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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谓的“新三届”，指的是文革后的1977、1978、1979三年里入学的三届（严格地说是三级）大学生。这是相对于1966、1967、1968被称之为“老三届”而言的。
在这些个年份里，考上大学，成为大学生（甚至包括成为中专生），对于一个人和他的家庭来说，意义非凡。它意味着他及其家庭将被世人另眼相看;意味着他将一劳永逸地离开土地和一般性的体力劳动而成为吃“商品粮”的“公家人”;意味着他将进入国家干部序列，乃至于有可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样一种身份，是许多人苦苦追寻终生的梦想。尤其是对那些农民出身的人来说，它与古代的“中举”同等的重要。那些昨天还在农田里挖地、还在水库上挑土、还在手扶拖拉机上搬货物、还在街道工厂织手套的年轻人，一夜之间便从人群中被分别出来，成为鸡群中的凤凰，万众瞩目的对象。他们不再为生存发愁，不再在底层为个人命运而苦苦挣扎，被人们称之为“天之骄子”。
“新三届”大学生群体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命运转捩点。历史轮到他们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整整十年，国家陷入一个巨大的混乱当中。正如哈姆莱特所说的：“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在哈姆莱特看来，这个时代陷入空前的罪恶之中，并不值得去修复它，可是，命运却偏偏选择了他去担当重整乾坤的使命。而“新三届”的大学生则不这么看，他们意识到时代的脱节和混乱，但他们仍是充满信心和豪情地主动担当起重整乾坤的使命，时代也这么拣选他们。他们的身上担负着超乎寻常的使命感，维系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无论是国家方面，还是他们自己，都这么认为。
这一时期，所谓“代沟”意识也被人们时常提及。尽管“代沟”在每一个时代都存在，但似乎从不曾像这个年代那样的尖锐和不可调和。这一代人曾经激烈地否定了其父辈的文化。“父”的文化成为他们失望和内心伤害的根源。上一代人的很多人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已经变得谨小慎微、完全丧失了独立的精神和完整的人格。事实上，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无父的时代”。在文化上，“父—子”之间存在着一个难于逾越的鸿沟。他们曾经是“父”的文化的理想接班人，被称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现在，他们的这种身份并未改变，虽然这“早晨的太阳”正在渐渐接近正午时分。可是，他们似乎并不打算以“接班人”的身份来成就历史。他们要做时代的主人，重建文化秩序。在这“无父的时代”，他们自己充当了“父”。
可是，因为知识方面的匮乏，新一代人要真正建立起“父”威权，有着先天的不足。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过了求学的年龄，而且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脑力劳动的能力极度衰退。他们不得不以十倍的热情和百倍的努力，来挽回失去的时光，补足知识的匮乏。于是，这一代人在学习方面的刻苦精神，可谓空前绝后。他们也常常以此为傲。
这一代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勤奋，迎接时代的新使命。同时，他们又怀有深深的文化负罪感。他们曾经破坏文化传统，现在则要他们担当起他们曾经破坏过的文化。面对文革后的文化废墟，这一代人的处境是悖谬的。继承的使命感始终与负罪感相伴随。他们几乎是带着一种“赎罪感”去努力，“奋斗”、“拼搏”一类的词，是他们读书乃至整个人生的核心词汇。他们失去过很多，现在要通过劳其筋骨伤其体肤的方式赎回来。可是，在此过程中，他们则又失去了生活中的另一些东西，另一些难以赎回的东西，比如，纯真和自由精神。
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是在权威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了解权威的滋味，也迷恋权威，并要亲自扮演权威。在担负新使命的同时，虽然比哈姆莱特坚决、果敢，但缺少了一点儿迟疑、徘徊和忧郁，或者更为深邃的理性和锐利的自我反思。
如果说，在经历了文革之后，他们不再相信任何权威和偶像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却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另一种偶像崇拜——知识。他们现在由哈姆莱特变成了浮士德，将自己的灵魂卖给知识。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知识本身的精神价值和真理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知识本身的资本价值，这一点更实在、也更持久。
他们在以往的人生经历中，见识过人生所应该见识的一切。新时代的热情和强烈的理想主义，与在生活磨砺中得到的理性和实用的精神，混杂在一起。或者说，是作为“知青”一代所特有的理性和现实，甚至有些世故和势利的文化心理，与作为新时代大学生的理想主义豪情混杂在一起，形成了这一代人特有的、复杂而又奇特的精神面貌。
这个群体成为横跨文革后“文化断裂带”上的桥梁。这座桥梁既是通道，又是险途，充满了未知的可能性。这又是一座仓促架起的简易桥梁，甚至是尚未真正完工就不得不交付使用，更不用说加以美学修饰了。但它却是一座必不可少的桥梁，而且，从总体上说，是一座坚固耐用的桥梁。因为这些材料，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锻炼和严格检验过的。在“新三届”之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逐步走向正轨，便不再出现这种急迫的人才输送模式了。
因为时代特别的眷顾，“新三届”群体在毕业之际，大多得到了好的职位，甚至是重要的工作岗位。这些人如今也都在当今社会各领域占据了统治性的位置。毫无疑问，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人群，并在日后的社会文化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领袖人物。他们是精英，同时却有着草根经历，在1980年代社会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最优质的资源，也赢得了最多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经历，在他们身上，精英与草根并立，绅士与流氓共存，这种特别的精神气质，使得他们有可能比谨小慎微的前辈和循规蹈矩的后辈，有了更多的成功的可能。
“新三届”大学生群体在当代文化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影响力至今尚未衰退，甚至，在某些领域（如政治、高等教育等）里正处于巅峰。鉴于这一群体在年龄上的巨大跨度，其影响力所持续的时间之长，也将是前所未有的。但这是历史的特例。他们的特殊影响力，是作为特例的历史所赋予的。当我们在检点这一历史的时候，不应忘记这一点。毫无疑问，“新三届”的文化价值无可替代，同时，他们的局限性也不应忽视。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桥梁，但还不是彼岸的新天新地;他们是充满希望的大门，但还不是美妙的家园。当他们将未来完完全全交付（而不是自我固守）给新一代的时候，他们的文化梦想有可能真正实现。
在这些个年份里，考上大学，成为大学生（甚至包括成为中专生），对于一个人和他的家庭来说，意义非凡。它意味着他及其家庭将被世人另眼相看;意味着他将一劳永逸地离开土地和一般性的体力劳动而成为吃“商品粮”的“公家人”;意味着他将进入国家干部序列，乃至于有可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样一种身份，是许多人苦苦追寻终生的梦想。尤其是对那些农民出身的人来说，它与古代的“中举”同等的重要。那些昨天还在农田里挖地、还在水库上挑土、还在手扶拖拉机上搬货物、还在街道工厂织手套的年轻人，一夜之间便从人群中被分别出来，成为鸡群中的凤凰，万众瞩目的对象。他们不再为生存发愁，不再在底层为个人命运而苦苦挣扎，被人们称之为“天之骄子”。
“新三届”大学生群体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命运转捩点。历史轮到他们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整整十年，国家陷入一个巨大的混乱当中。正如哈姆莱特所说的：“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在哈姆莱特看来，这个时代陷入空前的罪恶之中，并不值得去修复它，可是，命运却偏偏选择了他去担当重整乾坤的使命。而“新三届”的大学生则不这么看，他们意识到时代的脱节和混乱，但他们仍是充满信心和豪情地主动担当起重整乾坤的使命，时代也这么拣选他们。他们的身上担负着超乎寻常的使命感，维系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无论是国家方面，还是他们自己，都这么认为。
这一时期，所谓“代沟”意识也被人们时常提及。尽管“代沟”在每一个时代都存在，但似乎从不曾像这个年代那样的尖锐和不可调和。这一代人曾经激烈地否定了其父辈的文化。“父”的文化成为他们失望和内心伤害的根源。上一代人的很多人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已经变得谨小慎微、完全丧失了独立的精神和完整的人格。事实上，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无父的时代”。在文化上，“父—子”之间存在着一个难于逾越的鸿沟。他们曾经是“父”的文化的理想接班人，被称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现在，他们的这种身份并未改变，虽然这“早晨的太阳”正在渐渐接近正午时分。可是，他们似乎并不打算以“接班人”的身份来成就历史。他们要做时代的主人，重建文化秩序。在这“无父的时代”，他们自己充当了“父”。
可是，因为知识方面的匮乏，新一代人要真正建立起“父”威权，有着先天的不足。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过了求学的年龄，而且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脑力劳动的能力极度衰退。他们不得不以十倍的热情和百倍的努力，来挽回失去的时光，补足知识的匮乏。于是，这一代人在学习方面的刻苦精神，可谓空前绝后。他们也常常以此为傲。
这一代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勤奋，迎接时代的新使命。同时，他们又怀有深深的文化负罪感。他们曾经破坏文化传统，现在则要他们担当起他们曾经破坏过的文化。面对文革后的文化废墟，这一代人的处境是悖谬的。继承的使命感始终与负罪感相伴随。他们几乎是带着一种“赎罪感”去努力，“奋斗”、“拼搏”一类的词，是他们读书乃至整个人生的核心词汇。他们失去过很多，现在要通过劳其筋骨伤其体肤的方式赎回来。可是，在此过程中，他们则又失去了生活中的另一些东西，另一些难以赎回的东西，比如，纯真和自由精神。
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是在权威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了解权威的滋味，也迷恋权威，并要亲自扮演权威。在担负新使命的同时，虽然比哈姆莱特坚决、果敢，但缺少了一点儿迟疑、徘徊和忧郁，或者更为深邃的理性和锐利的自我反思。
如果说，在经历了文革之后，他们不再相信任何权威和偶像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却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另一种偶像崇拜——知识。他们现在由哈姆莱特变成了浮士德，将自己的灵魂卖给知识。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知识本身的精神价值和真理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知识本身的资本价值，这一点更实在、也更持久。
他们在以往的人生经历中，见识过人生所应该见识的一切。新时代的热情和强烈的理想主义，与在生活磨砺中得到的理性和实用的精神，混杂在一起。或者说，是作为“知青”一代所特有的理性和现实，甚至有些世故和势利的文化心理，与作为新时代大学生的理想主义豪情混杂在一起，形成了这一代人特有的、复杂而又奇特的精神面貌。
这个群体成为横跨文革后“文化断裂带”上的桥梁。这座桥梁既是通道，又是险途，充满了未知的可能性。这又是一座仓促架起的简易桥梁，甚至是尚未真正完工就不得不交付使用，更不用说加以美学修饰了。但它却是一座必不可少的桥梁，而且，从总体上说，是一座坚固耐用的桥梁。因为这些材料，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锻炼和严格检验过的。在“新三届”之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逐步走向正轨，便不再出现这种急迫的人才输送模式了。
因为时代特别的眷顾，“新三届”群体在毕业之际，大多得到了好的职位，甚至是重要的工作岗位。这些人如今也都在当今社会各领域占据了统治性的位置。毫无疑问，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人群，并在日后的社会文化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领袖人物。他们是精英，同时却有着草根经历，在1980年代社会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最优质的资源，也赢得了最多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经历，在他们身上，精英与草根并立，绅士与流氓共存，这种特别的精神气质，使得他们有可能比谨小慎微的前辈和循规蹈矩的后辈，有了更多的成功的可能。
“新三届”大学生群体在当代文化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影响力至今尚未衰退，甚至，在某些领域（如政治、高等教育等）里正处于巅峰。鉴于这一群体在年龄上的巨大跨度，其影响力所持续的时间之长，也将是前所未有的。但这是历史的特例。他们的特殊影响力，是作为特例的历史所赋予的。当我们在检点这一历史的时候，不应忘记这一点。毫无疑问，“新三届”的文化价值无可替代，同时，他们的局限性也不应忽视。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桥梁，但还不是彼岸的新天新地;他们是充满希望的大门，但还不是美妙的家园。当他们将未来完完全全交付（而不是自我固守）给新一代的时候，他们的文化梦想有可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