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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调是变革和创新。新观念，新名词，新时尚……让人眼花缭乱。在文艺界、学术界，求新求异更是蔚然成风。于是“苟日新，日日新”，新而又新，一切被目之为“旧”者几无容身之地，似乎凡是新的便都是好的。然而，是否新的就都是好的呢?
不言而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新思想、新探索，亦即需要“创新”。但所谓创新并不是简单地将过去的东西一概否定掉，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尤其是思想理论的创新，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绝非主观上可以随意“发展”、“创新”的。比如，对于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所形成的思想理论和思想作风，就不能一概轻率地视为过时的“旧思想、旧作风”而予以否定、摈弃。而要具体分析其中哪些过去是对的，今天仍然是对的，应加以保存和发扬，哪些过去虽然是对的，但却不适合今天的新情况而需改变，哪些则过去就是不对的，今天也是不对的而应予以舍弃。因此，对过去的思想理论和思想作风的取舍，应以科学与不科学、正确与不正确、适应情况与不适应情况、是否真正符合大多数人的长远根本利益为标准，而不能简单地拿新旧来作标准，不能拿新旧范畴来混淆或代替正确与错误的范畴。对过去的一切全盘肯定固然不对，但不分青红皂白，对过去的一切一概加以否定，尤不可取。
好多年来，在思想文化领域，有些人正是以新与旧作衡量事物的标准，以新旧范畴来混淆或代替正确与错误的范畴，从而推出许多所谓“新观念”、“新理论”，并汇集成一股股“新思潮”。诸如什么“告别革命”、“躲避崇高”、“消解主流意识”等等，不一而足，从而造成以是非颠倒、爱憎失常为特征的精神迷乱。比如，将提倡艰苦奋斗当作鼓吹禁欲主义加以批判，将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当作人生信条加以推崇，甚至将贬损伟人，为汉奸、卖国贼翻案当作理论和艺术上的“新突破”，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说成是为了“乌托邦”理想作牺牲等等。再如，某些时贤认为暴力行动会给社会带来动荡与破坏，因而高唱改良，以为中国发展的迟缓，皆源于革命，因此有“告别革命”之说。据说，中国如果不取革命而取改良，或许早就如何如何了。在他们看来，帝制大可不必取消，只须来个“立宪”就可以了；改良也不可太激进，民主革命无论新旧俱应“告别”；社会主义革命么，也是要不得。一句话，一切由历史规律所决定而必然发生也必须进行的革命都在否定之列。可见，某些人的所谓“创新”，其实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复旧，其实是挂着“观念更新”的幌子却与真理背道而驰。正如鲁迅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所揭示的：“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似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厌弃人道主义等”。所以，有必要提出，对那些裹着新外衣，似新实旧的东西要特别的警惕。
“创新”是个好名词，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大概除了古董商想不时地搞点创“旧”之外，一般人还是想多少有点创新。在改革的进程中提供各方面的创新无疑十分必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也是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不顾客观实际，不顾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过分强调新的意义和价值，甚至以新为真，以新为美，就失之偏颇了，可谓“过犹不及”。持久而强烈的求新情结所表现的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种片面性，在片面强调革新变动的时候恰恰忽视了社会的保守性，甚至贬斥保守性。可是，社会领域中的革新与保守从来就是互为条件、对立统一的。创新不能不吸取前人积极的思想成果，对过去的思想资源不加分析地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所谓的创新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当前进中一旦失去其基点，便只能在思想的荒原上颠仆，何谈什么创新!现在的人们怕落伍，想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求新求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嘴上经常喊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可一遇到诸如“创新”之类的问题，缺少的恰恰是这两个主义，形而上学则所在多有。“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是上个世纪初严复对变革时代的革新与守旧各自价值和互相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揭示。遗憾的是在我国现时的文化话语中，“保守”是一个彻底的贬义词，这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化不够成熟的一种表现吧。
因此，为了正确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了不断发现和坚持真理，希望能够像我们一贯提倡的那样——多一点唯物论，少一点唯心论，多一点唯物历史观，少一点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多一点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以使当代中国文化尽快走向成熟。至于想借“创新”之名以遂其私欲者，则不是我们奉劝的对象。
有那么一些人向来有一种投机思想，往往怕落伍即起而投机。但“怕为时代遗弃而落伍，先已失去了自己，终必随那短短的时代而落伍”，岂不可悲!
有那么一些人又有一种笼统的思想。一说向外国学习，就凡是舶来品都是好的，凡是中国的都是不好；一说创新，就凡是“新”的都好，凡是“旧”的都是不好。这种充满“凡是”的“笼统思想”造就了一种颟顸的片面性，表现在创新的问题上，则是过于“迷恋新奇”。而这类迷恋新奇除了使一些迫不及待的“革新”者们获得不绝于耳的自我赞美之外，却没有“任何实在价值的创造”。“过则为灾”，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说，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是二十世纪的劫难。因为在迷恋新奇的背后，所掩藏着的是一种不屈不挠并且由来已久的企图：毁坏、推倒、嘲笑，并连根拔除一切伦理道德的原则。倘耽于这种迷恋而不愿或不能自拔，其结果将殊难预料耶?抑不难预料耶?
但愿一味迷恋新奇的这种时尚流行症，能够得到迅速的遏止，而使我们免于文化危机所遭致的劫难，则当是国家与民族幸甚了!
不言而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新思想、新探索，亦即需要“创新”。但所谓创新并不是简单地将过去的东西一概否定掉，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尤其是思想理论的创新，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绝非主观上可以随意“发展”、“创新”的。比如，对于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所形成的思想理论和思想作风，就不能一概轻率地视为过时的“旧思想、旧作风”而予以否定、摈弃。而要具体分析其中哪些过去是对的，今天仍然是对的，应加以保存和发扬，哪些过去虽然是对的，但却不适合今天的新情况而需改变，哪些则过去就是不对的，今天也是不对的而应予以舍弃。因此，对过去的思想理论和思想作风的取舍，应以科学与不科学、正确与不正确、适应情况与不适应情况、是否真正符合大多数人的长远根本利益为标准，而不能简单地拿新旧来作标准，不能拿新旧范畴来混淆或代替正确与错误的范畴。对过去的一切全盘肯定固然不对，但不分青红皂白，对过去的一切一概加以否定，尤不可取。
好多年来，在思想文化领域，有些人正是以新与旧作衡量事物的标准，以新旧范畴来混淆或代替正确与错误的范畴，从而推出许多所谓“新观念”、“新理论”，并汇集成一股股“新思潮”。诸如什么“告别革命”、“躲避崇高”、“消解主流意识”等等，不一而足，从而造成以是非颠倒、爱憎失常为特征的精神迷乱。比如，将提倡艰苦奋斗当作鼓吹禁欲主义加以批判，将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当作人生信条加以推崇，甚至将贬损伟人，为汉奸、卖国贼翻案当作理论和艺术上的“新突破”，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说成是为了“乌托邦”理想作牺牲等等。再如，某些时贤认为暴力行动会给社会带来动荡与破坏，因而高唱改良，以为中国发展的迟缓，皆源于革命，因此有“告别革命”之说。据说，中国如果不取革命而取改良，或许早就如何如何了。在他们看来，帝制大可不必取消，只须来个“立宪”就可以了；改良也不可太激进，民主革命无论新旧俱应“告别”；社会主义革命么，也是要不得。一句话，一切由历史规律所决定而必然发生也必须进行的革命都在否定之列。可见，某些人的所谓“创新”，其实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复旧，其实是挂着“观念更新”的幌子却与真理背道而驰。正如鲁迅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所揭示的：“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似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厌弃人道主义等”。所以，有必要提出，对那些裹着新外衣，似新实旧的东西要特别的警惕。
“创新”是个好名词，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大概除了古董商想不时地搞点创“旧”之外，一般人还是想多少有点创新。在改革的进程中提供各方面的创新无疑十分必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也是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不顾客观实际，不顾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过分强调新的意义和价值，甚至以新为真，以新为美，就失之偏颇了，可谓“过犹不及”。持久而强烈的求新情结所表现的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种片面性，在片面强调革新变动的时候恰恰忽视了社会的保守性，甚至贬斥保守性。可是，社会领域中的革新与保守从来就是互为条件、对立统一的。创新不能不吸取前人积极的思想成果，对过去的思想资源不加分析地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所谓的创新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当前进中一旦失去其基点，便只能在思想的荒原上颠仆，何谈什么创新!现在的人们怕落伍，想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求新求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嘴上经常喊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可一遇到诸如“创新”之类的问题，缺少的恰恰是这两个主义，形而上学则所在多有。“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是上个世纪初严复对变革时代的革新与守旧各自价值和互相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揭示。遗憾的是在我国现时的文化话语中，“保守”是一个彻底的贬义词，这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化不够成熟的一种表现吧。
因此，为了正确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了不断发现和坚持真理，希望能够像我们一贯提倡的那样——多一点唯物论，少一点唯心论，多一点唯物历史观，少一点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多一点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以使当代中国文化尽快走向成熟。至于想借“创新”之名以遂其私欲者，则不是我们奉劝的对象。
有那么一些人向来有一种投机思想，往往怕落伍即起而投机。但“怕为时代遗弃而落伍，先已失去了自己，终必随那短短的时代而落伍”，岂不可悲!
有那么一些人又有一种笼统的思想。一说向外国学习，就凡是舶来品都是好的，凡是中国的都是不好；一说创新，就凡是“新”的都好，凡是“旧”的都是不好。这种充满“凡是”的“笼统思想”造就了一种颟顸的片面性，表现在创新的问题上，则是过于“迷恋新奇”。而这类迷恋新奇除了使一些迫不及待的“革新”者们获得不绝于耳的自我赞美之外，却没有“任何实在价值的创造”。“过则为灾”，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说，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是二十世纪的劫难。因为在迷恋新奇的背后，所掩藏着的是一种不屈不挠并且由来已久的企图：毁坏、推倒、嘲笑，并连根拔除一切伦理道德的原则。倘耽于这种迷恋而不愿或不能自拔，其结果将殊难预料耶?抑不难预料耶?
但愿一味迷恋新奇的这种时尚流行症，能够得到迅速的遏止，而使我们免于文化危机所遭致的劫难，则当是国家与民族幸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