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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9-0070-03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是对20世纪社会科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少数学者之一，独创了经济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领域。韦伯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理论，尤其是对宗教文化的研究，即宗教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作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
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产生?韦伯试图通过研究，找寻资本主义产生的些原始驱动力，解开这一谜底。他在导论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设问：“正是在西方，而且只有在西方出现了其发展倾向具有普遍意义和适应性的文化现象。这究竟与怎样的环境存在着连带关系呢?”不少学者会倾向于主要甚至只用经济的因素来解释，但韦伯不同，他特别关注到了宗教在其中的作用。韦伯明确指出，“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他认为：“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韦伯从宗教的角度，为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找到一套合理的解释。他选取了宗教观念和经济伦理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强调基督教新教伦理在构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把意识形态的变化作为新社会的原因(至少是部分原因)而非纯粹的结果来描述。
韦伯的研究从统计开始，他注意到，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微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是新教徒。韦伯认为，应更多地从宗教伦理中寻找决定人类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方式的深层原因，寻找这些现象背后的那些更为内在的驱动力。
是什么使新教而不是其他宗教成为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温床呢?在这里，首先要对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作一个归纳。从韦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精神与传统精神是相对的。传统精神不讲效率，不受任何道德伦理的约束而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而资本主义意味着以“合理的”(rational)手段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与此对应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为对生活的理性态度，讲求效率和效果的做事方法，如敬业乐业、讲求信誉、勤勉节俭、效率意识、精打细算等。
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之所以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成长提供了沃土，是由于新教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尤其是理性化的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的“天职”观。韦伯认为，宗教理性化的标志有两个，一是清除巫术的程度，二是宗教伦理所取得的与尘世伦理之间的一致性。从这两个角度说，新教与犹太教、天主教以及东方宗教相比，表现出理性化宗教的特征，从而使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有了“亲和力”。
例如，把新教与传统的天主教作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天主教特别重视用圣礼仪式来“驱邪避灾”，教会甚至鼓动教徒用购买赎罪券的方式获得灵魂的救赎。而新教完全不同，路德教强调“因信称义”，即靠虔诚的信仰得救，不需要通过教会中介或巫术一样的仪式；而加尔文教的“预选说”，干脆把拯救看成是上帝在造物时既已完成的选择，个人根本无法改变。至此，任何企图借助巫术或圣礼仪式来获得恩典的举动，骤然失掉其价值，巫术被彻底排除于宗教救赎之外。此外，新教改变了天主教宗教理想和尘世生活水火不兼容的二元道德观，把神与人的世界统一起来，使现世的合理生活成为可能。在中世纪天主教那里，幸福仅限于来世和天堂，现世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人要获得拯救，就必须禁绝俗世的一切欲望，这造成了宗教信仰和生活伦理的分裂，实际上也削弱了宗教对于禁欲的约束力，因为只有极少数的宗教精英可以做到这一点。新教则剔除了天主教中不合理的禁绝，缩小了禁欲的内涵，同时却放大了禁欲主义的外延，圣界禁欲主义延伸到俗界，人们可以在世俗生活中遵行上帝的戒律。为了获得拯救，新教徒必须注重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随时“计算”自己的行动是否符合选民的标准。如此，宗教的目标强有力地穿透到新教徒的生活和意识之中，世俗生活由此被彻底理性化。这种变革集中体现在对世俗职业认识的转变。传统的天主教鄙视世俗劳动，教会法则称获取财富“非上帝所悦”，几乎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在新教那里，世俗生活中的职业(theCalling)具有了神圣的意义，成为“天职”，是上帝安排的任务，所有诚实的工作都是在履行上帝的“召唤”，是侍奉上帝的手段和荣耀，谋利赚钱意味着职业活动的成功，也是人获选蒙恩的明证。这样，新教用禁欲主义的信仰造就了一种把劳动和事业当作目的本身的全新的工作态度，确认了追求财富的合理性(rationalitv)。与此同时，新教徒(尤其是加尔文教徒)拒绝享受他们创造的财富。在他们看来，“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必须“对托付给他们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代”。这样，在新教徒那里，狂热的劳动态度和谋利冒险精神与节俭精神结合起来。“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因此，韦伯强调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发生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宗教信仰不仅没有构成经济发展的障碍，而且成了它的内在的伦理驱动力。
韦伯的研究凸显了宗教的意义。在韦伯看来，理性化的宗教是战胜传统主义思想的利器，新教是培养资本主义精神的摇篮：“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为了突出新教的作用与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韦伯把新教与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以及东方的宗教，进行了系统的比较。
韦伯并非宗教决定论者，他强调要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在韦伯的其他著作如《世界经济通史》《经济与社会》中，韦伯对非观念因素如科学技术、劳动组织、法律和官僚制度、城市等也给予了必要的重视。按照韦伯的方法论原则，研究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是要从许多角度进行的。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选取了宗教观念对经济伦理以及对人的社会行为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强调被很多人忽视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而对资本主义活动的影响力。同时他也声明：“经济伦理从未是由宗教单独决定的。”韦伯强调各因素(物质的和精神的)在历史发展中各自所具有的独立作用，不承认任何抽象意义的或必然的一个因素决定另一个因素。他的理论在本质上不是一元论，而是多元论。
正是从多元论史观出发，与唯物史观相比，韦伯更充分地考虑了社会发展中精神文化的作用，更强调了精神文化的独立性，尤其强调了其中决定人们生活态度的宗教的独立作用。更可贵的是，韦伯研究了意识形态参与社会发展的具体途径和环节，为意识形态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历史提供了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唯物史观的不足。这正是韦伯思想的精华之处。因为“迄今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非经济因素的研究一直是非常薄弱的，而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非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绝不是仅仅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可以概括的”。韦伯看到多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尤其是他认识到经济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他的研究所选择的新角度，对于构筑更加严密的历史发展理论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韦伯的研究也有局限性。韦伯过分强调了意识的独立性，强调了意识与心理的功能而忽视了他们的起源。与其他古代的和东方的宗教相比，新教无疑反映了更新和更现代的现象：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及资产阶级的成长。或者说，它更多地代表着一种更具现代性的精神，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新教是披着宗教外衣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与典型的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更有亲和力。但韦伯为突出新教的影响所比较的都是古代的传统社会中的宗教，却忽视了新教背后更深层次的背景和变化，忽视了新教赖以存在并产生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依托。此外，与上述情况相联系，韦伯在强调社会发展中各因素独立的存在和发展资格时，对各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研究是不充分和不全面的。而在现代的学者如吉登斯等人看来，韦伯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的解释仍显得单一，缺乏多维的视野。
责任编辑：豆艳荣 陶亚敏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9-0070-03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是对20世纪社会科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少数学者之一，独创了经济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领域。韦伯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理论，尤其是对宗教文化的研究，即宗教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作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
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产生?韦伯试图通过研究，找寻资本主义产生的些原始驱动力，解开这一谜底。他在导论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设问：“正是在西方，而且只有在西方出现了其发展倾向具有普遍意义和适应性的文化现象。这究竟与怎样的环境存在着连带关系呢?”不少学者会倾向于主要甚至只用经济的因素来解释，但韦伯不同，他特别关注到了宗教在其中的作用。韦伯明确指出，“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他认为：“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韦伯从宗教的角度，为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找到一套合理的解释。他选取了宗教观念和经济伦理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强调基督教新教伦理在构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把意识形态的变化作为新社会的原因(至少是部分原因)而非纯粹的结果来描述。
韦伯的研究从统计开始，他注意到，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微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是新教徒。韦伯认为，应更多地从宗教伦理中寻找决定人类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方式的深层原因，寻找这些现象背后的那些更为内在的驱动力。
是什么使新教而不是其他宗教成为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温床呢?在这里，首先要对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作一个归纳。从韦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精神与传统精神是相对的。传统精神不讲效率，不受任何道德伦理的约束而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而资本主义意味着以“合理的”(rational)手段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与此对应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为对生活的理性态度，讲求效率和效果的做事方法，如敬业乐业、讲求信誉、勤勉节俭、效率意识、精打细算等。
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之所以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成长提供了沃土，是由于新教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尤其是理性化的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的“天职”观。韦伯认为，宗教理性化的标志有两个，一是清除巫术的程度，二是宗教伦理所取得的与尘世伦理之间的一致性。从这两个角度说，新教与犹太教、天主教以及东方宗教相比，表现出理性化宗教的特征，从而使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有了“亲和力”。
例如，把新教与传统的天主教作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天主教特别重视用圣礼仪式来“驱邪避灾”，教会甚至鼓动教徒用购买赎罪券的方式获得灵魂的救赎。而新教完全不同，路德教强调“因信称义”，即靠虔诚的信仰得救，不需要通过教会中介或巫术一样的仪式；而加尔文教的“预选说”，干脆把拯救看成是上帝在造物时既已完成的选择，个人根本无法改变。至此，任何企图借助巫术或圣礼仪式来获得恩典的举动，骤然失掉其价值，巫术被彻底排除于宗教救赎之外。此外，新教改变了天主教宗教理想和尘世生活水火不兼容的二元道德观，把神与人的世界统一起来，使现世的合理生活成为可能。在中世纪天主教那里，幸福仅限于来世和天堂，现世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人要获得拯救，就必须禁绝俗世的一切欲望，这造成了宗教信仰和生活伦理的分裂，实际上也削弱了宗教对于禁欲的约束力，因为只有极少数的宗教精英可以做到这一点。新教则剔除了天主教中不合理的禁绝，缩小了禁欲的内涵，同时却放大了禁欲主义的外延，圣界禁欲主义延伸到俗界，人们可以在世俗生活中遵行上帝的戒律。为了获得拯救，新教徒必须注重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随时“计算”自己的行动是否符合选民的标准。如此，宗教的目标强有力地穿透到新教徒的生活和意识之中，世俗生活由此被彻底理性化。这种变革集中体现在对世俗职业认识的转变。传统的天主教鄙视世俗劳动，教会法则称获取财富“非上帝所悦”，几乎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在新教那里，世俗生活中的职业(theCalling)具有了神圣的意义，成为“天职”，是上帝安排的任务，所有诚实的工作都是在履行上帝的“召唤”，是侍奉上帝的手段和荣耀，谋利赚钱意味着职业活动的成功，也是人获选蒙恩的明证。这样，新教用禁欲主义的信仰造就了一种把劳动和事业当作目的本身的全新的工作态度，确认了追求财富的合理性(rationalitv)。与此同时，新教徒(尤其是加尔文教徒)拒绝享受他们创造的财富。在他们看来，“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必须“对托付给他们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代”。这样，在新教徒那里，狂热的劳动态度和谋利冒险精神与节俭精神结合起来。“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因此，韦伯强调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发生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宗教信仰不仅没有构成经济发展的障碍，而且成了它的内在的伦理驱动力。
韦伯的研究凸显了宗教的意义。在韦伯看来，理性化的宗教是战胜传统主义思想的利器，新教是培养资本主义精神的摇篮：“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为了突出新教的作用与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韦伯把新教与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以及东方的宗教，进行了系统的比较。
韦伯并非宗教决定论者，他强调要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在韦伯的其他著作如《世界经济通史》《经济与社会》中，韦伯对非观念因素如科学技术、劳动组织、法律和官僚制度、城市等也给予了必要的重视。按照韦伯的方法论原则，研究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是要从许多角度进行的。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选取了宗教观念对经济伦理以及对人的社会行为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强调被很多人忽视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而对资本主义活动的影响力。同时他也声明：“经济伦理从未是由宗教单独决定的。”韦伯强调各因素(物质的和精神的)在历史发展中各自所具有的独立作用，不承认任何抽象意义的或必然的一个因素决定另一个因素。他的理论在本质上不是一元论，而是多元论。
正是从多元论史观出发，与唯物史观相比，韦伯更充分地考虑了社会发展中精神文化的作用，更强调了精神文化的独立性，尤其强调了其中决定人们生活态度的宗教的独立作用。更可贵的是，韦伯研究了意识形态参与社会发展的具体途径和环节，为意识形态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历史提供了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唯物史观的不足。这正是韦伯思想的精华之处。因为“迄今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非经济因素的研究一直是非常薄弱的，而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非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绝不是仅仅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可以概括的”。韦伯看到多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尤其是他认识到经济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他的研究所选择的新角度，对于构筑更加严密的历史发展理论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韦伯的研究也有局限性。韦伯过分强调了意识的独立性，强调了意识与心理的功能而忽视了他们的起源。与其他古代的和东方的宗教相比，新教无疑反映了更新和更现代的现象：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及资产阶级的成长。或者说，它更多地代表着一种更具现代性的精神，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新教是披着宗教外衣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与典型的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更有亲和力。但韦伯为突出新教的影响所比较的都是古代的传统社会中的宗教，却忽视了新教背后更深层次的背景和变化，忽视了新教赖以存在并产生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依托。此外，与上述情况相联系，韦伯在强调社会发展中各因素独立的存在和发展资格时，对各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研究是不充分和不全面的。而在现代的学者如吉登斯等人看来，韦伯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的解释仍显得单一，缺乏多维的视野。
责任编辑：豆艳荣 陶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