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公平，还是TMD公平！”《让子弹飞》中张牧之的大声宣告，在许多观众的内心产生共鸣。在我国经济总量“蛋糕”逐步做大的当下，重新探寻效率与公平间的平衡点已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时代新命题。
　　事实上，坊间对社会公平问题的探讨从未止声。4年前，网络著名写手麦子发表了《我奋斗了18年 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讲述的是一位农家子弟经过18年的奋斗，才取得和大都市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近期，一篇题为《我用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的网络文章再现，话题聚焦于外地高学历人士在融入大都市生活过程中的种种艰辛。显然，咖啡并不是日常必需品，文中所指的“喝咖啡”其实就是生活品位与社会地位高的代名词。如果说，透过前一篇文章，“外地人”尚可以解读到“勤劳致富”希望的话，那么后一篇文章则直指财富与地位“代际相传”的问题。究其原因，在时隔４年之后，社会财富分配差距似乎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这两篇网络文章之所以会广受关注，关键在于它们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许多人真实的生活经历：找好工作要“拼爹”、社保福利因户籍而产生落差、飞涨的房价直接抬高了后来者做“房奴”的成本……凡此种种将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区分为“富二代”、“穷二代”与“官二代”，也让农村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传统路径受到质疑。而这种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财富分配“马太效应”，也得到了统计数据的回应。据媒体披露，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且逐年上升，现在已经接近0.5。基尼系数是国际上普遍用于衡量财富分配公平水平的指标，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提出，贫富差距扩大造成的损失要远远大于收益，甚至连这些所谓的收益也不过虚有其表；中国古人也早有诫训“不患寡而患不均”。在我们为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喝彩的同时，针对坊间“贫富世袭”忧虑的应对措施也迫在眉睫。
　　从宏观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所积累的财富日益向政府部门、大型企业倾斜，而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增幅却难以与工作效率匹配。而在部分微观劳动力市场，“同工同酬”、“能者上庸者下”等公平机制也难以体现。当下扭转这一局面、降低基尼系数的关键在于：提高政府部门、垄断国企对社会的反哺力度；提高劳动力市场信息透明度、平等劳资博弈地位。
　　从国外经验看，北欧等福利国家的经验可供参考。以瑞典为代表，该国普通民众的个人所得税高达30%-50%、高收入者的税率甚至达到70%-80%，而遗产税更是最高达98%，也就是说超级富豪留给子女的财产，最少时只剩下2%。但高税收也未引起百姓多少反感，因为这些税收大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最终体现在完备的失业、养老等社会福利之中，足以让民众没有后顾之忧，而且鼓励了民众依靠自身个体奋斗而非继承祖业来实现财富积累。反观国内，随着“馒头税”等隐形税的曝光，一场关于国人税赋高低的大讨论就此展开。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8.3万亿元，占GDP比重约为26%。如何将取之于民的公共资源从“三公消费”中大量挤出，并切实用于提高社保覆盖面、加快保障房建设之中，提高对中低收入者的扶持力度，需要一系列制度革新予以推进。
　　而在劳动力市场，部分“金饭碗”行业制度红利的存在，也滋生了社会寻租冲动，并诞生了“体制内第二代”的称呼。可见，缩小行业与企业间的制度福利落差，是公平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前提之一。此外，包括培育独立工会组织、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工作，也是创造公平就业环境的保障性措施。
　　如果社会公平的短板无法被修复，飞驰的经济增速反而成为引發社会矛盾的诱因。正因此，不同家庭出身的人能够一起坐下来“喝咖啡”，已经成为社会资源公平配置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