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年时曾爬上屋顶放风筝，或坐在屋顶上看国庆夜的焰火
　　
　　我在卢湾区出生并一直生活了三十多年，我老家在崇德路，曙光医院南面的一片石库门建筑里。在我家的露台上，可以看到淮海公园和曙光医院。我家北窗正对着医院的中药房，煎汤药的味道至今在我鼻腔里萦绕不去。前不久回老家祭拜父母，完事后登上露台——我少年时曾爬上屋顶放风筝，或坐在屋顶上看国庆夜的焰火，用晾晒衣服的竹竿拦截随风飘来的降落伞。而现在一抬头就看到两幢高楼并肩耸立在眼前，那是赫赫有名的济南路8号，上海地产业的双子星，据说每平米售价超过8万元。而在我读小学时，好几个同学家就在那里，不过是一片低矮破旧的两层楼平房。街角还有一家烟杂店，兼售散装酒，每年菊花盛开时，就在店门口摆两张八仙桌，酒量很不错的老上海满脸通红地聚在一起喝绍兴加饭，吃大闸蟹。转眼间，这一带已是沧海桑田。
　　等我读中学，脚头就野了，我与几个关系挺铁的同学常常旷课，勾肩搭背到处游逛，巨鹿路也在我们的踏访范围。与巨鹿路平行的、并且长度相当的是长乐路。在上海方言中，“乐”与“鹿”谐音，那么在我的印象中，它们更像是一对姐妹路。
　　与这两条马路平行的是淮海路，即使在乱云飞渡的年份里也是上海最最热闹的街市之一，商店鳞次栉比，行人熙熙攘攘，两边的梧桐树又粗壮又高大。我们在马路上又说又笑地闲逛，可以闻到哈尔滨食品店的奶油香，可以看到老大昌的点心师在玻璃橱窗里裱奶油蛋糕，走累了还可以看看比乐中学门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更因为那里有一家“淮国旧”。那个时候，它是上海人的梦碎之地，我记得商店的天花板上挂着密密麻麻的裘皮大衣，柜台里进口手表挤作一堆，还有不少小提琴像火腿一样挂在墙上。当时我们正在学拉小提琴，“淮国旧”里的小提琴就成了我们“远道而来”朝拜的理由。那些小提琴虽然是正宗的进口货，甚至有可能出自斯特拉底瓦里、瓜纳里尔等名门望族，要价也不过一两百元，但我们根本买不起，只能听营业员——一个老克勒——瞎聊小提琴鉴赏方面的知识。
　　
　　逛了“淮国旧”，从后门出去便是长乐路，那里有几大间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红木家具堆得像小山那样高，一张红木三曲腿八仙桌只卖二十元，放在今天，没有两万元别想搬走。朝北走几步，便是比较宁静的巨鹿路了。
　　我们去巨鹿路，是因为有一个老师的家在那里。准确地说，那是一位女教师，一位优雅漂亮的女老师，而且教我们英语，相比化学老师、语文老师，英语老师不知为什么总是带了一些洋气，从举止到服饰。我们哥几个都对她颇有好感。那个时候，我们正处于性意识觉醒的当口，渴望获得美丽女性的关注。
　　可惜，她不教我们这一班，所以我们就跟踪她回家，或者到她家门口的马路对面，看一会那扇窗，期待她在窗前梳理她那长长的秀发。
　　很傻是吗？是的。但当时，我们都假装自己是偶然到此一游，然后又好像怀着满腹的心事折回家中，或者再向西走一程，在陕西南路略作盘桓，撤退。
　　若干年后，我在华东师大读夜大学，每周有三个下午要骑自行车赶到中山北路校区。骑车的路线经过巨鹿路，因为那里卡车和行人都比较少，很安全，更因为那里留下了我的青春足迹。偶尔也会朝那个临街的窗口张望一眼，低头笑一笑少年的多情与愚笨。
　　再若干年后，我在新民晚报大楼上班，每天骑自行车经过巨鹿路。有一天，抬眼寻找那个窗口，发现有了变化，它的上下两层成了一家小饭店，门口站着一对石膏的西洋美女雕塑，那个窗口则半拉起两块紫红色的、有点污渍斑斑的窗帘。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有如释其重的感觉。
　　现在，它成了一块绿地，辟建为别具一格的药草园。据说绿化部门在这里种植了一百多种中草药，每种草药前还插了说明牌。有一天我在路边停下自行车，独自一人走进它的怀抱。贪婪地嗅着芬芳的气息，寻找我曾经饮服过的草药。突然，埋在泥土中的无数个铜喷嘴一起喷出水花来，很快形成一团与绿化面积相当的雾气，营造起一个湿润的小气候。我的头发被淋湿了，眼镜片也被溅上许多水珠，眼前的景物模糊了，但心里相当的愉悦。在药草园西边不远处有一幢西洋建筑孤零零地耸立着，我知道，那是作为优秀历史建筑正在进行保护性修复的中德医院旧址，这幢具有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沦为日占区后一度成为赌场，建国后成了医院。我的儿子就是在这里降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