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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访华前，2月5日，美国负责东亚与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在国会听证会上要求中国就南海九段线作出明确说明。拉塞尔说：“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宣称模糊不清。”他要求中国明确表明划设南海九段线的意义，并指出中国宣称主权的方式破坏地区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8日表示，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是历史形成的，并受到国际法的保护。那么，九段线是怎么来的呢？中国人又是如何确保九段线的国际地位的呢？
《新民周刊》记者手里一本1996年上海市长宁区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集《南海屏藩》，集纳了抗战胜利后中国海军收复南疆的亲历者张君然、麦蕴瑜、何炳才、戴熙瑜、林焕章，以及1947年随舰采访南沙群岛的《大公报》记者黄克夫等人的回忆文章。记者的祖父在改革开放后也参与了长宁区政协文史资料的撰写，后来由于中风，与人交流需要“翻译”。记者由此有幸目睹张君然等先生风采。如今，当年的亲历者多已作古，而他们留下的文史资料，更显弥足珍贵。
一条法新社专电引起出兵
“法国海军陆战队于1946年5月在帕拉塞尔群岛登陆，逗留15天。”1946年，正当国共调停失败，中国内战即将全面爆发之际，法新社一条专电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所谓帕拉塞尔群岛，就是我西沙群岛。1946年8月，又有消息称，菲律宾外交部部长季里诺表示，要将新南群岛并入菲国防范围之内。这更引起了中国政府的警惕——菲所谓新南群岛，是我国如今的南沙群岛！
从1946年9月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集外交部、内政部、国防部等商议对策，到10月29日，海军编队从上海出发，直到12月初，舰队才抵达南疆。当时任国民政府海军司令部海事处上尉参谋的张君然在《收复南疆 重归版图》一文中提到：“指挥官林遵、姚汝钰，参谋林焕章和我，以及太平舰长麦士尧、永兴舰长刘宜敏、中建舰长张连瑞、中业舰长李敦谦等，拜会了广东省主席罗卓英， 并会见广东省接收各岛的负责人。”当时省政府顾问麦蕴瑜成为接收南沙群岛专员，每个接收工作组都有广东省各机关代表， 还有民政厅、实业厅、中山大学等单位的专业考察人员、测量人员及各行技工。出发前，广东省方面预制了收复各岛的标志和纪念碑。
舰队的“太平”、“永兴”、“中建”、“中业”四舰名字，也被用来命名南海四个大岛。
何炳才、戴熙瑜、林焕章等亲历者的回忆显示，“当时中国官兵的思想复杂，很多中高级军官争去接收‘有油水’的地区和部队，有的舰长和舰上官兵则希望到渤海湾去巡逻以期达到劫掠民船自肥。但对远离大陆去接收西、南沙群岛则少有人问津。林遵则认为这是海军军人的天职，欣然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 戴熙瑜原是“大康”舰枪炮官，为了避免北上参加内战，向林遵主动请缨参与收复南海诸岛。
12月9日，舰队抵达南沙后，中国军人登上了太平岛，见到岛的西南方尚遗留日本人建立的纪念碑一座。接收人员登岛后，首先摧毁了这座纪念碑，并在原址建立中国的碑石。时至今日，太平岛仍由台湾当局控制。
1947年1月16日，法国一架飞机飞临永兴岛上空侦察。18日上午，法国军舰“东京人”号驶抵永兴岛，派官兵登陆，要求中国军人撤离。当时驻守在永兴岛的电台台长李必珍严词拒绝，并严令法军立即退走，全岛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同时电告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部，得到的复电是：“坚守国土，妥为应付，不首先开火。”法军最终撤离至之前占据的我珊瑚岛。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于1月19日约见法国驻华大使梅理霭，申明西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质询法国海军在西沙的活动。1月21日，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也公开严辞谴责。但法军并未撤离。张君然将情况向海军总司令部请示，得到这样的回电指示：“暂停进驻。”
張君然之后反思：“当时如果我军决定进驻，是有足够的力量完成任务的，由于决策者不果断，使得法军长期盘踞珊瑚岛，并以此为中心控制了西沙的永乐群岛。1955年法军退出越南时，又转由南越集团占据。直到1974年1月19日，我国海南渔民民兵与南越占领军发生冲突，引起西沙之战，我人民解放军部队为捍卫海疆，终于把南越占领军逐出珊瑚岛，才使整个西沙群岛重回祖国怀抱，前后已历时28年。”
1947年4月，张君然又随舰队再次南下，进驻西沙群岛，并被任命为第一任海军西沙群岛管理处主任。张君然在西沙永兴岛立了一块水泥纪念碑。他亲自手书碑文。正面是“南海屏藩”四个大字，用以表示中国军人守卫国土的决心，背面刻有“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傍署“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张君然立”。
在重回西沙立碑之前，张君然在上海接到南京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电话。到了南京后才知自己被怀疑是共产党，遭到软禁。好在审查他的海军情报处参谋吕美华是中共地下党员，使此事不了了之。1949年春，张君然听到广播得知南京、上海解放，趁补给之际回到广州，策动起义，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这块“南海屏藩”碑经历了政权更替、“文革”十年，却至今仍然屹立在永兴岛上。1986年11月，已经从上海船厂离休的张君然，重访西沙，还和时任西沙工委书记的符国淮、驻岛部队副司令刘治国等在碑前合影。
国际社会早就普遍承认
张君然在《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一文中写道：“1930年4月在香港召开的，由中国、法国、菲律宾和香港当局代表参加的远东气象会议，曾经通过决议要求我国政府在西沙群岛建立气象台。1936年日本政府外务省发言人曾针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入侵西沙的行动说：‘西沙群岛我们承认是属于中国的。’”
1952年由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冈崎胜男签字推荐的“标准世界地图集”第十五图“东南亚图”就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东沙、中沙群岛全部绘属于中国。1963年美国出版的《威尔德麦克各国百科全书》提到中国各岛屿“还包括伸展到北纬四度的南中国海的岛屿和珊瑚礁，这些岛屿和珊瑚礁包括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1973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和1979年日本共同社出版的《世界年鉴》也都明确指出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再上溯到1894年，英国在其第三次修改的《中国江海险要图志》中，就把东沙群岛列入“广东杂澳十三”。1923年，英国海军部出版的《中国海指南》中写道：“早在1867年以前，海南岛渔民对南沙群岛一些岛礁位置和情况都已十分熟悉，帕拉塞尔群岛（即我西沙群岛）已于1909年归并中国政府。” 1936年，我国近代著名地理学家白眉初先生在他画的全国地图上，以实线的方式框定如今九段线的大体区域，人称“U形线”。《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执行总编单之蔷认为，白眉初当时如此框定，其道义基础是——“只有中国人最早有能力航行在这片海域。在这片海域中的那些珊瑚礁岛屿，只有中国人有能力最早发现，也只有中国人能在上面生存下来。早在宋元时代，中国的商贸船只就已经出现在南海周边的各个港口，中国人已经移民到了南海周边各个地区。那时的南海，其实是‘中国湖’。”
1947年，在林遵、张君然们率舰队收复南海诸岛后，国民政府重新整理和公布了南海诸岛的地名，并且出版了《南海诸岛位置图》。这时，新地图上的“U形线”才从实线变成了断续线。1948年2月，国民政府将此图收入《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公开发行。单之蔷说：“由实线变成断续线是更理性了，因为它毕竟不是一条不允许外国人自由通行的国界线，画断续线比较符合实际。” 当时的国际社会并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也从未提出过外交抗议。许多国家包括南海周边国家以及苏联、日本、法國、德国、英国出版的地图上也画上了11条断续线，并注明归属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中国政府出版的《南海诸岛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都同样标绘了这条断续的界线，但将“十一段线”去掉北部湾的两段，成为今天的“九段线”。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关于领海的声明中规定，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宣布此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至此，就中国立场而言，涉及南海的“九段线”的法律地位已经明确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对九段线如此评价：“如果没有这条断续线的话，我们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管辖权是确定不了的。我们甚至连现在为何有争议都说不清楚。这条线是表明中国在南海海域主权管辖权的权属范围的一个基础。”南海问题专家、美国霍普金斯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访问学者、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吴士存则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权益是基于最先发现、命名、管辖和纳入版图而形成的一种合法权利，完全符合国际法并受其保护。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二战结束后是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接收了被其一度非法占领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九段线的产生正是为了确认并巩固中国在南海的既有合法权益，这是中国人民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一项重要举措。”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8日表示，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是历史形成的，并受到国际法的保护。那么，九段线是怎么来的呢？中国人又是如何确保九段线的国际地位的呢？
《新民周刊》记者手里一本1996年上海市长宁区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集《南海屏藩》，集纳了抗战胜利后中国海军收复南疆的亲历者张君然、麦蕴瑜、何炳才、戴熙瑜、林焕章，以及1947年随舰采访南沙群岛的《大公报》记者黄克夫等人的回忆文章。记者的祖父在改革开放后也参与了长宁区政协文史资料的撰写，后来由于中风，与人交流需要“翻译”。记者由此有幸目睹张君然等先生风采。如今，当年的亲历者多已作古，而他们留下的文史资料，更显弥足珍贵。
一条法新社专电引起出兵
“法国海军陆战队于1946年5月在帕拉塞尔群岛登陆，逗留15天。”1946年，正当国共调停失败，中国内战即将全面爆发之际，法新社一条专电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所谓帕拉塞尔群岛，就是我西沙群岛。1946年8月，又有消息称，菲律宾外交部部长季里诺表示，要将新南群岛并入菲国防范围之内。这更引起了中国政府的警惕——菲所谓新南群岛，是我国如今的南沙群岛！
从1946年9月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集外交部、内政部、国防部等商议对策，到10月29日，海军编队从上海出发，直到12月初，舰队才抵达南疆。当时任国民政府海军司令部海事处上尉参谋的张君然在《收复南疆 重归版图》一文中提到：“指挥官林遵、姚汝钰，参谋林焕章和我，以及太平舰长麦士尧、永兴舰长刘宜敏、中建舰长张连瑞、中业舰长李敦谦等，拜会了广东省主席罗卓英， 并会见广东省接收各岛的负责人。”当时省政府顾问麦蕴瑜成为接收南沙群岛专员，每个接收工作组都有广东省各机关代表， 还有民政厅、实业厅、中山大学等单位的专业考察人员、测量人员及各行技工。出发前，广东省方面预制了收复各岛的标志和纪念碑。
舰队的“太平”、“永兴”、“中建”、“中业”四舰名字，也被用来命名南海四个大岛。
何炳才、戴熙瑜、林焕章等亲历者的回忆显示，“当时中国官兵的思想复杂，很多中高级军官争去接收‘有油水’的地区和部队，有的舰长和舰上官兵则希望到渤海湾去巡逻以期达到劫掠民船自肥。但对远离大陆去接收西、南沙群岛则少有人问津。林遵则认为这是海军军人的天职，欣然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 戴熙瑜原是“大康”舰枪炮官，为了避免北上参加内战，向林遵主动请缨参与收复南海诸岛。
12月9日，舰队抵达南沙后，中国军人登上了太平岛，见到岛的西南方尚遗留日本人建立的纪念碑一座。接收人员登岛后，首先摧毁了这座纪念碑，并在原址建立中国的碑石。时至今日，太平岛仍由台湾当局控制。
1947年1月16日，法国一架飞机飞临永兴岛上空侦察。18日上午，法国军舰“东京人”号驶抵永兴岛，派官兵登陆，要求中国军人撤离。当时驻守在永兴岛的电台台长李必珍严词拒绝，并严令法军立即退走，全岛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同时电告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部，得到的复电是：“坚守国土，妥为应付，不首先开火。”法军最终撤离至之前占据的我珊瑚岛。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于1月19日约见法国驻华大使梅理霭，申明西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质询法国海军在西沙的活动。1月21日，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也公开严辞谴责。但法军并未撤离。张君然将情况向海军总司令部请示，得到这样的回电指示：“暂停进驻。”
張君然之后反思：“当时如果我军决定进驻，是有足够的力量完成任务的，由于决策者不果断，使得法军长期盘踞珊瑚岛，并以此为中心控制了西沙的永乐群岛。1955年法军退出越南时，又转由南越集团占据。直到1974年1月19日，我国海南渔民民兵与南越占领军发生冲突，引起西沙之战，我人民解放军部队为捍卫海疆，终于把南越占领军逐出珊瑚岛，才使整个西沙群岛重回祖国怀抱，前后已历时28年。”
1947年4月，张君然又随舰队再次南下，进驻西沙群岛，并被任命为第一任海军西沙群岛管理处主任。张君然在西沙永兴岛立了一块水泥纪念碑。他亲自手书碑文。正面是“南海屏藩”四个大字，用以表示中国军人守卫国土的决心，背面刻有“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傍署“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张君然立”。
在重回西沙立碑之前，张君然在上海接到南京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电话。到了南京后才知自己被怀疑是共产党，遭到软禁。好在审查他的海军情报处参谋吕美华是中共地下党员，使此事不了了之。1949年春，张君然听到广播得知南京、上海解放，趁补给之际回到广州，策动起义，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这块“南海屏藩”碑经历了政权更替、“文革”十年，却至今仍然屹立在永兴岛上。1986年11月，已经从上海船厂离休的张君然，重访西沙，还和时任西沙工委书记的符国淮、驻岛部队副司令刘治国等在碑前合影。
国际社会早就普遍承认
张君然在《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一文中写道：“1930年4月在香港召开的，由中国、法国、菲律宾和香港当局代表参加的远东气象会议，曾经通过决议要求我国政府在西沙群岛建立气象台。1936年日本政府外务省发言人曾针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入侵西沙的行动说：‘西沙群岛我们承认是属于中国的。’”
1952年由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冈崎胜男签字推荐的“标准世界地图集”第十五图“东南亚图”就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东沙、中沙群岛全部绘属于中国。1963年美国出版的《威尔德麦克各国百科全书》提到中国各岛屿“还包括伸展到北纬四度的南中国海的岛屿和珊瑚礁，这些岛屿和珊瑚礁包括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1973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和1979年日本共同社出版的《世界年鉴》也都明确指出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再上溯到1894年，英国在其第三次修改的《中国江海险要图志》中，就把东沙群岛列入“广东杂澳十三”。1923年，英国海军部出版的《中国海指南》中写道：“早在1867年以前，海南岛渔民对南沙群岛一些岛礁位置和情况都已十分熟悉，帕拉塞尔群岛（即我西沙群岛）已于1909年归并中国政府。” 1936年，我国近代著名地理学家白眉初先生在他画的全国地图上，以实线的方式框定如今九段线的大体区域，人称“U形线”。《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执行总编单之蔷认为，白眉初当时如此框定，其道义基础是——“只有中国人最早有能力航行在这片海域。在这片海域中的那些珊瑚礁岛屿，只有中国人有能力最早发现，也只有中国人能在上面生存下来。早在宋元时代，中国的商贸船只就已经出现在南海周边的各个港口，中国人已经移民到了南海周边各个地区。那时的南海，其实是‘中国湖’。”
1947年，在林遵、张君然们率舰队收复南海诸岛后，国民政府重新整理和公布了南海诸岛的地名，并且出版了《南海诸岛位置图》。这时，新地图上的“U形线”才从实线变成了断续线。1948年2月，国民政府将此图收入《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公开发行。单之蔷说：“由实线变成断续线是更理性了，因为它毕竟不是一条不允许外国人自由通行的国界线，画断续线比较符合实际。” 当时的国际社会并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也从未提出过外交抗议。许多国家包括南海周边国家以及苏联、日本、法國、德国、英国出版的地图上也画上了11条断续线，并注明归属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中国政府出版的《南海诸岛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都同样标绘了这条断续的界线，但将“十一段线”去掉北部湾的两段，成为今天的“九段线”。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关于领海的声明中规定，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宣布此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至此，就中国立场而言，涉及南海的“九段线”的法律地位已经明确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对九段线如此评价：“如果没有这条断续线的话，我们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管辖权是确定不了的。我们甚至连现在为何有争议都说不清楚。这条线是表明中国在南海海域主权管辖权的权属范围的一个基础。”南海问题专家、美国霍普金斯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访问学者、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吴士存则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权益是基于最先发现、命名、管辖和纳入版图而形成的一种合法权利，完全符合国际法并受其保护。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二战结束后是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接收了被其一度非法占领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九段线的产生正是为了确认并巩固中国在南海的既有合法权益，这是中国人民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一项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