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政治精英分裂显性化,对内对外的后果难测
　　
　　《财经》记者 黄山 钱亦楠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成立30周年之际,也见证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高投票率总统选举。全国4620万合格选民中,约有85%参与了6月12日的第十届总统选举投票。不过,一旦选民的高涨热情被发现与预估的势均力敌的选战结果相悖,街头示威乃至暴力抗争也随之而来,目前已有七名平民在冲突中丧生。
　　
　　6月13日,伊朗内政部宣布,现任总统内贾德以62.63%的得票率压倒前总理、改革派代表穆萨维33.75%的选票而胜选;之后,穆萨维及其支持者就发出选举不公、存在舞弊的指控,要求取消已公布的选举结果。
　　
　　经过最初的僵持,6月16日,伊朗负责审核候选人资格的宪法监护委员会(下称宪监会)称,准备对其他候选人提出质疑的部分投票箱计票结果展开重新统计,不过,拒绝考虑穆萨维关于作废选举结果重新投票的要求。
　　
　　与此同时,起初祝贺内贾德当选、并要求“所有伊朗人必须一致支持新当选领导人”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因事态升级,态度发生变化,转而要求宪监会对有关本次总统选举存在违规现象的指控进行调查,并下令复查大选计票结果。
　　
　　代表伊朗军方精英的革命卫队也开始介入争端,发布警告不允许网络媒体报道国内因总统大选结果而爆发的骚乱,并宣布“军管”互联网。伊朗文化部宣布,所有外国媒体记者禁止上街采访获取第一手资料,外交部则指责外媒盲目支持穆萨维支持者未被授权的示威游行。
　　
　　由此,一场按照传统上划分的保守派和改革派间的较量大戏,正在这个步入而立之年的政教合一国家上演;事态演变对伊朗未来走向的影响,也随着各方角力的深入,被一点点地撕开。
　　
　　选情乱象
　　
　　作为伊朗建国以来的第十届总统选举,此次选举基本沿袭了以往的规则。
　　
　　由宪法监督委员会从大约500名候选人中,按照六个基本条件遴选最终的角逐者,条件包括:是否伊朗国民或者具有伊朗血统、是否过去拥有良好的记录、是否虔诚并值得信任,以及是否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基本原则坚信不疑。最终,宪监会选出包括内贾德、穆萨维、伊朗革命卫队前指挥官雷扎伊、伊朗议会前议长卡鲁比等四名候选人。
　　
　　今年的选举,伊朗首次引进“美式辩论”。从6月2日开始,候选人先后举行了六场电视辩论。形式上的创新,加上选前伊朗两位数的通胀,高企的失业率、民生的不振,以及因核计划引发的国际争端,都使得总统——这个伊朗国家第二权力位置的竞争显得异常激烈。
　　
　　对以内贾德为首的保守派而言,胜选意味着可以继续追求其民粹主义的路线——政治上打击腐败,经济上将国家的石油财富分配给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城市中下阶层和农村民众,在外交上奉行更加强硬的立场;对穆萨维而言,胜选则可以更好地展示他在应对经济议题上的经验和优势。
　　
　　作为“两伊战争”时期的伊朗总理,穆萨维因其处理经济的手腕而知名。穆萨维此次的竞选纲领,是将通胀率下降到个位数,同时推动私人部门的投資;在国家的对外投资方面,将重心放在伊朗的近邻而非拉美;更重要的是,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
　　
　　鉴于当前伊朗的经济状况以及穆萨维本人的知名度,改革派通过此次选举重新掌权的想法变得尤其急迫。这一点,可以从今年3月同被划归为改革派的伊朗前总统哈塔米退出竞选看出——哈塔米退出的理由,就是避免参选造成改革派选票的分散,以免重演2005年选举的一幕:由于选票分散,导致前总统、改革派的拉夫桑贾尼在首轮无法击败内贾德,并最终在次轮饮恨败北。
　　
　　因此,选前的各种民调表明,尽管内贾德略微占优,但穆萨维也不是没有胜出的可能。分析普遍认为,选举结果将会非常接近。但最终官方公布的结果,却是内贾德大胜;而一些选举程序上的细节,也令改革派和观察家质疑。
　　
　　纽约大学中东和伊斯兰研究中心副教授、伊朗裔的克沙瓦兹安(Arang Keshavarzian),在接受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采访时表示,以往投票结果一般在投票日次日的清晨7时陆续揭晓,但此次大选次日凌晨2时,内政部就开始公布选举结果,称内贾德以65%对33%的大比例领先穆萨维,而此前选举结果会随着各地结果的汇总而不断上下波动。
　　
　　穆萨维本人也指责多个城市选票短缺,上百万人被剥夺投票权,他的竞选监察员被阻止进入部分票站,他的某些选举总部遭遇袭击。
　　
　　穆萨维在其竞选网站发表的一封致哈梅内伊的信中说:“有证据显示,巴斯杰民兵组织(Basij)和革命卫队的一些指挥官、官员,干预了这次选举。”而出身“两伊战争”老兵的内贾德有军方的支持。
　　
　　“大位”背后
　　
　　面对种种选前和选举期间的乱象,改革派支持者认为,当权的保守派利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夺取了国家政权。
　　
　　实际上,保守派与改革派所争夺的总统职位,在伊朗这个神权国家中,只是次于最高领袖的二号人物。伊朗最高领袖由86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选举产生,是伊朗外交政策、核政策,以及军事和国家安全领域的最高决策人。而总统行使行政职能,行使的权力包括任命大使、政府官员、计划和实施国家预算、分配包括由出口石油带来的收入。
　　
　　随着伊朗在1989年废除总理职务,转而将行政权集中于总统,总统一职的权力获得扩充,而具体的总统人选的权限,也因其同最高领袖关系的亲疏冷热而有所区别。比如,拉夫桑贾尼八年执政被认为是卓有成效,而继任的哈塔米施政则磕磕绊绊。
　　
　　以首都德黑兰市长身份当选总统的内贾德,作为共和国历史上首位非伊斯兰神职人员出身的总统,本来同哈梅内伊的关系不深;但其在经济上的保守政策,以及在外交政策,特别是核政策上的高调,使其成为哈梅内伊属意的总统。这部分地解释了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相对超脱、居中平衡的最高领袖,非常罕见地在选前就暗示其对内贾德的支持,同时在内政部正式公布最终结果前,就提前祝贺内贾德胜选。
　　
　　深究之下,除了内贾德的一些立场受到哈梅内伊欣赏,前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哈梅内伊巩固权威的依仗。作为伊朗第二任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1989年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后的当选,本身更多是出于霍梅尼的擢拔,而非他在宗教方面的权威性,因此导致当时很多神职人员的不满。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王凤就此告诉《财经》记者,伊朗的最高领袖需要由最高级的神职人员担任,但哈梅内伊的伊斯兰教学识并没有达到这个级别,为此,伊朗国家通过修宪,哈梅内伊才得以出任最高领袖。
　　
　　此外,曾作为伊朗第三任总统的哈梅内伊,不仅在宗教权威方面不如前任,而且当时他的总理就是今天改革派的代表人物穆萨维,而后者被认为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伊朗经济事务中展现了强有力的领导。
　　
　　因此,作为最高领袖的哈梅内伊,先天的弱势,决定了他需要借助各种方式来巩固其权威。内贾德的民粹路线、在核政策上的强硬、同军方的天然联系,都足以成为哈梅内伊“借力打力”的因素。纽约大学的克沙瓦兹安就认为,内贾德曾攻击包括拉夫桑贾尼在内的一些神权统治精英,认为后者侵吞公共资金,而这些攻击有助于哈梅内伊抵消来自统治精英,特别是神职人员对其的不满。
　　
　　作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时的权力精英,穆萨维所代表的改革派对此次选举结果掀起的挑战,本意并非动摇伊朗的神权基础。但此次事件透露出伊朗社会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矛盾之一,就是伊斯兰的神权教义如何适应伊朗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社科院的王凤表示,作为为数不多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朗社会在走向更加开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同既有神权主义产生碰撞。
　　
　　目前伊朗7000万民众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介于18岁到34岁的年龄段,庞大的年轻人口不仅要求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也更容易接受西方的影响,进而对伊斯兰教义在国家生活中主宰作用形成冲击。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秘书长殷罡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尽管伊朗民众在传统价值观和现代生活方式选择之间产生的价值观分裂,没有通过此次选票表现出来,但内贾德在促进生产方面缺乏详尽的经济改革措施,却是导致改革派得分的重要原因。
　　
　　目前事态仍在继续发酵,但大多数分析都认为,宪监会在受理复议申请后十天内作出的裁决,不会对选举结果有任何改变。不过,不排除在哈梅内伊的斡旋下,保守派在内阁职位方面作出一定的妥协。
　　
　　对伊朗以外的世界而言,此次总统选举最大的关注点,就是新政府下的伊朗外交政策,特别是其核政策以及与美国的关系。
　　
　　实际上,不管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候选人,都捍卫伊朗追求核技术的权利,同时也都反对同以色列进行接触,但都支持同美国新政府进行对话。
　　
　　不过,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萨班中东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马罗尼(Suzanne Maloney)在该学会网站上撰文指出,此次选举既没有看到改革派的胜利,也没有使保守派的统治现状得以永久,反而毒化了伊美外交接触的氛围。“美国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不仅自身内讧,同时也同其民众起争端的统治精英,这个政权的妥协以及尊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能力因此受到怀疑。”
　　
　　换言之,未来德黑兰政权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美国同伊朗进行“无条件”接触的难度,打乱了美方的出牌计划。
　　
　　也正是由于伊朗国内形势的波谲云诡,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选举结果保持一定的克制,避免被视做帮了改革派的“倒忙”。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海湾/2000”项目的负责人希克(Gary Sick)在接受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无论如何言行,都会被视做对伊朗内政的干预,并最终导致伊朗改革派被贴上“西方工具”的标签而破坏后者的地位。“‘什么都不做’现在看来并不是一个坏主意。”希克说。■
　　
　　本刊实习记者王宇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