族乌拉街镇的农民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社会安全问题也是现实的威胁[1]，人们越是努力过活，越是凸显出了生存危机的深层性。人们的生存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减小社会其它矛盾的激化，因为人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活下去。聊以糊口的生存农业与易受生态灾难袭击这两者的结合，使满族乌拉街传统社区的耕作状态处于一种波动的不安之中。耕作中的自然风险是不可预期的，它就好像一座隐形的小岛，家庭的生计之舟希望尽量绕它而行，如果水位由于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而上涨，它构不成大的威胁，小舟便可顺利通航，然而一旦水位过低，它就可能浮出水面阻塞航道，家庭的生计小舟欲想越过就必须所有成员全力航行，以防止使饥饿演变成饥荒。人们对于生存的考量是整个家庭维系其存在所要做的思想前提，而对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收益最大化，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但是在这一传统的乡村社区中却有一整套网络和机构，在农民生活陷入经济危机时能够常常起到减震器的作用。
二、生存保障的前提
这个前提主要指能够有足够的食物填饱肚子，然后有力气进行耕作，而不计食物的口味如何（在漫长的冬季多以秋天储存的食物和腌制的食品为主），这个水平是很低的，因为它表示此时食物的供应量是接近于人体生理上所需的最低量，如若再减少则有可能导致营养不良和过早死亡，同时这个标准又涵盖了人们长久的生活经验和本民族的特色。除此之外，最低收入则是整个保障的另一要义，它维系了一个家庭最基本的开支，以便履行相应的社会义务，生活必需品、礼仪社交所需的钱物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开支，维系在这一状态就是经验上存活的最低点，也是整个家庭维系生活的基本标准，当然，即使这一标准已被确立，也并不意味着只要低于它就会被自动饿死，实际上，在最为恶劣的情形之下，村民也可以以山野菜为食，山林是保障村民生存的最后屏障，据笔者的调查，在上世纪的60年代初，由于饥荒村民把树上的榆树钱都吃光了，同样，家里的孩子也可以被送到邻村的亲戚家寄养，虽然村民们可抓住根根稻草以不至于直面死亡，但是较为严重的后果是由于饥荒或意外事件使得其在经济上的沦陷，使其在整个社区内失去身份、地位甚至人格的深远危害，从而导致处于被排斥的生存边缘，陷入依赖性境地。最坏的情形是人们不愿看到的，如果一个家庭连续几年粮食歉收，兴许就真的会引起事关人命的生存问题了。这是农民的“正常”赤贫与毫不夸张的“勉强糊口”的生存状态之间的差异[2]，这时的村庄所具有的作为一个村庄的道德稳固性，事实上最终基于其保护和养育村民的能力。
三、乌拉街满族镇的传统保障措施
（一）家族保障
在满族乌拉街传统社区内，由于个人或单个家庭的社会生产能力较低，如果它以独有的单个社会单位出现时，其对社会风险的抵抗能力较低，为了个人的生存，整个家庭在建立和执行资源排他性权利时会出现较高的交易成本，在订立和执行相关契约时交易成本会更高[3]，单个家庭根本无法独自承担，所以整个家族的所有成员往往选择生活在一起，长辈在其中起到了领导作用。全体成员掌握并有权选定、分配资源，所有权被共同拥有，这样整个家族内部处于平等和谐的生存空间。各种契约的订立所耗费的交易成本较低，每个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这在无形中也强化了家族的内部向心力，长者处于中心地位，且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我国汉族的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文化也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整个家族集中于一体的生产生活方式无疑是对家族全体成员的生存提供了基本保障，这也是家族内部互惠机制形成的基础。
（二）底层农民的生存安全保障
在乌拉街满族镇的传统社区中，绝对多数的耕地被地主所拥有，农民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土地，所以很多的底层农民就沦为地主的劳动代理人——长工。但是长工为地主工作不同于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工人，因为长工避免了受市场波动而带来的收入不稳定，他们通常订立固定的劳动契约，长工较长时间地为地主工作，从地主的手中获得固定的薪酬，而不是赚取计件报酬。这种劳动关系的建立最主要的作用是为生活在生存边缘的穷苦农民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也就是说即使遇到灾荒之年，长工也会有相应的最低水平的物质保障，除非遇到特大灾荒，地主也自身难保，但这种情况是比较罕见的。当然地主的剥削并没有因此消除，这是出于这种“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地主可以安心地赚得农民更多地剩余价值，占有土地资源的垄断阶级在丰收之年所获得的利润是相当之多的。同时，长工还可以使用地主家中的资源，在满族乌拉街镇，每逢春节地主都会发给长工一些食品或衣物以表节日的祝福，有时长工也会向地主借贷生活费，仅仅是一小笔费用也能在长工的生活困苦之时提供有力的帮助，长工的“可以借钱”的身份较之其他村民在遇到突发事件时更多了一层经济上的保障，这一在危机关头的保障往往是关键而有力的，在这一层意义上说，地主为长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生活担保。 （三）传统的市场交易保障
生存伦理同时也根植于农民社会的经济实践和社会交易之中。在乌拉街传统的少数民族社区中，尽管生活困苦但农民知道只要不遇到灾年，粮食不歉收，生存就有保障。所以农民在没有过多剩余口粮的情况下通常是不会把粮食拿到城里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一旦口粮被拿到城里的市场上进行出售农民就要受到价格机制的约束，也许换取的金钱数额更多，但是万一市场价格波动，农产品价格下降，粮食的实际价值也随之减少了，也就是说一旦农民的粮食拿到市场上以商品的形式进行交易，他的生存安全属性就与市场的价格机制挂钩，商品贬值，生存危机也就随之而来。但乌拉街满族镇的农民往往将粮食拿到自己镇里的集市上出售，这样不但减少了运费成本，更重要的是镇里的集市不同于市里的集市，它是一个小范围内自生性的交易空间。粮食价格与当年的收成成反比例关系：如果当年丰收，粮食价格相对较低，反之亦然，粮食市场价格更多的由产量决定。整个乌拉街满族社区又是一个熟人社会，所以买卖双方又不担心价格欺诈，市场上很少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我得益，你受损”的情形。同时在传统的乡村集市上更多的空间提供给了物物交易，农民用粮食换食盐，换煤油，换靰鞡草等等，这又在双方的物质生存环境中提供了一个交易平台。在农闲的时候（通常是冬季）农民们可以在乌拉街镇里的集市上出售自己编织的箩筐、草鞋、靰鞡草，自己家中酿的小烧、勃勃或者在吉林市的沿江船厂帮工做活等等，这些交易或劳动的所得虽然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庄稼歉收时的收入亏空。在秋季，农民可以到送花江里捕鱼，到山上采集野生蘑菇和木耳，打核桃，采集山野菜等，然后腌制或者储存起来，以备冬季的不时之需。有的农民也在家里养少量的鸭子和鸡，这些都是保障生存安全的资源，以帮助农民家庭度过粮食短缺时期，这种种的方案不但是辅助性的生存保障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农民的生活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可以说这些“退却方案”是规避风险的一个安全阀，至少在短期内可以应付庄家的歉收，以便不至于从外部索取。这些避难方案并不会影响农民的正常农业耕作和家庭生活，它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生活的主题，赋予了乡村社会某种退却主义的特征。
（四）传统教育的保障
在乌拉街满族社区，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社会价值观，在思想上来保障整个社区的安全存在与发展。施教者通过各种不同的施教方法，使受教育者在一定时期内掌握各种生存本领和生产技术，例如：打猎，种植蔬菜，衣服裁制，食物制作等等，以及在思想上对其进行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培养。表面上看，这只是普通受教育者受教的价值增值过程，但实际意义却不止于此，孩子在整个受教的过程中不但掌握了各项生存本领和生产技术，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其应有的人生观，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使之具有民族自豪感：要有满族之骁勇精神，要尊敬长辈。在精神上这是整个社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如果这种教育过程的缺失，人与人之间的失信，各私其利，换言之，在一个冷血动物般的唯利是图的社区内，人们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同时，这种教育过程的实施也为社区内各项制度安排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思想保障。
参考文献：
[1] 蒙爱军.水族经济行为的文化解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 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3] 思拉恩·艾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基金项目：贵州财经大学2012年度在校学生科研资助项目。
关键词：传统乡村社会保障；乌拉街满族镇；家庭保障；生存安全
中图分类号：C931.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2.4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2-110-02
一、乌拉街满族镇传统乡村社会保障的根本目标——生存安全
在吉林乌拉街满族镇的传统乡村社会中，漫长寒冷的冬季，夏季降雨的变幻，以及春秋两季干涩凛冽的大风，这些东北地区特有的生态环境以及传统的乡村耕作技艺使得满族乌拉街镇的农民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社会安全问题也是现实的威胁[1]，人们越是努力过活，越是凸显出了生存危机的深层性。人们的生存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减小社会其它矛盾的激化，因为人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活下去。聊以糊口的生存农业与易受生态灾难袭击这两者的结合，使满族乌拉街传统社区的耕作状态处于一种波动的不安之中。耕作中的自然风险是不可预期的，它就好像一座隐形的小岛，家庭的生计之舟希望尽量绕它而行，如果水位由于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而上涨，它构不成大的威胁，小舟便可顺利通航，然而一旦水位过低，它就可能浮出水面阻塞航道，家庭的生计小舟欲想越过就必须所有成员全力航行，以防止使饥饿演变成饥荒。人们对于生存的考量是整个家庭维系其存在所要做的思想前提，而对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收益最大化，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但是在这一传统的乡村社区中却有一整套网络和机构，在农民生活陷入经济危机时能够常常起到减震器的作用。
二、生存保障的前提
这个前提主要指能够有足够的食物填饱肚子，然后有力气进行耕作，而不计食物的口味如何（在漫长的冬季多以秋天储存的食物和腌制的食品为主），这个水平是很低的，因为它表示此时食物的供应量是接近于人体生理上所需的最低量，如若再减少则有可能导致营养不良和过早死亡，同时这个标准又涵盖了人们长久的生活经验和本民族的特色。除此之外，最低收入则是整个保障的另一要义，它维系了一个家庭最基本的开支，以便履行相应的社会义务，生活必需品、礼仪社交所需的钱物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开支，维系在这一状态就是经验上存活的最低点，也是整个家庭维系生活的基本标准，当然，即使这一标准已被确立，也并不意味着只要低于它就会被自动饿死，实际上，在最为恶劣的情形之下，村民也可以以山野菜为食，山林是保障村民生存的最后屏障，据笔者的调查，在上世纪的60年代初，由于饥荒村民把树上的榆树钱都吃光了，同样，家里的孩子也可以被送到邻村的亲戚家寄养，虽然村民们可抓住根根稻草以不至于直面死亡，但是较为严重的后果是由于饥荒或意外事件使得其在经济上的沦陷，使其在整个社区内失去身份、地位甚至人格的深远危害，从而导致处于被排斥的生存边缘，陷入依赖性境地。最坏的情形是人们不愿看到的，如果一个家庭连续几年粮食歉收，兴许就真的会引起事关人命的生存问题了。这是农民的“正常”赤贫与毫不夸张的“勉强糊口”的生存状态之间的差异[2]，这时的村庄所具有的作为一个村庄的道德稳固性，事实上最终基于其保护和养育村民的能力。
三、乌拉街满族镇的传统保障措施
（一）家族保障
在满族乌拉街传统社区内，由于个人或单个家庭的社会生产能力较低，如果它以独有的单个社会单位出现时，其对社会风险的抵抗能力较低，为了个人的生存，整个家庭在建立和执行资源排他性权利时会出现较高的交易成本，在订立和执行相关契约时交易成本会更高[3]，单个家庭根本无法独自承担，所以整个家族的所有成员往往选择生活在一起，长辈在其中起到了领导作用。全体成员掌握并有权选定、分配资源，所有权被共同拥有，这样整个家族内部处于平等和谐的生存空间。各种契约的订立所耗费的交易成本较低，每个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这在无形中也强化了家族的内部向心力，长者处于中心地位，且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我国汉族的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文化也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整个家族集中于一体的生产生活方式无疑是对家族全体成员的生存提供了基本保障，这也是家族内部互惠机制形成的基础。
（二）底层农民的生存安全保障
在乌拉街满族镇的传统社区中，绝对多数的耕地被地主所拥有，农民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土地，所以很多的底层农民就沦为地主的劳动代理人——长工。但是长工为地主工作不同于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工人，因为长工避免了受市场波动而带来的收入不稳定，他们通常订立固定的劳动契约，长工较长时间地为地主工作，从地主的手中获得固定的薪酬，而不是赚取计件报酬。这种劳动关系的建立最主要的作用是为生活在生存边缘的穷苦农民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也就是说即使遇到灾荒之年，长工也会有相应的最低水平的物质保障，除非遇到特大灾荒，地主也自身难保，但这种情况是比较罕见的。当然地主的剥削并没有因此消除，这是出于这种“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地主可以安心地赚得农民更多地剩余价值，占有土地资源的垄断阶级在丰收之年所获得的利润是相当之多的。同时，长工还可以使用地主家中的资源，在满族乌拉街镇，每逢春节地主都会发给长工一些食品或衣物以表节日的祝福，有时长工也会向地主借贷生活费，仅仅是一小笔费用也能在长工的生活困苦之时提供有力的帮助，长工的“可以借钱”的身份较之其他村民在遇到突发事件时更多了一层经济上的保障，这一在危机关头的保障往往是关键而有力的，在这一层意义上说，地主为长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生活担保。 （三）传统的市场交易保障
生存伦理同时也根植于农民社会的经济实践和社会交易之中。在乌拉街传统的少数民族社区中，尽管生活困苦但农民知道只要不遇到灾年，粮食不歉收，生存就有保障。所以农民在没有过多剩余口粮的情况下通常是不会把粮食拿到城里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一旦口粮被拿到城里的市场上进行出售农民就要受到价格机制的约束，也许换取的金钱数额更多，但是万一市场价格波动，农产品价格下降，粮食的实际价值也随之减少了，也就是说一旦农民的粮食拿到市场上以商品的形式进行交易，他的生存安全属性就与市场的价格机制挂钩，商品贬值，生存危机也就随之而来。但乌拉街满族镇的农民往往将粮食拿到自己镇里的集市上出售，这样不但减少了运费成本，更重要的是镇里的集市不同于市里的集市，它是一个小范围内自生性的交易空间。粮食价格与当年的收成成反比例关系：如果当年丰收，粮食价格相对较低，反之亦然，粮食市场价格更多的由产量决定。整个乌拉街满族社区又是一个熟人社会，所以买卖双方又不担心价格欺诈，市场上很少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我得益，你受损”的情形。同时在传统的乡村集市上更多的空间提供给了物物交易，农民用粮食换食盐，换煤油，换靰鞡草等等，这又在双方的物质生存环境中提供了一个交易平台。在农闲的时候（通常是冬季）农民们可以在乌拉街镇里的集市上出售自己编织的箩筐、草鞋、靰鞡草，自己家中酿的小烧、勃勃或者在吉林市的沿江船厂帮工做活等等，这些交易或劳动的所得虽然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庄稼歉收时的收入亏空。在秋季，农民可以到送花江里捕鱼，到山上采集野生蘑菇和木耳，打核桃，采集山野菜等，然后腌制或者储存起来，以备冬季的不时之需。有的农民也在家里养少量的鸭子和鸡，这些都是保障生存安全的资源，以帮助农民家庭度过粮食短缺时期，这种种的方案不但是辅助性的生存保障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农民的生活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可以说这些“退却方案”是规避风险的一个安全阀，至少在短期内可以应付庄家的歉收，以便不至于从外部索取。这些避难方案并不会影响农民的正常农业耕作和家庭生活，它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生活的主题，赋予了乡村社会某种退却主义的特征。
（四）传统教育的保障
在乌拉街满族社区，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社会价值观，在思想上来保障整个社区的安全存在与发展。施教者通过各种不同的施教方法，使受教育者在一定时期内掌握各种生存本领和生产技术，例如：打猎，种植蔬菜，衣服裁制，食物制作等等，以及在思想上对其进行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培养。表面上看，这只是普通受教育者受教的价值增值过程，但实际意义却不止于此，孩子在整个受教的过程中不但掌握了各项生存本领和生产技术，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其应有的人生观，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使之具有民族自豪感：要有满族之骁勇精神，要尊敬长辈。在精神上这是整个社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如果这种教育过程的缺失，人与人之间的失信，各私其利，换言之，在一个冷血动物般的唯利是图的社区内，人们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同时，这种教育过程的实施也为社区内各项制度安排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思想保障。
参考文献：
[1] 蒙爱军.水族经济行为的文化解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 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3] 思拉恩·艾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基金项目：贵州财经大学2012年度在校学生科研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