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留守儿童因为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有益的社交体验和感情滋润，很容易与周边的人们形成对立，由不信任和抵触情绪形成的负能量对他们的行为举止或许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最终对生活无从安排，无所期待，无所眷念，产生绝望导致决绝。
　　 这个周末天气炎热，我却身处于阴湿的气氛之中。报纸、电视、微博、微信以及朋友的电话，各种渠道的消息传递，都会引起我一阵痉挛，并沉浸在对种种细节的悲伤想象之中。
　　 贵州毕节四个留守孩子中的老大张启刚留下了一份遗书：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这件事情其实计划了很久，今天是该走的时候了。
　　 有关方面由是认定：这四个孩子的死是一次预谋，这个冷酷的计划早就酝酿于心，要发现这个计划显然是困难的。那么地方政府就没有理由要承担主要责任了。这份遗书写得如此从容淡定，又如此决绝，让我倒吸一口冷气。而“这件事情”、“该走的时候”，这样懂得忌讳，又不乏文学性的词汇也被一个辍学的孩子脱口说出，我在佩服之余又不得不想：既然能从容不迫地面对死亡，又为何不鼓足勇气与命运抗争一番呢？
　　 当然，至今我不知道这份遗书是在哪里被发现的，用何种文具书写？当然更不知道这份遗书是写给谁的，遗书中的“你们”专指哪些人？村里的人？政府的人？学校的人？或者父母？不知道。更不知道这份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主体的遗书是否可以代表三个妹妹的意愿。
　　 后来又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这份遗书，皱皱巴巴的这张纸条增加了我的疑虑，这几行字不像一个13岁的孩子的笔迹，倒像是电脑字库里的字，很有点书法功底，尤其是“你们”这个词汇居然一模一样。当一个人决定自己大限之时，尚能书写得如此镇定，说实话，我自愧不如。截图一出，网上一片吐槽。后来又有新华社贵阳分社的新闻稿，七星关区警方称：“经过鉴定现场留下的遗书系4名儿童中的兄长小刚（化名）留下。”
　　 警方没说此前在电视或网上流传的那份遗书是有人伪造的，也没说他们是通过何种手段进行鉴定的。他们直接给出结论，没有解释。我期待警方“原汁原味”地公布这份遗书，这份遗书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接下来我想到更多，比如他们的父母，将孩子抛弃在一间散发着阵阵臭味的黑屋子里，虽不能说任其自生自灭，外出打工的父亲在春节时回家还杀了两头猪，现场留下的腊肉可能就是那次屠宰的富余。孩子们留下的银行存折，也是父亲打工收入的一部分。对那个饱受家暴之苦的母亲，逃避到一公里之遥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我们也同样不能给予简单的苛责。但是我觉得，父母不在身边，孩子也不至因此而走上绝路。如果中国的乡村社会还像数十年前那样延续着尚不健全的功能，他们是可以从父老乡亲那里获得“百家饭”，获得生活的技能和处世为人的规矩的。苟活着，甚至磨练意志后出落成格外强壮的豪杰也并非神话。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豪杰都是吃“百家饭”度过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可惜，这只是我的天真的想象，贵州毕节周边地区我是去过的，那里的乡村多少还保留着农耕文明的环境，人畜混居的情景时常可见，但基本上看不到青壮年，基层政府机构的工作重心又不在留守儿童和老人们。像报道所称：“张方其和老大在2012年已纳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在兄妹们辍学后，乡干部和学校教师前后6次去动员回校上课”，那应该说是尽其职责的。不过网民们又传出消息，在孩子们仰药而尽之前，有人找过他们，谈了些什么，是否造成对孩子的恐吓和压力？这也是人们想知道的。
　　 四个未成年孩子走了，我们的心还在长久的绞痛之中，谁也不能确定这样的事以后就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