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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2008年5月12日，已半年有余，可地震的二次灾难——灾区心理危机事件再次将人们的视觉拉到那个熟悉的地方：汶川。
地震余威要到何时？
10月3日，县委农办主任、灾后政府新设重建部门的农房重建办主任、救灾办主任、新农村建设办主任董玉飞自缢身亡，这是灾后第一个自杀的基层干部。
10月18日，59岁的都江堰地震灾区受灾群众罗桂琼穿戴整齐，坐在12楼窗外空调上，刚被人发现便一头栽下去，成为成都地震伤员中第一个轻生的人。
10月19日上午11时20分左右，绵阳市政府人事教育处处长何宗华从绵阳城区临园干道“宇隆大厦”15楼跳楼自杀，当场死亡。经公安机关调查，何宗华患有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和重度抑郁症。
11月15日，北川擂鼓镇胜利村杨俊夫妻惨死自家一年前修建尚未倒塌的屋里，警方初步断定，“杨俊因为震后产生心理障碍难以排解，先将妻子掐死，后割腕自杀未遂又选择触电自杀。
为什么？为什么都已经从那场撕心裂肺的浩劫中逃生出来，却又平静地回头选择死亡？地震，你的威力到底要延续到何时？
“不是突发，是积累。”重庆市一位心理咨询师张长松向记者解释，“这是创伤后应急障碍。”
张医师的结论通俗地说，就是重大生活事件导致个体心理失衡状态，又称危机。该症状早在1980年即被列为精神科疾病之一。
上述几起轻生事件，绝非偶然，全都事出有因。拿董玉飞事件分析，灾后他幸运逃生，因救别人未能及时去挖自己的儿子深感遗憾；之前工作出色，灾后救灾工作中，他顶了四顶乌纱帽，在平时也许是美差，但灾后工作量增加几十倍“我每天都感到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我的确支撑不下去了。我想好好休息一下……”遗书里他这样写道，除了干部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灾民。痛失爱子后，他和妻子打算再要一个孩子，然而命运弄人，这时他却患上了前列腺炎导致求子之梦破灭；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是9月24日北川发生的特大泥石流，这一灾害将之前所有的重建成果毁于一旦。万念俱焚后，董玉飞用极其残忍的方式将自己勒死。
在经历了地震浩劫的重灾区，还有多少人在积累创伤，有多少人意识到身心潜伏的危机？举一例来说，11月9日四川省抗震救灾英模培训班的首批36名成员，在省医院免费体检，这是该省首次对极重灾县省级以上抗震救灾英模开展集中体检。检查结果出来后让专家十分担忧，41.66%的英模有焦虑情绪，33.3%的英模有抑郁情绪，其中部分既有焦虑情绪又有抑郁情绪。
当个体遇到超过了自己的应付能力的某一事件和情景，平衡稳定的心理状态即被破坏。
心理危机也随之产生。每个人对严重事件都会有所反应，但不同的人对同一性质事件的反应强度及持续时间不同。应对灾难的第一阶段——立即反应时期，当事者表现麻木、否认或不相信；而到了第二阶段完全反应时期，感到激动、焦虑、痛苦和愤怒，也可有罪恶感、退缩或抑郁；第三阶段（消除阶段），接受事实并为将来作好计划。危机过程持续不会太久，如亲人或朋友突然死亡的沮丧反应一般在6个月内消失，而一部分未能消除危机状态的则视为病态。
在心理学上，当大灾难发生之后，对当事人的心理状况给予针对性地处理和及时危机干预，纠正情绪失衡状态，是可以逐步减少疾病的发生、缓解精神和躯体的破坏、预防不良后果的发生。
需要干预的一级人群是灾难中的幸存者——作为幸存下来的人群，他们亲历了灾难，亲眼目睹了他人的死亡，是受到最强烈心理冲击的人群；二级人群为受灾者的直系亲属——他们的亲人在灾难中受伤或死亡，心理创伤也会十分严重；三级是亲眼目睹灾难者——武警官兵、医务人员、记者、志愿者等等，他们在灾区目睹感受了灾情，心理上也会受到不小的冲击。
干预对象人多面广，需心理干预的专业人员根据不同人群、不同症状，采取不同的干预方法，如为危机处理机构提供意见和建议；针对个人的干预措施，如解释支持、心理治疗，甚至药物治疗。
汶川要活，必须从“心”开始
半年多来，我们每每看到汶川在后重建的成果便会由衷喜悦，那重建起的一座座房、一片片绿似乎缝合了大地的伤痕，也缝合了我们的眼皮，可是，在深层次中它却没有缝合灾民的心灵。
地震发生之后，许多亲历灾难的人性格发生转变或背离。情绪上害怕、无助、悲伤、罪恶感、愤怒、重复回忆、失望等时有发生，而性格上表里背离尤其危险。
本文开头提到的董玉飞、罗桂琼、杨俊都有明显的性格表里不一的倾向。董玉飞的同事肖坤说，他跟大家只谈及北川，谈及工作，不曾提到自己的压力，还经常开导别人说：“只要肯做肯干，还能重新再来，失去的亲人，我们把他们记到心里”。 那时董玉飞给周围人的印象是“坚强和积极”。
灾民罗桂琼在医院治疗腿伤的时候，59岁的她性格开朗外向，有一次理疗时正好碰到病友邓先琼在，罗桂琼马上坐在了她身边说：“我来和胖大娘坐一起！”逗她开心。她还喜欢很孩子气地与同病房13岁的李忠秋和18岁的郑洁抢遥控板，每当自己喜欢的节目开始了，她就要“霸道”地要求两个孩子换频道，终于等到自己最爱的节目时，边看边对电视作评论，“话匣子”打开了，常常逗乐一屋子人。
杨俊是当地出色的木匠，搭得一手好圈梁，灾后重建，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妻子朱菊华，北川擂鼓镇有名的裁缝，她缝制的几十套羌族民俗服装，刚刚在震后首个羌历年活动中大放异彩。杨俊生性内向老实，朱菊华性格很直，夫妻俩很少斗嘴，一儿一女乖巧懂事。虽然地震毁了他们的新房子，但令邻居们羡慕不已的是全家安好。给邻居们印象最深的是朱菊华患重感冒后，杨俊硬是推掉了上万元的活儿，陪侍妻子一周，“每天下午都牵着手在一起出来晒太阳。”
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人前积极乐观，而人后平静的生活却蕴藏的惊涛骇浪。
在灾难发生之后，许多人会经历亲人的伤亡，或是自己身体也受到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受难者会因灾难而产生一些身心反应。而其中的一系列心理反应如果过于强烈或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精神疾患。有研究表明，重大灾害后精神障碍的发生率为10%—20%，一般性心理应激障碍更为普遍。 因此，在近二十几年以来，在全世界针对各大灾难的救援活动之中，灾后心理辅导基本上已被列为了正式的医疗救助手段和项目。
危机干预是近40年来国外常用于自杀患者和自杀企图者的一种有效心理社会干预方法，即强调干预的时间紧迫性和干预的效果，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帮助患者恢复已失去平衡的心理状态水平。
而至今为止，大家最为熟知的灾后心理救援活动就是关于“9·11”事件的心理辅导工作。“9·11”事件后美国有超过1000个专家团队在从事心理干预，对提高效率、保护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作用巨大。
而我国，在2002年4月17日，国家相关部门联合下发“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将受灾人群列为重点人群，提出到2010年，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中50%获得心理救助服务。
但是，与此形成反差的是精神科医生全国目前仅有不到15000名，其中掌握危机干预专业知识的还不足1／3。而规定心理危机干预与医疗救助、疾病预防控制、物质救灾同步开展的《精神卫生法》也尚未出台。这些现实不可避免地让我们面对灾难时，显得苍白、无助。我们要走的路，还太长。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林春，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国家和政府救灾的工作组织得非常迅速、有效。当然还有不够和不足的地方，尤其心理服务这方面，我觉得应该纳入国家整个危机救援体系，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工作。在抢救生命和财产以后，心理服务要及时跟进，。应该有预案，有队伍的准备，有解决问题的专业的模式。平时就应该做好准备，组织一些专家和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再就是在社会上多普及一些人们应对危机的心理知识，如正常的心理反应和不正常的心理反应是什么样的，如何助人、自助。”
除了地震，其实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经历各种危机。这是一种正常的生活经历，并非疾病或病理过程。心理危机既然在所难免，那么处理危机的方法尤为重要，处理方法不同，后果也不同。有的人能够顺利度过危机，并学会了处理危机的方法策略，提高了心理健康水平；有的人度过了危机但留下心理创伤，影响今后的社会适应；有的人经受不住强烈的刺激而自伤自毁；还有人未能度过危机而出现严重心理障碍。
如果心理危机过强，持续时间过长，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出现非常时期的非理性行为。对个人而言，轻则危害个人健康，增加患病的可能，重则出现攻击性和精神损害；对社会而言，会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秩序混乱，冲击和妨碍正常的社会生活。
对于大部份的人来说，危机反应无论在程度上或者是时间方面，都不会带来生活上永久或者是极端的影响。他们需要的只是有时间去平复心里的伤痕。
所以，从某种角度讲，汶川的重建，不单是在废墟上拔起物化的建筑就算重建了，心理重建也许更为重要。
地震余威要到何时？
10月3日，县委农办主任、灾后政府新设重建部门的农房重建办主任、救灾办主任、新农村建设办主任董玉飞自缢身亡，这是灾后第一个自杀的基层干部。
10月18日，59岁的都江堰地震灾区受灾群众罗桂琼穿戴整齐，坐在12楼窗外空调上，刚被人发现便一头栽下去，成为成都地震伤员中第一个轻生的人。
10月19日上午11时20分左右，绵阳市政府人事教育处处长何宗华从绵阳城区临园干道“宇隆大厦”15楼跳楼自杀，当场死亡。经公安机关调查，何宗华患有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和重度抑郁症。
11月15日，北川擂鼓镇胜利村杨俊夫妻惨死自家一年前修建尚未倒塌的屋里，警方初步断定，“杨俊因为震后产生心理障碍难以排解，先将妻子掐死，后割腕自杀未遂又选择触电自杀。
为什么？为什么都已经从那场撕心裂肺的浩劫中逃生出来，却又平静地回头选择死亡？地震，你的威力到底要延续到何时？
“不是突发，是积累。”重庆市一位心理咨询师张长松向记者解释，“这是创伤后应急障碍。”
张医师的结论通俗地说，就是重大生活事件导致个体心理失衡状态，又称危机。该症状早在1980年即被列为精神科疾病之一。
上述几起轻生事件，绝非偶然，全都事出有因。拿董玉飞事件分析，灾后他幸运逃生，因救别人未能及时去挖自己的儿子深感遗憾；之前工作出色，灾后救灾工作中，他顶了四顶乌纱帽，在平时也许是美差，但灾后工作量增加几十倍“我每天都感到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我的确支撑不下去了。我想好好休息一下……”遗书里他这样写道，除了干部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灾民。痛失爱子后，他和妻子打算再要一个孩子，然而命运弄人，这时他却患上了前列腺炎导致求子之梦破灭；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是9月24日北川发生的特大泥石流，这一灾害将之前所有的重建成果毁于一旦。万念俱焚后，董玉飞用极其残忍的方式将自己勒死。
在经历了地震浩劫的重灾区，还有多少人在积累创伤，有多少人意识到身心潜伏的危机？举一例来说，11月9日四川省抗震救灾英模培训班的首批36名成员，在省医院免费体检，这是该省首次对极重灾县省级以上抗震救灾英模开展集中体检。检查结果出来后让专家十分担忧，41.66%的英模有焦虑情绪，33.3%的英模有抑郁情绪，其中部分既有焦虑情绪又有抑郁情绪。
当个体遇到超过了自己的应付能力的某一事件和情景，平衡稳定的心理状态即被破坏。
心理危机也随之产生。每个人对严重事件都会有所反应，但不同的人对同一性质事件的反应强度及持续时间不同。应对灾难的第一阶段——立即反应时期，当事者表现麻木、否认或不相信；而到了第二阶段完全反应时期，感到激动、焦虑、痛苦和愤怒，也可有罪恶感、退缩或抑郁；第三阶段（消除阶段），接受事实并为将来作好计划。危机过程持续不会太久，如亲人或朋友突然死亡的沮丧反应一般在6个月内消失，而一部分未能消除危机状态的则视为病态。
在心理学上，当大灾难发生之后，对当事人的心理状况给予针对性地处理和及时危机干预，纠正情绪失衡状态，是可以逐步减少疾病的发生、缓解精神和躯体的破坏、预防不良后果的发生。
需要干预的一级人群是灾难中的幸存者——作为幸存下来的人群，他们亲历了灾难，亲眼目睹了他人的死亡，是受到最强烈心理冲击的人群；二级人群为受灾者的直系亲属——他们的亲人在灾难中受伤或死亡，心理创伤也会十分严重；三级是亲眼目睹灾难者——武警官兵、医务人员、记者、志愿者等等，他们在灾区目睹感受了灾情，心理上也会受到不小的冲击。
干预对象人多面广，需心理干预的专业人员根据不同人群、不同症状，采取不同的干预方法，如为危机处理机构提供意见和建议；针对个人的干预措施，如解释支持、心理治疗，甚至药物治疗。
汶川要活，必须从“心”开始
半年多来，我们每每看到汶川在后重建的成果便会由衷喜悦，那重建起的一座座房、一片片绿似乎缝合了大地的伤痕，也缝合了我们的眼皮，可是，在深层次中它却没有缝合灾民的心灵。
地震发生之后，许多亲历灾难的人性格发生转变或背离。情绪上害怕、无助、悲伤、罪恶感、愤怒、重复回忆、失望等时有发生，而性格上表里背离尤其危险。
本文开头提到的董玉飞、罗桂琼、杨俊都有明显的性格表里不一的倾向。董玉飞的同事肖坤说，他跟大家只谈及北川，谈及工作，不曾提到自己的压力，还经常开导别人说：“只要肯做肯干，还能重新再来，失去的亲人，我们把他们记到心里”。 那时董玉飞给周围人的印象是“坚强和积极”。
灾民罗桂琼在医院治疗腿伤的时候，59岁的她性格开朗外向，有一次理疗时正好碰到病友邓先琼在，罗桂琼马上坐在了她身边说：“我来和胖大娘坐一起！”逗她开心。她还喜欢很孩子气地与同病房13岁的李忠秋和18岁的郑洁抢遥控板，每当自己喜欢的节目开始了，她就要“霸道”地要求两个孩子换频道，终于等到自己最爱的节目时，边看边对电视作评论，“话匣子”打开了，常常逗乐一屋子人。
杨俊是当地出色的木匠，搭得一手好圈梁，灾后重建，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妻子朱菊华，北川擂鼓镇有名的裁缝，她缝制的几十套羌族民俗服装，刚刚在震后首个羌历年活动中大放异彩。杨俊生性内向老实，朱菊华性格很直，夫妻俩很少斗嘴，一儿一女乖巧懂事。虽然地震毁了他们的新房子，但令邻居们羡慕不已的是全家安好。给邻居们印象最深的是朱菊华患重感冒后，杨俊硬是推掉了上万元的活儿，陪侍妻子一周，“每天下午都牵着手在一起出来晒太阳。”
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人前积极乐观，而人后平静的生活却蕴藏的惊涛骇浪。
在灾难发生之后，许多人会经历亲人的伤亡，或是自己身体也受到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受难者会因灾难而产生一些身心反应。而其中的一系列心理反应如果过于强烈或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精神疾患。有研究表明，重大灾害后精神障碍的发生率为10%—20%，一般性心理应激障碍更为普遍。 因此，在近二十几年以来，在全世界针对各大灾难的救援活动之中，灾后心理辅导基本上已被列为了正式的医疗救助手段和项目。
危机干预是近40年来国外常用于自杀患者和自杀企图者的一种有效心理社会干预方法，即强调干预的时间紧迫性和干预的效果，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帮助患者恢复已失去平衡的心理状态水平。
而至今为止，大家最为熟知的灾后心理救援活动就是关于“9·11”事件的心理辅导工作。“9·11”事件后美国有超过1000个专家团队在从事心理干预，对提高效率、保护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作用巨大。
而我国，在2002年4月17日，国家相关部门联合下发“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将受灾人群列为重点人群，提出到2010年，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中50%获得心理救助服务。
但是，与此形成反差的是精神科医生全国目前仅有不到15000名，其中掌握危机干预专业知识的还不足1／3。而规定心理危机干预与医疗救助、疾病预防控制、物质救灾同步开展的《精神卫生法》也尚未出台。这些现实不可避免地让我们面对灾难时，显得苍白、无助。我们要走的路，还太长。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林春，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国家和政府救灾的工作组织得非常迅速、有效。当然还有不够和不足的地方，尤其心理服务这方面，我觉得应该纳入国家整个危机救援体系，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工作。在抢救生命和财产以后，心理服务要及时跟进，。应该有预案，有队伍的准备，有解决问题的专业的模式。平时就应该做好准备，组织一些专家和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再就是在社会上多普及一些人们应对危机的心理知识，如正常的心理反应和不正常的心理反应是什么样的，如何助人、自助。”
除了地震，其实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经历各种危机。这是一种正常的生活经历，并非疾病或病理过程。心理危机既然在所难免，那么处理危机的方法尤为重要，处理方法不同，后果也不同。有的人能够顺利度过危机，并学会了处理危机的方法策略，提高了心理健康水平；有的人度过了危机但留下心理创伤，影响今后的社会适应；有的人经受不住强烈的刺激而自伤自毁；还有人未能度过危机而出现严重心理障碍。
如果心理危机过强，持续时间过长，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出现非常时期的非理性行为。对个人而言，轻则危害个人健康，增加患病的可能，重则出现攻击性和精神损害；对社会而言，会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秩序混乱，冲击和妨碍正常的社会生活。
对于大部份的人来说，危机反应无论在程度上或者是时间方面，都不会带来生活上永久或者是极端的影响。他们需要的只是有时间去平复心里的伤痕。
所以，从某种角度讲，汶川的重建，不单是在废墟上拔起物化的建筑就算重建了，心理重建也许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