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商人好儒学，凡有所建树者，辄以儒商自诩。
　　旧时中国商号常供奉关帝神龛，既奉关帝为武财神，保佑发财；又崇尚关羽所代表的“义”，以义制利，更显公正、仁义。
　　及至近代“礼崩乐坏”之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西方学说流播中土，对传统的经济秩序和社会价值观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观念和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概念，渐为众人所接受。于是，关于义和利、道和欲的传统争论再起。汉代董仲舒所说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势难与此抗衡。
　　章太炎是明确反对自由竞争和功利主义的，他主张“以义制利，以道制欲”。孙中山强调要防止社会两极分化，要警惕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并进而提出“集产社会主义”的主张。孙中山认为，“凡属于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人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补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公理之评允”。这是“以义制利”在近代社会背景之下的新做法。
　　新兴的中国企业家，大体上既不全盘接受功利主义的西方思想，也不自囿于义利相悖的迂腐观念。他们既积极办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又崇尚“义”，提出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等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义利观，与章太炎、孙中山的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他们赋予“义”新的内涵，把“义”从个人情操提升到了民族大义的高度。
　　中国企业家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以“堵塞漏卮”、“设厂自救”、“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等有政治高度的理念为经商办企业之初衷，积极主张抵御外资，保护国家利权。
　　尽管各自的认识与判断不同，但民族大义当先，则是许多企业家的共性。朱志尧把办企业同解决百姓生计问题相联系。他说：“一矿之兴，一厂之设，可以养活数万数十万人。”为此，他毅然放弃祖传的沙船业、钱庄业的经营，开创新兴的机器制造业。穆藕初则以棉业为发展实业的重心，计划从纺织行业入手，进而达成“救贫”“救国”的目标。吴蕴初本着“做一个中国人，总要对得起国家”的赤子之心，以自己留学海外之专长，投身化学工业建设，成长为民族化工领袖。刘鸿生回忆早年创业经历时不无感慨地说道：“真正使我第一个企业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那时的爱国运动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因为当时每一个人都愿意购买国货。”民族企业家往往从自已的创业经验中体会到民族大义同企业发展的休戚相关。
　　其次，他们拓展了“义”的社会作用，把“义”从个人行为提升到了企业行为的高度。
　　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特殊之处在于，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进取心和创新意识以外，他们还在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思想的同时，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了大量有益的养分。
　　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以“多出高尚书，略牺牲营业主义”为企业经营准则，坚持出版微利，甚至亏损的古籍书刊，以“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他以扶持教育为商务印书馆的基本宗旨，坚持“不粗制滥造，不唯利是图，讲求质量，出版对读者有益的书”。
　　社会转型引起了道德危机。很多人认为“无商不奸”，企业与企业之间尔虞我诈，企业内部营私舞弊。诸如此类现象说明，不仅须对个人行为进行道德和法律的规范，而且应该实现企业的自律。无论是企业内部还是外部的道德缺陷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诚信缺失，就会使企业经营中的交易成本大大提高。所以企业家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也要把企业行为的“义”，看作树立信誉，助力于市场竞争的利器。上海永安公司特别重视企业的诚信，公开亮出“不二价”和“童叟无欺”的口号，坚决杜绝商业欺诈和店大欺客的恶劣作风。荣德生说：“必先正心诚意，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则虽有王阳明，亦何补哉。”
　　公允地说，企业家阶层是很软弱的。面对政治威权，缺少抗衡的勇气和力量；面对底层民众的仇富情结和均贫富的要求，企业家与底层民众的断裂则显得十分危险。但是中国的企业家，却因为具有传统文化的禀赋，可以为自己增加更多自重机率。他们讲求“以义制利”，就增强了在政治威权面前的自信，他们服务桑梓、和众利群的行为，减少了贫富阶层断裂的可能性。
　　借鉴近代企业发展的经验，我相信，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也是当代企业家的高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