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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1977年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听了武汉大学代表查全性的发言，决定恢复高考。这不仅改变了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高校招生不考试的做法，更在实质上打破了出身的限制，使千万百姓切实感受到拨乱反正的力度和温度。
刚刚过去的十年，冤案堆积如山，无数人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备受打击。“血统论”或明或暗地出现，以出身为标准划等级、定贵贱，造成公道失落、社会割裂、民族自残，公平竞争变得遥不可及，“知识改变命运”成了一句空话——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
由于1977年的高校招生被推迟到年底才进行，因而1978年实际上先后有两级学生入学。3月是77级，被称为“春季班”；8月是78级，被称为“秋季班”。甘肃农业大学春季班新生入学不久，省委书记去学校视察。我妹妹同班有个三十几岁的农村同学激动得泣不成声，事后竟舍不得洗被书记握过的手。这个故事现在看起来非常荒诞，其实真正荒诞的是刚刚过去的时代。对于这位出身富农家庭的同学来说，如果不是恢复高考，此生肯定与大学无缘。他还说，在生产队当社员时，别说省委书记，就是县委书记来，都要把地、富子女赶到一边去……
二
我从小生活在中学校园，看高考比别人多了一个角度。1965年夏天，从7月底开始，酒泉中学传达室每天上午都围着一些不久前参加高考的学生，他们无比热切又忐忑不安地期待着邮递员的到来。自行车铃声一响，嘈嘈切切立刻消失，人们屏住呼吸，接过一份份信件，然后爆发出阵阵欢呼。被喊到名字的同学，从此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
有个叫王天喜的农家学子，拿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直接从传达室跑到绿荫深处我们家，给时任校长的父亲报喜。由于跑得太急，他的眼眶都被树枝划破了。父亲踮起脚给他擦红药水的情景，我记忆犹新。父亲当时说，来年将有不止一个王天喜走出他的学校。他认为下一拨学生（66级，即以后的“老高三”）是他教过最优秀的一届。父亲亲自兼任66级一个班的班主任，以点带面，在全校推进抵制空头政治、强化智育的改革，使得教学质量大幅度提高，他所带的班出现了一批好苗子。
1966年春天，父亲在甘肃省委党校学习时，仍心系学生的备考：谁是文科尖子可以报考哪个学校，谁擅长理科怎么选学校、专业把握更大，谁文理双全有更多选择，谁虽然落了些课但全力冲刺还有希望，谁被引入极左误区、功课欠账太多，今年的“高考列车”怕是难以挤上去……
曾任吐哈油田哈密基地建设指挥部副指挥的范天敏回忆：“1966年初夏，我们读完高中课程，正埋头复习，准备迎接高考，教室墙上已经张贴了一些大学的招生简章，发出令人神往的召唤。与此同时，报纸电台却整天批这批那，发散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空气。终于，‘五一六通知’从天而降，‘文革’开始，陈校长被打倒，高考废止。我同大家一样，不得不又在校滞留两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被‘八年制’的中学生。到1978年再跨进大学门槛，时间整整划过去12年。12年哪！等于叫我们在社会上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又上了一遍……”
人生有几个12年经得起如此这般“划过去”？更何况，这是一个人一辈子至关重要的12年！
三
废除高考五年后，1971年，中央决定部分院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招生方针。这一方针中，除了“领导批准”是一条“硬杠杠”，其他几项形同虚设，这就给公权私用甚至胡作非为创造了活动空间。辽宁的“白卷英雄”一经录取，即担任所在学院的党委副书记，而后还当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这种怪现象相当于在昭告天下：大学招生，学历和文化水平完全不计，考试毫无意义。
我是1966年入校的初中生，我们这一级也创下过“中国教育之最”——最与智育无关。在校三年，我们没学过文、史、地，也没学过数、理、化。就像俗话说的，“麻袋片上绣不成花”，以我们的文化底子，怎么能走进高校？但是，16字招生方针出台后，我们班两个同学上了北大，成为肩负“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使命的工农兵学员，他俩都是高干子弟。
当时有个政策叫“给出路”，即拿出极少名额招收家庭有问题，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插队四年后，同来的知青大部分已招工招干返城工作，我虽经贫下中农多次推荐，总是跳不出“农门”，成了剩下的“知青渣渣”。直到地区师范开始招收“社来社去”（从农村招收，毕业后回到农村）定向生，政策才落实到我头上。于是，我也当了一回工农兵学员。有了这两年的学习，我才有了后来参加高考的知识储备。
四
1977年，我在甘肃省金塔县中东中学担任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教师，和自己的学生同时参加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我的班上共有40来个学生，当年有1/3的人考上了大学或中专（加上1978年、1979年两年，考上的同学有三十几个），他们多是靠语文拿分，我这个当老师的却败下阵来，而且考砸的科目恰恰是自己教的语文。由于结局出乎众人预料，我的落榜成了中东中学乃至全县教育系统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
作文本应是我的强项，结果问题就出在作文上。那两年，全县能在省级报刊发表诗歌者寥寥，我算一个。20出头被称为“诗人”，我难免头脑发热，但凡动笔，首先想到的就是诗歌。第一次高考由各省自行命题，甘肃的作文题是“不到长城非好汉”。拿到考卷，我不加思索，提起笔来一挥而就，洋洋洒洒写了百余行高腔硬调的叙情诗。交卷后，自我感觉良好，以为稳操胜券。事后才知道，将作文写成诗歌，是不能计分的。
时至今日，每每想象阅卷老师面对我的考卷哭笑不得的样子，我的脸还会发烧。真是以一时兴起，拿自己的前途开了个玩笑啊！当然，这次失败与其说是悲剧，还不如说是喜剧，人生舞台上的剧本，又岂是在前几幕就能读懂的？
五
1978年高考臨近了，我父亲从酒泉师范附小借了一间房子，要我和他的“老高三”学生包生有、杨利民一块复习备考。父亲给我们找来复习资料，让母亲给他俩辅导数学。经过一个月夜以继日的“恶补”，我们仨自信地进考场，更自信地走出考场。 学校正放暑假，我在酒泉家中，陆续听到熟人拿到入学通知的好消息：工业局“以工代干”（以工人身份从事干部工作）的杨利民以全地区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被兰州大学哲学系录取，第三名则是火车站学校教师包生有，他被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不过，应届毕业生却极少考取，酒泉中学门房没能响起12年前的欢呼声。
最新消息令我沮丧：音、体、美三个专业招生条件有修改，年龄上限是23岁，已婚者一律不收。我报考的是美术，刚刚超龄，刚刚结婚。想到又要落榜，心中顿生无边惆怅。
一天，中东公社邮电所的老郭通过酒泉火车站邮电所辗转找到我。电话里，老郭用河南味普通话说：“陈老师，有你一封公函，师大来的……”我说：“你快拆开看看！”一会儿，传来他高兴的声音：“你被师大录取了。”我难以置信：“再仔细看看，别搞错啊！”“不会错，就是给你的录取通知。师大美术系油画专业。”
六
杨利民接到兰大的录取通知书后不久，妻子突遭车祸，伤及腿骨，卧床不起，他们的孩子又正在襁褓之中。杨利民向我父亲说了面临的困难，流露出不想去上大学的心思。父亲勃然大怒：“这次你不去，永远不要来见我！”以后在甘肃、内蒙古、交通部担任过相关领导职务的杨利民，一直对老校长的震怒念念不忘。
我很理解父亲的心情，在他心底蕴藏着割舍不下的“66级情结”，他深知这批已被耽误12年的学生都不容易，每看到他们中成长起一个人才，自己心里就多一分踏实，多一分安慰。
父亲带过的“老高三”那班同学虽然历经坎坷，但无论和本校历届学生纵向比较，还是和同类学校横向比较，成才率都很引人注目——有两名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有多名省市县级优秀教师，有全国知名法律专家、文史专家，有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有地方领导，有央企领导，有省部级官员……
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在20世纪80年代曾说过一段话：“77级、78级、79级这三届学生，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才，他们有强大的生命力，将来一定能担当大任。”果然如此。
记得那几年，每逢开学前夕，父亲总要设家宴，为升学的弟子送行。一次，后来在中国冶金建筑总公司任纪委书记的周立堂，以激昂的男高音唱出了大家的心情：“太阳出来嘞，喜洋洋啷……”
七
我在火车上仍然将信将疑：既然已经明确限制了年龄和婚姻状况，谁能对我网开一面？经过24小时颠簸，301次慢车到达兰州站，两三个同学举着师大美术系牌子在站外广场等待，其中一位——现任《青年文摘》美术总监的海军笑着对我说：“猜猜我们几个为啥等你？想先见到全省美术状元。”海军是师大教工子弟，知道的情况多，也乐得说道：“你是美术系本届录取的唯一已婚又超龄的新生，因你的素描、创作两项专业课和文化课成绩都是本年度考生里最高的，所以，系里老先生们都力主破格取你……”
我非常感谢美术系的老先生们，尤其感谢当年决定破格录取我的系主任陈兴华和系总支书记党伯民。陈先生是晋察冀的老八路，抗战初期曾任贺龙的警卫员，后来在部队专事绘画宣传，黄继光烈士生前唯一一张炭笔素描像就是他的手笔。先生的大名我早就听过，但进校前从没见过面。
20年后，我任中共甘肃省漳县县委书记，一天早晨，在省城广场偶遇陈兴华老师。他拍拍我肩膀说：“你呀你，为什么偏要改行？画油画很好嘛。”想想先生从延安、晋察冀、朝鲜的战火中一路走来，执着地走向艺术高地，我无言以对。
不过，尽管没有从事绘画专业，没想到，读书时的一幅油画作品，时隔23年，神奇地与我重逢了。1981年春天，我们全班同学去甘南藏区写生，我给尕海乡武装部的藏族部长画了一幅油画肖像。2004年，我带领省人口计生委的工作组检查甘南州的工作，已任碌曲县人大副主任的藏族兄弟竟然认出我来，还高兴地拿出保存得很好的我给他画的肖像。
几十年来，我一直怀着对恢复高考的感恩而努力工作，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尽可能关心支持教育事业。我在定西行政公署分管教育两年，争取到教育部和省政府的支持，我和同事们竭尽全力，终于办起了当地有史以来第一所全日制高校……
八
回顾拨乱反正的破冰之旅，恢复高考是直抵人心的一缕暖风。
恢复高考，就是恢复知识的价值，就是恢复青年通过平等竞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就是恢复对知识的重视、对教师的尊重。国家民族的命运，就是无数个人命运的集合。知识在改变人生的同时，也开始改变中国。40年来，各类高校涌出了浩浩荡荡的人才大潮，源头正是恢复高考。那一缕暖风，吹动了万千考生和身后家长的心弦，也吹动了改革开放起点上的中国。
春季班、秋季班新生不再年轻，“老高三”同学正步入老境，“40后”“50后”“60后”學子同窗学习的场面，已经渐行渐远，变成了模糊的背景。然而，青春的记忆历久弥新，拨乱反正的暖风永驻心间。（编辑 王兵）
作者：国土资源部离退休干部局
原副局长
在1977年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听了武汉大学代表查全性的发言，决定恢复高考。这不仅改变了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高校招生不考试的做法，更在实质上打破了出身的限制，使千万百姓切实感受到拨乱反正的力度和温度。
刚刚过去的十年，冤案堆积如山，无数人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备受打击。“血统论”或明或暗地出现，以出身为标准划等级、定贵贱，造成公道失落、社会割裂、民族自残，公平竞争变得遥不可及，“知识改变命运”成了一句空话——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
由于1977年的高校招生被推迟到年底才进行，因而1978年实际上先后有两级学生入学。3月是77级，被称为“春季班”；8月是78级，被称为“秋季班”。甘肃农业大学春季班新生入学不久，省委书记去学校视察。我妹妹同班有个三十几岁的农村同学激动得泣不成声，事后竟舍不得洗被书记握过的手。这个故事现在看起来非常荒诞，其实真正荒诞的是刚刚过去的时代。对于这位出身富农家庭的同学来说，如果不是恢复高考，此生肯定与大学无缘。他还说，在生产队当社员时，别说省委书记，就是县委书记来，都要把地、富子女赶到一边去……
二
我从小生活在中学校园，看高考比别人多了一个角度。1965年夏天，从7月底开始，酒泉中学传达室每天上午都围着一些不久前参加高考的学生，他们无比热切又忐忑不安地期待着邮递员的到来。自行车铃声一响，嘈嘈切切立刻消失，人们屏住呼吸，接过一份份信件，然后爆发出阵阵欢呼。被喊到名字的同学，从此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
有个叫王天喜的农家学子，拿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直接从传达室跑到绿荫深处我们家，给时任校长的父亲报喜。由于跑得太急，他的眼眶都被树枝划破了。父亲踮起脚给他擦红药水的情景，我记忆犹新。父亲当时说，来年将有不止一个王天喜走出他的学校。他认为下一拨学生（66级，即以后的“老高三”）是他教过最优秀的一届。父亲亲自兼任66级一个班的班主任，以点带面，在全校推进抵制空头政治、强化智育的改革，使得教学质量大幅度提高，他所带的班出现了一批好苗子。
1966年春天，父亲在甘肃省委党校学习时，仍心系学生的备考：谁是文科尖子可以报考哪个学校，谁擅长理科怎么选学校、专业把握更大，谁文理双全有更多选择，谁虽然落了些课但全力冲刺还有希望，谁被引入极左误区、功课欠账太多，今年的“高考列车”怕是难以挤上去……
曾任吐哈油田哈密基地建设指挥部副指挥的范天敏回忆：“1966年初夏，我们读完高中课程，正埋头复习，准备迎接高考，教室墙上已经张贴了一些大学的招生简章，发出令人神往的召唤。与此同时，报纸电台却整天批这批那，发散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空气。终于，‘五一六通知’从天而降，‘文革’开始，陈校长被打倒，高考废止。我同大家一样，不得不又在校滞留两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被‘八年制’的中学生。到1978年再跨进大学门槛，时间整整划过去12年。12年哪！等于叫我们在社会上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又上了一遍……”
人生有几个12年经得起如此这般“划过去”？更何况，这是一个人一辈子至关重要的12年！
三
废除高考五年后，1971年，中央决定部分院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招生方针。这一方针中，除了“领导批准”是一条“硬杠杠”，其他几项形同虚设，这就给公权私用甚至胡作非为创造了活动空间。辽宁的“白卷英雄”一经录取，即担任所在学院的党委副书记，而后还当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这种怪现象相当于在昭告天下：大学招生，学历和文化水平完全不计，考试毫无意义。
我是1966年入校的初中生，我们这一级也创下过“中国教育之最”——最与智育无关。在校三年，我们没学过文、史、地，也没学过数、理、化。就像俗话说的，“麻袋片上绣不成花”，以我们的文化底子，怎么能走进高校？但是，16字招生方针出台后，我们班两个同学上了北大，成为肩负“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使命的工农兵学员，他俩都是高干子弟。
当时有个政策叫“给出路”，即拿出极少名额招收家庭有问题，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插队四年后，同来的知青大部分已招工招干返城工作，我虽经贫下中农多次推荐，总是跳不出“农门”，成了剩下的“知青渣渣”。直到地区师范开始招收“社来社去”（从农村招收，毕业后回到农村）定向生，政策才落实到我头上。于是，我也当了一回工农兵学员。有了这两年的学习，我才有了后来参加高考的知识储备。
四
1977年，我在甘肃省金塔县中东中学担任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教师，和自己的学生同时参加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我的班上共有40来个学生，当年有1/3的人考上了大学或中专（加上1978年、1979年两年，考上的同学有三十几个），他们多是靠语文拿分，我这个当老师的却败下阵来，而且考砸的科目恰恰是自己教的语文。由于结局出乎众人预料，我的落榜成了中东中学乃至全县教育系统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
作文本应是我的强项，结果问题就出在作文上。那两年，全县能在省级报刊发表诗歌者寥寥，我算一个。20出头被称为“诗人”，我难免头脑发热，但凡动笔，首先想到的就是诗歌。第一次高考由各省自行命题，甘肃的作文题是“不到长城非好汉”。拿到考卷，我不加思索，提起笔来一挥而就，洋洋洒洒写了百余行高腔硬调的叙情诗。交卷后，自我感觉良好，以为稳操胜券。事后才知道，将作文写成诗歌，是不能计分的。
时至今日，每每想象阅卷老师面对我的考卷哭笑不得的样子，我的脸还会发烧。真是以一时兴起，拿自己的前途开了个玩笑啊！当然，这次失败与其说是悲剧，还不如说是喜剧，人生舞台上的剧本，又岂是在前几幕就能读懂的？
五
1978年高考臨近了，我父亲从酒泉师范附小借了一间房子，要我和他的“老高三”学生包生有、杨利民一块复习备考。父亲给我们找来复习资料，让母亲给他俩辅导数学。经过一个月夜以继日的“恶补”，我们仨自信地进考场，更自信地走出考场。 学校正放暑假，我在酒泉家中，陆续听到熟人拿到入学通知的好消息：工业局“以工代干”（以工人身份从事干部工作）的杨利民以全地区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被兰州大学哲学系录取，第三名则是火车站学校教师包生有，他被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不过，应届毕业生却极少考取，酒泉中学门房没能响起12年前的欢呼声。
最新消息令我沮丧：音、体、美三个专业招生条件有修改，年龄上限是23岁，已婚者一律不收。我报考的是美术，刚刚超龄，刚刚结婚。想到又要落榜，心中顿生无边惆怅。
一天，中东公社邮电所的老郭通过酒泉火车站邮电所辗转找到我。电话里，老郭用河南味普通话说：“陈老师，有你一封公函，师大来的……”我说：“你快拆开看看！”一会儿，传来他高兴的声音：“你被师大录取了。”我难以置信：“再仔细看看，别搞错啊！”“不会错，就是给你的录取通知。师大美术系油画专业。”
六
杨利民接到兰大的录取通知书后不久，妻子突遭车祸，伤及腿骨，卧床不起，他们的孩子又正在襁褓之中。杨利民向我父亲说了面临的困难，流露出不想去上大学的心思。父亲勃然大怒：“这次你不去，永远不要来见我！”以后在甘肃、内蒙古、交通部担任过相关领导职务的杨利民，一直对老校长的震怒念念不忘。
我很理解父亲的心情，在他心底蕴藏着割舍不下的“66级情结”，他深知这批已被耽误12年的学生都不容易，每看到他们中成长起一个人才，自己心里就多一分踏实，多一分安慰。
父亲带过的“老高三”那班同学虽然历经坎坷，但无论和本校历届学生纵向比较，还是和同类学校横向比较，成才率都很引人注目——有两名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有多名省市县级优秀教师，有全国知名法律专家、文史专家，有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有地方领导，有央企领导，有省部级官员……
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在20世纪80年代曾说过一段话：“77级、78级、79级这三届学生，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才，他们有强大的生命力，将来一定能担当大任。”果然如此。
记得那几年，每逢开学前夕，父亲总要设家宴，为升学的弟子送行。一次，后来在中国冶金建筑总公司任纪委书记的周立堂，以激昂的男高音唱出了大家的心情：“太阳出来嘞，喜洋洋啷……”
七
我在火车上仍然将信将疑：既然已经明确限制了年龄和婚姻状况，谁能对我网开一面？经过24小时颠簸，301次慢车到达兰州站，两三个同学举着师大美术系牌子在站外广场等待，其中一位——现任《青年文摘》美术总监的海军笑着对我说：“猜猜我们几个为啥等你？想先见到全省美术状元。”海军是师大教工子弟，知道的情况多，也乐得说道：“你是美术系本届录取的唯一已婚又超龄的新生，因你的素描、创作两项专业课和文化课成绩都是本年度考生里最高的，所以，系里老先生们都力主破格取你……”
我非常感谢美术系的老先生们，尤其感谢当年决定破格录取我的系主任陈兴华和系总支书记党伯民。陈先生是晋察冀的老八路，抗战初期曾任贺龙的警卫员，后来在部队专事绘画宣传，黄继光烈士生前唯一一张炭笔素描像就是他的手笔。先生的大名我早就听过，但进校前从没见过面。
20年后，我任中共甘肃省漳县县委书记，一天早晨，在省城广场偶遇陈兴华老师。他拍拍我肩膀说：“你呀你，为什么偏要改行？画油画很好嘛。”想想先生从延安、晋察冀、朝鲜的战火中一路走来，执着地走向艺术高地，我无言以对。
不过，尽管没有从事绘画专业，没想到，读书时的一幅油画作品，时隔23年，神奇地与我重逢了。1981年春天，我们全班同学去甘南藏区写生，我给尕海乡武装部的藏族部长画了一幅油画肖像。2004年，我带领省人口计生委的工作组检查甘南州的工作，已任碌曲县人大副主任的藏族兄弟竟然认出我来，还高兴地拿出保存得很好的我给他画的肖像。
几十年来，我一直怀着对恢复高考的感恩而努力工作，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尽可能关心支持教育事业。我在定西行政公署分管教育两年，争取到教育部和省政府的支持，我和同事们竭尽全力，终于办起了当地有史以来第一所全日制高校……
八
回顾拨乱反正的破冰之旅，恢复高考是直抵人心的一缕暖风。
恢复高考，就是恢复知识的价值，就是恢复青年通过平等竞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就是恢复对知识的重视、对教师的尊重。国家民族的命运，就是无数个人命运的集合。知识在改变人生的同时，也开始改变中国。40年来，各类高校涌出了浩浩荡荡的人才大潮，源头正是恢复高考。那一缕暖风，吹动了万千考生和身后家长的心弦，也吹动了改革开放起点上的中国。
春季班、秋季班新生不再年轻，“老高三”同学正步入老境，“40后”“50后”“60后”學子同窗学习的场面，已经渐行渐远，变成了模糊的背景。然而，青春的记忆历久弥新，拨乱反正的暖风永驻心间。（编辑 王兵）
作者：国土资源部离退休干部局
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