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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陪审团题材，电影史上有3部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口碑最好的是美国导演悉尼·卢曼特的《12怒汉》，1957年的柏林金熊奖。这一部对英美法系的英雄主义式的刻画，也是电影史上最精彩的群戏之一。12个陪审员，几乎所有镜头都在封闭狭小的房间内，充满舞台剧的张力。11人都认为被告罪名成立，亨利·方达却力挽狂澜，一一说服了整个陪审团。另一部不太为人所知，是法国导演安德烈·卡耶特的《裁判终结》，1950年的威尼斯金狮奖。法国二战后不久，开始采纳英美的陪审团制。影片以一个死刑案件，展现了这一司法改革的波澜。
我排第三的，是今年在威尼斯输给《色·戒》的这部《12怒汉》的翻拍版。翻拍而成经典，本身就很經典。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他的《毒太阳》曾是我最爱的影片之一。论表演，这部片子的群戏绝不亚于50年前的卢曼特。论节奏把握，起承转合，也分毫不差。但论导演的终极关怀与制度反思，却显然高出了卢曼特。卢曼特的格局，再好都是一部法庭戏，令人叹服的是丝丝入扣的证据和细节，在推理的激情下，现出法律的公义。但米哈尔科夫拍的，不是一部法律片。说得拗口点，他拍的是法律哲学与神学片。或者换个说法，米哈尔科夫变成了第二个基耶斯洛夫斯基。我脑子里的电影硬盘上，第一个友情链接，就是基氏的《十诫》和《红白蓝》。
一个车臣孤儿，被指控谋杀了收养他的俄罗斯军官。他俄语很差，拒绝在法庭上发言。有两个目击证人说看到了他的样子。12位陪审员因法院装修——就和我们一样，整个社会都在装修，被收走手机，带到附近学校的一间体育室。大家漫不经心，等着举手表决，回家吃饭的吃饭、约会的约会。但当11人同意被告有罪时，最后一个忽然说，“因为你们都同意，所以我不同意。”
就这一句话，整部电影从此离开了卢曼特的世界。这个家伙说，不能这么简单，我一旦同意，他就永远呆在监狱里出不来了。“永远。”他说，你们仔细想想这个词的意思。接着他又讲故事，又说比喻。故事关于他自己。当年婚姻失败，他开始酗酒，从早到晚，喝得连死都不怕了。但他说，“有一天我坐火车，醉醺醺、臭烘烘地在一群人中，看见对面坐着一个女人，领着一个5岁左右的小姑娘，小姑娘问妈妈，对面那个男人是不是疯了，我听见女人说，他没有疯，他只是非常非常难过。”他接着说，后来我和这个女人结了婚。现在我们的儿子4岁了。我本该死在阴沟里，但这个女人，她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一个人冷冰冰地说，你的故事很感人，但现在我们谈的是一个杀人犯。
于是他又说了一个比喻，你有没有买过西瓜？老板说又甜又脆，但你不能先切开，买回去发现不对，最多把它扔了。但我们谈的不是杀人，我们谈的是判决。
这个比喻至少对我很有用。因为这辈子买了几百个西瓜了，每回不想买切开的，都觉得很头疼。如果有人这辈子判了几百个人死刑，那他一定比我头疼多了。
这位异议分子说，我们再来一次秘密投票，如果你们11人仍都赞同，我就放弃了。我试着说服自己，原谅将对那个孩子所做的一切。结果第二轮投票，有人悄悄改变了意见。1：11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米哈尔科夫的精彩就在这里。他让每个陪审员都在辩论中说出自己的故事。关于俄罗斯与车臣的伤口，关于生命与时代变迁的紧张。他们一次次地接近了车臣孤儿的世界，也更接近了他们身处的时代，和自己的忧伤。
导演带着强烈的俄罗斯精神，也就是东正教的精神，来看待一个动荡与重建时代中的审判权。人凭什么审判人？法律凭什么宣判一个人在今生不可改变的结局？“永远”，这个词沉重得叫很多人不愿去想，但却成为那些从普通人中抽签出来的陪审员，必须去担当的角色。就是以“永远”的名义，给一个人的肉体盖棺定论。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
经过一天一夜，最后反过来，剩下一个人赞同。剧情再次陡转，他说，我一直知道这个孩子是无辜的。但他呆在监狱中显然比在外面更安全，也活得更长。如果我们把他送回外面，我们就在道德上有责任帮助他。这话把大家吓坏了，纷纷说自己很忙。有人气愤地说，我们决定后，剩下的就是政府的事。关我们什么事呢。
是啊，在制度的层面上或许不关；但在道德上，当一种制度把一个人的行为与另一个人的结局联系起来时，这个责任并不是可以全推给制度的。一个对自己审判的对象没有爱的人，却坐在审判者的位子上，这本身能否称之为犯罪呢？
我把12世纪的教会法思想家格兰西的话，当作对这部电影的回答。格兰西是“罗马法复兴”时代的先驱。基督曾说，“爱神和爱人”是一切诫命的总纲。格兰西以此来确定他对法律的理解。他说，“没有爱，信仰和正义都不能存在。”惟有爱，可以在公义和仁慈之间达到统一。就如《圣经》所说，“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俗常的看法，都把公义和爱对立起来。但格兰西的《圣经》法学观，给了世人一个极有启发的定义。他说，从爱来解释正义，“凡对灵魂的关切和拯救而言是必须的和有益的，在法律上就一定是正义的。”
最后，那位最初的异议者离开体育室前，一只鸟停在东正教著名的黑圣母画像前，他拿起来亲吻。对着小鸟，也对着俄罗斯说，“你想留下就留下，想飞走就飞走吧，你有自由，没有人可以替你选择。”
米哈尔科夫的片末词，再次以信仰之光来审视现代的法律观。银幕上这样写着，“律法是一个开始，但当那更高的、慈爱的律法被抛弃之后，我们要怎么办？”
我排第三的，是今年在威尼斯输给《色·戒》的这部《12怒汉》的翻拍版。翻拍而成经典，本身就很經典。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他的《毒太阳》曾是我最爱的影片之一。论表演，这部片子的群戏绝不亚于50年前的卢曼特。论节奏把握，起承转合，也分毫不差。但论导演的终极关怀与制度反思，却显然高出了卢曼特。卢曼特的格局，再好都是一部法庭戏，令人叹服的是丝丝入扣的证据和细节，在推理的激情下，现出法律的公义。但米哈尔科夫拍的，不是一部法律片。说得拗口点，他拍的是法律哲学与神学片。或者换个说法，米哈尔科夫变成了第二个基耶斯洛夫斯基。我脑子里的电影硬盘上，第一个友情链接，就是基氏的《十诫》和《红白蓝》。
一个车臣孤儿，被指控谋杀了收养他的俄罗斯军官。他俄语很差，拒绝在法庭上发言。有两个目击证人说看到了他的样子。12位陪审员因法院装修——就和我们一样，整个社会都在装修，被收走手机，带到附近学校的一间体育室。大家漫不经心，等着举手表决，回家吃饭的吃饭、约会的约会。但当11人同意被告有罪时，最后一个忽然说，“因为你们都同意，所以我不同意。”
就这一句话，整部电影从此离开了卢曼特的世界。这个家伙说，不能这么简单，我一旦同意，他就永远呆在监狱里出不来了。“永远。”他说，你们仔细想想这个词的意思。接着他又讲故事，又说比喻。故事关于他自己。当年婚姻失败，他开始酗酒，从早到晚，喝得连死都不怕了。但他说，“有一天我坐火车，醉醺醺、臭烘烘地在一群人中，看见对面坐着一个女人，领着一个5岁左右的小姑娘，小姑娘问妈妈，对面那个男人是不是疯了，我听见女人说，他没有疯，他只是非常非常难过。”他接着说，后来我和这个女人结了婚。现在我们的儿子4岁了。我本该死在阴沟里，但这个女人，她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一个人冷冰冰地说，你的故事很感人，但现在我们谈的是一个杀人犯。
于是他又说了一个比喻，你有没有买过西瓜？老板说又甜又脆，但你不能先切开，买回去发现不对，最多把它扔了。但我们谈的不是杀人，我们谈的是判决。
这个比喻至少对我很有用。因为这辈子买了几百个西瓜了，每回不想买切开的，都觉得很头疼。如果有人这辈子判了几百个人死刑，那他一定比我头疼多了。
这位异议分子说，我们再来一次秘密投票，如果你们11人仍都赞同，我就放弃了。我试着说服自己，原谅将对那个孩子所做的一切。结果第二轮投票，有人悄悄改变了意见。1：11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米哈尔科夫的精彩就在这里。他让每个陪审员都在辩论中说出自己的故事。关于俄罗斯与车臣的伤口，关于生命与时代变迁的紧张。他们一次次地接近了车臣孤儿的世界，也更接近了他们身处的时代，和自己的忧伤。
导演带着强烈的俄罗斯精神，也就是东正教的精神，来看待一个动荡与重建时代中的审判权。人凭什么审判人？法律凭什么宣判一个人在今生不可改变的结局？“永远”，这个词沉重得叫很多人不愿去想，但却成为那些从普通人中抽签出来的陪审员，必须去担当的角色。就是以“永远”的名义，给一个人的肉体盖棺定论。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
经过一天一夜，最后反过来，剩下一个人赞同。剧情再次陡转，他说，我一直知道这个孩子是无辜的。但他呆在监狱中显然比在外面更安全，也活得更长。如果我们把他送回外面，我们就在道德上有责任帮助他。这话把大家吓坏了，纷纷说自己很忙。有人气愤地说，我们决定后，剩下的就是政府的事。关我们什么事呢。
是啊，在制度的层面上或许不关；但在道德上，当一种制度把一个人的行为与另一个人的结局联系起来时，这个责任并不是可以全推给制度的。一个对自己审判的对象没有爱的人，却坐在审判者的位子上，这本身能否称之为犯罪呢？
我把12世纪的教会法思想家格兰西的话，当作对这部电影的回答。格兰西是“罗马法复兴”时代的先驱。基督曾说，“爱神和爱人”是一切诫命的总纲。格兰西以此来确定他对法律的理解。他说，“没有爱，信仰和正义都不能存在。”惟有爱，可以在公义和仁慈之间达到统一。就如《圣经》所说，“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俗常的看法，都把公义和爱对立起来。但格兰西的《圣经》法学观，给了世人一个极有启发的定义。他说，从爱来解释正义，“凡对灵魂的关切和拯救而言是必须的和有益的，在法律上就一定是正义的。”
最后，那位最初的异议者离开体育室前，一只鸟停在东正教著名的黑圣母画像前，他拿起来亲吻。对着小鸟，也对着俄罗斯说，“你想留下就留下，想飞走就飞走吧，你有自由，没有人可以替你选择。”
米哈尔科夫的片末词，再次以信仰之光来审视现代的法律观。银幕上这样写着，“律法是一个开始，但当那更高的、慈爱的律法被抛弃之后，我们要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