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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娲神话是近当代以来备受学者们重视的一个研究课题，而新兴于本世纪的N级编码分析理论在分析这一神话时有异于寻常的视野。运用这一理论对女娲神话的大小传统进行探析，对其形成的过程即“编码程序”进行解析，对“女娲”女神的身份建构进行解析，进一步探寻女娲神话在学术界以及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女娲神话；大传统；小传统；编码程序；多重身份；意义
“女神”是现今社会的流行词语，那么“女神”究竟是什么，叶舒宪教授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描述，即：“女神是以女人为原型的一种神话形象，是神化、圣化女性的多棱镜中折射出的形象。她忽远忽近，变化莫测。”女娲神话是中国神话研究中的重点对象，对于其各方面的研究都较多，目前学界运用N级编码理论对其分析甚少，所以将这一神话与N级编码理论相结合，让人们对于这一神话有更深层的理解，亦明白这一新兴方法论在学界不可小觑的地位。
一、女娲神话的编码程序探析
早期的女娲传说出现于《山海经》《楚辞》等书中，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经同位素测定为战国中后期文物，是我国先秦唯一完整的创世神话，这些说明在战国以前，女娲故事已经存在。而女娲神话的一级编码中，也就是考古文物与图像中，最直接与女娲神话有关系的就是在山西所发现的谓之的“女娲”遗体，而这只是一部分人的见解，而对于其真实性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而在“1963年后在我国北方新石器遗址中，也陆续出土了一批女神塑像。这些佐证都支持了女娲作为史前女主神的看法。”另外，研究女娲神话的一级编码，神话思维的贯穿是非常重要的，也就如卡西尔在《神话思维》中所描述：“这种客观性既不在于其后的玄学实在，也不在于隐藏其后的经验—心理的实在，而在于神话本身，在于神话所造就的东西，在于神话完成的客观化过程的方式与形式。”这种思维与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所阐释的文学的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文学是一种假设的创造实体，它没有必要陷进真实与事实的世界里，也没有必要同其背离，而是可以进入同他们的任何一种关系之中，从最清晰的到最不清晰的。”而且弗莱在书中将文学与数学作了比较，最终得出“当它被应用于外部事实时，被证实的不是它的真实性，而是它的应用性。”史前时代的人们由于自己的愿望以及对于世界模糊认知，使得他们创造了神话，继而在完成了神话的创造之后，就将这一神话投注在具体的物品之上。本着这种思想，于是一级编码的研究对于研究女娲神话有着重要的意义。诚然，如上述所说，对一级编码的研究不仅仅是停留在对于真实性的证伪上，更为重要的是发现这一神话在当时社会中的实用功能。
女娲神话的二级编码便是有关这一神话的文字的出现，如“娲”字的出现，最早出现的便是秦朝统一之后的小篆体的出现，在小篆体中，“娲”字如下“ ”，其中对于这一字的解释是“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从女呙声，古蛙切。”对于这一说文解字中的解释进行细微的考证，这一字的出现就是指代女娲的存在，是上古时代神圣的女子，在世界中承担着生化万物的责任。这一字的读音是从属于呙的，而呙在古时所指代肚子的鼓与大的意思，也有学者认为在 字出现之前，就是由单独的“呙”来指代女娲的，后来加上女字旁是考虑到其性别。而从神话思维出发，也可以对这一字进行一系列的解释，“娲”音同“蛙”音，在史前时代，生殖崇拜自是早期人类临对自然之“强力”而自身繁殖力之孱弱而生发之本能性且原初性观念与意识。由是而知，处于生殖崇拜核心之女性，实为兼具有繁衍、丰产、致福等诸多的“功能性隐喻”，而“蛙”这种动物正好是当时人们所期盼的那样，它的外部形体与女性怀孕时期的形态很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与生殖能力，所以人们希望女性也能够像“蛙”一样，具有它的这一特征，所以“蛙”在当时是女性的象征，人们对于“蛙”的崇拜具有普遍性。而有可能“女娲”就是“女蛙”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的演化而来。从这一层面进行考虑，在考古之中所出现的有关“蛙”的玉石或者是画作、有关生殖崇拜的物件等都可以将其看作是女娲神话的一级编码，只不过存在着一些编码需要我们去更加精确的考证。
女娲神话的三级编码就是指有关女娲神话的古代经典。一个神话的最初记载年代也是判断真实性的依据，这些考证结论愈接近史前期，其可信程度就愈高，经过后人杜撰的可能性就会越小。国内以历史学角度的研究为主流，普遍认为《山海经》是一部上古百科全书。其中记载女娲传说的《大荒西经》中如是说：“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在这一记敘中就描述了她的生化万物的贡献。基于此，女娲传说出现年代判断可大幅度前推。我们所熟悉的《天问》，作者与在文中的具体叙事明确，东汉的王逸认为，屈原仅以“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两句提及，今人受闻一多等人的启发，多认为可前推为四句甚至八句，其尊崇程度自然不同。增加了前面的“登立为帝，孰道行之”两句，比较清楚折射出女娲在早期商周文明中的创世地位。先秦时期的相关著作为后续有关女娲神话的再创作提供了本土与根基。
女娲神话的N级编码是指在经典时代之后的数不胜数的编码，即与之有关的写作。在较早的作品中，对于女娲的描述还比较简单，从文献中所能分析出的就是女娲有化生万物的作用，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神话在流传中的不断变异，女娲神话的内容不断地丰富，这一神话在这一过程中更也不断地经历着编码与再编码，最终达到现今的有关女娲神话相关作品出现的顶级编码。叶舒宪教授在《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中所记叙的关于希腊神话的编码程序——八面雅典娜的分析之中，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雅典娜进行阐释。而受这种思路的启发，女娲这一历史角色在中国历史的建构中也是如此，这也不失为一块为学术界在这方面钻研创新的“砖”。
二、“女娲”女神的多重身份建构解析
女娲在中国是被视为女神的，从最初的文献记载来看，女娲可以被视为“创世女神”，她的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化生万物”，她的创世能力也得以体现，之后在《风俗通义》与《华阳国志》中明确记载了女娲抟土造人，在对传世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辅以出土文献，即在战国中后期长沙子弹库帛书中，完整地记述女娲伏羲共同创造宇宙和人类。文学的产生是对社会的能动的反应，神话的产生亦是如此，而女娲作为“创世女神”，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据此可推出这一神话的产生应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成之前，或者在向前追溯，可追溯到母系社会中“以女为尊”的史前的神话中。即使在女娲与伏羲后期支系融合而形成的新神话中，也表明女娲的实际存在可以追溯到商周以远。而隐藏在背后的思想有许多，诸如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当时对于大自然的依赖和对于生存的渴望等。 在后续的记载中，女娲作为“音乐女神”出现，其中关于其详细的文献记载不多，其中史籍《世本》和儒典《礼记》中有关笙簧的记载，是女娲“音乐女神”的来源。此两本文献是后世考证世系族源和礼乐制度的根据。近年郭店楚简出土，进一步证实后者为先秦著作。其中《世本》中的“女娲制笙簧”，《礼记》中的“女娲之笙簧”，可以看出其行文明确且一致性程度较高，而且关于这一记述并列于醒目位置。仅仅五个字，“女娲制笙簧”，就可以看出女娲在古时与音乐之间的密切联系。首先是肯定了女娲在历史上存在的真实性，不少学者都认为历史上是存在女娲族的，而经过对文献的挖掘与思索以及对于后世考古发现的探析，也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其次是笙簧在商周时期具有正统地位。在先秦的文献中，对“笙”都不乏详尽的描述，在《周礼》中宫廷乐官称为笙师，其中主要是司音。而且在对“笙”进行分析之时，可以发现它与生、声、升同音，在古代社会中，“生”有崇高地位，代表着孕育与希望；而“声”主要蕴含着节庆意味，通过这一分析，可以感知笙簧同中华古文字系统的深厚渊源。而在殷商甲骨文中有“和”、“竿”两种笙的记载，它的出现可前推至商以前。于是我们也可以知道，笙是古代中原礼乐的基本乐器，主要在各类仪式和庆典中吹奏，是中华正统乐器。而正如先秦古籍所记载，女娲是制作笙簧的人。所以由此给女娲冠以“音乐女神”的称号是情理之中的。
“女娲补天”的神话是中国社会中众人所熟知的，所以将她奉为“救世女神”是众所能接受的。最早在古代经典中的记载是《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火监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山而页民，鹜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在这一记载之中，关于“女娲补天”的事迹的来龙去脉记叙的较为完整。关于这一传说的研究颇多，但都是各家之言，部分学者认为这一神話是次生神话，是在原有的关于女娲的神话传说的基础上的再次编码，主要将这一神话放诸在当时的历史现状中，深层次进行探析。运用文学、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等相关方法对其进行综合考量，可从全新的角度去认识与了解。出现“女娲补天”传说的最早记载最早出现在道家的所编撰的《淮南子》中，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其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是众人所知的，在他们的观念之中，“天”是可大可小的。在《说文解字》中，“宇”的释义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它既有天的意思，同时也有屋的意思。所以对这一神话进行溯源，“补天”的神话可以理解为“补宇”，这样对于这一神话的理解就可以简单，从最初的岩洞穴居到人类自己搭棚建屋，住所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在史前，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来自大自然的威胁，饥饿、寒冷、疫病、等，对当时的人们都构成致命威胁。“女娲补宇”可将其理解为一系列自救措施。从这一角度进行理解，对于“女娲补天”我们便可以追溯到史前，而不是到汉代之时才出现的次生神话。
在《风俗通义》中记载：“女娲祷神祠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以其（女娲）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禖之神。”女娲在造人之后，便在神祠中祷告，祈求任命她做女媒，因此女娲来安排男女之间的婚姻。而在先前的记载中，如《山海经》中描述：“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淮南子.说林篇》中“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娲所以七十化也。”所以女娲亦可被称作“婚姻生育女神”。叶舒宪教授在《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对女娲作为“地母”进行了描写，突出了女娲作为母亲的这一角色以及生殖繁衍的功能。女娲神话的由来是以一定的社会事实为依据的，而女娲的存在亦不是凭空产生的，女娲的幻化除了与“蛙”联系在一起之外，也与史前的母系社会联系在一起，男女之间的结合于孕育新的生命在氏族的生活中就显得重要，所以在集体生活的时代就会对这方面加以重视，而衍生了“女娲为高禖”的神话。闻一多先生说过：“古代各民族所祀的高禖全是各该民族的先妣。”据考证姜塬氏是周的高禖，商的高禖是狨简狄，而女娲是中华民族的高禖女神。在后世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可以见到许多人到女娲庙去求姻缘以及求子。
女娲神话的编码需要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角度进行综合探讨，这样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女娲神话中隐藏的诸多意义以及对于中华文明的重大影响。女娲神话这一原型编码是一种神话概念，而其后的二级编码、三级编码直至多级编码都是对原型编码的置换变形。所以在女娲神话的研究中仍然需要加强对于一级编码的研究，同时，正确与恰当地运用四重证据法，人类学家认为，“世代相沿袭传承的仪式就是文化记忆的重要活载体，是古老的文化信息经过象征编码和保存的绝好储藏库。”所以对于女娲神话的研究需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领域联系，从仪式以及风俗等活态载体入手，从而对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进行正确的考古，以期使国人以及世界对“神话中国”有更加准确与清晰的认识。
参考文献：
[1]董楚平.中国上古创世神话钩沉[J].中国社会科学，2002（5）：151-63.
[2]黄龙保，周振选译，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6.
[3]陈慧，袁宪军等译，弗莱.批评的剖析[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90.
[4]Mariaja Gimbutas，Joseph Campbell，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London：Thames&hudson，2001：316.
[5]叶舒宪.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视野[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66.
[6]叶舒宪.神话意象[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7.
[7]叶舒宪.千面女神[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3.
作者简介：
林翠云，女，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2016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
关键词：女娲神话；大传统；小传统；编码程序；多重身份；意义
“女神”是现今社会的流行词语，那么“女神”究竟是什么，叶舒宪教授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描述，即：“女神是以女人为原型的一种神话形象，是神化、圣化女性的多棱镜中折射出的形象。她忽远忽近，变化莫测。”女娲神话是中国神话研究中的重点对象，对于其各方面的研究都较多，目前学界运用N级编码理论对其分析甚少，所以将这一神话与N级编码理论相结合，让人们对于这一神话有更深层的理解，亦明白这一新兴方法论在学界不可小觑的地位。
一、女娲神话的编码程序探析
早期的女娲传说出现于《山海经》《楚辞》等书中，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经同位素测定为战国中后期文物，是我国先秦唯一完整的创世神话，这些说明在战国以前，女娲故事已经存在。而女娲神话的一级编码中，也就是考古文物与图像中，最直接与女娲神话有关系的就是在山西所发现的谓之的“女娲”遗体，而这只是一部分人的见解，而对于其真实性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而在“1963年后在我国北方新石器遗址中，也陆续出土了一批女神塑像。这些佐证都支持了女娲作为史前女主神的看法。”另外，研究女娲神话的一级编码，神话思维的贯穿是非常重要的，也就如卡西尔在《神话思维》中所描述：“这种客观性既不在于其后的玄学实在，也不在于隐藏其后的经验—心理的实在，而在于神话本身，在于神话所造就的东西，在于神话完成的客观化过程的方式与形式。”这种思维与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所阐释的文学的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文学是一种假设的创造实体，它没有必要陷进真实与事实的世界里，也没有必要同其背离，而是可以进入同他们的任何一种关系之中，从最清晰的到最不清晰的。”而且弗莱在书中将文学与数学作了比较，最终得出“当它被应用于外部事实时，被证实的不是它的真实性，而是它的应用性。”史前时代的人们由于自己的愿望以及对于世界模糊认知，使得他们创造了神话，继而在完成了神话的创造之后，就将这一神话投注在具体的物品之上。本着这种思想，于是一级编码的研究对于研究女娲神话有着重要的意义。诚然，如上述所说，对一级编码的研究不仅仅是停留在对于真实性的证伪上，更为重要的是发现这一神话在当时社会中的实用功能。
女娲神话的二级编码便是有关这一神话的文字的出现，如“娲”字的出现，最早出现的便是秦朝统一之后的小篆体的出现，在小篆体中，“娲”字如下“ ”，其中对于这一字的解释是“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从女呙声，古蛙切。”对于这一说文解字中的解释进行细微的考证，这一字的出现就是指代女娲的存在，是上古时代神圣的女子，在世界中承担着生化万物的责任。这一字的读音是从属于呙的，而呙在古时所指代肚子的鼓与大的意思，也有学者认为在 字出现之前，就是由单独的“呙”来指代女娲的，后来加上女字旁是考虑到其性别。而从神话思维出发，也可以对这一字进行一系列的解释，“娲”音同“蛙”音，在史前时代，生殖崇拜自是早期人类临对自然之“强力”而自身繁殖力之孱弱而生发之本能性且原初性观念与意识。由是而知，处于生殖崇拜核心之女性，实为兼具有繁衍、丰产、致福等诸多的“功能性隐喻”，而“蛙”这种动物正好是当时人们所期盼的那样，它的外部形体与女性怀孕时期的形态很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与生殖能力，所以人们希望女性也能够像“蛙”一样，具有它的这一特征，所以“蛙”在当时是女性的象征，人们对于“蛙”的崇拜具有普遍性。而有可能“女娲”就是“女蛙”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的演化而来。从这一层面进行考虑，在考古之中所出现的有关“蛙”的玉石或者是画作、有关生殖崇拜的物件等都可以将其看作是女娲神话的一级编码，只不过存在着一些编码需要我们去更加精确的考证。
女娲神话的三级编码就是指有关女娲神话的古代经典。一个神话的最初记载年代也是判断真实性的依据，这些考证结论愈接近史前期，其可信程度就愈高，经过后人杜撰的可能性就会越小。国内以历史学角度的研究为主流，普遍认为《山海经》是一部上古百科全书。其中记载女娲传说的《大荒西经》中如是说：“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在这一记敘中就描述了她的生化万物的贡献。基于此，女娲传说出现年代判断可大幅度前推。我们所熟悉的《天问》，作者与在文中的具体叙事明确，东汉的王逸认为，屈原仅以“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两句提及，今人受闻一多等人的启发，多认为可前推为四句甚至八句，其尊崇程度自然不同。增加了前面的“登立为帝，孰道行之”两句，比较清楚折射出女娲在早期商周文明中的创世地位。先秦时期的相关著作为后续有关女娲神话的再创作提供了本土与根基。
女娲神话的N级编码是指在经典时代之后的数不胜数的编码，即与之有关的写作。在较早的作品中，对于女娲的描述还比较简单，从文献中所能分析出的就是女娲有化生万物的作用，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神话在流传中的不断变异，女娲神话的内容不断地丰富，这一神话在这一过程中更也不断地经历着编码与再编码，最终达到现今的有关女娲神话相关作品出现的顶级编码。叶舒宪教授在《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中所记叙的关于希腊神话的编码程序——八面雅典娜的分析之中，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雅典娜进行阐释。而受这种思路的启发，女娲这一历史角色在中国历史的建构中也是如此，这也不失为一块为学术界在这方面钻研创新的“砖”。
二、“女娲”女神的多重身份建构解析
女娲在中国是被视为女神的，从最初的文献记载来看，女娲可以被视为“创世女神”，她的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化生万物”，她的创世能力也得以体现，之后在《风俗通义》与《华阳国志》中明确记载了女娲抟土造人，在对传世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辅以出土文献，即在战国中后期长沙子弹库帛书中，完整地记述女娲伏羲共同创造宇宙和人类。文学的产生是对社会的能动的反应，神话的产生亦是如此，而女娲作为“创世女神”，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据此可推出这一神话的产生应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成之前，或者在向前追溯，可追溯到母系社会中“以女为尊”的史前的神话中。即使在女娲与伏羲后期支系融合而形成的新神话中，也表明女娲的实际存在可以追溯到商周以远。而隐藏在背后的思想有许多，诸如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当时对于大自然的依赖和对于生存的渴望等。 在后续的记载中，女娲作为“音乐女神”出现，其中关于其详细的文献记载不多，其中史籍《世本》和儒典《礼记》中有关笙簧的记载，是女娲“音乐女神”的来源。此两本文献是后世考证世系族源和礼乐制度的根据。近年郭店楚简出土，进一步证实后者为先秦著作。其中《世本》中的“女娲制笙簧”，《礼记》中的“女娲之笙簧”，可以看出其行文明确且一致性程度较高，而且关于这一记述并列于醒目位置。仅仅五个字，“女娲制笙簧”，就可以看出女娲在古时与音乐之间的密切联系。首先是肯定了女娲在历史上存在的真实性，不少学者都认为历史上是存在女娲族的，而经过对文献的挖掘与思索以及对于后世考古发现的探析，也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其次是笙簧在商周时期具有正统地位。在先秦的文献中，对“笙”都不乏详尽的描述，在《周礼》中宫廷乐官称为笙师，其中主要是司音。而且在对“笙”进行分析之时，可以发现它与生、声、升同音，在古代社会中，“生”有崇高地位，代表着孕育与希望；而“声”主要蕴含着节庆意味，通过这一分析，可以感知笙簧同中华古文字系统的深厚渊源。而在殷商甲骨文中有“和”、“竿”两种笙的记载，它的出现可前推至商以前。于是我们也可以知道，笙是古代中原礼乐的基本乐器，主要在各类仪式和庆典中吹奏，是中华正统乐器。而正如先秦古籍所记载，女娲是制作笙簧的人。所以由此给女娲冠以“音乐女神”的称号是情理之中的。
“女娲补天”的神话是中国社会中众人所熟知的，所以将她奉为“救世女神”是众所能接受的。最早在古代经典中的记载是《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火监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山而页民，鹜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在这一记载之中，关于“女娲补天”的事迹的来龙去脉记叙的较为完整。关于这一传说的研究颇多，但都是各家之言，部分学者认为这一神話是次生神话，是在原有的关于女娲的神话传说的基础上的再次编码，主要将这一神话放诸在当时的历史现状中，深层次进行探析。运用文学、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等相关方法对其进行综合考量，可从全新的角度去认识与了解。出现“女娲补天”传说的最早记载最早出现在道家的所编撰的《淮南子》中，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其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是众人所知的，在他们的观念之中，“天”是可大可小的。在《说文解字》中，“宇”的释义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它既有天的意思，同时也有屋的意思。所以对这一神话进行溯源，“补天”的神话可以理解为“补宇”，这样对于这一神话的理解就可以简单，从最初的岩洞穴居到人类自己搭棚建屋，住所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在史前，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来自大自然的威胁，饥饿、寒冷、疫病、等，对当时的人们都构成致命威胁。“女娲补宇”可将其理解为一系列自救措施。从这一角度进行理解，对于“女娲补天”我们便可以追溯到史前，而不是到汉代之时才出现的次生神话。
在《风俗通义》中记载：“女娲祷神祠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以其（女娲）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禖之神。”女娲在造人之后，便在神祠中祷告，祈求任命她做女媒，因此女娲来安排男女之间的婚姻。而在先前的记载中，如《山海经》中描述：“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淮南子.说林篇》中“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娲所以七十化也。”所以女娲亦可被称作“婚姻生育女神”。叶舒宪教授在《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对女娲作为“地母”进行了描写，突出了女娲作为母亲的这一角色以及生殖繁衍的功能。女娲神话的由来是以一定的社会事实为依据的，而女娲的存在亦不是凭空产生的，女娲的幻化除了与“蛙”联系在一起之外，也与史前的母系社会联系在一起，男女之间的结合于孕育新的生命在氏族的生活中就显得重要，所以在集体生活的时代就会对这方面加以重视，而衍生了“女娲为高禖”的神话。闻一多先生说过：“古代各民族所祀的高禖全是各该民族的先妣。”据考证姜塬氏是周的高禖，商的高禖是狨简狄，而女娲是中华民族的高禖女神。在后世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可以见到许多人到女娲庙去求姻缘以及求子。
女娲神话的编码需要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角度进行综合探讨，这样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女娲神话中隐藏的诸多意义以及对于中华文明的重大影响。女娲神话这一原型编码是一种神话概念，而其后的二级编码、三级编码直至多级编码都是对原型编码的置换变形。所以在女娲神话的研究中仍然需要加强对于一级编码的研究，同时，正确与恰当地运用四重证据法，人类学家认为，“世代相沿袭传承的仪式就是文化记忆的重要活载体，是古老的文化信息经过象征编码和保存的绝好储藏库。”所以对于女娲神话的研究需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领域联系，从仪式以及风俗等活态载体入手，从而对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进行正确的考古，以期使国人以及世界对“神话中国”有更加准确与清晰的认识。
参考文献：
[1]董楚平.中国上古创世神话钩沉[J].中国社会科学，2002（5）：151-63.
[2]黄龙保，周振选译，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6.
[3]陈慧，袁宪军等译，弗莱.批评的剖析[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90.
[4]Mariaja Gimbutas，Joseph Campbell，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London：Thames&hudson，2001：316.
[5]叶舒宪.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视野[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66.
[6]叶舒宪.神话意象[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7.
[7]叶舒宪.千面女神[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3.
作者简介：
林翠云，女，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2016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