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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耕虞是我国知名的爱国实业家，著名的“猪鬃大王”，曾经控制了全球猪鬃交易量的70％。解放前，其公司和个人拥有的财产达1000多万美元。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请古耕虞负责中国猪鬃公司，并由此创立了国家土畜产进出口公司。抗美援朝期间，古耕虞成功地突破了西方的经济封锁，使我国的猪鬃顺利出口，为年轻的共和国赢得了宝贵的外汇，换回了急需的重要物资。
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民族资本家，是怎样成为心向共产党的“红色资本家”的呢？用古耕虞自己的话说，“国民党把我往外推，共产党把我往里拉”，“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工商业家要有远见”
古耕虞生于重庆的山货业世家。1905年出生于重庆，1925年他20岁时子承父业，接手了父亲古槐青创办的企业“古青记”，当上了少掌柜，主要经营猪鬃业务。年轻的少东家靠着过人的胆识和丰富的国际贸易知识，两年后他便成功“拥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8年后垄断了四川猪鬃出口业，使其“虎牌”猪鬃驰名欧美市场，被誉为“猪鬃大王”。
抗战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在重庆，常常邀请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在著名民主人士鲜特生的公馆“特园”聚会，有时也邀请一些民族工商业家谈话。古耕虞作为猪鬃出口商，是全国进出口贸易协会的总干事。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南方局统战工作委员会经济组组长许涤新，常到古经营的四川畜产公司向他了解抗战期间出口方面的情况，有时交换一些有关战时经济问题的意见。在许涤新的热情邀请下，周恩来与古耕虞在“特园”相识，开始了交往。
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民族资本发展步履维艰。国民党官僚资本以抗战为名，对13种传统出口物资进行垄断，实行所谓统购统销，特别是猪鬃。猪鬃的主要用途是制刷，除了制作牙刷、衣刷、须刷等生活用刷外，7.5厘米以上的长鬃一般都用于制作工业用刷。抗战以前，西方工业国家所需要的猪鬃几乎全部由中国供应。因为是战略物资，猪鬃的出口利润大得惊人，官僚资本企业向民营企业收购的猪鬃，按牌价每箱只有法币5万元，而在昆明或宜宾一装上飞机，出口到美国的价格竟高达67万元法币，相差达10多倍之巨，赚了个盆满钵满。古耕虞的公司供应给官僚资本企业的猪鬃，占其全部收购量的70%以上。
周恩来是了解民族工商业者的苦衷的。一见面，他就亲切地询问“古青记”的经营状况。古耕虞也不隐瞒，一一道来，据实以告。对于国民党官僚资本大搞与民争利的官方垄断和掠夺，言谈中极为愤慨。
周恩来沉思着认真地倾听，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政府战时的统购统销”其实质就是“官僚资本凭政治特权与民营企业争夺暴利的行为”，“猪鬃是美、英、苏等盟国急需的战略物资，为了支持中国长期抗战，应当保持政府必要的外汇收入，但国民党种种阻碍生产发展的措施必须改进，使鬃商有一定的利润。”“而为了支援抗战，鬃商又不应要求过高的利润，工商业家要有远见。抗战胜利后，国家要建设，还要发展猪鬃的生产和出口。”
这些话在古耕虞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为了抗战大局，古耕虞深明大义作出牺牲，接受了国民党政府贸易委员会下属的复兴公司与官办机构富华公司的统购统销。但因国际市场只认“古青记”的“虎牌”猪鬃，故仍任其拥有该公司大部分股份，并任总经理。
“一推一拉”之间
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古耕虞是不愿介入政治风波的，力图在国共两党间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现实中，国民党官僚机构横行，限制其发展，把他“向外推”；而共产党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官僚资本，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的政策十分明确，把他“向里拉”。
抗战胜利后，准备召开世界经济会议，邀请有关各国商会派代表参加，讨论战后经济和国际贸易等问题。古耕虞是进出口贸易协会的总干事，是选出的10个代表中得票最多的。在战后中国经济政策走向的一次讨论会上，古耕虞代表进出口商，坚决反对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买办资产阶级提出的战后建设要靠美国贷款，美元对法币的汇率宜低不宜高。他旗帜鲜明地主张：战后建设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贷款上，而要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扩大出口。
那次与会的大多是经济学家，有国民党的，也有共产党的。他的这番话，共产党人听了鼓掌喝彩，国民党人听了就很不高兴了。这件事情不知怎么让蒋介石知道了。
当出席世界经济会议的代表团名单报到委员长侍从室时，蒋介石看到代表中有古耕虞，在他的名字下批了4个字：“宁缺勿滥”。于是古耕虞的代表资格就被取消了，还迫使他辞去了进出口贸易协会总干事和其他团体的职务。
抗战胜利后仅几天，重庆就传出内战即将爆发的消息。面对《商务日报》和《新华日报》的采访，古耕虞坚定地表示：“抗战8年，人民已经受够了痛苦，今天我们一致要求安定，决不许打内战。”
就在那次谈话以后一两天，《新华日报》的负责人潘梓年约古耕虞在“特园”吃饭，他应约而去。在座的有周恩来、许涤新、潘梓年和中共代表团的其他几位负责人。周恩来首先问他对时局怎样看。古耕虞说：“我对政治兴趣不大。我认为内战不能打，建国要靠自己。从我内心说，大哥不能打小兄弟，你们打起仗来，我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坚决反对内战。”
周恩来听了点点头说：“和平与民主，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抗战胜利后，首先要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才能建国。为了求得和平，中国共产党愿意逐步撤退在一些地区的抗日军队，但国民党军队要停止向解放区前进。希望民间团体和民族工商界人士都团结起来，制止内战，共同建国。”古耕虞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当局依然对猪鬃进行管制，不愿放弃对利润丰厚的猪鬃的统购统销，古耕虞对此极为愤慨。为了将其四川畜产公司的业务推向全国，他一面与同业结成同盟，一致要求结束国民党的官办公司复兴公司对猪鬃的统购统销，准许猪鬃的自由贸易。同时他广泛利用社会舆论，争取社会全方位的支持，也得到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有力支持。
古耕虞组织了一批文章和社论在《商务日报》上连续登载，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也刊文加以声援。这些文章惊动了正在开会的国民参政会，许多参政员提出质询，并公开反对统购统销政策，国民党监察院也不得不通过弹劾案，但官方仍不肯放弃靠控制猪鬃出口得到的大量外汇。
适值重庆各猪鬃加工场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他们派出代表与古耕虞谈判。古耕虞皱着眉头对工人代表说：“不是我们当老板的不想给工人涨工资。大家都知道，现在政府垄断经营，实行统购统销，企业利润微薄，哪有钱来加工资？”
他接着说：“只要政府不取消猪鬃的统购统销，想增加工资就非常困难。大家与其来找我，不如请求政府放松管制。企业经营状况好了，工人的工资一定能加起来。”工人代表见他说得有理，第二天，数以千计的罢工工人包围了国民党行政院请愿，强烈要求政府放松管制，废除统购统销，增加工人工资。中国共产党公开声明支持工人们的要求和工商界的呼吁。
此时，英、美等国已明令撤销了对猪鬃的战时法令，各国政府和商界也要求中国恢复自由贸易。在种种因素的制约下，1945年9月至10月间，国民党行政院不得不明令撤销官办的复兴公司，废除统购统销政策。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作了一次与民族工商业者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演讲，题为《当前经济大势》。演讲中，他掷地有声地说：“中国不但要政治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工商业界应推派代表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草；主张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应该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只有忠实于事实，才是忠实于真理。”
周恩来这次演讲给古耕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道理深入浅出，说到了他这个深受官僚资本压迫的民族资本家的心里去了。两相比较，古耕虞真切地感受到了“一推一拉”的效果，心里的天平不由得发生了倾斜。解放战争期间，古耕虞毫不犹豫地同共产党做起了猪鬃生意。
天津解放后，海关一度封闭，国际市场的猪鬃价顿时暴涨了50%。济南解放时，有一位叫蒋汉杰的登门拜访古耕虞，希望古耕虞在香港设公司，既可帮助共产党，又可做一笔大生意。古耕虞欣然同意，撤销了驻沪办事处，把业务指挥机构移至香港。
1948年冬，古耕虞到香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共产党。第三天，老熟人许涤新就亲自找上门来，与古耕虞商谈经营猪鬃问题。见了许涤新之后，香港的公司很快成立了。古耕虞立即着手解决运输问题，贷了一笔款项给一家公司，先后租了10艘1万吨级的外国轮船，他突破蒋介石的海上封锁线，把东北、华北解放区的猪鬃和其他出口物资运到香港来，进行国际贸易。
从1948年底到1950年，各解放区输出的猪鬃都是由古耕虞先付钱、后来货。因为当时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还没有开展起来，国内需要的进口物资没有外汇支付。特别是后来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帝国主义封锁了中国海岸，实行禁运。当时古耕虞在香港，一方面把解放区的猪鬃输向美国和西欧，一方面为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在国外购进所需要的战略物资，为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士为知己者用”
1949年10月4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天，徐冰陪同古耕虞来到中南海周总理的家，总理亲切地接待了古耕虞。
一番叙旧之后，周总理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今天时间不多，不能畅谈。请你先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准备把猪鬃公司交给你全权负责，你的意见怎么样？不要急于表态，你可以先考虑。”
总理接着诚恳地说：“抗战时，我们同你多次谈过桐油、猪鬃生意的问题。那时，我们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现在我们执政了，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
一番开诚布公的话中，古耕虞深切地感受到总理对自己的高度信任，心里一阵热潮涌动，当即表示，不辜负总理的信任，接受这个任务。但同时他又有些顾虑：自己一手创办的四川畜产公司，以及公司的一批人怎么办？
周总理问：“那你说怎么办？”
古耕虞郑重地回答说：“我想把四川畜产公司全部交给国家。”
总理听了，慢慢地说：“这件事要从长计议，我还没有考虑这么多，以后由主管部门具体研究再定。但我还是想请你先把猪鬃公司的事情定下来，以便我通知中央贸易部长叶季壮。”
傍晚时分，吃过晚饭，总理请乔冠华通知古耕虞留下，总理还要同他谈话。等到别的客人全都离开，已经是夜深了。继续谈话时，周总理又一次向古耕虞提出全权负责猪鬃公司的事。
古耕虞的内心不是没有顾虑，一方面是对共产党还不十分了解，一个资本家怎么能领导同业的共产党人？就算自己可以做主，但这样的大事还是要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长会议才能定下来。
他诚恳地向总理表示：“我是愿为人民服务的，但由于我经营的不仅是猪鬃，还有土畜产，品种多、销路广，需要先到各地看看再定下来。”
周总理点点头：“好的，总之，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好。”
古耕虞当即回答：“我一定努力办好。但请总理答应我先出去看一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向你汇报后再定。至于我个人，政府要怎样用我就怎样用好了，请总理先转告叶季壮部长。”
当古耕虞向总理告辞时，已是第二天清晨4点了。
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亟待建设，周恩来总理这样器重，委之以全国猪鬃经营的全权，古耕虞真切地感到“士为知己者用”，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古耕虞不由得想到了周总理在抗战时期曾说过的，“民族资本家要有远见”。为此，他放弃了丰厚的财产和优裕安乐的生活，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为共产党所用，那年古耕虞45岁。
智斗美国总领事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2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全美处于紧急状态，并冻结中国大陆在美的全部资金。
1951年1月中旬，古耕虞在美国的资金也被冻结了。理由很简单，美国人不相信一家私营公司能从共产党手中搞到那么多猪鬃。他们认为，四川畜产公司一定是与中共政府共同经营的。这笔被冻结的资金有700多万美元，其中90%多为中国政府所有，属于古耕虞公司的资金仅为百分之几，这在当时是极其保密的。
本来美国政府冻结的是中国大陆华人的在美资金，古耕虞并不在大陆，但他属于“特别冻结户”，不经美国总统的特批，不能解冻，而且不许被冻结者提出诉讼。
面对严峻的形势，古耕虞心情特别沉重，他不愿巨额的国家财产白白损失，决定倾尽全力做一次努力。根据他多年与美国进行贸易来往的经验，解冻资金也并非绝对不能为。
主意已定，古耕虞于1951年2月返回香港，着手处理在美资金的解冻。一场斗智斗勇的“斗争”开始了。
他在美国和香港同时积极活动，事情总算有了进展。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找古耕虞谈话，要他出具证据，证明他在中国大陆的猪鬃公司已经卖给了中共，香港的四川畜产公司与大陆毫无关系，而且需要重庆、上海两地的英国驻华领事馆作证。
文件很快办好了，但有一件麻烦事。负责古耕虞与中国政府间联系的袁冲霄是香港公司的挂名股东，当时必须在大陆，而美国人一旦发现香港公司股东有一人在大陆，就不允许被冻结的资金解冻。
最后他们在中英文的发音上做了文章，将袁冲霄改为“袁仲宵”，而在英文文本中两者的拼写差别很小。果然，美国人发现袁冲霄不在香港，并就此提出疑问。古耕虞则拉来了一个声称是“袁仲宵”的人，表明真正的股东的确在香港。他们甚至理直气壮地反问对方：是否真正懂中文，在中文中“霄”与“宵”是两个同音却完全不同义的字，“冲”与“仲”也是音形义都不同的两个字。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终于出面接见了古耕虞。他直视着古耕虞：“你提供的证据经我们调查，证明是可靠的，有重庆英国总领事的签字，而且做了公证。”他那一字一顿的语调像是在宣读判决书。“据我们了解，你把国内的公司卖给中共作价很低，估计也就有实值的两三成，而且拿到的不是现金，而是公债。现在请你回答，你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这是一个充满陷阱、不能正面回答的问题。好在古耕虞的智囊团对此早有准备。古耕虞胸有成竹地说：“你向我提这个问题，是违背美国法律的。海洋公司在美国注册，我是代表国的法人，我有权拒绝回答你的问题。”古耕虞迎着对方的目光，沉着应对。
总领事不禁为之一震，惊讶地问：“请你说清楚些，我违背了什么法律？”
“美国法律禁止以剥夺申诉人申诉权的方式进行审问，就像我们中国不能故意陷人入罪。你这个问题实际上使我无法回答，我能说什么呢？如果我说‘自愿的’，你会说我和中共合作，并以此不解冻我的资金；如果我说‘被迫的’，你们会要我证明，中共是怎样强迫我的，是用枪呢，还是把我关了起来？我做不到，我的资金还是无法解冻。”古耕虞侃侃而谈，“你可以先去问一问你们领事馆的法律顾问，你这样提问是不是违法。”
总领事耸了耸肩，走了进去。过了片刻，他走了回来，镇定了一下情绪，接着问：“你是哪一年来的香港？”问题突然变得具体化了，总领事先生已经意识到对手的精明和准备之充分，决定不再兜圈子了。此后的谈话便进行得十分顺利了，一问一答，像是在例行公事。
“你在大陆还有亲属吗？”
“一个都没有。”在此，不由人不佩服古耕虞坚持把母亲接到香港的先见之明。
“这两年你去过大陆吗？”
“没有。”古耕虞心中暗想：这两年去大陆都是十分隐秘的，美国人应该是无从知晓的。退一步说，事到如今，也只能咬紧牙关了。
又是一阵沉默。总领事决定结束这场谈话了：“对你的情况，我们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核实，然后报送国务院。”
时隔不久，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通知香港四川畜产公司：该公司在美资金可以解冻了，但必须保证，今后中国的猪鬃一定要优先卖给美国。
古耕虞也通过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提出：中国的猪鬃是要用货去换的，希望他今后和大陆有贸易往来时，美国政府不要再冻结他的资金。正为寻找猪鬃这一战略物资而着急的美国政府同意了。于是，这一看似无法解决的危机，在古耕虞的巧妙周旋下，终于化解了。
解冻以后，古耕虞把款项全部汇回国内，并用这些宝贵的外汇换回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物资。同时，他把在香港的子女也送回北京上学，让他们可以亲身体验社会主义新中国是怎样建设起来的。
1955年，我国政府逐步把猪鬃出口的重心由香港移到北京，并把古耕虞调回北京担任中国畜产公司经理，主持业务。这样，古耕虞成为一个新中国的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干部，不再是一个资本家了。文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请古耕虞负责中国猪鬃公司，并由此创立了国家土畜产进出口公司。抗美援朝期间，古耕虞成功地突破了西方的经济封锁，使我国的猪鬃顺利出口，为年轻的共和国赢得了宝贵的外汇，换回了急需的重要物资。
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民族资本家，是怎样成为心向共产党的“红色资本家”的呢？用古耕虞自己的话说，“国民党把我往外推，共产党把我往里拉”，“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工商业家要有远见”
古耕虞生于重庆的山货业世家。1905年出生于重庆，1925年他20岁时子承父业，接手了父亲古槐青创办的企业“古青记”，当上了少掌柜，主要经营猪鬃业务。年轻的少东家靠着过人的胆识和丰富的国际贸易知识，两年后他便成功“拥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8年后垄断了四川猪鬃出口业，使其“虎牌”猪鬃驰名欧美市场，被誉为“猪鬃大王”。
抗战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在重庆，常常邀请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在著名民主人士鲜特生的公馆“特园”聚会，有时也邀请一些民族工商业家谈话。古耕虞作为猪鬃出口商，是全国进出口贸易协会的总干事。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南方局统战工作委员会经济组组长许涤新，常到古经营的四川畜产公司向他了解抗战期间出口方面的情况，有时交换一些有关战时经济问题的意见。在许涤新的热情邀请下，周恩来与古耕虞在“特园”相识，开始了交往。
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民族资本发展步履维艰。国民党官僚资本以抗战为名，对13种传统出口物资进行垄断，实行所谓统购统销，特别是猪鬃。猪鬃的主要用途是制刷，除了制作牙刷、衣刷、须刷等生活用刷外，7.5厘米以上的长鬃一般都用于制作工业用刷。抗战以前，西方工业国家所需要的猪鬃几乎全部由中国供应。因为是战略物资，猪鬃的出口利润大得惊人，官僚资本企业向民营企业收购的猪鬃，按牌价每箱只有法币5万元，而在昆明或宜宾一装上飞机，出口到美国的价格竟高达67万元法币，相差达10多倍之巨，赚了个盆满钵满。古耕虞的公司供应给官僚资本企业的猪鬃，占其全部收购量的70%以上。
周恩来是了解民族工商业者的苦衷的。一见面，他就亲切地询问“古青记”的经营状况。古耕虞也不隐瞒，一一道来，据实以告。对于国民党官僚资本大搞与民争利的官方垄断和掠夺，言谈中极为愤慨。
周恩来沉思着认真地倾听，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政府战时的统购统销”其实质就是“官僚资本凭政治特权与民营企业争夺暴利的行为”，“猪鬃是美、英、苏等盟国急需的战略物资，为了支持中国长期抗战，应当保持政府必要的外汇收入，但国民党种种阻碍生产发展的措施必须改进，使鬃商有一定的利润。”“而为了支援抗战，鬃商又不应要求过高的利润，工商业家要有远见。抗战胜利后，国家要建设，还要发展猪鬃的生产和出口。”
这些话在古耕虞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为了抗战大局，古耕虞深明大义作出牺牲，接受了国民党政府贸易委员会下属的复兴公司与官办机构富华公司的统购统销。但因国际市场只认“古青记”的“虎牌”猪鬃，故仍任其拥有该公司大部分股份，并任总经理。
“一推一拉”之间
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古耕虞是不愿介入政治风波的，力图在国共两党间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现实中，国民党官僚机构横行，限制其发展，把他“向外推”；而共产党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官僚资本，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的政策十分明确，把他“向里拉”。
抗战胜利后，准备召开世界经济会议，邀请有关各国商会派代表参加，讨论战后经济和国际贸易等问题。古耕虞是进出口贸易协会的总干事，是选出的10个代表中得票最多的。在战后中国经济政策走向的一次讨论会上，古耕虞代表进出口商，坚决反对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买办资产阶级提出的战后建设要靠美国贷款，美元对法币的汇率宜低不宜高。他旗帜鲜明地主张：战后建设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贷款上，而要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扩大出口。
那次与会的大多是经济学家，有国民党的，也有共产党的。他的这番话，共产党人听了鼓掌喝彩，国民党人听了就很不高兴了。这件事情不知怎么让蒋介石知道了。
当出席世界经济会议的代表团名单报到委员长侍从室时，蒋介石看到代表中有古耕虞，在他的名字下批了4个字：“宁缺勿滥”。于是古耕虞的代表资格就被取消了，还迫使他辞去了进出口贸易协会总干事和其他团体的职务。
抗战胜利后仅几天，重庆就传出内战即将爆发的消息。面对《商务日报》和《新华日报》的采访，古耕虞坚定地表示：“抗战8年，人民已经受够了痛苦，今天我们一致要求安定，决不许打内战。”
就在那次谈话以后一两天，《新华日报》的负责人潘梓年约古耕虞在“特园”吃饭，他应约而去。在座的有周恩来、许涤新、潘梓年和中共代表团的其他几位负责人。周恩来首先问他对时局怎样看。古耕虞说：“我对政治兴趣不大。我认为内战不能打，建国要靠自己。从我内心说，大哥不能打小兄弟，你们打起仗来，我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坚决反对内战。”
周恩来听了点点头说：“和平与民主，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抗战胜利后，首先要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才能建国。为了求得和平，中国共产党愿意逐步撤退在一些地区的抗日军队，但国民党军队要停止向解放区前进。希望民间团体和民族工商界人士都团结起来，制止内战，共同建国。”古耕虞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当局依然对猪鬃进行管制，不愿放弃对利润丰厚的猪鬃的统购统销，古耕虞对此极为愤慨。为了将其四川畜产公司的业务推向全国，他一面与同业结成同盟，一致要求结束国民党的官办公司复兴公司对猪鬃的统购统销，准许猪鬃的自由贸易。同时他广泛利用社会舆论，争取社会全方位的支持，也得到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有力支持。
古耕虞组织了一批文章和社论在《商务日报》上连续登载，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也刊文加以声援。这些文章惊动了正在开会的国民参政会，许多参政员提出质询，并公开反对统购统销政策，国民党监察院也不得不通过弹劾案，但官方仍不肯放弃靠控制猪鬃出口得到的大量外汇。
适值重庆各猪鬃加工场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他们派出代表与古耕虞谈判。古耕虞皱着眉头对工人代表说：“不是我们当老板的不想给工人涨工资。大家都知道，现在政府垄断经营，实行统购统销，企业利润微薄，哪有钱来加工资？”
他接着说：“只要政府不取消猪鬃的统购统销，想增加工资就非常困难。大家与其来找我，不如请求政府放松管制。企业经营状况好了，工人的工资一定能加起来。”工人代表见他说得有理，第二天，数以千计的罢工工人包围了国民党行政院请愿，强烈要求政府放松管制，废除统购统销，增加工人工资。中国共产党公开声明支持工人们的要求和工商界的呼吁。
此时，英、美等国已明令撤销了对猪鬃的战时法令，各国政府和商界也要求中国恢复自由贸易。在种种因素的制约下，1945年9月至10月间，国民党行政院不得不明令撤销官办的复兴公司，废除统购统销政策。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作了一次与民族工商业者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演讲，题为《当前经济大势》。演讲中，他掷地有声地说：“中国不但要政治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工商业界应推派代表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草；主张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应该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只有忠实于事实，才是忠实于真理。”
周恩来这次演讲给古耕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道理深入浅出，说到了他这个深受官僚资本压迫的民族资本家的心里去了。两相比较，古耕虞真切地感受到了“一推一拉”的效果，心里的天平不由得发生了倾斜。解放战争期间，古耕虞毫不犹豫地同共产党做起了猪鬃生意。
天津解放后，海关一度封闭，国际市场的猪鬃价顿时暴涨了50%。济南解放时，有一位叫蒋汉杰的登门拜访古耕虞，希望古耕虞在香港设公司，既可帮助共产党，又可做一笔大生意。古耕虞欣然同意，撤销了驻沪办事处，把业务指挥机构移至香港。
1948年冬，古耕虞到香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共产党。第三天，老熟人许涤新就亲自找上门来，与古耕虞商谈经营猪鬃问题。见了许涤新之后，香港的公司很快成立了。古耕虞立即着手解决运输问题，贷了一笔款项给一家公司，先后租了10艘1万吨级的外国轮船，他突破蒋介石的海上封锁线，把东北、华北解放区的猪鬃和其他出口物资运到香港来，进行国际贸易。
从1948年底到1950年，各解放区输出的猪鬃都是由古耕虞先付钱、后来货。因为当时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还没有开展起来，国内需要的进口物资没有外汇支付。特别是后来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帝国主义封锁了中国海岸，实行禁运。当时古耕虞在香港，一方面把解放区的猪鬃输向美国和西欧，一方面为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在国外购进所需要的战略物资，为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士为知己者用”
1949年10月4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天，徐冰陪同古耕虞来到中南海周总理的家，总理亲切地接待了古耕虞。
一番叙旧之后，周总理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今天时间不多，不能畅谈。请你先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准备把猪鬃公司交给你全权负责，你的意见怎么样？不要急于表态，你可以先考虑。”
总理接着诚恳地说：“抗战时，我们同你多次谈过桐油、猪鬃生意的问题。那时，我们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现在我们执政了，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
一番开诚布公的话中，古耕虞深切地感受到总理对自己的高度信任，心里一阵热潮涌动，当即表示，不辜负总理的信任，接受这个任务。但同时他又有些顾虑：自己一手创办的四川畜产公司，以及公司的一批人怎么办？
周总理问：“那你说怎么办？”
古耕虞郑重地回答说：“我想把四川畜产公司全部交给国家。”
总理听了，慢慢地说：“这件事要从长计议，我还没有考虑这么多，以后由主管部门具体研究再定。但我还是想请你先把猪鬃公司的事情定下来，以便我通知中央贸易部长叶季壮。”
傍晚时分，吃过晚饭，总理请乔冠华通知古耕虞留下，总理还要同他谈话。等到别的客人全都离开，已经是夜深了。继续谈话时，周总理又一次向古耕虞提出全权负责猪鬃公司的事。
古耕虞的内心不是没有顾虑，一方面是对共产党还不十分了解，一个资本家怎么能领导同业的共产党人？就算自己可以做主，但这样的大事还是要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长会议才能定下来。
他诚恳地向总理表示：“我是愿为人民服务的，但由于我经营的不仅是猪鬃，还有土畜产，品种多、销路广，需要先到各地看看再定下来。”
周总理点点头：“好的，总之，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好。”
古耕虞当即回答：“我一定努力办好。但请总理答应我先出去看一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向你汇报后再定。至于我个人，政府要怎样用我就怎样用好了，请总理先转告叶季壮部长。”
当古耕虞向总理告辞时，已是第二天清晨4点了。
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亟待建设，周恩来总理这样器重，委之以全国猪鬃经营的全权，古耕虞真切地感到“士为知己者用”，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古耕虞不由得想到了周总理在抗战时期曾说过的，“民族资本家要有远见”。为此，他放弃了丰厚的财产和优裕安乐的生活，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为共产党所用，那年古耕虞45岁。
智斗美国总领事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2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全美处于紧急状态，并冻结中国大陆在美的全部资金。
1951年1月中旬，古耕虞在美国的资金也被冻结了。理由很简单，美国人不相信一家私营公司能从共产党手中搞到那么多猪鬃。他们认为，四川畜产公司一定是与中共政府共同经营的。这笔被冻结的资金有700多万美元，其中90%多为中国政府所有，属于古耕虞公司的资金仅为百分之几，这在当时是极其保密的。
本来美国政府冻结的是中国大陆华人的在美资金，古耕虞并不在大陆，但他属于“特别冻结户”，不经美国总统的特批，不能解冻，而且不许被冻结者提出诉讼。
面对严峻的形势，古耕虞心情特别沉重，他不愿巨额的国家财产白白损失，决定倾尽全力做一次努力。根据他多年与美国进行贸易来往的经验，解冻资金也并非绝对不能为。
主意已定，古耕虞于1951年2月返回香港，着手处理在美资金的解冻。一场斗智斗勇的“斗争”开始了。
他在美国和香港同时积极活动，事情总算有了进展。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找古耕虞谈话，要他出具证据，证明他在中国大陆的猪鬃公司已经卖给了中共，香港的四川畜产公司与大陆毫无关系，而且需要重庆、上海两地的英国驻华领事馆作证。
文件很快办好了，但有一件麻烦事。负责古耕虞与中国政府间联系的袁冲霄是香港公司的挂名股东，当时必须在大陆，而美国人一旦发现香港公司股东有一人在大陆，就不允许被冻结的资金解冻。
最后他们在中英文的发音上做了文章，将袁冲霄改为“袁仲宵”，而在英文文本中两者的拼写差别很小。果然，美国人发现袁冲霄不在香港，并就此提出疑问。古耕虞则拉来了一个声称是“袁仲宵”的人，表明真正的股东的确在香港。他们甚至理直气壮地反问对方：是否真正懂中文，在中文中“霄”与“宵”是两个同音却完全不同义的字，“冲”与“仲”也是音形义都不同的两个字。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终于出面接见了古耕虞。他直视着古耕虞：“你提供的证据经我们调查，证明是可靠的，有重庆英国总领事的签字，而且做了公证。”他那一字一顿的语调像是在宣读判决书。“据我们了解，你把国内的公司卖给中共作价很低，估计也就有实值的两三成，而且拿到的不是现金，而是公债。现在请你回答，你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这是一个充满陷阱、不能正面回答的问题。好在古耕虞的智囊团对此早有准备。古耕虞胸有成竹地说：“你向我提这个问题，是违背美国法律的。海洋公司在美国注册，我是代表国的法人，我有权拒绝回答你的问题。”古耕虞迎着对方的目光，沉着应对。
总领事不禁为之一震，惊讶地问：“请你说清楚些，我违背了什么法律？”
“美国法律禁止以剥夺申诉人申诉权的方式进行审问，就像我们中国不能故意陷人入罪。你这个问题实际上使我无法回答，我能说什么呢？如果我说‘自愿的’，你会说我和中共合作，并以此不解冻我的资金；如果我说‘被迫的’，你们会要我证明，中共是怎样强迫我的，是用枪呢，还是把我关了起来？我做不到，我的资金还是无法解冻。”古耕虞侃侃而谈，“你可以先去问一问你们领事馆的法律顾问，你这样提问是不是违法。”
总领事耸了耸肩，走了进去。过了片刻，他走了回来，镇定了一下情绪，接着问：“你是哪一年来的香港？”问题突然变得具体化了，总领事先生已经意识到对手的精明和准备之充分，决定不再兜圈子了。此后的谈话便进行得十分顺利了，一问一答，像是在例行公事。
“你在大陆还有亲属吗？”
“一个都没有。”在此，不由人不佩服古耕虞坚持把母亲接到香港的先见之明。
“这两年你去过大陆吗？”
“没有。”古耕虞心中暗想：这两年去大陆都是十分隐秘的，美国人应该是无从知晓的。退一步说，事到如今，也只能咬紧牙关了。
又是一阵沉默。总领事决定结束这场谈话了：“对你的情况，我们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核实，然后报送国务院。”
时隔不久，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通知香港四川畜产公司：该公司在美资金可以解冻了，但必须保证，今后中国的猪鬃一定要优先卖给美国。
古耕虞也通过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提出：中国的猪鬃是要用货去换的，希望他今后和大陆有贸易往来时，美国政府不要再冻结他的资金。正为寻找猪鬃这一战略物资而着急的美国政府同意了。于是，这一看似无法解决的危机，在古耕虞的巧妙周旋下，终于化解了。
解冻以后，古耕虞把款项全部汇回国内，并用这些宝贵的外汇换回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物资。同时，他把在香港的子女也送回北京上学，让他们可以亲身体验社会主义新中国是怎样建设起来的。
1955年，我国政府逐步把猪鬃出口的重心由香港移到北京，并把古耕虞调回北京担任中国畜产公司经理，主持业务。这样，古耕虞成为一个新中国的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干部，不再是一个资本家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