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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继续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一“关键词”。
但仅仅是以“大礼包”视之，并不能完全解读中央系列民生政策背后的深意
3月5日上午9时，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四次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中，一连串数十亿至数百亿级的数字，照例引来了代表的掌声和民间的热议。总理“送出”的“大礼包”，显现了中央对民生问题的持续“倾斜”。
“民生”继续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一“关键词”。但仅仅是以“大礼包”视之，并不能完全解读中央系列民生政策背后的深意。
各方普遍注意到，仅仅一周前，新华社发表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这一文章得到了理论界和境外媒体的特别关注。
总理回应社会期待
去年两会期间，2006年3月6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时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央对此前诸多社会争论的回应。
在此之前的大约两年时间内，以“郎旋风”为标志，理论界为主的社会各方持续了一次关于改革的争论。其中，以改革中出现的一些不完善制度或不公平现象为据，出现了否定改革的声音和暂停改革的主张。
事实上，在2005年，温家宝总理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度提出了“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此后在医疗、教育、住房、环保诸多民生问题上进行了财政倾斜和政策调整。这也是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落实。
但是，社会各方对这一调整显然有更高的期待。
2005年教育大讨论时，接受本刊采访的多名教育学者认为：中央完全有财力解决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诸多问题。他们的视线，都盯上了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高达21.4%的增幅。一位学者说：“只要政府下决心，将教育支出占GDP4%的历史欠账补上应该很快就能实现。”
同时，民众对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政府公共品支出的期待也在不断攀高。面对呼声，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去年曾对本刊记者坦承：同时解决上述问题，财政能力无法承受。
人们注意到，温家宝总理在上述文章中重申，“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个“不发达”首先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
温总理还援引邓小平15年前的讲话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绝不能掉以轻心。温总理由此强调，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换言之，发展经济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才能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
温家宝讲到，只有持久发展生产力，才能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只有随着生产力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
温总理的此番表述，阐述了当前中国的两大任务之间的关系，也对当前社会争论的焦点问题作出回应，无疑有利于在中国面临政策抉择时统一思想。
改革的民生动力
2004年和2005年的大讨论之后，各方渐渐形成共识：我们现在面临的诸多问题，并不来自于改革本身，而是来自改革的不完善、不到位，造成了政府的缺位与越位。问题是，政府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足够的时间。
温家宝在前述文章中做了这样表述，“讲初级阶段，不光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
因此，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前提下，比如在GDP增长和财政收入连续超过预期的条件下，中央开始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和财政支出的方向进行调整。
2006年以来，中央政府在公共品方面的支出，尤其是在“三农”、卫生、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支出扩大，增幅已经超过了财政收入的增幅，成为公共财政转型的佐证，也显示出政府正在逐步弥补本身的缺位。
在一些地方，民生举措的布局甚至更早。“中央2007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免一补’目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范围扩大的目标，甘肃在2006年即已基本完成”，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省长徐守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得到了中央的大力帮助”。
随着公共财政的逐步转型和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平民总理”今年所开出的“民生大礼包”也最为丰厚，其中在“三农”、教育、医疗、住房、环保等方面的民生政策更是着力甚多。“在这背后，却有着中央培育社会力量、社会机制的深层次考虑”。3月5日，参加两会的一位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现在是初级阶段，还学不来北欧的高福利，但在财力逐渐增强的情况下搭建最低保障架构总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进入新世纪，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政府职能转变、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的步伐并不能称之为“快”，究其原因，“尽管改革的阻力未必大于改革的动力，但阻力通常与权力、既得利益相连，破除起来极为困难”。这位学者说。只有民生福祉不断扩大，民众对改革的支持增强，改革的动力才能超越阻力。
除了“民生政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是本届政府累积发展动力和潜力的另一方面，其效果将在未来显现。但令人不能乐观的是，“这方面的进展不快”。经济学家张卓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这方面的问题，温总理在报告中并没有回避。他在坦承两项重要的环保指标(200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未能达标的原因时说：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重工业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仍然偏快，不少应该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还没有退出市场，一些地方和企业没有严格执行节能环保法规和标准等。
同时，总理还在报告中另两处坦承政府在民生工作和廉政工作方面的不足。足见报告的务实。
出现这些问题，既是体制改革不到位的结果，也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阻力。总理坦承这些问题，正是想向外界传达继续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决心。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0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与去年一样，被确定为8%。
这一留有余地的目标被认为是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留下更大的空间。
国家发改委在其报告中就此特别阐述说，近几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都在10%或略高一些，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适当留有余地，是向社会传递政府的调控意图，引导各方面切实把工作重点和注意力放到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质量效益上来，防止片面追求和盲目攀比速度，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改革需吸引一切先进成果
海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温家宝总理关于初级阶段历史任务的文章，已为当前的总体工作“定调”。
此前一段时期的社会讨论当中，姓“社”姓“资”被经常提起，在围绕《物权法(草案)》的讨论中尤为明显。
在这篇文章中，温总理特别提到，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赢得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的优势。
他在文章中说，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2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这表明，党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集体始终与第二代领导集体保持一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曾经提出“姓‘社’姓‘资’不争论”这一原则，“不管黑猫黄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
而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发展成就，正是不断学习世界先进发展经验的结果。毫无疑问，这种学习将会继续下去。
在今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撰文，明确提出中国要向北欧学习。一位中央党校教授告诉本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中国官员前往北欧取经，除了考察福利制度，亦在了解北欧社会民主党百余年来治理国家的经验，“二战以来，建立福利制度全球趋同”。
经济学家张卓元表示，“初级阶段”一直是中央的治国纲领，“翻翻十六大以来的纲领性文件，都没缺过这四个字”。
但仅仅是以“大礼包”视之，并不能完全解读中央系列民生政策背后的深意
3月5日上午9时，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四次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中，一连串数十亿至数百亿级的数字，照例引来了代表的掌声和民间的热议。总理“送出”的“大礼包”，显现了中央对民生问题的持续“倾斜”。
“民生”继续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一“关键词”。但仅仅是以“大礼包”视之，并不能完全解读中央系列民生政策背后的深意。
各方普遍注意到，仅仅一周前，新华社发表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这一文章得到了理论界和境外媒体的特别关注。
总理回应社会期待
去年两会期间，2006年3月6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时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央对此前诸多社会争论的回应。
在此之前的大约两年时间内，以“郎旋风”为标志，理论界为主的社会各方持续了一次关于改革的争论。其中，以改革中出现的一些不完善制度或不公平现象为据，出现了否定改革的声音和暂停改革的主张。
事实上，在2005年，温家宝总理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度提出了“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此后在医疗、教育、住房、环保诸多民生问题上进行了财政倾斜和政策调整。这也是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落实。
但是，社会各方对这一调整显然有更高的期待。
2005年教育大讨论时，接受本刊采访的多名教育学者认为：中央完全有财力解决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诸多问题。他们的视线，都盯上了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高达21.4%的增幅。一位学者说：“只要政府下决心，将教育支出占GDP4%的历史欠账补上应该很快就能实现。”
同时，民众对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政府公共品支出的期待也在不断攀高。面对呼声，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去年曾对本刊记者坦承：同时解决上述问题，财政能力无法承受。
人们注意到，温家宝总理在上述文章中重申，“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个“不发达”首先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
温总理还援引邓小平15年前的讲话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绝不能掉以轻心。温总理由此强调，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换言之，发展经济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才能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
温家宝讲到，只有持久发展生产力，才能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只有随着生产力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
温总理的此番表述，阐述了当前中国的两大任务之间的关系，也对当前社会争论的焦点问题作出回应，无疑有利于在中国面临政策抉择时统一思想。
改革的民生动力
2004年和2005年的大讨论之后，各方渐渐形成共识：我们现在面临的诸多问题，并不来自于改革本身，而是来自改革的不完善、不到位，造成了政府的缺位与越位。问题是，政府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足够的时间。
温家宝在前述文章中做了这样表述，“讲初级阶段，不光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
因此，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前提下，比如在GDP增长和财政收入连续超过预期的条件下，中央开始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和财政支出的方向进行调整。
2006年以来，中央政府在公共品方面的支出，尤其是在“三农”、卫生、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支出扩大，增幅已经超过了财政收入的增幅，成为公共财政转型的佐证，也显示出政府正在逐步弥补本身的缺位。
在一些地方，民生举措的布局甚至更早。“中央2007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免一补’目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范围扩大的目标，甘肃在2006年即已基本完成”，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省长徐守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得到了中央的大力帮助”。
随着公共财政的逐步转型和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平民总理”今年所开出的“民生大礼包”也最为丰厚，其中在“三农”、教育、医疗、住房、环保等方面的民生政策更是着力甚多。“在这背后，却有着中央培育社会力量、社会机制的深层次考虑”。3月5日，参加两会的一位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现在是初级阶段，还学不来北欧的高福利，但在财力逐渐增强的情况下搭建最低保障架构总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进入新世纪，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政府职能转变、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的步伐并不能称之为“快”，究其原因，“尽管改革的阻力未必大于改革的动力，但阻力通常与权力、既得利益相连，破除起来极为困难”。这位学者说。只有民生福祉不断扩大，民众对改革的支持增强，改革的动力才能超越阻力。
除了“民生政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是本届政府累积发展动力和潜力的另一方面，其效果将在未来显现。但令人不能乐观的是，“这方面的进展不快”。经济学家张卓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这方面的问题，温总理在报告中并没有回避。他在坦承两项重要的环保指标(200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未能达标的原因时说：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重工业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仍然偏快，不少应该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还没有退出市场，一些地方和企业没有严格执行节能环保法规和标准等。
同时，总理还在报告中另两处坦承政府在民生工作和廉政工作方面的不足。足见报告的务实。
出现这些问题，既是体制改革不到位的结果，也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阻力。总理坦承这些问题，正是想向外界传达继续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决心。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0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与去年一样，被确定为8%。
这一留有余地的目标被认为是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留下更大的空间。
国家发改委在其报告中就此特别阐述说，近几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都在10%或略高一些，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适当留有余地，是向社会传递政府的调控意图，引导各方面切实把工作重点和注意力放到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质量效益上来，防止片面追求和盲目攀比速度，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改革需吸引一切先进成果
海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温家宝总理关于初级阶段历史任务的文章，已为当前的总体工作“定调”。
此前一段时期的社会讨论当中，姓“社”姓“资”被经常提起，在围绕《物权法(草案)》的讨论中尤为明显。
在这篇文章中，温总理特别提到，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赢得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的优势。
他在文章中说，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2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这表明，党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集体始终与第二代领导集体保持一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曾经提出“姓‘社’姓‘资’不争论”这一原则，“不管黑猫黄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
而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发展成就，正是不断学习世界先进发展经验的结果。毫无疑问，这种学习将会继续下去。
在今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撰文，明确提出中国要向北欧学习。一位中央党校教授告诉本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中国官员前往北欧取经，除了考察福利制度，亦在了解北欧社会民主党百余年来治理国家的经验，“二战以来，建立福利制度全球趋同”。
经济学家张卓元表示，“初级阶段”一直是中央的治国纲领，“翻翻十六大以来的纲领性文件，都没缺过这四个字”。