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世纪巴黎街头最地道的诗人,波德莱尔以肉身实践着一种真正的“诗生活”:他是拱门街上的游荡者,“喜欢让乌龟给自己定步子”,他带着忧郁的标记,混迹于波希米亚人、密谋者以及妓女之间。同时,他又是最清醒的旁观者,商品的秘密,人群的情欲在他眼皮底下盛开出恶之花。
　　本雅明这样说起波德莱尔:似乎只有游荡者才想用借来的,虚构的,陌生人的孤独来填满那种“每个人在自己的私利中无动于衷的孤独”给他造成的空虚。
　　的确,波德莱尔喜欢孤独,但他喜欢的是一种稠人广众的孤独。正如他喜欢美,他本该用全身心来赞颂美,然而在19世纪世界的首都巴黎,他却愿意以一种破坏者的身份,吟诵着丑。
　　学院派授予他现代诗学的领路人角色,“颓废派”,“现代派”,“象征派”,尊他为教父。本雅明称呼其为“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仅此资本二字足以让我们屏息凝神。
　　但凡诗人总是会厌恶学究气的文字,正如思想家与滥情者不共戴天,却从来没有哪位诗人像波德莱尔那般享受着被一流同行和思想家竞相致敬的待遇。
　　他是现代派诗歌的灵感源泉,一些光听名字就文艺的不得了的诗人,马拉美、魏尔伦、兰波,直接受其启发,据瓦勒里所说:“魏尔伦和兰波在感情和感觉方面发展了波德莱尔,马拉美则在诗的完美和纯粹方面延续了他。
　　波德莱尔终其一生不过创过一本两百来页纸的诗集——《恶之花》,和一本散文集子而已,另外一个辛辛苦苦码了好几百万文字的文豪级作家雨果这样赞叹他:“《恶之花》的作者创作了一个新的寒颤。”。而根据另外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普鲁斯特的判断——波德莱尔的诗句要比雨果的强烈百倍。
　　多年后有人赞大名鼎鼎的英国诗人艾略特,称其代表作《荒原》里对伦敦的描绘,几乎是波德莱尔《恶之花》的翻版。艾略特将波德莱尔视为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有伟大的力量,但那仅仅是受苦的力量。他不能逃脱苦难,也不能超越它,因此他就把痛苦吸引到自己身上。他所能做的,就是运用痛苦所无法削弱的那种巨大、被动的力量和感受性,来研习他的苦难。在这一局限内,他根本不像但丁,甚至也不像但丁地狱中的任何人物。但另一方面,波德莱尔所受的这种苦暗示了一种积极的极乐状态的可能性。”
　　萨特也迷上了他,这位存在主义者把波德莱尔的一生作为其“最初选择”理论的论据,他认为,一个人对其自身所作的自由选择与人们所说的命运完全是一回事,而波德莱尔选择了将自己当作他人来看待,他的生活是一个失败历史的过程。而波德莱尔则“从生活作风、立身处世到诗歌创作皆择恶取之,为恶而恶,最终达到恶的反面”
　　为什么是恶呢?在《恶之花》序言的草稿中,波德莱尔写得很明白:“杰出的诗人们很久以来就已经瓜分了诗的领地中最繁花似锦的地盘。我将要做的是另外的事情……”
　　为恶而恶,因为这才是19世纪真实的巴黎,透过粉饰,波德莱尔放弃了天堂和甜蜜,他冷冷的对我们说:我会掘出一个地狱。
　　于是,这个“同语言一道密谋策划的人,在诗行里调遣词句,计算它们的功效,像密谋者在城市地图前分派暴动的人手”
　　现代性滥觞以后,后来者都一半假装一半夸耀的诉说自己的颓废与忧伤,正如我们身边泛滥不绝的文艺青年们,以为手捧一本黑皮包装的《恶之花》,就可以与19世纪的巴黎交会。
　　而另外一些嘲笑文青的人,却是随这个时代一起真正堕落而不知,波德莱尔的诗歌不同于巴黎时装周的目录,那是波德莱尔们为寻觅诗韵的战利品而漫游城市的步子,也必然是拾垃圾者在他的小路上不时停下捡起碰到的破烂的步子。因为他们都是边缘人,都在稠人广众里寻找被人们丢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